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 音｜王春辉：历史大变局下的国际中文教育

历史大变局下的国际中文教育

——语言与国家治理的视角

首都师范大学  王春辉

王春辉，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教授、语言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涉及社会语言学、语言政策与规划、语言文化教育及传播、汉语句法语义等。出版著作2部，发表论文近80篇。

引    言

   语言文字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构成，包涵国际中文教育在内的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是语言文字治理的有机构成；各种语言的国际教育与不同文明的互学互鉴是人类历史的主流，也是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6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就对国际中文教育做了重点阐述，比如“建立中国特色国际课程开发推广体系，优化汉语国际传播，支持更多国家开展汉语教学”等。2020年10月13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四次、新时代以来第一次全国语言文字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要“推进语言文字工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且要“弘扬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中华优秀文化”。这都需要国际中文教育应时而进，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征程中以及全球治理的版图中发挥更加有力有效的作用。

从某种程度上说，语言的国际教育(或曰“X语言的国际化”)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晴雨表，语言的生灭起落本质上是其使用群体状态的直接映射。无疑，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则将人类置于了大变局和大疫情的叠加之下，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深度不确定性的阶段。在此历史背景下的国际中文教育进入了4.0阶段，其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都是前所未有的。国际中文教育涉及变量众多，需要动态复杂系统的思维与视角。
当前的国际中文教育研究大致可以粗略地分为三大路向：（1）围绕国际中文教育“三教”问题、测试、本地化、中介语、人才培养等传统论题的分析，比如王瑞烽、李泉、赵金铭、刘英林、张博、周小兵、吴继峰、李宇明和施春宏等；（2）着眼于国际中文传播的理论、路径、评估等方面，比如《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的专题、张天伟、邵敬敏、王辉、余江英、贾益民、卢德平、李宇明等；（3）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来分析一些战略层面的问题，比如崔希亮、李宇明、李宇明和王春辉、赵杨、王春辉、崔希亮、吴应辉、赵世举等。总体上来说，目前的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还是以第一种路向为主，第二、三两个方向则亟待加强。
本文之目的在于，基于历史大变局的背景分析，梳理国际中文教育的成就与挑战，阐释国际中文教育的当下理念，并对其未来发展方向和任务策略加以展望。　

