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最高法、最高检刑事指导性案例要旨汇总（全）

最高法第1-16批刑事指导性案例要旨

最高法第1-16批刑事指导性案例要旨
编号及案件名称	裁判要旨及指导意义
指导案例3号 潘玉梅、陈宁受贿案	旨在为处理利用新形式、新手段受收贿赂的案件提供指导。国家工作人员以“合办”公司的名义获取“利润”，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经营管理的，或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的交易形式收受贿赂的，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受贿的，是否已实际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谋取到利益，以及因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受贿犯罪而退赃的，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这对于依法惩治受贿犯罪，有效查处新形势下出现的新类型受贿案件，推进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指导案例4号 王志才故意杀人案	旨在为判处死缓并限制减刑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提供指导。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对判处死缓的累犯和8种严重暴力性犯罪的死缓犯限制减刑制度，可以适用于2011年4月30日之前发生的犯罪行为；本案因恋爱、婚姻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被告人犯罪手段残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被告人具有坦白悔罪、积极赔偿等从轻处罚情节，同时被害人亲属要求严惩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性质、犯罪情节、危害后果和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及人身危险性，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同时决定限制减刑能够实现罪刑相适应的，依法可以判处死缓并限制减刑。这有利于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既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又进一步严格限制死刑，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指导案例11号 杨延虎等贪污案	旨在为处理新类型贪污案件提供指导。该案例进一步明确，认定此类型贪污罪，要考虑新形势下公共财产的新特点，利用职务上便利的新特点和行为人身份的新特点，不可只拘泥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传统观念。本案例说明，贪污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既包括利用本人职务上主管、管理公共财物的职务便利，也包括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作为贪污罪对象的“公共财物”，既包括动产，也包括不动产，并包括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既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也包括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属于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本质上属于刑法第382条第1款规定中的“公共财物”，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土地使用权的，应当认定为贪污罪。该指导案例解决了司法实践中处理此类型案件遇到的疑难问题，对于依法有效惩治新类型职务犯罪，推进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指导案例12号 李飞故意杀人案	旨在为正确适用死缓限制减刑提供指导。死缓限制是仅次于死刑立即执行的严厉刑罚，其适用对象是罪行极其严重，论罪本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因具有法定或酌定从宽处罚情节，判处死缓同时决定限制减刑可以罚当其罪的犯罪分子。对于因民间矛盾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被告人犯罪手段残忍，且系累犯，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被告人亲属主动协助公安机关将其抓捕归案，并积极赔偿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节，从尽量化解社会矛盾角度考虑，可以依法判处被告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时决定限制减刑。该案与4号指导性案例具有相同的指导意义。
指导案例13号 王召成等非法买卖、储存危险物质案	旨在为准确理解和适用刑法第125条第2款规定提供指导。该案例根据立法本意，明确了剧毒化学品氰化钠等属于刑法规定的毒害性物质，非法买卖毒害性物质并不需要兼有买进和卖出的行为，从而解决了司法实践中的认识分歧和争议，对于统一司法标准，依法惩治相关犯罪，促进危险化学品的依法安全生产、经营和管理，防范和遏制安全事故发生，防治环境污染，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指导案例14号 董某某、宋某某抢劫案	旨在为准确适用《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禁止令”提供指导。该案例明确了对判处管制或者宣告缓刑的未成年被告人，可以根据其犯罪的具体情况以及禁止事项与所犯罪行的关联程度，对其适用“禁止令”。对于未成年人因上网诱发犯罪的，可以禁止其在一定期限内进入网吧等特定场所。该案例针对未成年人因上网诱发侵犯财产犯罪的实际情况，对如何准确适用“禁止令”作出了示范性裁判，有利于矫正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预防重新犯罪。
指导案例27号 臧进泉等盗窃、诈骗案	旨在明确划分利用网络进行盗窃与诈骗的界限。行为人利用信息网络，诱骗他人点击虚假链接而实际通过预先植入的计算机程序窃取财物构成犯罪的，以盗窃罪定罪处罚；虚构可供交易的商品或者服务，欺骗他人点击付款链接而骗取财物构成犯罪的，以诈骗罪定罪处罚。该案对于审理网络钓鱼类案件具有指导意义。
指导案例28号 胡克金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旨在为刑法修正案新设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案件的办理提供指导。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单位或者个人（包工头），违法用工且拒不支付劳动者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应当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追究刑事责任。即使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在刑事立案前为其垫付了劳动报酬的，也不影响追究该用工单位或者个人（包工头）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刑事责任。该案对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具有明显的价值和意义。
