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 捷 陈 龙：科学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体系结构
经济日报论苑今日继续推出“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征文选登专栏，整版刊发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孟捷、陈龙的文章《科学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体系结构》，以飨读者。
孟 捷 陈 龙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成功驾驭了我国经济发展大局，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
本文试从道路—价值论、阶段—制度论和理念—政策论的视角，研究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体系结构。
道路—价值论解释了为什么要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为什么要以人民为中心等问题；阶段—制度论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什么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体系等问题；理念—政策论解释了为什么要用新发展理念指导经济社会发展、如何构建新发展格局等问题。
上述三个层次理论的关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逻辑，构成了一个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道路—价值论解释了为什么要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为什么要以人民为中心等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都是在探索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取得的。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多次指出，中国革命的根本目的在于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以解放生产力。他提出，“政治、军事的力量，是为着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目的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依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变革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以发展生产力。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在这里，通过对两种革命的界分，重申了变革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还强调，只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实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如他所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连续性问题，“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也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旗帜。”只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更加突出了通过不间断地深化改革开放以持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道路的选择界定了前进的方向和具体路径，同时也界定了党的使命。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社会稳定”。这意味着，推动当代中国的国家形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构成了我们党在不同阶段的三重历史使命。
道路的选择界定了特定历史条件下人民的概念以及党和人民的关系，进而形成了“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等基本价值理念。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在复杂的历史形势下，我们党不仅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还代表着更为广泛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在发表于1949年6月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毛泽东提出人民的概念，涵盖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1957年，毛泽东撰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
进入新时代，人民概念的内涵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并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确立了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他同时强调：“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这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坚定前行。
道路的选择派生出阶段的界分。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阶段—制度论，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什么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体系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
新发展阶段不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是促进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过渡的历史阶段。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跃上了新的大台阶，这为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了雄厚物质基础。新发展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
对新发展阶段的判定，是以对该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为前提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认识体现了我们党对当今中国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科学判断，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大创新。
进入新发展阶段这一重大战略判断，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和战略任务。一方面，这一重大战略判断坚持了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的论断。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另一方面，这一重大战略判断表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
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一科学制度体系中，一项根本制度就是党的领导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习近平经济思想，突出强调，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这是由党的领导制度的统领地位决定的。
改革开放后，通过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我国逐步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新时代如何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作了新的探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这一重要论断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作出的新概括，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创新和发展，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是党的领导制度这一根本领导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具体表现。党的领导制度与基本经济制度是有机结合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有三项构成，其中每一项都呈现为“二元结构”，即公有制和非公有制、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这种“二元结构”展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通往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所具有的特点。一方面，公有制、按劳分配、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体现了我们党所追求的价值和目标，规定了制度的性质和制度变迁的方向；另一方面，非公有制、按要素分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尊重了客观经济规律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同时，基本经济制度的这种“二元结构”也表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着两种协调经济和配置资源的方式，一方面是市场价格机制，另一方面是政府的作用，即党领导下的国家经济治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创造性地阐释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同样也创造性地界定了经济和政治、市场和政府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与政治是相互嵌入、相互融合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在一个国家的各种制度中，政治制度处于关键环节。”上层建筑的这种决定性反作用尤其体现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上，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集体利益、集体目标，从而使“集中力量办大事”得以实现。
习近平经济思想在叙述逻辑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从抽象到具体的关系。这意味着：第一，在叙述过程中较晚呈现的理论，是更为具体的理论，它将此前的理论涵摄于内；第二，从抽象到具体的最终目标，是生动的社会实践，在此意义上，习近平经济思想不仅是理论，而且必然转化为治国理政的实践，体现为实践的一部分。理念—政策论解释了为什么要用新发展理念指导经济社会发展、如何构建新发展格局等问题。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作为一个整体，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成功驾驭了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一思想，是5年来我们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性概括，是党和国家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必须长期坚持、不断丰富发展，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产生更深刻、更广泛的历史性变革。”
新发展理念是理念—政策论的核心。从叙述逻辑的角度看，新发展理念在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如下特点。
第一，新发展理念以道路—价值论和阶段—制度论为前提，集中反映了这两个理论的内容，是对这些理论内容的提炼和升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
第二，新发展理念面向治国理政的实践，是管全局、管根本、管长远的，具有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其自身结构也反映了人类社会实践将目的—价值与手段—路径相结合的特点，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
第三，新发展理念作为理念—政策论的核心，是沟通道路—价值论、阶段—制度论与治国理政实践的中介。在此意义上，新发展理念事实上处于理论转化为实践、实践升华为理论的过渡点上，是实践中的理论和不断被反思的实践。
新发展理念与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是水乳交融的关系，生动地体现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各项决策中。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抉择，也是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正是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践当中，新发展理念获得了全面的运用、检验和深化。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深化改革的主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我国发展现阶段，畅通经济循环最主要的任务是供给侧有效畅通，有效供给能力强可以穿透循环堵点、消除瓶颈制约，可以创造就业和提供收入，从而形成需求能力。因此，我们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关于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他还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出现了变化，特别是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出现了变化。劳动力成本在逐步上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达到了瓶颈，旧的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已经难以持续，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全面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更强调自主创新。因此，在‘十四五’规划《建议》中，第一条重大举措就是科技创新，第二条就是突破产业瓶颈。”在这些论述里，新发展理念的内容都已转化为应对我国经济建设中各种复杂矛盾的具体的政策实践。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一个内容丰富、结构分明的整体，涵盖了道路—价值论、阶段—制度论、理念—政策论三个不同层次的理论内容。这三个层次的理论体现由抽象到具体的叙述逻辑，层层递进，最终趋向于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这一最为生动鲜活的具体。
理论引导实践，理论也来自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实践告诉我们，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进程，发展环境不会一成不变，发展条件不会一成不变，发展理念自然也不会一成不变。”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实践上升为理论、理论引导并融汇于实践的交替往复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习近平经济思想为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注入了巨大的精神力量。
毛泽东曾说过，“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如果我们将这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诠释为不断发展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类似的论断也依然是适用的。
习近平经济思想既有鲜明的时代性，也是面向未来的开放的理论体系，两者统一在变革世界的实践当中。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一系列具有政治哲学品格的论断，与冷战结束后流行于西方的“历史终结论”形成了鲜明对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国的实践向世界说明了一个道理：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可以说，我们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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