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名篇 | 解读父亲（5篇，总14-18篇）
题记
父亲去世十年了，想写一写父亲的心愿也在心中郁结了十年。送走父亲之初，三天两头想写，可一次次坐到案前，稍一静心就悲情汹涌，无法走笔。最后决定还是多过些日子之后再写。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悲痛的沉淀，哀思渐渐转为对父亲其人的客观分析和思考后，我却发现，自己对父亲生平竟是非常地缺乏了解！
我自以为是很有孝心的一个人，可了解是理解的基础，不了解何来理解？不理解又何来所谓的孝？这一发现使我很难过！于是，带着自责、负疚的心情，我反复翻阅父亲留下的日记，以此来印证父亲留在我记忆中的种种；一次次利用与母亲、兄弟姐妹相聚闲聊的机会，弄清、证实父亲生前的一些事情，探究父亲彼时彼景下的想法或心情；清明、春节回山上老家时，也有意与年长的乡亲们说起我父亲那时的一些事，以从他们口中更翔实地听到些有关父亲的往事及其评说。
关于父亲的文章在父亲走后十年才下笔，因为直到眼前我才觉得，自己已开始走进了父亲的心灵世界……
2001年
14、“天子文”
不知道是否这么写的三个字，是我少年时就从乡亲们口中一再听到的评价我父亲的一个说法；大约就是“读书天才”的意思，有天子文，意思就是读书有天才。后来这一说法延伸到了读书都不错的我们兄妹身上。直到现在，我们做过教师的兄妹要是与乡亲说起读书好差这一话题，他们还是听不进其他道理，就是认为，“你爸有天子文，所以你们小人（子女）也都有天子文。”
我的老家是在东海边三门湾里的连绵群山中。老家的村庄挂在半山腰一片较为平缓的岗坡上，在我少年的七十年代还只有三四十户人家，到当时的区所在地——也是最近一个集镇要走20里的山路。到我父亲这辈人为止，全村祖祖辈辈没出过地主、商人或手工业者，更没出过任何以读书进身从而成就某种功名的人。
父亲是独子，4岁就没了娘。血缘亲人中除了爷爷，仅有的一个就是一辈子娶不起妻室的祖叔，都是没读过半句书的睁眼瞎。父亲只在断续开办过一年半的村私塾里读过不到一年半的书。随着新社会的到来父亲参加了工作，但终其一生又只在公社主任、书记、县卫校校长的职位上，再也没上过任何学校。只要注意到父亲的这种出身和生平，确实就很难解释他所具有的文化修养和知识水平。
我对父亲的文化修养、知识水平也有一个很长的认识过程。父亲五十年代就是《浙江日报》、《台州大众报》等报刊的通讯员。1957年地方行政区划还是大县划分的时候，就被县委评为全县干部的“十大标兵”之一，称号为“山区红秀才”。记得自己少年时在老家藏书的旧木箱中看到过父亲很多发表的通讯、诗歌的剪报，印有父亲蓝色头像的《标兵谱》一书。但孤陋寡闻的山里孩子，我只由此知道父亲会写文章，根本不懂这些东西能说明父亲什么。到七十年代，我读了中学，再当民办教师，自己的知识增长了一些，对父亲的知识也才有了一定的认识。
记得那时学校里有为了批判而印行的《三字经》、《朱子家训》之类，家里还有上大学的大哥带回家来的唐诗、宋词、元曲各一百首的单行本，我发现这些东西父亲全部会背。古典名著那时我们听都没听过，《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是对我好的老师私下里借给我看的，我发现父亲对这些书的所有故事情节都很熟，书中的诗词以及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等，大多也都烂熟于胸。春节时父亲喜欢写对联贴，我注意到父亲写对联总是自拟句子而不套用现成的，拟起来对仗工整，内容既讲究喜庆又追求新意、不落俗套。有时他出个上联后让我来想下联，而我总是想不好，最后还是由父亲自己来完成。这段时期，我认识到父亲的传统文化修养是我们这些高中毕业的“知识分子”根本无可比较的。