一、大变局的历史背景

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此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命题成为各界共识。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新旧秩序转换往往需要数十年时间，过渡期是最动荡、混乱的，重大事件能加速或测试秩序变化，新冠疫情就是这样的重大事件。”2020年5月20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报告《2020人类发展展望——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与人类发展：评估危机与展望复苏》。报告指出，受到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影响，通过全球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平等综合指标进行衡量的人类发展指数可能在2020年出现衰退。如果真如此，这就将是“人类发展”这一概念自1990年引入以来的首次衰退。
“如果21世纪被证明是亚洲的世纪，就像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一样，那么这场大流行病很有可能会作为一个转折点而被铭记。我们正在经历的不只是戏剧性事件，而是很有可能成为历史的转折点。”可以说，当下的世界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未有之大疫情两者的叠加，世界正在步入一个深度不确定的时期。
新冠疫情背景下的世界大变局在经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科技4个维度呈现出了一些趋向性特征。
（一）经济方面
1. 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巨大。就经济危机本身来看，是金融、能源、粮食、产业链断裂、债务五重危机的叠加。世界经济下滑的幅度已经大大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冲击；很多人甚至认为，如果这次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下滑的幅度和持续的时间将超过1929～1933年大危机。
2. 世界经济版图的变动。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力量迅速崛起，改变了过去长时期发达国家为单一增长极的格局。一个普遍的看法是，中国在2030年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而印度则将在2050年超越美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
3. 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兴起。正是在逆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全球贸易、投资明显下滑，保护主义兴起，自由贸易受阻，全球经济出现困境。逆全球化的动能则是来源于各个维度。
4. 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的激烈较量前所未有。一方面，主导建立战后国际秩序的美国接连“退群”，大搞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破坏多边贸易体制和全球治理体系，给全球带来剧烈冲击与震荡；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并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原则，积极推进全球化良性健康发展，大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二）政治方面
1. 权力结构变化。进入21 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世界经济中心和全球战略中心从欧洲大西洋地区向亚洲太平洋地区转移，当今世界的权力结构第一次出现向非西方世界转移，向非国家行为体弥散的趋势，少数几个西方发达国家垄断世界权力的时代已经难以维持了，出现“东升西降”的现象，近代以来欧美发达国家主导世界政治的局面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2. 世界秩序重塑，全球治理机制亟待提升。随着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和欧美西方实力的相对衰落，“东升西降”的国际格局更趋明朗，全球治理依托的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全球治理体系出现松动乃至瓦解的风险。全球性问题丛生，全球治理体系陷入困境，亟须改变。此次新冠疫情是最需要全球合作应对的，但在应对疫情这一公共卫生问题方面却出现了泛政治化倾向，各国各自为政，导致治理混乱，全球治理体系效力不足。
3. 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对抗在加剧。疫情后的大国间关系，总体来看是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对抗在加剧，大国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增强，大国间合作的形式和方式也在发生变化。
4. 国家作为治理主体相对弱化，尤其对西方国家而言。国际秩序的主体不再局限于主权国家，而是跨国资本、非政府组织和个人都成为国际秩序的主体，这种主体日益多元化背后是跨国资本力量的日益膨胀。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力量共同挤压着国家权力，国际行为主体不只是由国家垄断，而是出现多重行为体，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意见领袖、极端主义、民粹主义、反全球化力量、网络精英、媒体、智库都在分散国家的权力。未来世界的冲突，不一定聚焦在国家领导权之争，而是取决于国家与社会、国家与非国家主体之间的力量平衡。依靠20世纪以来国家主义的权力逻辑，估计很难应对当前的全球乱局。
5. 国际关系的区域化发展趋势可能加速。比如钱乘旦先生就指出“世界格局将向‘区块化’发展，区块化即区域性的地区结构。”全球化有两个轮子，一个是多边，一个是区域。目前区域和双边合作的进展明显快于多边。受疫情的影响，今后的国际合作可能会更多考虑地理、地缘性因素。以前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未来会出现一批洲域共同体，比如欧洲、亚洲、美洲的一些国家，以洲为单位组成洲域共同体。美国体系的裂变和洲域共同体的聚合，是两个并存并行的运动。
（三）社会意识形态方面
1. 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强势崛起。伴随逆全球化浪潮而来的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崛起。这次疫情过后，现实主义将会抬头，地缘政治竞争将会加剧，国家间对立将会明显。这次疫情为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还有一些极端思想提供了新土壤，比如极端的反华言论与思想、分离主义思想等。最近我们看到对中国的好感度调查，美国民众下降到了1974年的最低点。世界民众性的情绪，恰恰是因为新冠疫情，对中国的看法甚至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这种社会性情绪的对立甚至冲突，往往是引发后继政治、经济、外交和安全效应最重要的先导。
2. 西方式民主政治的动摇，不同价值观的博弈。从国家制度的角度看，300年前开始向全球推广的所谓“民主政治”体制出现了衰败甚至崩塌的迹象。疫情治理对世人有个极大的冲击，就是人们普遍怀疑对抗式制度体系——也就是英美教科书上所说的民主政治，至少不是治理的最好模式，这将对美国软实力基础产生动摇。中国等东方国家在此次疫情中展示出来的以人为本的情怀和制度上的优势，则再一次展示了东方智慧和价值体系的重要意义。
（四）科技方面
“当今人类已出现了这样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方向：科技结构已壮大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它有可能选择那些能和它相适应的社会结构。……今后的人类命运，不仅为社会结构自身演化所限定，而且要深深受到科技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交互作用的影响。”科技，已经越来越成为独立于传统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之外的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第四种核心因素。
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交叉融合正在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量子通信、区块链等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影响着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实力和地位，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历经农业和工业社会，人类正在进入信息社会和数字社会。“人-机/人-机-人交互”“脑机接口”等正在加速更改着人类能量和信息的地图，“信息与信息技术正普遍、深刻而又无情地创造和重塑着人类的理论基础与现实基础，改变着人类的自我认知，重组着人类与自身以及与他人之间的联系，并升华着人类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当代人类同时生活在传统工业化社会和信息社会。但是，因为数字技术的迅速进步，从传统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和数字社会转型成为可能。”而“数字思维将取代地缘政治思维，成为影响大国决策的主要战略思维。……数字思维对外交决策及国际关系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且未来的科技进步将进一步扩大数字思维的影响力。”
上述4个视角的诸多因素，就是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当下和未来发展的历史大背景。它们作为障碍或者机遇，也必将在事业发展过程中打上或深或浅的烙印。

二、国际中文教育的成就与挑战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国际中文教育事业成就非凡；而在历史大变局的当下，也面临着多重挑战。

