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名篇 | 由包定诗词证《就义诗》非其遗作
1928年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了被称作“浙江红旗第一飘”的“亭旁暴动”。包定就是暴动的组织者和总指挥。暴动被镇压后他潜隐天台继续地下工作，接任中共天台县委书记。转年3月赴杭州向浙江省委汇报请示工作时被捕，1930年6月22日于国民党杭州陆军监狱就义，时年30岁。
有一首被传为包定烈士临刑之前的诗作，共四句：
碧血洒芳草，正气壮山河。
笑看刀光闪，高唱国际歌。
1985年10月政协三门县委员会编印的《包定诗词抄》、1988年中共三门县委、三门县人民政府编印的《亭旁起义》和1992年3月中共三门县委和县关工委编印的《亭旁起义史略》，涉及包定烈士牺牲事迹介绍时，均将此诗记述为包定牺牲前所作诗。此三书是改革开放之后官方关于亭旁暴动的最早的介绍书籍，应该与其影响有关，该诗就以包定的《就义诗》之名而广泛流传。现在上网查阅包定事迹，到处可见将该诗系于包定名下。
该诗是否包定本人所作，在烈士故乡三门县文史界其实一直存在不同见解。但持论者主要只是就有关诗作来历的角度推断（据有关回忆文章），虽然有人注意到了该诗水平问题，却未作深入的考察研究。
如果包定是一个读书不多、文化不高或基本不写诗的人，该诗是否包定所作的问题可以忽略。因为该诗描写了一个革命志士面对敌人屠刀高唱国际歌、英勇赴死的壮烈景象，与包定在狱中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不屈斗争，直至被处以极刑，有着“本质”上的一致。但问题在于包定恰恰是个专业化程度很高的诗人。他在20岁之前就经常写诗，一直延续到29岁即牺牲前一年；他抄录有自己的诗词手稿，在手稿上又留下了许多抄录之后再修改的痕迹；在手稿前还有《自序》一篇，显然有结集面世的打算。2009年笔者搜集、编注的《包定诗词注析》（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中，收有烈士遗作诗220首，词31阕、曲7支；体裁涵盖了五言、七言律诗，五言、七言古风，词牌22种，曲1套。
这一些说明，包定对诗词创作极其酷爱，而且高度重视自己的作品。他不是偶然“玩玩”诗的文人，而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正式的诗人。这样，《就义诗》的真伪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把不是他的诗按到他的头上，就是对烈士的不尊重。如果该诗在文学上又偏偏是“差”的诗，那么不管出发点如何善意，其客观上也就是对英灵的侮辱。烈士如果地下有知，肯定也很难过。
为此，本文以包定诗词实际创作情况为依据，对《就义诗》非包定之作的观点作一论证。
一、口吻不像烈士临刑自述，而像旁观者描述
这一点只要深入一点品味，不必懂诗也可明白。“碧血洒芳草”是牺牲前的烈士自己看不见的，因为这里的血洒就是死的意思。“笑看刀光闪”的“笑看”表情也不是作者自己看得见的，因为刀光一闪即人头落地。这几种情形都只有旁人看得见，明显是第三者的口吻，这是一。其二，若是自作，写自己看不见的自我容貌之类，是文学描写上典型的错误用笔，只有还没有入门的学习者才会出现这种描写。其三，说自己“正气”的力量能够“壮山河”，也明显存在自吹之嫌。请注意，文天祥也在被羁押中写过《正气歌》，但他的表达角度是对“正气”的讴歌，而不是讴歌“自己”有正气、自己的正气如何如何；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表现角度。前述三点均存在文学表现上的严重不当（严格意义上是错误），只有文学水平很差的人才会出现这种问题；而包定遗作中尽管也有水平一般的作品，但绝不存在这种拙劣。
而只要设为旁人所写，这些问题则全不存在，旁人可以看到（或设想到）烈士临刑之前的“笑看刀光闪”“高唱国际歌”，看到被杀害之后的“碧血洒芳草”，而“正气”“壮山河”则是对烈士的赞美。
二、文学水平与包定差距太大
撇开作者是谁不论，该诗作为诗的文学水平是很低下的。除了“碧血”、“芳草”两词稍有修饰，“正气壮山河”用了点夸张手法之外，四句诗全是十分“直白”的“大白话”；没有一点“言外之意”，严重缺乏诗意。深入分析这一问题的形成原因又能认识到，是因为只就烈士临刑的“外部现象”进行描述，而没有深入烈士内心世界。换言之，该诗没有站立在烈士的立场上，去做临刑时的内心抒发（这其实也是上一点所说的口吻不像的依据）。
包定遗作说明，他作诗的基本功很好。他作五绝很少，但照样显示了他扎实的“诗功”。我们举几例来对照一下：
王孙离舍去，满目草萋萋。
惆怅篱边立，风声鸟语稀。
此诗题为《送幽人返山》，但起笔就点明返山去的幽人是“王孙”。幽人是和尚、道士还是流亡的韩信张良一般的志士？王孙又何以成为山居幽人？诗人略去这一切不予言说，只抓住幽人离去时的草木变色、风鸟噤声的景象来刻画，草色、风声、鸟语全部染上了强烈的主观情感色彩，使得景象很好地化作了诗的“意象”。该诗以题文对举来造成送别对象的身份巨大落差，又聚焦于送别的凄怆意象的营造，从而使得“事的空白”化作了艺术想象的有意“留白”。似乎也是平白地描述，但短短20字造成了诗歌内涵的巨大张力，作诗之法非常高妙。
