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实现全球治理。语言是人类用于交际和思维的最为重要的符号系统，是文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文化最为重要的负载者、阐释者和建构者。在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建设中，在为全球治理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的过程中，必须充分重视语言的作用，充分发挥语言的作用。
全球治理的前提和手段之一就是沟通。全球化、互联网、快速交通等只能缩短人类间的物理距离，只有沟通才能缩短人类间的心理距离；打开各民族的“心锁”，须有便于沟通的语言钥匙。语言有“通事”和“通心”之别。一般来说，外语主要“通事”，母语既能“通事”更能“通心”。全球治理，既需“通事”，更需“通心”。当前全球交际中具有较大能量的语言（方言），约有200种，掌握了它们才能与世界各地人民进行有效沟通，真正拉近心理距离，实现全球善治。海外华人华侨有6000万众，分布于世界198个国家和地区。通过汉语（海外也称“华语”）可以与海外华人和华人社会“通事、通心”。通过华人和华人社会来影响其他人和有关地区，也是重要的沟通方略。当然，汉语也是处在世界第二方阵的语言，世界汉语学习者据称近亿，来华留学人数每年已超40万，他们多数都能成为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津梁。今天的世界正处在“互联网+”时代，世界的语言沟通要注意利用互联网，注意运用现代语言技术。互联网条件下的现代语言技术，可以在信息的收集、研判、推送、翻译四个环节上发挥明显作用。海量信息通过互联网的语言搜索可“一网打尽”；具有语言统计分析功能的软件，可以对信息进行越来越可信的分析研判，为信息甄别和行为决策提供参考；信息可以通过设置自动推送、精准推送，把合适的信息及时送到合适人的手中；最重要的是自动翻译技术的发展，节约外语学习时间，节约翻译成本，当然，重大事项还需高级翻译家，而不能过分依赖翻译机器。现代语言技术的确对世界沟通起着巨大作用。话语权是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必要条件。通俗讲，话语权就是“有理说得出，说了传得开”。话语权不仅表现在国际的多边关系中，也表现在双边关系中；不仅表现在政府间的交往中，也表现在世界各国的民众交流中。新时代的全球治理，必须“重心下沉”，面向民众，民间交流尤为重要。建构国际话语体系，获取国际话语权，要有耐心和恒心。话语是表达方式，也是一套概念体系。“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等，就是近来提出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新概念，就是体现中国智慧的新话语。语言的力量就是能够构造新概念，传播新话语。研究国际话语体系，就要研究国际流行话语，特别是具有话语权的话语概念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或“重释”，或补加，从而演绎出新的话语体系。设置话题是话语能力的最重要的表现。在了解国际话语规则、树立积极话语态度、构造新概念、传播新话语的基础上，还要有强烈的设置话题意识，具备设置话题的能力。只有主动在全球治理中设置话题，才能变被动为主动，变应对为引领。当然，国际话语体系的建构和国际话语权的获取，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有“软工程”，也要有机构、设备、人才等“硬工程”；既要有国家的“软实力”，也要依靠国家的“硬实力”。说到底是一个国际形象问题，是我们在国际上能够塑造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形象”的问题。全球语言生活治理，是全球治理的基础内容之一。当前，全球语言生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语言冲突、语言濒危、一语独大、信息边缘化、语言智能、语言资源建设等，需要逐一研究解决。1.语言冲突。语言冲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越来越频发的问题。在新独立国家的国语选择过程中，在多语多方言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常常发生各种语言矛盾，处理不当就会激化为语言冲突，甚至出现流血事件，爆发语言战争。正视语言矛盾，减缓语言冲突，避免语言战争，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是全球治理的一项重要任务。2.语言濒危。据专业人士估计，到21世纪末有90%的语言可能消亡。语言中贮存着各民族的世界认知，隐含着各民族的认知方式和发展历史，是人类不可复得的文化资产。人类的这些“世界知识”，有很多尚未进入当今“科学体系”。寻求应对语言濒危的方案，采取抢救濒危语言的有效举措，全力保存、保护人类的文化资产，是全球性的最为急迫的语言问题。3.一语独大。英语“一语独大”，为人类沟通提供了很大方便，但问题也颇为明显：其一，英语不断挤占其他语言的应用空间，传递着越来越大的“语言压力”，引发相关语言的不安，潜伏着语言冲突；其二，损害文化多样性。语言是思维工具，是思想成果的载体。如果人类都用英语来思维，人类的文化都用英语来表达，人类五彩缤纷的思想和文化就会被英语这一“语言滤网”过滤得异常单调，严重妨碍人类的进步。全球治理，必须探索“一语独大”的应对方略。4.信息边缘化。随着信息化，特别是现代语言技术的发展，虚拟语言生活逐渐重要起来，它不仅是新词语的“主产地”，新话语的传播地，甚至还成为现实语言生活的引领者。长此以往，人类的信息将主要贮存于虚拟空间中，人类的语言生活将主要在虚拟空间中展开。一些国家、一些人群由于硬件和软件的限制，不能或不能顺利进入虚拟空间，没有或没有足够的虚拟语言生活，从而被信息边缘化。信息时代最大的不公平是信息不公平，信息边缘化必然带来贫穷落后，是需要认真对待的社会问题。5.语言智能。工业时代延伸的是人类的体力，智慧时代延伸的是人类的脑力。而人工智能离不开语言智能。全球治理，发展是硬道理，如何促进语言智能发展、迎接智慧时代的到来，是全球发展的时代课题。伴随语言智能的发展，人与机器人共处共事的时代即将到来，这一方面会促进社会生产的智能化，另一方面也必然加快生产行业、生产方式的大调整，这种大调整必然会带来失业、再就业以及教育改革等社会动荡与社会适应。同时，机器人“入世”也会引发一系列伦理问题，比如机器人玩偶问题，机器人对待人类的“善心”问题。语言智能带来的伦理问题，需要用国际公约来解决。6.语言资源建设。语言是人类重要的文化资源，需要通过语言资源建设来应对语言濒危。世界7000余种语言，语言保护非一人一国之力所能完成，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重视，建立科学的自然语言采集、标注、建库、共享等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除了语言保护之外，语言资源建设还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语言智能的发展是建立在语言大数据之上的，也就是建立在语言资源之上的。在语言智能的语境下，语言资源也是经济资源，进入到生产力的范畴。与语言智能相关的语言数据管理，已经超出了语言学家、语料库学家的职责，成为社会应主动担当的不辞之责。中国正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下参与全球治理，必须进一步提升国家的语言能力。加强语言学科建设，加强对世界语言生活的研究，做好国家语言规划，培养公民的多语能力，为全人类语言生活的和谐贡献中国智慧，发挥中国作用。内容来源 | 《光明日报》（ 2019年07月27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