（一）国际中文教育成就非凡
几十年来，国际中文教育事业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做出了独特贡献。择其要者有五：
1. 事业发展从1.0到4.0，学科建设从无到有。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经历了从1.0到4.0的提升与演变：1949～1986年是1.0阶段，这一时期的国际中文教育无论从来华学生数量、外派教学情况、接收留学生高校数量、教师数量、教材、研究情形等各方面来说，都有很大限制，事业处于起始期和积累期；1987～2003年是2.0阶段，这一时期以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的成立为标志，开启了国际中文教育学科和事业发展的系统规划模式；2004～2019年是3.0阶段，这一时期以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全球布局为标志，见证了中国主动助力中文国际化的历程；2020年进入4.0阶段，大变局与大疫情的叠加之年，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和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相继成立，国际中文教育也应然跨入了4.0时代，开始致力于构建更加开放更加包容更加规范的现代国际中文教育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事业经历了“对外汉语教学——汉语国际推广——汉语国际教育——国际中文教育”的术语变迁或叠用，国际中文教育作为一个学科也卓然建立了起来。
2. 紧跟历史进程，助力国家发展。国家的发展和整体实力的提升为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坚强的后盾，而国际中文教育事业也为民族和国家的发展贡献着自身的力量。据统计，2018年共有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的492,185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全国31个省（区、市）的1004所高等院校学习。截至目前，国家汉办已累计派出了10万多名院长、教师和志愿者，并培养培训各国本土汉语教师近50万人次。截至2020年底已经在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500多所孔子学院和1000多个孔子课堂,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中文教育。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国际中文教育事业为缓解国家就业压力、提升全球软实力、增强中国国际化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3. 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构成。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不仅为国际中文教育指明了发展方向，也为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注入了动力，提供了更友好的外部环境。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国际中文教育工作人员成了实践倡议和理念的先导队，通过中文教学，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以人为本、美美与共的中华文明、中华精神，在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架起了一座座交流共建的桥梁，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4. 建构语言国际教育的中国模式，是人类跨语言文化交流的有益尝试。纵观人类历史，跨语言文化交流川流不息、愈来愈频繁，尤其是大航海时代以来，更是进入全球化的繁荣期。在此过程中，人类的语言国际化出现了许多模式，比如阿拉伯语等的宗教模式、法语和英语等的殖民模式等，而几十年来的中文国际化实践则建构起了一种和平发展背景下的合作共赢模式。这一模式的特点是国际中文教育不是要侵略其他语言的生存空间，而是要与其他语言和睦相处、和谐共存，从而为维护和发展世界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共同努力。
5. 重构了全球二语教育格局。在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努力以及其他各方因素的合力促动之下，当前的中文正在经历从陆地型语言到陆地-海洋型语言的转型，而且有希望成为世界第二通用语言。尽管目前的国际中文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这两大趋势是基本确定的。而中文在世界语言格局中地位和功能的提升，打破了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国家通过殖民与战争所建立起来的语言霸权体系（尤其是英语帝国主义），正在重构着全球二语教育的新格局。
（二）国际中文教育挑战重重
国际中文教育在取得非凡成绩、发挥其特定助力价值的同时，在历史大变局的当下也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一些：
1. 大变局之下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科技的挑战。如果我们逐一分析上述第一部分的12个历史变量对于国际中文教育的影响，就会呈现出如表1的情形。显然，当下及未来一段时间的历史环境整体来说是“一山放过一山拦”，困难较多。
2. 国际和国内的消极态度。如果说上述是客观层面的消极情形，那在主观态度一端的当前情形也是不容乐观。国际上的消极态度不断累积，从2012年的美国签证风波到近期几个国家孔子学院的关停，皆可得窥端倪；而国内对于国际中文教育的消极态度也有许多体现，比如顶层设计的疲弱、对语言的 战略意义认知薄弱、大众对国际中文事业的不理解等等。客观与主观、国际与国内的双重压力，给当前的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挑战。
3. 基础研究薄弱，基础设施不牢。如前所述，尽管国际中文教育学科有了长足发展，一线教师、研究人员和研究成果都数量不菲，但是也必须承认我们的基础研究还相当薄弱，基础设施还不牢固。比如相比英语只有一种称呼English顶多是复数指称Englishes，或者加个定语如新加坡英语Singlish、中式英语Chinglish，但是核心仍然是English，“中文、华语、汉语、普通话、大华语”等称谓上的平行或交叠一直未有很好的解决；大家公认的比较标准的国际中文教学语音-词汇-语法各子体系似乎仍未出现；“三教问题”一直是见仁见智，基于中文状况的第二语言教学理论还未形成；对于国际中文教育的系统性战略研究一直缺乏，国际中文教育的标准建设进展缓慢，等等。在基础设施方面，教材繁多但是能公认成为经典或权威的不能说没有也是凤毛麟角；在线教学已然成为当下的新风口，但是作为基础设施的在线中文资源却处在散乱甚至匮乏的状态；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发展迅猛，但是在一些国家又面临着随时可能关停的困境，等等。当今之际，国际中文教育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关注汉语汉字教学自身的问题，更加坚定走适合汉语特点的教学之路的道路自信，更加坚定建构既体现二语教学共性又体现汉语二语教学个性的教学法体系的理论自信。”
4. 官方色彩浓郁，市场化机制不健全。国际中文教育事业一开始就带着很强的官办底色，是作为政府治理的一部分而出现和发展的。这一色彩无可厚非，因为这是每个国家在发展自身语言国际化事业时都会有的特征，无论是英国文化交流委员会、法语联盟，还是塞万提斯学院、歌德学院、世宗学堂，莫不如此。但其他国家的相关机构在后续的发展中，基本上都通过市场化机制、学术化机制等层层包装，大大弱化了其官方色彩，也就大大减小了一些潜在的阻力。在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中，目前来看“政府-学界-市场-社会”的四角体系有些失衡，前者独大，后三者的作用并没有很好地施展和发挥，从而带来了一些结构性问题。
5. 职业-事业的旋转门开启不足。国际中文教育是一门职业，也是一项事业，前者注重个体视角，后者注重集体视角。“长期以来事业、学科、专业等发展指标权重不均衡不充分，造成事业（行业）发展的繁荣景象，掩盖了学科意识的薄弱、学科属性的模糊、学科建设的缺位，以至于影响到人才培养的需求和预期，影响到事业发展的基础与需要。”作为一门职业，注重教学就可以了，但是作为一项事业，要有教育的理念。“教学”和“教育”一字之差，但是在认知层次上却有云泥之别。目前大多数人还沉浸在职业的范畴内，而没有将其上升到事业的高度。也正因为这一天然“鸿沟”的存在，使“职业”与“事业”之间无法形成良性的支撑和互动，无法构成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有效互补。
6. 新技术发展的潜在冲击。近些年，得益于计算机硬件、大数据技术特别是神经网络技术的发展，机器翻译的水平和质量大幅提升。这必将对中文学习者的来源、数量、学习态度、学习动机等方面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也会给中文国际使用的领域和场景添加更多元素与变量。另外，目前已有科技公司宣称研发出了脑机接口系统，通过在大脑中植入芯片实现人脑与人工智能的实时连接和共存。如果真如此，学习一种新语言就仅仅意味着下载一个新程序；再发展，甚至无需说话就能沟通。如果不远的将来变为现实，那么对包括国际中文教育在内的语言国际化的冲击将是颠覆性的。不管这种情形是否真能实现，我们都要有所预判。
7. 战略谋划不足，智库支持欠缺。几十年来的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可以说取得了一次又一次战斗甚至战役的胜利，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目前尚缺乏战略层面的统筹谋划，一个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大周期模型还未见端倪；社会各界对于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智力和智库支持还远远不够。近几年语言学界的智库建设方兴未艾，而面向国际中文教育的真正的智库则更是凤毛麟角。如果说过去几十年事业处于狂飙突进期时，这个核心问题在高速发展的遮蔽下尚未凸显，那么在事业处于一定程度上下行期的当下，这一短板暴露无遗。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上述问题有结构性的，也有周期性的。它们的根源有些可能也并不在国际中文教育本身，而是与更大的环境和圈外的因素相联。