再如《晚闻钟声欲寻禅寺》：
万壑一声钟，余音绕古松。
欲寻方外路，恨在有无中。
四句诗似乎句句是实写“晚闻钟声，欲寻禅寺”，只因为“路”具有双关含义，加上结句的一“恨”，全诗就忽然跃上了句句是写意的一种境界：“万壑一声钟，余音绕古松”就变成了对佛教悠久、广大的历史影响的一种描摹和慨叹；“方外路”就变成了人们追求的成仙成佛之路；“恨在有无中”之“恨”，就具有了深邃复杂的思想和情感的内涵。短短20字，句句也都非常自然平白，却字字浸透了诗人的思绪和情感，具有令人品味不尽的诗的意蕴和魅力。
包定诗词里有大量的抒怀之作，无论是直抒胸臆的还是拟代式（虚拟一个主角）的篇什，都极具特定情景下作者（或其他主人公）的口吻特点。绝句十分讲究语句自然而诗意深长，使有限的文字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这正是包定诗词创作功力扎实的重要表现。
而《就义诗》不但口吻不自然，诗句之间也明显缺乏开合，在一个平面上铺排，因此毫无内蕴和张力；第一、二句与第三、四句含义上显得重复，因而全诗就存在明显的“凑合”感觉。从文学水平看不是只比包定差一点，而是根本不可比较，存在天壤之别。
三、体裁不符包定诗词创作习惯
《就义诗》的平仄实际为：仄仄仄平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仄仄仄平。完全不合律诗格律，体裁上只能归为五言古绝。而这样问题就来了——
包定绝句长在七言，遗作中有七绝69题97首，占其全部诗（221首）的近44%。而五言仅13首，占比不到5%。包定很少作五绝。这在写格律诗的人是很好理解的，因为五言字数最少，写作有特定难度；而包定的专注在七言，五绝自然就会写得少。
再从古风角度看，包定作古风也很少，在221首遗作中七古仅13题（首），五古仅9题11首。11首里面又多是10句—30句的长诗，作为四句的五言古绝仅《落花》一首。也就是说，象《就义诗》这样的五言古风，在其遗作中仅出现过1/221，是极其稀罕的偶然现象。
如果说是临刑之前口占，就更加说不通。包定遗作中标为“口占”的有5首，四首七绝，一首五绝，没有一首古绝。口占作诗时间短，诗人怎么可能在自己临死之前，偏偏拿自己最不熟悉的五言、又从来没有口占过的五古体裁，去口占作诗呢？
五言、古风、口占，该诗体裁上的这三点也全部指向一个可能：不是包定之作。
四、仓促口占之说不符诗人作诗情理
前面已经述及，包定生前精心抄录自己的诗作，作了《自序》，还不断修改已经抄录的作品。在亭旁暴动后被通缉的日子里，包定仍然坚持作诗（见七律《赤城山晚眺》）。这一些都充分说明他对诗词创作的酷爱、执着和十分严谨的创作态度。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包定在狱中如果预先知道要被杀害，他又想作诗别世的话，他就会找时间很认真地去作，作出反映他水平的诗来；而如果是突然被杀害，时间仓促了，他就不会去草率地作——因为他懂诗、爱诗、看重诗，不会不顾诗的质量而随便出口。退一万步，他即便会去仓促口占，也只会去做他熟悉、习惯的七绝，而不会去作五言古绝。所以“仓促口占”导致水平低之说，仅从情理上看也是绝难成立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就义诗》绝非包定所作。很可能是包定烈士牺牲之后，同狱同志用以纪念赞美包定的诗句，辗转误传为其本人所作。也不排除有同志出于好意或宣传需要，自己写了这么四句而说是烈士所作。旁观者的口吻和缺乏诗词文学水平的种种问题就由此而来。
后人把此诗系于包定名下有可以理解的成分。一是因为人们纪念包定都是从革命烈士角度出发的，而该诗末句的“高唱《国际歌》”明白地点出了烈士的政治理想和信仰，所以很适合于引用。二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前的极“左”政治，在文化领域塑造了“模式化”的革命先烈形象，其特点就是临刑之时都是慷慨激昂的。这造成了人们心理上的接受习惯，觉得这样最像先烈，于是也就对这首诗特别容易感兴趣。但我们知道，并非所有革命先烈直面牺牲时，都把坚定、无畏表现为慷慨激昂的外在姿态或言辞。因为这与性格脾气有关；越有文化、个性越沉稳理性的人，就越少激昂的时候。
根据笔者对亭旁暴动的研究，包定在暴动之前就对失败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他是以舍身担当的精神领导暴动的，他时刻准备着牺牲。有文化、有思想、有信仰、勇于牺牲，这是包定区别于许多底层工农出身、无文化的革命战士的地方。他在亭旁暴动中之所以担任总指挥，暴动被镇压之后之所以会接任天台县委书记，应该都与这一点有关系。而《就义诗》在文学上的低水平，客观上遮蔽和损害了他作为一个有知识的革命烈士的真面目。
今天，不深究先烈事迹的人们，时常有人还把包定误解为一个无文化的“斗士”。因此否定《就义诗》为包定诗，于烈士形象不但无损，反而有益，非常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