1977年底我考上了大学中文系，但直至毕业，父亲在传统文化方面的知识仍使我汗颜。父亲会写古体诗，押韵准确，讲究对仗，写起来很快；而我写一首绝句比写一篇千字文章还要难。父亲置有好些医学方面的书，我偶尔去看看其中的一些古籍，发觉很不好懂，问父亲，他却能给以明确地解释。我在功课中学了《诗经》、《左传》、《史记》、《诸子》等许多篇什，而父亲不但知道我学过的这些，还知道许多我未学过的。至于分析红楼梦人物性格之类，父亲则因为其对内容的熟悉，分析的全面性、深刻性更是一开口就超过我。
有些情景因为对我触动大，至今记忆犹新。八十年代初一些历史文学作品开始搬上了电视，我有一些日子天天晚上与父亲他们单位的人一起看春秋战国故事。对于故事中一些人物关系、前因后果我不甚了了，而父亲却如数家珍、清清楚楚，弄得看不明白的人都不问我这个希罕的大学生而问我父亲。
又记得是一次吃年夜饭，饭桌上谈笑正浓时，父亲拿筷子点点碗里的鸭头又指指我好生梳妆了的小妹说：“这yā(鸭)头不是那yā(丫)头,头上涂满桂花油。”我们大笑，父亲问我说得出出处么？我只好老实招供，有印象，但记不得哪本书上的了。父亲会背书法的《草书歌诀》，会不要字帖写篆字，会以天干、地支记年月日，知道八八六十四卦的排法和含义；父亲会不要历书排出一年中的节气，会望、闻、问、切，会背《汤头歌诀》，会加减剂量给病人处方……我至今无法准确描述父亲的知识面和知识量，一个深深地感觉是，对于传统文化，包括文史类和实用类的，我每懂更多的时候都发觉父亲比我懂得更多。
我不相信“天子文”之说，于是在父亲归去的日子里，怀念使我一次次地寻究：如此寒门出身如此生平的父亲，是怎样掌握了那么多知识的？他化了多少自学精力？他是怎么自学的？
我问母亲。因为我爷爷家一家三口光棍，没个女人操持家务，母亲15岁就到了我爷爷家过日子了。没读过书的母亲却只是说：“你爸，就这个格式（性格），从小到老一样，一有空就捧着本书看。”我追问父亲少年、青年时谁教他自学的，母亲说：
“谁教？有谁教！全村没一个做先生的，连借本书还要跑到南溪呀、中门呀去借。”
南溪是我少时的公社所在地，离老家有五里远；中门是老家现在的乡镇所在地，离我老家有十六、七里远。
“哪怎么不再读几年书呢？”远离父亲少年生活的我竟问出这么傻的问题。母亲叹道：
“哎呀儿啊，你爸连年把半的私塾还是交不起学费（粮食），断断续续才读了的，咋能‘再读几年’啊？”
我娘说起了父亲自学的一些情景：因为山区里有书的人家极少，被借的人都很珍惜书，所以条件总是很苛刻，要求一日两日就归还。父亲通常是夜里上床之后就着松明看书的。有一次，松明烧短了掉到了瓦垫之外，烧着了木箱盖，父亲直到烟熏到脸上才察觉，箱盖上一个碗口大的地方已烧成了炭。又有一次，是因为白天劳累，夜里看书时把书往怀里一塞就睡着了。半夜起来小便时书就掉进了便桶里，父亲急忙捞起，用清水涤过，然后又垫在身体上一部分一部分地用体温烘干，才按时地归还了主人。
我问大哥。大哥是长子，他应该更了解父亲。文革前考上浙江大学的大哥却认为父亲就是有“天子文”的，对我寻根究底的问题不感兴趣。他说自己也见过不少父亲这一辈的干部，省内省外熟悉的也不少，而象父亲这样出身、在基层工作一辈子而有这么好文化修养的干部就是没见到过。还说“就是县级省级的干部中，除了少数有高学历或大人家出身的，有父亲这样的文化修养的也很少。”还反问我“你能举出个例子么？”
大哥讲的一些事增加了我对父亲“天子文”来历的认识。老家的乡亲们至今常用一些押韵的句子来表述本村的地名、风俗，如“大门前，小门前，石七走过黄泥田”等等。我原以为这是祖辈流传下来的说法，也未去寻究过它的产生。听大哥说才知道，这是出自合作化时期父亲为乡亲们编写的扫盲识字课本。大哥还告诉我，父亲少年时因为东借书西借书，对书的痴迷有了名。结果，村里出身富裕些、多读过几年书从而自恃“高明”的人看不惯了，讥讽道“看蛤蟆跳上稻杆茬了！”大哥说，父亲听到后什么也没说，但在心里憋了一口气，定要在文化上跳得比那些人还高，跳给他们看个服气！