三、国际中文教育的未来展望

大变局与大疫情的历史背景以及上述各种挑战，似乎为未来的国际中文教育蒙上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事业也呈现出了某种程度的下滑态势。这种分析是客观的，但却也是一种被现象遮蔽的短周期视角。如果我们透过现象、在一个更长的周期、以更高的站位来审视，就会呈现出另一番更为乐观的景象。
（一）当前与未来的几个全局性认知
布罗代尔提出了3种历史时间，即“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与之相对应的概念分别是“结构-局势-事件”。这里笔者试图跳出“短时段-事件”的框架，而从“中时段-局势”甚至“长时段-结构”的视角来提出几个事关国际中文教育事业未来发展的全局性认知。
1. 中国依然处于发展上升期，这一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毫无疑问，中国仍然处于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上升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走向深入，依法治国稳步推进，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换挡提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则进一步彰显了制度优势、提升了国人自信，内部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与外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签署和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如期完成，必将为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和强劲动力。比如一个普遍的看法是，中国在2030年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这些就决定了中国在国际关系和世界事务中的地位会愈强、作用会越大，进而从根本上决定了国际上对中文的需求会保持基本稳定甚或越来越多。
2. 中华文明依然昌盛，依然无可替代。不管是亨廷顿提到的7个或8个人类主要文明，还是英格尔哈特-韦尔策尔世界文化地图提及的九大价值观集群，还是基辛格所说的世界秩序观的几大策源地，延绵几千年的中华文明都展示了其旺盛的生命力；而面对上文所提到的百年大变局，全球治理也越来越需要中华文明为世界未来发展提供更多智慧和方案。
上述两个历史大势决定了未来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上升趋势和继续发展的基本面不会变。中国国力提升的潜力是国际中文教育潜力巨大的基础，文明的不可替代性则决定了中文纵向和横向的传播力。
3. 中文的悠久历史和独特魅力提供了强劲动力。中文是汉藏语系的主要语言，有声调、量词众多、语序重要等是其显著特征。汉字是人类最早发明的文字形态之一，也是几大古文字系统中唯一延绵至今而且仍然生机勃勃。几千年的发展，中文形成了功能多元的诸多文体、写就了浩如烟海的传世文献、建构了中国的哲学体系、塑造了华夏的民族精神。中文自身的独特魅力以及深厚思想为国际中文教育提供了如磐根基。
4. 全球最大的语言生活共同体是牢固底盘。接近14亿的母语人口，6000多万的华人华侨，2500万左右的中文二语学习者，1亿多的中文作为外语的使用者，共同构成了全球最大的语言生活共同体。语言学习的最终指向和检验标准在于使用，国际中文语言生活共同体是国际中文教育不断前行的坚实底盘。
5. 语言的国际教育有其客观规律，起伏波动都是正常的。与西方诸国已经进行了几百年的语言国际化事业相比，国际中文教育仍然处在其初期阶段，或者说仍然处在学徒或者由学徒走向自信自立的阶段。当前国际中文教育的状态是整体上升趋势下的阶段性困难期，是一项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是符合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不能囿于当前的一点挫折，而是要冷静思考、合理规划，从而为一段时间后国际中文教育的下一波大发展积蓄能量。
（二）未来展望：方向与策略
面对上述历史背景，未来需立足国际中文教育战略定位，深入实施语言聚焦、科技助力、人本教育战略，以事业发展为统领，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开拓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世界人民的中文需求、增强文化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根本目的，以科技创新为新引擎，深入研判国际中文教育的形势和任务，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中文教育体系，率先探索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推进国际中文教育事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为事业发展行稳致远提供强劲动力和坚实保障。未来的国际中文教育至少需在以下五大任务和15个具体策略上持续努力。
