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成果】近代中国经济空间秩序的形式与内容
作者：方书生
方书生，1980年生，男，安徽枞阳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经济史和历史经济地理。
（本文系用友公益基金会“商的长城”一般项目“近代海关贸易数据库及传统农商向现代工商转型研究”（2018-Z07）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19世纪中叶开启的中国千年未有经济大变局的空间形态及其内涵，是海内外学界关注已久但似乎仍模糊不清的一个“世纪命题”。作者在前人近年研究的基础上，根据近代中国“口岸—腹地”格局上“地域化经济”现象的线索，以华南地区为例剖析单个地域化经济体形成，然后再进一步探究多个地域化经济体的全国性组合，最后尝试解析近代中国经济空间秩序的三个层次，由此回应冀朝鼎对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经济新变局的“世纪之问”。
研究表明：近代中国经济空间秩序的形式可描述为发端于“口岸—腹地”格局上的地域化经济体及其全国性组合，其内容则表现为以“地域化经济体”为载体的区位价值发现与空间资源配置优化的进程。这不仅有助于厘清近代中国经济空间的属性与涵义，同时也为理解近代中国经济变局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方向。
空间经济现象
（一）近代中国的“口岸—腹地”格局
作者根据相关的历史文献与城市地图，将近代中国的口岸城市大体分为三种：“新生型”、“重建型”、“改建型”，如表1。
表1 近代中国的三类口岸城市
口岸城市背后均存在或大或小的经济腹地，从而形成了显著可见的“口岸—腹地”格局。在近代开放经济的背景下，口岸城市依托工商业发展与人口集聚，形成了一种更大地理尺度的“口岸—腹地”格局上的经济循环。如此，以近代中国口岸城市的现代工商业为主导，以广大腹地为其背后的经济区域，以腹地的外向化、商品化农业与口岸城市的近代工业对流所形成的“口岸—腹地”格局，组成了具有层级性、网络化的空间经济结构，重新塑造了近代中国的经济空间秩序。
（二）“口岸—腹地”格局上的“地域化经济”现象
就空间而言，近代中国经济源自于“口岸—腹地”格局，具有显著的地理属性，故而在此基础上呈现出“地域化经济”现象，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以口岸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地域化”的地理现象。对外开放的口岸城市可以优先获取联系外部市场的通道与要素资源，推动城市及其腹地基础设施的投资与改良，在“口岸—腹地”的格局之上，形成了一个适合近代工商业发展的新的经济空间，推动了近代时期中国经济“地域化”的变迁，促成了“地域化经济”现象的出现以及区域经济空间秩序的新调整。
2.在地理现象之外，“地域化经济”更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空间经济形态。地域化经济具有独特生成性、自我演进性、地理关联性，是指在特定地理资源禀赋下的地域性经济，既有特定的地理范围，同时又是全球化下的跨区域劳动分工，这比单纯地理上的地方经济或因外部经济集聚而形成的地方化经济包含了更多的内容。
地域化经济体形成
（一）以华南地区为例看地域化经济体
如图1所示，近代华南地区所形成的基于“口岸—腹地”的地域化经济体，在地理空间上，主要表现为粤港等枢纽口岸的核心腹地及其共同的边缘腹地的空间形态；在地域化经济形态上，表现为在特定地理资源禀赋下，通过区域分工合作机制形成了地域化经济体。在空间上呈现为依稀可见的四级式阶梯状，从（1）粤东北、桂西南、桂东北、琼崖中部地带，到（2）桂江中游、南路钦廉、琼崖地区，再到（3）三江中游、桂江下游，以及珠三角地区，以至于（4）广州与香港二中心城市，每一个圈层内部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圈层之间呈现较为清晰的“中心—外围”结构。
图1 近代华南地区地域化经济体示意
（二）单个地域化经济体形成的逻辑
“口岸—腹地”格局上的地域化经济体形成的逻辑在于，一方面推动区域性的市场分工与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借助口岸城市区位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单纯自然地理、市场结构或人为划定的经济空间形态。就区域经济的层面而言，全国的主要口岸城市实际上逐渐成为其所在区域的中心城市，成为区域经济变革的“发动机”。但在同时，由于区域内部或区域之间的禀赋差异，促成了要素向收益更高地点的流动，重新组成新的地方化的生产结构，形成更有效率的生产系统。
地域化经济体的全国性组合
在口岸贸易及所在地域的产业经济引领下，近代中国（尤其是沿海、沿江、沿边地区）正逐渐融入全球化经济，参与更广泛的劳动分工与经济演化的进程。在此基础上，全国各地区的现代经济发展得以启动，并与世界经济体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联系，一些城市逐渐发展成近代工业的主要聚集地之一，城市结构和功能也随之改变。随着更多“口岸—腹地”更深入地卷入这一进程，形成了一系列的“地域化经济体”。于是，区域内部、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与经济关系，在全球网络下的地域化经济正在动态的重组之中。
如图2所示，近代中国了形成了长江流域、北方地区、华南地区、东北地区、山东、福建、台湾，以及云南沿边、新疆沿边、西藏沿边这些地域化经济体。
图2 地域化经济体的全国性组合示意
该空间经济秩序是基于自然禀赋、经济水准、制度供给等多种要素，适应于近代工商业经济发展与空间集聚扩散的图景。
近代中国经济空间秩序的三个层次
（一）地域化经济体形成的微观基础：分工与区位价值