母亲和大哥的忆述，使得我曾身历耳闻的关于父亲与书的种种记忆被激活，并得到了新的和更深的理解。
父亲对书的情感是异乎寻常的。父亲十分爱护书本。不管是借阅的书还是自己搜集收藏的书，只要经他的手而有破损，他都一定给补得好好的。我上中学时是文革的“书荒”年代，靠关爱我的老师偷偷借我书看才看了一些书。但那些书大多都是破头碎尾的。父亲见着了，卷角的给它一页页摸直，然后压在磨盘或箱底下将书角压平；没了封面的用牛皮纸补上，并用毛笔在封面和书脊上认真地标上书名、作者、出版社。我这时候也就从父亲那里学会了用麻线装订散页的技术。回想起来，长大于山区农村的我们六兄妹，从小都没有随便在地上扔书、卷起来拿书、看书看到中间时折了书页作记号等等不好的习惯，显然都是父亲熏陶的结果。
父亲爱买书。拿我母亲常说的话是，“书好吃一样的”，“买吃买着（穿）要心疼，买书不心疼”。父亲不会酒，烟，听母亲说青年时抽过一阵子，因为经济的困难，戒了就没再抽；买书是父亲平生唯一的奢侈行为。父亲上街必去书店，往往还只去书店。文革结束，书籍出版渐渐地多起来之后，父亲的藏书也同步增长，历史书和历史演义、四书五经、诸子散文、古今小说、词诗曲赋、传统戏剧剧本之类，父亲凡是能买到的都买了。他叫我会木工的大娘舅做了两个书架，又让我刻了一个藏书印。他一本本地盖了印，编了号，又用练习本登记了藏书目录，俨然是个开图书馆的。
父亲爱买书藏书却不吝于借书予人。他说“书就是给人看的，没人看，书就没用场了。”有人来借书他都借，特别是同村一些有看书爱好的年轻人来，他更是十分热心地推荐他们看这看那。当年我总有些奇怪父亲的这份热心，现在我懂了，这是父亲年轻时借书难留下的情结的反射。父亲对借书者的要求就是看后还他。可是不断地总是有人把书弄得很破败地拿回来，甚至一去无回。父亲对此显然很不高兴；他平时从不说人不好，但谁弄没了他的书，哪怕已过十年了，说起这个人时，父亲还会不愉快地提及弄没了他的什么书。
父亲还喜欢做书、抄书。八十年代初期出版物还很少，父亲看到报纸上一些连载的作品，就把它剪下来，贴在别的纸张上然后装订成一本，再做上封面。我在七十年代就开始会写篆字了，那源于父亲的抄书。他借到一套有篆字的《康熙字典》，把上面的篆字依样临下一批，然后又按规律归纳出一张偏旁部首表，十分便于学写。我是在七十年代初期第一次阅读到杂剧剧本的，是《西厢记》，也是父亲抄写了带回家来的，整整4个练习本，一页页密密麻麻！父亲去世后的十年里，我一再地在想象中凝视着这么一个镜头而感触万端——
在公社机关用作寝室的房间里，一个身材高大、年近五旬的公社干部，深夜伏案，就着废报纸卷成的灯罩笼罩的电灯，一夜又一夜地抄写着十几万字的、明代的杂剧剧本！
他应是紧锁了房门的，因为他抄的是不得行世的禁书；他应是抄得很累的，因为这是奔波于乡村田间甚至与农民一起割稻插秧之后的夜晚……衣裤或许都来不及换洗，还浑身是泥污和汗水。但他肯定也抄得兴奋而快乐，因为不是任何外力迫使他去抄书，他抄，完全是因为受文学杰作魅力的感召，是一个慧敏心灵面对美的欢乐歌舞！
父亲的心灵世界是坚持不懈地广汲博取的知识酿造的。当我明白了这一点之后，也就明白了父亲——一个山区农村成长且一直在农村工作的基层干部、一个祖辈布衣的贫苦家庭的子孙，种种操行迥异于他人的原因。
诗书酿造的父亲的心灵世界是文明而高雅的。母亲说，父亲年轻时就从来不打麻将不赌博。父亲会打扑克下象棋，但扑克从未见他打过，象棋也只在春节欢聚日子偶尔下几局。是受父亲影响，不识字的母亲至今都不喜欢我们打扑克，说是时间耗得太无意义。父亲善于把生活搞得诗情画意。老家有父亲年轻时做的一个菜橱，上面有父亲自写的一副行草对联：“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荤半素须想源出唯艰”。老家的后门常有蝴蝶入屋停在壁上，父亲拿大头针钉住它，再在底下用彩色粉笔画一丛花，打个框框成一幅画，题之为“蝶恋花”。