1. 聚焦语言主业，建立健全国际中文教育体系
（1）建立健全国际中文教育结构体系和服务体系。第一，结构体系主要是纵向各阶段的教育，即建立从幼儿园到中小学、大学和研究生的全域覆盖教育结构，尤其对于中文学习的低龄化倾向要有更多重视。探索终身学习的理念和教育机制，为不同年龄阶段开始学习中文的外国人提供相应的教育资源。对于结构体系内部的基本部分要进一步建构和完善，比如体制、层次、种类、形式、地区、目标、教学、管理和教育思想等。第二，服务体系是结构体系的支撑要素，涉及人才体系、管理体系、师资培训体系、课程教材体系、标准体系、教育科研体系、经费筹措体系等。针对这一体系，主要是找弱点、补短板、稳基建，提升内功、强化基础研究。
（2）加快发展现代教育体系，推动教育体系优化升级，提升国际中文教育体系和教育能力的现代化水平。第一，抓住风口，打造国际中文教育“新基建”。历经几十年辛劳奋斗，国际中文教育的线下资源创制和配套建设成就非凡；未来一段时间，应抓住当前在线教育的风口，建造线上资源的新基建，包括分层分类的在线教学及管理资源、多语种高精度的在线中外语翻译系统等。近期上线的“全球中文学习平台”“中文联盟平台”等就是有益尝试，而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则有望在不远的将来发挥更为重大的作用。当然，新基建不是对旧基建的替换升级，而是二者相互配合，协力发展。第二，加快数字化建设。主要涉及内容数字化、教学数字化和管理数字化。要坚持统筹协调、应用牵引、安全可控、依法依规，加强技术创新、应用创新、模式创新，全面构建国际中文教育数据共享安全制度体系、管理体系、技术防护体系，打破部门信息壁垒，推动数据共享对接更加精准顺畅，提升法治化、制度化、标准化水平。第三，精准细化，升级教育供给与管理。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社会对中文教育的需求也会产生重新组构，在重新辨别国际需求状况的基础上，利益攸关方需要在供给侧和管理侧进行相应升级改造，需要与教育技术产业开展更多元、更根本的合作。
2. 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国际中文教育体制
（1）激发各类主体活力。第一，充分挖掘和优化“官方机制-市场化机制-学术化机制-社会化机制”，4种机制、不同主体的相互配合，相互协力。国内外合作只是一种形式，可以进一步拓展和企业、职业学校、中介机构的合作渠道，让中文在全球各领域中的产业化参与度更强，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淡化官办色彩。第二，中方主导为前提，适当强化外方导向。未来的国际中文教育，应该学习英语在全球的国际教育模式，需要更多发挥外方的主体作用，成为外方主导下的外语教育的一部分。中方的主要任务在于提供标准、平台和服务等方面。由中方主导向中方主导外方导向的转移，应该是未来中外合作的一大趋势。第三，坚持项目导向，鼓励社会团体、行业协会、民间组织等，结合自身群众性、专业性、灵活性等特点，建好用好双边交流合作机制，比如与各个国家语言推广机构的合作。在借用高铁、港口、路桥、核电、航天等中国发展进步的名片，提升中文国际声望的同时，强化中文的使用和供给。支持中资企业加强与当地媒体、智库合作，开展跨语言文化融合传播。
（2）完善国际中文教育规划。第一，提高站位，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如前所述，国际中文教育事业是助力国家治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重要部分，其经过几十年发展成绩斐然，但是目前也存在着社会认知边缘化、研究定位细碎化、顶层设计薄弱、战略谋划稀缺的困境。面对当前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诸种困境和挑战，更需要洞见历史的战略定力和系统长远的事业谋划。第二，加强中文的国际声望规划。语言的声望规划是语言规划的一种类型，一直以来国内学界关注不多。声望与形象密切相关，目前已经有了一些针对国家和语言形象的研究，未来则有必要针对中文声望进行专门考察。第三，统筹协调各教育对象类型。主要是来华留学生、国外本地国民教育系统的中文教育、孔子学院/孔子课堂等机构的中文教育，以及华人华侨的华语文教育。针对这4类，最好能有一个更为宏观的顶层架构和统筹。第四，动态建模，锻造智库支撑。处于4.0发展阶段的国际中文教育亟需政府、科研院所和高校、民间等各类智库的支持，提升认知站位和战略思维，并努力创制一个服务于事业发展的复杂动态分析模型。这个模型通过跨学科、全覆盖的变量指标体系筛选，以开放、动态的数据流为依托，可以为事业发展提供全天候的政策咨询和建议参考。国际中文教育发展智库联合体的成立以及教育部语合中心2020年支持的科研项目，就正在这两个方面加快步伐。