指导案例32号 张纪伟、金鑫危险驾驶案	旨在明确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规定的“追逐竞驶”和“情节恶劣”的认定问题。机动车驾驶人员出于竞技、追求刺激、斗气或者其他动机，在道路上曲折穿行、快速追赶行驶的，属于“追逐竞驶”；追逐竞驶虽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但综合考虑超过限速、闯红灯、强行超车、抗拒交通执法等严重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足以威胁他人生命、财产安全的，属于危险驾驶罪中“情节恶劣”的情形。 该指导案例能够统一类似案件的裁判尺度，在社会公众中倡导自觉遵守交通秩序的良好风尚，并警示人们不能将公共道路作为赛车场、竞技场，任意突破危害公共安全的法律底线。
指导案例61号 马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	旨在明确对刑法有关援引法定刑规定的理解。该案例从立法目的、法条文意和立法技术方面，充分论证了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规定的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援引法定刑的情形，是对同条第一款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全部法定刑的引用，即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应有“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两种情形和两个量刑档次。
指导案例62号 王新明合同诈骗案	旨在进一步明确犯罪既遂与未遂并存情况下的量刑规则。该案例论证了在数额犯中，当犯罪既遂与未遂情况并存时，应当先决定对未遂部分是否减轻处罚，确定未遂部分对应的法定刑幅度，再与既遂部分对应的法定刑幅度进行比较，之后再按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确定最终应判处的刑罚。即选择适用处罚较重的法定刑幅度，并酌情从重处罚；二者在同一量刑幅度的，以犯罪既遂酌情从重处罚。
指导案例63号 徐加富强制医疗案	旨在明确对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的“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审查判断要素和方法问题。该案例指出，应当从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所患精神病的种类、症状，案件审理时其病情是否已经好转，以及其家属或者监护人有无严加看管和自行送医治疗的意愿和能力等情况予以判定。必要时，可以委托相关机构或者专家进行评估。

指导案例71号毛建文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	旨在明确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时间从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时起算。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应当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追究刑事责任。该指导案例从刑法及其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相关规定出发，统一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中拒不执行行为的时间起算点，符合立法原意和立法目的，可以有效地促使义务人在判决、裁定生效后即迫于刑罚的威慑力而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从而形成尊重司法裁判权威的良好氛围，维护生效裁判威严，有效缓解“执行难”。
指导案例87号郭明升、郭明锋、孙淑标假冒注册商标案	旨在明确假冒注册商标犯罪中，对于非法经营数额、违法所得数额，应当综合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网络销售电子数据、被告人银行账户往来记录、送货单、快递公司电脑系统记录、被告人等所作记账等证据认定。被告人辩解称网络销售记录存在刷信誉的不真实交易，但无证据证实的，对其辩解不予采纳。该案例对于此类案件证据如何认定，打消犯罪分子企图通过辩解称网络销售记录存在刷信誉的情况以否认非法经营数额和非法所得的目的，具有积极的意义。

最高检第1-7批刑事指导性案例要旨

最高检第1-7批刑事指导性案例要旨
编号及案件名称	裁判要旨
指导案例1号 施某等17人聚众斗殴案	检察机关办理群体性事件引发的犯罪案件，要从促进社会矛盾化解的角度，深入了解案件背后的各种复杂因素，依法慎重处理，积极参与调处矛盾纠纷，以促进社会和谐，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指导案例2号 忻某绑架案	对于死刑案件的抗诉，要正确把握适用死刑的条件，严格证明标准，依法履行刑事审判法律监督职责。
指导案例3号 林某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案	司法工作人员收受贿赂，对不符合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予以减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指导案例4号 崔某环境监管失职案	实践中，一些国有公司、企业和事业单位经合法授权从事具体的管理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工作，拥有一定管理公共事务和社会事务的职权，这些实际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公司、企业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符合渎职罪主体要求;对其实施渎职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关于渎职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指导案例5号 陈某、林某、李甲滥用职权案	随着我国城镇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逐步深入推进，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协助人民政府管理社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实践中，对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时，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关于渎职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指导案例6号 罗甲、罗乙、朱某、罗丙滥用职权案	根据刑法规定，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实践中，对滥用职权“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应当依法认定为“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指导案例7号 胡某、郑某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案	诉讼监督，是人民检察院依法履行法律监督的重要内容。