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 地：协调发展是评价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准和尺度
经济日报论苑今日继续推出“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征文选登专栏，整版刊发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谢地的文章《协调发展是评价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准和尺度》，以飨读者。
谢 地
任何事物都存在复杂矛盾，经济发展过程更是如此。协调经济生活中的各种复杂矛盾、实现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目标。在社会经济复杂的矛盾运动中，实现协调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的理论主张，中国共产党人对此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实际出发，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等一系列新理念、新论断、新战略，体现了我们党对协调发展认识的不断深化，逐步形成了协调发展的科学理论，并成为衡量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尺。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在构想未来社会更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过程中，曾提出了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有序运行、协调发展的可能路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规律。这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协调发展问题的一种前瞻性思考。
马克思发现，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资本主义，一方面赋予了市场经济前所未有的巨大活力和创造力，同时也带来了市场经济的空前弊端和破坏力。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集中表现在劳动资本对立、贫富两极分化、生产相对过剩、发展盲目性、经济虚拟化、生态危机、世界市场扭曲等许多方面。但最大的弊端，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
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扩大了这一基本矛盾，并集中表现为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也使得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要求只能通过同一行业内部以及不同行业之间的盲目竞争，即“试错——改错”循环的方式来实现，并使生产相对过剩成为经济运行的常态，而从“错配”到“正配”，背后起作用的主要是市场机制自发调节。据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设想“未来社会”应该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
马克思认为，在未来社会，人们将结成“自由人的联合体”，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将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而在这个所谓的自由人联合体中，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比例。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恩格斯则认为，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的有用的性质是如何不同，从一开始就直接成为社会劳动。那时，一个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经过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用它们自然的、最恰当的、绝对的尺度——时间来表现这些劳动量。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由于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的发展处在人们直接的控制之下，因此，整个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都是简单明了的。
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境下，面对复杂的社会经济矛盾，从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入手进行协调的必要性是客观存在的。总的来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来化解是消极的协调，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按比例分配劳动则是积极的协调。
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一穷二白的现状，如何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即有效地配置资源）、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是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课题。由于缺乏经验，通过借鉴前苏联的发展模式，我国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对于加快工业化进程、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但随着时间推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暴露出一系列弊病。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提出要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推动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宝贵思想，如：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工业协调发展；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注意综合平衡；要实行中央与地方并举，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要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促进共同发展；要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使各方各得其所；建设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等等。这些观点，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又紧密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协调发展的宝贵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党对协调发展的理论探索与政策实践是在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展开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改革的路径设计符合实际。立足当时中国的发展实际，我们采取了渐进式改革的方式，主要采取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整体协调与局部改革相结合、双轨过渡与增量先行相结合、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推进相结合、改革与开放相结合、目标与过程相结合等举措，走出一条成功的转型之路。
二是关于效率和公平的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问题，指出“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之后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报告都对处理好效率和公平关系进行了重要论述和部署。经过渐进式的调整，效率和公平关系逐步厘清，收入分配制度渐趋合理。
三是关于协调发展的论述和措施更为丰富。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日渐突出，不平衡、不全面、不可持续问题不断积累。从这一阶段性特征出发，党中央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改革措施，关于协调发展的论述和措施更为丰富。
在总结历史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在带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了许多关于协调发展的理念和战略。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统筹兼顾、学会“弹钢琴”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他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同志运用普遍联系观点阐述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典范。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针对新时期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在改革开放不同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系列“两手抓”的战略方针。江泽民同志提出了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处理好12个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胡锦涛同志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后来我们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等。这些都体现了对协调发展认识的不断深化，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在解决我国发展问题上的方法论意义。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相应地，我国经济也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
其中，创新成为第一动力，是指坚持创新发展，不断推动技术、产品、质量、管理和体制的创新，才能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优质产品，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不断升级的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需要，增强发展的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即坚持协调发展，统筹兼顾、协调各方，才能实现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动态平衡，提升经济运行整体效率，增强发展的协调性；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即坚持绿色发展，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调统一，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即坚持开放发展，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才能提高内外发展的联动性，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发展中国，造福世界，增强发展的包容性；共享成为根本目的，即坚持共享发展，才能把提高效率同促进公平相结合，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增强发展的公平性。