（3）加强市场化发展。更多引入市场要素和市场机制，提升市场导向、民间导向和需求导向。探索政府与市场相结合，以及市场自主调节的国际中文教育机制；调动企业、社会等力量积极参与。鼓励专业化、国际化的社会组织和民间力量参与人文交流具体项目运作，并建立奖励激励机制。需要强调的是，增强市场化并不意味着政府调控和主导的减弱，不是此消彼长，而是一起提升，市场化需要在政府监督和调控下进行。2020年6月，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和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的成立，就是这个方向的最新探索。
3. 优化既有布局，探索全新项目，稳妥有序推进
（1）进一步挖掘常规品牌价值。对于国际中文教育已经有广泛影响的一些品牌项目，应提升内涵、进一步挖掘其教育价值。比如重视线上线下结合，构建“汉语桥+融媒体”新格局，强化“汉语桥”对于中国青年和其他国家青年的文化交流作用。充分发挥“汉语桥”俱乐部的全球社交网络功能，通过“汉语桥”人脉网赋能国际青年专业交流。发挥“汉语桥”团组、“汉语桥”中文比赛和“汉语桥”俱乐部等联通作用。此外，中文教育奖学金和“新汉学计划”等项目也需根据环境变化而有所调整和提升。
（2）强化本土化建设。本土化建设无疑将是未来国际中文教育的重中之重。第一，倡导突出区域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中文教学研究探索，从而满足个性化、差异化、多样化的中文学习需求。秉承开放包容、尊重信任的理念，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多样灵活途径，打造教材、教师、教法、测试、培训等一系列的本土化范式。第二，配合支持各国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鼓励并配合全球各国和地区通过颁布法令、制定教学课程大纲等形式，以大中小学开课、高中会考、汉语专业学历教育、公务员考试等方式，在国民教育体系的各个学段进行中文教育。推动签署双边协议，通过派遣教学顾问、合作研发大纲等多种方式，支持各国各地区大中小学成体系开展中文教育。
（3）支持高端人才专业教育。第一，在来华留学生的学历培养上，目前的国际中文教育仍以中短期语言生及语言本科学历教育为主，专业学历生近几年进入各个院系不同专业进行学习的留学生越来越多了，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但在推进过程中要处理好基础语言学习和专业课学习的关系，这方面可以参考欧美国家的较为成熟的教育模式。以及高层次人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培养占比不高，专业生比例以及教育层次有待提升；第二，在本地化学生的培养上，以往更加注重兴趣班、初级中文的教学，未来可能需要更加注重高端中文人才，对于那些有更高更深中文需求者（比如商业精英、汉学家等志向的人士）需进行调研，从供给侧给予帮助。
（4）支持中文国际学校建设。中文国际学校主要指的是针对因公或因私而长期或短期在外国生活的中国公民或侨民子女提供跟中国国内教育体系相接轨的中文教育学校，其中有的也会招收所在国的当地学生。这类学校方兴未艾，但却是国际中文教育共同体的重要构成。中文国际学校正在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教师培养、经费筹集、合作机制等方面，未来发展需得到更多关注和支持。
4.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格局
（1）打造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新业态。第一，线上教育强势崛起。线上中文教育需要技术支撑，需要整合教育资源，需要建立现代化的教学团队，需要新的教学管理。混合式教学、线上资源的应用、线上教学评估等，都需要新思维、新实践。第二，创新探索，优化赋能“三教”。线上中文教学不是线下课程在线上的简单复制，而是因其平台、技术、理念、资源、教学方法、师生互动等不同，给师资角色带来了新的要求，对师资能力素质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三教”是国际中文教育之根本，教师作为一种职业短期内应不会被机器人等新科技所替代，但未来的中文教师宜更专注于高技能服务，需进一步融会线下和线上两种能力；教材及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学习评估等方面也需要探索新形式和新内涵。“三教”的更新赋能和优化升级是国际中文教育新生态建构的中流基石。
（2）推进“中文+职业技能”的新范式。随着各国不同行业对中文人才的需求大幅增长，“中文+”课程已逐渐涉及高铁、经贸、旅游、法律、海关、航空等数十个领域。应充分尊重中文教学和职业技能教学各自的特点，坚持以中文教学为基础、以职业教育为特色，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加强专业标准建设、加大师资培养力度、大力开发教学资源，充分发挥“中文+职业技能”优势，注重产教研用相结合，力促国际中文教育和职业教育资源有效整合、深度融合，尤其是要在建设“中文+职业技能”师资人才库、研发“中文+职业技能”教材、举办国际性技术技能竞赛和组织开展国际学术会议等方面下功夫。