实践中，检察机关和办案人员应当坚持办案与监督并重，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的工作机制，善于在办案中发现各种职务犯罪线索;对于行政执法人员徇私舞弊，不移送有关刑事案件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指导案例8号 杨某玩忽职守、徇私枉法、受贿案	本案要旨有两点:一是渎职犯罪因果关系的认定。如果负有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没有认真履行其监管职责，从而未能有效防止危害结果发生，那么，这些对危害结果具有“原因力”的渎职行为，应认定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二是渎职犯罪同时受贿的处罚原则。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渎职犯罪并收受贿赂，同时构成受贿罪的，除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有特别规定的外，以渎职犯罪和受贿罪数罪并罚。
指导案例9号 李泽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案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是选择性罪名。编造恐怖信息以后向特定对象散布，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构成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编造恐怖信息以后向不特定对象散布，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对于实施数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行为的，不实行数罪并罚，但应当将其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指导案例10号 卫学臣编造虚假恐怖信息案	关于编造虚假恐怖信息造成“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认定，应当结合行为对正常的工作、生产、生活、经营、教学、科研等秩序的影响程度、对公众造成的恐慌程度以及处置情况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对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威胁民航安全，引起公众恐慌，或者致使航班无法正常起降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指导案例11号 袁才彦编造虚假恐怖信息案	对于编造虚假恐怖信息造成有关部门实施人员疏散，引起公众极度恐慌的，或者致使相关单位无法正常营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应当认定为“造成严重后果”。以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的方式，实施敲诈勒索等其他犯罪的，应当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情况，择一重罪处断。
指导案例12号 柳立国等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明知对方是食用油经销者，仍将用餐厨废弃油（俗称“地沟油”）加工而成的劣质油脂销售给对方，导致劣质油脂流入食用油市场供人食用的，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明知油脂经销者向饲料生产企业和药品生产企业等单位销售豆油等食用油，仍将用餐厨废弃油加工而成的劣质油脂销售给对方，导致劣质油脂流向饲料生产企业和药品生产企业等单位的，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指导案例13号 徐孝伦等人生产、销售有害食品案	在食品加工过程中，使用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加工食品并出售的，应当认定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明知是他人使用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加工出的食品仍然购买并出售的，应当认定为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指导案例14号 孙建亮等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明知盐酸克伦特罗（俗称“瘦肉精”）是国家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而用以养殖供人食用的动物并出售的，应当认定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明知盐酸克伦特罗是国家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而买卖和代买盐酸克伦特罗片，供他人用以养殖供人食用的动物的，应当认定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共犯。

指导案例15号 胡林贵等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行贿；骆梅等人销售伪劣产品；朱伟全等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黎达文等人受贿，食品监管渎职案	施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为逃避查处向负有食品安全监管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应当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行贿罪实行数罪并罚。 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向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犯罪分子通风报信，帮助逃避处罚的，应当认定为食品监管渎职罪；在渎职过程中受贿的，应当以食品监管渎职罪和受贿罪实行数罪并罚。
指导案例16号 赛跃、韩成武受贿、食品监管渎职案	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认定为食品监管渎职罪。在渎职过程中受贿的，应当以食品监管渎职罪和受贿罪实行数罪并罚。
指导案例17号 陈邓昌抢劫、盗窃，付志强盗窃案	1．对于入户盗窃，因被发现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入户抢劫”。2．在人民法院宣告判决前，人民检察院发现被告人有遗漏的罪行可以一并起诉和审理的，可以补充起诉。3．人民检察院认为同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重罪轻判，适用刑罚明显不当的，应当提出抗诉。
