兴奋之后的思考：市场与官办之惑 | 写在女足晋级东京奥运之后

长吁一口气……兴奋之后，唠点感想。

中国女足已不宜再迟，速回到举国体制吧。资本办足球害了整整两代女足人，今日险些时隔八年再度无缘奥运会，惨痛现实实在足够受教了。

中国女足的所谓“市场化”是跟着男足的市场化亦步亦趋的，约在世纪之交启动，在1997年创立了女足超级联赛，看似红红火火，但其实直到2005年才首次收到冠名赞助。

1999年世界杯和2000年奥运会后，曾经雄极一时的中国“铿锵玫瑰”开始在市场化大潮里凋落，2004、2008年两届奥运会未能入围四强，其间甚至有0-8输给德国的黑历史。

而此后2007年本土世界杯之后彻底进入寒冬，2012年更是直接无缘奥运会，阿尔加夫杯仅获第9名，全国除了几个全运大省外，女足俱乐部的生存举步维艰。

而这被体制、被体委体育局们放手的十几年，足足耽误了两代女足人。影响的不仅是球员人口，也包括女子教练员人口和女子裁判人口。

这两年看似有点回温，其实也是有限填坑。

2015年时中国足协推行改革，将女足职业联赛分为女超和女甲，并推行升降级，这样的改制目的不过就是希望引来资本。

效果不能说没有，比如2015赛季女超首次获得全程冠名赞助（乐视超级手机），费用1200万/年，赞助时长五年。

有了钱，中国足协随即提高了女足队员和裁判员待遇，并对参加女超女甲的俱乐部进行补贴，客观上降低了俱乐部成本，包括乐视体育的全程直播也给女超带来了一定的关注度，也激发了一定的民间女足人口提升和资本推动留洋的试探（王霜属于典型案例）。

不仅是乐视，阿里巴巴也以支付宝为平台大力介入女足。

但是，这股跟着男足金元风暴而刮起的风能长久吗？进来的时候一个个都说得比唱得好听，但撤逃的时候爬得比跑得还快。

比如贾跃亭的乐视，给女足的千万赞助合同成了镜花水月，从2015年3月到2016年12月31日，仅维持了21个月。

2011年时，蔡振华曾召集全国重点发展省市召开全国足球发展会议，他提出要深化管办分离。

对此，时任江苏省体育局训练中心主任王伟中给出意见：“中国的体育是举国体制，中国的足球如果脱离举国体制是不能成功的。目前情况下，官商高度结合才有可能通过政府力量推动女足的普及和发展。”

当时的社会舆论是提倡女足也要走“市场结合的道路”，但王主任就认为“女足应该去充分参与市场，然而不可能以市场为主体。如果把女足全面推向市场，那么女足也就不要搞了。”

王主任的经验来自于那一年江苏省体育局足管中心恢复了江苏省内13所地级市业余体校，重新开始启动“官办足球”。

在此基础上，原江苏足管中心开始下到基层选拔，组建江苏省各级梯队，后续的战果斐然证明了江苏的成功：2013年江苏足球获全运会男子甲组第六名，2015年江苏足球获青运会男子甲组亚军，2017年江苏足球获全运会男子甲组第五名、乙组第四名。

包括后来的江苏女足对全国U系列金牌的包揽（最重量级的就是十二运冠军）和女超冠军的收入囊中，以及为国家队输送不止两批国脚（宋晓丽、张艳茹、翁新芝、周高萍、马君、曾莹、周霏霏、许燕露、杨丽、王丽思），都证明了江苏“官办足球”的可行。

甚至江苏职业男足也有获益，在2017赛季（已是苏宁时代）达到本土球员占比峰值——同时苏宁集团在2021年杀死江苏职业足球、解散江苏全部梯队的骇人行径，又从侧面反映了资本涉足足球的巨大潜在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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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层足球人口匮乏的当下，盲目将足球交给短视且追求快速变现的资本来运营，后患无穷。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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