（3）提升中文作为国际通用语的新高度。第一，通过母语人口、二语人口、官方语言、国际组织语言、网民和网络文本、经济-科技与整体实力的增强来提升中文的工具功能，通过书面语、文献量、翻译量、突出领域以及名人名物的增强来提升中文的文化功能，进而在整体上提升中文的功能域范围。第二，进一步开拓来华留学的途径和模式，通过将中文纳入更多国家和地区的国民教育体系以及当地中文学校、孔子学院等的发展，提升中文教育的质量和效应。第三，在3个空间增强中文国际供给。在社会空间层，中文是一种公共产品，增强中文的国际供给，需要在外语角色、学术含量、功能体系、知识表达等方面用力；在信息空间层，需利用新科技来增强中文在虚拟空间和智能空间中的比例和地位；在物理空间层，亦不能忽视语言的器物化视角，亦更需增强中文在物理器物世界的供给，比如出口商品上的中文标识与说明、技术输出中的中文指导与培训等。第四，共同体理念，提升国际中文语言生活品质。语言学习的最终指向和检验标准在于使用，国际中文语言生活共同体的建构是国际中文教育的内生动力之一。在新科技助力下，建构起线上-线下、虚拟-现实、国内-国际相结合的更便捷、更多元的练习和使用场景，无疑会提升国际中文语言生活共同体的品质与体验，进而增强其吸引力和内生力。此外，当前全球性问题此起彼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国际中文教育应当为上述两个共同体的建构和发展提供更多助力。
5. 统筹发展和安全，为平安中国和和谐世界助力
（1）重视地缘视角，筑牢事业发展核心地带。东亚-东南亚的汉字文化圈和其他地区利益攸关的地缘政治圈是国际中文教育的两个核心地带。受疫情的影响，国际合作的区域化发展趋势日益增强，未来可能会出现一批洲域共同体，东亚-东南亚地区作为历史上的汉字文化圈区域，是国际中文教育的第一核心地带。东盟十国和澳大利亚、中国、日本、韩国、新西兰等十五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可以说为未来的事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另一方面，“跨大西洋联盟”的分裂与“北分南合”的趋势愈加明显，这就给中国在原有基础上提升与一些国家的合作伙伴关系提供了契机，也就为国际中文教育事业提供了新的核心地带增长点。比如2020年12月30日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如期完成，将会给中欧语言文化交流提供更加强劲的动力。
（2）建设依法治教的国际中文教育法治体系。加快推进国际中文教育及相关领域的教育立法，加强国际中文教育行政执法工作，健全事业依法行政机制，完善国际中文教育制度实施体系。在深化事业改革、推动事业发展、化解各类矛盾、维护事业稳定、应对国际和国内风险等方面，进一步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
（3）强化事业安全风险防控机制，建立安全事件应急机制。加强国际中文教育的舆情监测，建立舆情应对机制，健全常发、突发事件的舆情口径库，及时回应国内外重要关切。建立中外联动、上下联动的国际中文教育事业风险评估机制，健全应急预案，及时妥善处理紧急和突发事件。针对干扰破坏国际中文教育的情况，注重整合各方资源，有理有利有节做好工作。
（三）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 树立国家自信、实践自信、走出去的自信。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百年前那个孱弱的中国，但是许多人还沉浸在屈辱历史的记忆中，还没有自觉地认知到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大国责任的期待。在认知层面，应树立自信，坚定、主动地走出去。
2. 走差异化发展之路，避免同质化。同质化不同于标准化，后者是教育的理性需求，前者则会带来更低的附加值和更少的边际效应。未来无论是在孔子学院/孔子课堂的建设方面，还是线上线下资源的创建，以及在合作机制的建构中，都需要差异化思维。
3. 注意分散学习者的潜力、注重多元需求。以往都是注重较大规模的集中式群体，比如在校学生、商业精英、汉学家等，但是未来，随着新科技的提升和线上教育的发展，那些由于分散各地域各行业而无法获取中文教育的人们将获得机会。国际中文教育应当注意到这个分散但是却庞大的群体，并采取精准的行动。这个群体的崛起，很可能会给事业发展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4. 处理好线上与线下的关系。尽管线上崛起，但是线下依然是教育的基本形式，这就决定了一是未来要构建的是线下教学为核心、线下线上融合发展的新格局；二是线上教育建设要统筹规划、有序推进，不能盲目推进、风险冒进。
5. 秉持复杂系统科学思维。国际中文教育事业涉及面广、层次多元、变量多样，是一个复杂动态系统，对它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应秉持此思维，把它放在更大的背景、更高的层次来分析。