父亲“毛体”临摹得很不错，文革中买了许多印刷的毛主席诗词手书贴在家里，用楷书、隶书、行书三种字体把毛主席语录抄写在老家房屋的板壁上、梁条上，硬是在贫穷落后而闭塞的山区人家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父亲不象他那一辈农村成长的大多基层干部，说话总带些粗话脏话的口头禅，父亲嘴上从无那些字眼。父亲显然没有看过任何教育学方面的书，但他不象所有农村父母一样常以打骂教育孩子。我母亲唯一记得起的是父亲年青的时候，为只有四岁的大哥少不更事（被人逗着，画一个符号叫一声爷爷的名字）而打过他一次。凡是父亲工作过的地方，干部和群众一致赞扬他的言行修养和文化水平，我一再听到他们夸赞我父亲作起报告来既会引用民间语言，又会引经据典，还会插一段故事，做上几句诗，让群众听得既明白又快乐。在他卧病而失语的最后日子里，络绎不绝来探望他的乡亲们，不断称颂的是父亲平生的敬老爱幼、从不与乡亲红脸；无限感慨的是不要稿子可以在会上说几个小时的父亲，竟会一病而致不会说话！
诗书酿造的父亲的心灵世界是仁义而高尚的。文革中个别岙里人出于嫉妒心，说过些不利于我父亲的话，或者在父亲被打倒的时候冷言冷语对待过我们家人。文革结束后，我们兄妹很想对这种人说些话出出气，父亲却制止我们说“都是乡亲，过去了，不要多话。”父亲治丧期间，父亲“文革”时所在公社的书记，远道赶到我山上老家来送别我父亲。当他说起时任公社主任的我父亲，在运动危难中一再地承揽一切想让他避祸时，六十多岁的汉子竟泪雨滂沱，泣不成声！在父亲亡故前后，我无数遍地听乡亲们诉说，我父亲为着村里开办小学，为了山里通公路，为了村里接通自来水等等，如何地奔波竭力，如何地不计个人得失。直至父亲去世数年之后，我也才真正明白，何以父亲的追悼会有那么多人前来出席，不但全村每家每户都来了，周边山村赶来的人也无法数清！
诗书酿造的父亲的心灵世界充满了先进的时代精神。父亲显然是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在迷信活动盛行的山村，我家里从不供灶司爷，不供任何佛像，更不搞迷信活动，连过年过节那些祭供形式也都不搞。退休之后父亲出门游玩的机会多了些，他也爱看寺庙之类的古建筑，但他从不向泥塑木雕的菩萨叩头，从不参与何种迷信活动。不象有些基层干部，在位时摆着个唯物主义者的样子，一退休就什么迷信都信起来。父亲是1983年退休的，在当年参加的县总工会组织的普陀山休养期间，写了许多即景抒情的诗，“海上仙山世有名，几兴几废到如今。无边佛法空传说，破也是人立也人。”“佛国名山竟若何？沧桑造物叹巍峨，何曾活佛世间现，全是苦人幻念多。”父亲对于宗教与人世的关系明察如此。
但对于传统的孝道，父亲却恪守如一。每年的清明节父亲必回山上老家扫墓，而且要求我们不是有十分特殊的情况都不能不到。七十年代后期，我家经济生活状况略有好转的时候，父亲就花钱装修了爷爷奶奶本来十分寒酸的坟墓。在维修合族的先祖坟陵、修宗谱这些事上，父亲都是主要发起人、组织者和不计得失的工作骨干。父亲显然是以新文化的方式践行着敬重祖先的信条，表达着他真诚的人伦孝心。
诗书酿造的父亲的心灵世界是智慧而深邃的。大揪当权派、走资派的文革之初，父亲私下里曾无限困惑和痛苦地跟我大哥说：“狡兔死，走狗烹，难道毛主席也会像汉武帝他们一样？”处于农村基层的父亲，对于现实政治竟有如此深刻的历史审视眼光。父亲十分崇敬历史上那些智慧高超、胆识过人的名士名相，一说及他们就敬仰之情溢于言表。但在和平环境下和受排挤打击的文革漫长岁月里，父亲的才智更多地表现在自然科学方面。他在工作中学会了公路测量、一般小桥梁的设计、小水电的安装等等技术。中医的修养更不错，每到一处都当起半个医生，针炙治病到了有口皆碑的程度。我知道的父亲在工作方面运用谋略的事情仅一例。那是父亲的好朋友、一直在村里担任支部书记的其文叔在父亲死后跟我说起的，后来我问大哥，大哥说也知道。