之所以说协调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内生特点和衡量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准，是因为协调发展彰显了发展的规律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协调是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一个行业在其特定发展时期既有发展优势、也存在制约因素，在发展思路上既要着力破解难题、补齐短板，又要考虑巩固和厚植原有优势，两方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才能实现高水平发展”“协调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强调协调发展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更注重发展机会公平、更注重资源配置均衡”“协调是发展短板和潜力的统一”“协调发展，就要找出短板，在补齐短板上多用力，通过补齐短板挖掘发展潜力、增强发展后劲”“从当前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突出问题出发，我们要着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
之所以说协调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内生特点和衡量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准，还因为协调发展在新发展理念的“天平”中起着重要的“砝码”作用。如果说，新发展理念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指挥棒、红绿灯，协调发展就是衡量高质量发展的一把尺子。事实上，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过程中，其各个组成部分的实践形态都与协调发展息息相关。比如，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创新链、产业链、政策链相互交织、相互支撑，改革只在一个环节或几个环节搞是不够的，必须全面部署，并坚定不移推进，科技创新、制度创新要协同发挥作用，两个轮子一起转。再比如，绿色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也就是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重在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再看开放发展，一方面，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另一方面，开放发展的核心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的问题，即协调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关系，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实现高质量发展。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核心问题是把不断做大的“蛋糕”分好，协调好“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关系，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更充分体现，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出一系列关于协调发展的新思想、新论断，为新时代推进协调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是协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要坚持“五位一体”，即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相协调。
二是协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战略布局。要坚持“四个全面”，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
三是协调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要坚持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以及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使我国经济行稳致远。
四是协调城乡关系。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推进城乡一体化，是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五是协调国内、国际循环的关系。鉴于大进大出的环境条件已经变化，必须根据新的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和先手棋，是新发展阶段要着力推动完成的重大历史任务，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大举措。在这一过程中，不能只讲前半句，片面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主张在对外开放上进行大幅度收缩；也不能只讲后半句，片面强调“国内国际双循环”，不顾国际格局和形势变化，固守“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旧思路。
六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题。
七是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不是全部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要把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起来，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
八是协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
九是协调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的关系。实践证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有机的、相互渗透的。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做到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同时，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
十是协调强国和强军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一方面，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已经成为位居世界第二位的经济体，具备了在更好的基础、更高的水平上推进军民融合的条件；另一方面，国际形势波诡云谲，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竞争态势更加复杂，如何在强国的同时实现强军，在强军的过程中进一步强国，是新时代军民融合发展的新课题。要加快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步伐，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
十一是协调发展与安全的关系。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这两件大事，关系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宏伟目标。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任何一个领域出现安全隐患，都有可能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甚至影响到国家根本利益。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上，破解突出矛盾和问题，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归根到底要靠发展。要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
十二是协调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二者相互依存、互为条件。没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现，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没有供给，需求就无法满足，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畅通经济循环最主要的任务是供给侧有效畅通，有效供给能力强可以穿透循环堵点、消除瓶颈制约，可以创造就业和提供收入，从而形成需求能力”，因此，“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而“扩大内需并不是应对金融风险和外部冲击的一时之策，也不是要搞大水漫灌，更不是只加大政府投入力度，而是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释放内需潜力，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强需求侧管理，扩大居民消费，提升消费层次，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
十三是协调区域发展。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不能简单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水平，而是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要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支撑体系。
十四是协调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金融与实体经济是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实体经济是金融发展的根基，脱离实体经济的支撑，金融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金融则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没有金融“血液”的滋养，实体经济就会死气沉沉、了无生机。只有金融与实体经济相辅相成、互促共进，国民经济才能持续健康发展。金融工作要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
十五是协调短期与长期的关系。不能把宏观调控仅仅视为一种短期行为并以熨平市场的短期波动为主要目的，要善于“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但也不能忽略宏观调控的短期调控效应，因为现实中并不存在“绕过短期、直达长期”的办法，经济运行只能是由一个又一个短期接续起来的结果。若干短期的接续过程就构成了“长期”。每个短期波动都会构成影响长期发展态势的因素。宏观调控必须实现短期调控与长期调控的协调统一。
（作者系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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