四、结    语

从遥远的远古时代开始，交流互鉴就是人类活动的主流。中国尽管历史悠久、文明璀璨，但是一直以来却是语言觉悟不高、语言意识淡薄。“没有语言意识，没有合乎国情、领先时代的科学的语言意识，就不可能有合乎国情、领先时代的科学的语言政策，就不可能有利国利民、充分发挥语言的社会作用、政治作用、文化作用和经济作用的语言行为。”
在欧洲，从大航海时代开始“语言学这项学科得到帝国的热烈支持。欧洲帝国相信，为了让统治更有效，就必须了解这些属民的语言和文化”。而中国在浩瀚的中外文化交流的长河中，不管是在政府的或民间的交流中，不管是在陆路的还是海上的交往中，基本上鲜有语言的身影。而语言意识正式进入中外交流的视野，应该是从15世纪初明代设立专门负责对外翻译的机构“四夷馆”才开始的，但“四夷馆”所涉及的语言也仅限于陆路能及的语言。中文作为第二语言教育虽然历史悠久，但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基本上是限于来华外国人的中文教育，中国主动到世界各地开展中文教育，那是进入21世纪之后的事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际中文教育还是一项处于初期阶段的事业。
当前国际中文教育遭遇的困境是内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当此之际应借机求变，破旧立新，减量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创新发展，全力打造事业4.0。在广度相对下降的背景下，需要深度挖掘既有资源，告别以往的粗放式量的扩张模式，探索量变向质变的转移。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是一个综合性的时代命题，它不仅仅是教育技术和技能上的创新问题，同时也是教学组织模式、教育组织形态、机构运行模式、利益攸关方行动逻辑的变革历程。
语言的国际教育有其客观规律，起伏波动是正常的。历史大变局的当下，国际中文教育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是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不必过分夸大，更不应灰心丧气。国际中文教育事业有足够的底气，也有强大的战略定力。我们宜趁此契机总结经验、整合资源、优化布局、战略提升，从而为下一波的大发展积蓄能量。　

本文来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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