是在担任公社主任时，有两个村为争水即将引发宗族械斗。父亲当时在外出差，赶回公社时已是薄暮，因为人多也较霸道的大村当夜就有可能去打小村，小村人也作好了拚死一斗的准备。箭在弦上，情况紧急，父亲判明挑衅方是大村后，叫来小村的头头一番嘱咐，就带了几个干部匆匆赶往大村去作说服制止工作。
待步行走到大村时天已黑了，械斗的人群正待出发。一见公社主任来，村头脑们或躲藏不见，或佯装一切无知无奈。父亲与同行的公社干部拦在村口，正面严肃地劝说村民，但村民们正在情绪上，特别是年青人根本不听劝阻，挥棒抡刀叫喊要出发。这时父亲抢身登上村口的一个高坡，大喝道：“你们不怕犯政策犯罪，但我告诉你们，你们也未必打得赢，那边把同宗亲的外村人都叫来了！你们自己看看！”父亲引那些青年登上高坡往小村方向望。果然见远处小村背后的山岗上，许许多多火把蜿蜒而下，络绎不绝。
大村人终于被小村人这么多的援兵吓住了，一场一触即发的械斗终于被制止。事后才知道，小村人其实根本未去搬救兵，只是按我父亲的嘱咐，叫二、三十个后生，爬上山岗，点了火把下来，又熄了火把上去，如些不停地走了个把小时。
大哥说，父亲跟他讲这个事情时曾嘱咐说：“这是用术，不是用道，不是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用。做人处事要立足于道。”这使我记起自己读中学时的一件事：我借了本《三十六计》在看，父亲发现时对我说：“这些要知道一些，却不要多钻。”当时我根本不懂父亲这话的意思。上大学之后，一次与父亲说起“少不可看《水浒》，老不可看《三国》”之说，父亲认为这话有道理，却也不怎么全面，他说，“年轻鲁莽了当然不好，但年纪轻轻就心计很重也不好。”到这时我才明白少年时父亲那句话的意思。现在想来，父亲对世事人生是有着深刻的哲理感悟的，他深刻认识了“道”“术”关系的矛盾性和一致性，而把以德立身置于做人的中心。
父亲心中必定是曾经有着远大抱负的，否则，当他被莫须有的罪名打倒的日子里，他不会吟咏出这样的诗句：
求学如登鹳鹊楼，处世似驶逆水舟。
感慨仲任《逢遇篇》，李广一生不封侯！（《寄儿》）
在极左浩劫的危世中，他出差杭州，面对滚滚钱塘江，以诗慨叹：
……
滔滔迭迭眼前浪，滚滚腾腾心底潮。
欲裁之江作直水，奈何天剑不在腰！
唯其胸有凌云壮志，却又遭逢乱世横祸，才会发出如此慷慨悲凉的心声！
每当我翻阅到父亲1983年4月16日领到退休证书那天的日记，短短的几行字总是锁住我的目光，掀动我的心潮：
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
有才无时。
英雄埋草莽，黄土盖文章。
诗书伴和的坎坷命运！父亲的心灵中，曾有过多少汩罗江畔的天问，大江东去的壮歌和人生几何的感慨！有过多少回命运之神与文艺之神厮缠的长歌当哭！父亲因病离开县镇调到卫生系统工作后写过一首《咏朽木》，诗写得极其平常，但眼前的我从这首诗中，却读出了浓浓的悲壮和一种神圣：
当年挺拔在深山，沧桑风雨几摧残。
朽躯重制驱蚊药，氤氲芳香播人间。
……十年怀念中的寻究和思索，我似乎完全明了了父亲“天子文”奇迹的全部真实。无他，酷爱读书，从小到老、永不厌足地读书，结合历史和现实有思考地读书而已。热爱是最好的老师；父亲的好学精神使他成了一个实际上的知识分子。
但是，这种对读书的酷爱又是缘于何因？为什么许许多多身边有的是书本、老师的人，对读书的热爱都只能是一阵子，而这个大半辈子无论是环境还是物质上都十分缺乏读书条件的人，却对读书情有独钟并终生不渝？他怎么有那么好的记忆？他仅凭自学又是怎么使自己的水平达到这么一个高度的？当我进一步深究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还是无法明了。
父亲，您真有“天子文”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