就经济分工而言，不仅仅能带来产品数量的增加，增加市场交易，促进市场规模的扩大，同时也能够提高市场贸易方式，从而进一步推进分工与专业化发展，实现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的循环累积演进。
就区位而言，原本是以地形、地貌特征表示的地理区位，强调在空间中的经纬度以及地理特征的差异性。由于地理区位具有潜在的经济价值，于是，经济区位更多地强调由地理坐标所标示的经济利益差别，经济区位“代表一定的空间所承载的各种空间经济关系的总和”，成为一种要素资源，不同的区位被赋予不同的经济价值。
近代中国的城市、城镇、乡村，基于不同的产业分工或经济区位价值，在不同的经济部门与不同的经济区位中，形成了一个具有空间属性的劳动分工系统，进而组成了一个内部经济联系密切的地域化经济体。（二）单个地域化经济体形成的路径：要素空间流动
就近代中国地域化经济体形成的路径而言，具有三种要素流动空间演进模式：即双核型、核心—边缘型、邻域渗透或溢出型，见图3。
图3 要素流动空间模式示意
在这三种类型要素流动的共同作用下，地域化经济体得以形成。该地域经济体既保持一定的区域独特性、内部垄断性或空间收敛性，同时又推动所在地域内或区域间的经济扩散与一体化。
从空间的角度来看，单个地域化经济体形成的路径在于要素的流动，不同的要素流通方式形成了不同的结构。从内在的动力来看，因为更优的空间经济秩序可以带来更优的经济效率，于是，在特定的地理范围内，地域化的经济系统萌生并逐渐形成新的经济秩序。（三）地域化经济体的全国性组合：跨区域空间传导机制
就近代中国而言，就其经济增长来观察，始于外向化市场化经济下的经济要素流通网络的形成，以及空间传导机制下的经济空间结构优化，改变了单个区域甚至全国性的要素流动与资源再配置，如图5所示，形成了5个等级（全国性中心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区域性次中心城市、地方市镇、内陆乡村）、3个层面（口岸城市、腹地、边缘地区）的体系，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作为整体意义的大国经济体的第一次呈现。就全国尺度与整个体系来看，如图4，以上海、香港为代表的口岸城市及其腹地（包括其下的5个等级3个层面的体系）重新塑造了近代中国经济的空间秩序，并将全国众多的地域化经济体重新组合为一个大国经济体，这不仅是近代中国新经济空间秩序的形式，也是近代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空间经济效率优化的内容。
图4 近代中国经济区位示意
结语
第一，近代中国经济空间秩序的形式：发端于“口岸—腹地”格局上的地域化经济体及其全国性组合。
近代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古代完全不同，现代工商业经济发展发端于口岸与口岸城市，表现在新式商业贸易、工业生产、金融信息服务等方面，口岸城市的经济发展同时也驱动了更广泛的腹地经济增长。以“口岸—腹地”为脉络的经济增长路径与方式，形成了近代中国的地域化经济体：这是一种既植根地方又参与全球网络的地理关联性基础上的分工与演化的新经济组织。华南地区的案例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在华南地区之外，全国也形成了多个类似的经济体。就全国尺度与整个体系来看，以上海、香港为代表的口岸城市及其腹地重新塑造了近代中国经济空间秩序，并将全国众多的地域化经济体重新组合为一个大国经济体，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空间经济秩序。第二，近代中国经济空间秩序的内容：以“地域化经济体”为载体的区位价值发现与空间资源配置优化的进程。
地域化经济现象是近代工商业集聚经济所伴生的，不仅是一个地理现象也是一个现代空间经济形态，故而，这既是一个基于时间上的经济演化的历史，也是一个基于空间上的资源配置效率优化的过程。从发展经济学与空间经济学的视角，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是一个时间意义上的转型与演化，也是一个空间意义上的资源配置的调整与优化。近代中国经济的空间价值首先表现为新区位价值的发现，从比较大的地理尺度来看，即多个“地域化经济体”的形成以及其全国性的组合；从其内在的经济价值来看，也即单个地域化经济体经济增长微观基础的形成与全国性组合后的空间价值回报机制的获得。近代中国经济的空间价值依次表现为单个地域化经济体内部经济增长微观基础的形成、空间资源配置的优化，以及多个地域化经济体组合，基于空间传导机制所形成的经济价值空间循环的优化。第三，近代中国经济空间秩序形式与内容的广泛性意义：理解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大变局的空间钥匙。
以往对经济史的解读主要是从时间属性层面，鉴于中国是一个空间差异显著的大国，空间属性上的非均衡性特征更加明显，从空间经济秩序的角度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近代中国经济增长与转型中的空间差异，以及近代“自东徂西”的经济景观、大国经济起源等议题，还可以更进一步探究区域内部或区域之间要素与价值的循环及其关系，为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经济打开一个新的窗口。此外，也可以拓展到相关的经济史议题，我们知道，治水与对核心农业区的控制是理解古代中国长时段政治经济变动的线索之一，在近代时期，对全国工商业权重较高的地域化经济体的管控，也是理解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变迁的线索之一。
原文刊发《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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