指导案例18号 郭明先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	死刑依法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绑架、爆炸等涉黑、涉恐、涉暴刑事案件中罪行极其严重，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严重危害公民生命权，或者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被告人，依法应当判处死刑，人民法院未判处死刑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提出抗。
指导案例19号 张某、沈某某等七人抢劫案	1．办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一般应当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案起诉，但对于未成年人系犯罪集团的组织者或者其他共同犯罪中的主犯，或者具有其他不宜分案起诉情形的，可以不分案起诉。2．办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应当根据未成年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综合考量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属于初犯、偶犯、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3．未成年人犯罪不构成累犯。
指导案例20号 马世龙(抢劫)核准追诉案	故意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爆炸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经过二十年追诉期限，仍然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被害方、案发地群众、基层组织等强烈要求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不追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或者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对犯罪嫌疑人应当追诉。
指导案例21号 丁国山等(故意伤害)核准追诉案	涉嫌犯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并且犯罪后积极逃避侦查，经过二十年追诉期限，犯罪嫌疑人没有明显悔罪表现，也未通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获得被害方谅解，犯罪造成的社会影响没有消失，不追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或者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对犯罪嫌疑人应当追诉。
指导案例22号 杨菊云(故意杀人)不核准追诉案	1.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经过二十年追诉期限，犯罪嫌疑人没有再犯罪危险性，被害人及其家属对犯罪嫌疑人表示谅解，不追诉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恢复正常社会秩序，同时不会影响社会稳定或者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对犯罪嫌疑人可以不再追诉。 2.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案件，侦查机关在核准之前可以依法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侦查机关报请核准追诉并提请逮捕犯罪嫌疑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必须追诉而且符合法定逮捕条件的，可以依法批准逮捕。
指导案例23号 蔡金星、陈国辉等(抢劫)不核准追诉案	1.涉嫌犯罪已过二十年追诉期限，犯罪嫌疑人没有再犯罪危险性，并且通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方式积极消除犯罪影响，被害方对犯罪嫌疑人表示谅解，犯罪破坏的社会秩序明显恢复，不追诉不会影响社会稳定或者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对犯罪嫌疑人可以不再追诉。 2.1997年9月30日以前实施的共同犯罪，已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限制。司法机关在追诉期限内未发现或者未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应当受追诉期限限制;涉嫌犯罪应当适用的法定量刑幅度的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犯罪行为发生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指导案例24号 马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	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为援引法定刑的情形，应当是对第一款法定刑的全部援引。其中，“情节严重”是入罪标准，在处罚上应当依照本条第一款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全部法定刑处罚，即区分不同情形分别依照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两个量刑档次处罚。
指导案例25号 于英生申诉案	坚守防止冤假错案底线，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方面。检察机关既要依法监督纠正确有错误的生效刑事裁判，又要注意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等环节 有效发挥监督制约作用，努力从源头上防止冤假错案发生。在监督纠正冤错案件方面，要严格把握纠错标准，对于被告人供述反复，有罪供述前后矛盾，且有罪供述 的关键情节与其他在案证据存在无法排除的重大矛盾，不能排除有其他人作案可能的，应当依法进行监督。
指导案例26号 陈满申诉案	证据是刑事诉讼的基石，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证据未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对于在案发现场提取的物证等实物证据，未经鉴定，且在诉讼过程中丢失或者毁灭，无法在庭审中出示、质证，有罪供述的主要情节又得不到其他证据印证，而原审裁判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依法进行监督。
指导案例27号 王玉雷不批准逮捕案	检察机关办理审查逮捕案件，要严格坚持证据合法性原则，既要善于发现非法证据，又要坚决排除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排除后，其他在案证据不能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应当依法对犯罪嫌疑人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要加强对审查逮捕案件的跟踪监督，引导侦查机关全面及时收集证据，促进侦查活动依法规范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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