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荐读｜吴 铭：汉语是否存在名动包含关系?

“语言学心得”新版块掉落~好文荐读（第十期）汉语是否存在名动包含关系～

“好文荐读”不定期更新，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核心期刊亮眼论文，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也欢迎给我们留言推荐更多值得一荐的好文哦~

汉语是否存在名动包含关系？

吴  铭
四川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

文章简介

文章来源：吴铭.汉语是否存在名动包含关系？[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21,44(03):60-67.

摘要：本研究通过两个行为实验考察了汉语母语者在裸词和短语条件下理解单纯名词、单纯动词及动名兼类词时的心理表征。研究发现：1）无语境和有语境时，汉语母语者在加工上述3类词项时词类主效应显著，心理表征存在显著差异；2）语境对上述3类词项的词类识别有一定促进作用。就同一个动名兼类词而言，名词或动词用法在个人心理词库中的固化程度与社群语言系统中的规约化程度存在明显个体差异。 

关键词：现代汉语；动名兼类词；双层词类范畴化；心理表征本文获得《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期刊授权推广，全文下载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引言

早在公元前约100年，狄奥尼修斯（Dionysius）就提出了“词类”的概念，但词类研究至今仍是国际语言学界的难点与热点（Ježek 2016：100）。汉语与印欧语在形态、句法以及历史等领域层面的差异使得对汉语词类的处理更为棘手（陆俭明 2019：34-35）。现代汉语词类划分的理据目前尚未达成一致，争论焦点主要在于语法功能还是语法意义为主抑或二者兼顾。“给汉语的词分类不能根据形态，只能根据词的语法功能”（朱德熙 1982：37），语法功能指“词和词之间的结合能力”（朱德熙 1985：14）。“词类划分的依据是词的内在表述功能或词的语法意义”，但实际操作时以可直接观察的形态或语法功能进行划分（郭锐 2002：98）。词类划分应“综合考虑词的语法意义和词的语法功能”（徐枢、谭景春 2006：75）。
名词和动词是现代汉语中最常用的两大词类。王仁强（2011：73）基于《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对现代汉语词范畴进行的语言事实调研发现，仅名词和动词就在成词语法单位项目中占比高达85.1%。此外，几乎所有语言都有名词和动词这两个词类（Robins 1952；Ježek 2016：100）。以世界语言中广泛存在的名词和动词为切入点考察词类划分具有普适性。探讨汉语有助于了解其他语言以进一步探讨语言的本质（沈家煊 2016：11）。经激烈讨论后，汉语词类划分标准已初步达成共识：汉语缺乏形态变化，无法像印欧语那样依据形态划分词类。但汉语名词和动词的关系尚存争议：汉语名词和动词的关系是否也应与英语等印欧语中名词和动词的关系不同?沈家煊（2016：2）认为，印欧语中名动是分立关系，但汉语名动是包含关系，“汉语不存在‘名动兼类’，因为动词都属于名词”。名动包含说过分强调汉语的个性，对汉语词类及兼类的认识存在一定局限。一方面，该理论对名词和动词的定义较为模糊，存在概念的偷换（王仁强 2010：383；高航 2020：70）。名动包含说“所指的名词就是汉语学界一般所说的实词……所指的动词就是学界一般所说的谓词”（陆俭明 2019：57）。另一方面，名动包含说不承认名动兼类，但“词的兼类现象是客观存在的”（陆俭明 2019：57）。王仁强（2014，2020）分别以《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7版）和《汉英词典》（第3版）为例，调查了现代汉语和现代英语的兼类现状，发现现代汉语和现代英语中兼类现象均极其普遍，兼类类型丰富，动名兼类词在兼两类词条中占比最高。语言事实显示，名动包含说对汉语中广泛存在的动名兼类现象的解释力度不够，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汉语词典的词类标注。名词和动词在大脑中是如何表征的也引起了神经语言学界的关注（Ježek 2016：100）。不过，即使是在印欧语中，实证研究结果并非完全支持名动分立的观点。Miceli et al.（1984）和Luzzatti et al.（2002）在失语症患者中发现了意大利语名动分离现象，但后者发现当词频或可想象度得以控制后，名动分离也随之消失。Siri et al.（2008）运用fMRI技术以正常人为被试，发现语义因素得以控制后，意大利语名动加工不存在特异性。Havas et al.（2015）运用ESM技术以脑损伤患者为被试，发现了西班牙语名动分离，但个体差异较大。Federmeier et al.（2000）运用ERP技术以正常人为被试，发现英语名动加工神经表征的差异是受经验和语境影响的结果而非词类。以汉语为语料、汉语母语者为被试开展的神经电生理学实验大都发现了汉语名动分离（武宁宁、舒华 2002；杨亦鸣等 2002；刘涛等 2008；Xia et al. 2016）。这些实证研究结果对名动包含说具有一定冲击力。不过，就行为数据来看，实验结果存在较大差异。汉语名动是否存在包含关系仍有待进一步验证。实验结果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第一，就实验手段而言，fMRI和ERP存在时间或空间分辨率的不足。第二，现代汉语在词类及兼类问题上争议不断，所以设计理念上研究者对兼类词的认知偏差也可能影响实验结果。汉语词典并未完全准确地表征兼类词（王仁强 2014，2020），所以单凭词典挑选实验材料会降低实验结果的有效性。第三，与传统内省法相比，使用语料库能更客观、可靠地指导语言使用，有助于认清个体语言知识的差异（Hunston 2002：20；王仁强 2010；高航 2020；Schmid 2020：217、258）。第四，词类理论的更新为实证研究提供了新的设计思路与解释角度（沈家煊 2016：429）。忽视最新的词类理论也会使实证研究结果出现偏差（Kemmerer & Eggleston 2010；沈家煊、乐耀 2013；孙崇飞等 2018）。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Wang 2014；王仁强 2020）是基于复杂适应系统语言观和跨词类本质观对上千种分析语提出的词类范畴化新模型，兼具认识论价值与方法论意义。鉴于此，本研究基于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结合语文词典和语料库挑选实验材料，通过两个行为实验考察现代汉语中名词和动词的关系。具体研究问题为：1）无语境和有语境时，单纯名词（以下简称名词）、单纯动词（以下简称动词）及动名兼类词的心理表征是否相同?2）语境是否会影响名词、动词及动名兼类词的心理表征？

 一 研究方法

1.1 实验设计

本研究为被试内单因素多水平设计，共两个实验。实验一刺激序列随机呈现，实验任务为词类识别，实验二分屏呈现，实验任务为对第2次呈现的靶词进行词类识别。要求被试又快又准地做出反应，按键在被试内保持平衡。

1.2 被试

被试为30名以汉语为母语且英语水平较低的大一学生，男女比例1：1，平均年龄19.33岁（SD =.83）。所有被试身心健康，右利手，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此前未参加过类似实验，实验结束后给予适当报酬。

1.3 实验材料

实验材料的选取对实验结果至关重要。名词和动词的挑选步骤如下：1）使用《现代汉语常用词表（草案）》（2008）筛选出若干双音节高频词（待用），笔画数相当，含多音字的词不选；2）确保上一步筛选词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只有动词或名词一种词类；3）基于语料库的使用模式调查筛选词的词性，确保只有指称或陈述用法。兼类词的定义存在分歧，争论焦点在于是否应为同义词。“兼类问题跟我们如何分析词义有关系”（朱德熙 1982：38）。胡明扬（1995：96）和陆俭明（2019：59-62）认为，可根据研究需要或学科领域调整兼类词的定义。比如，不同领域可取同义、近义甚至意义完全不同的多重定义标准。但如此一来将使本就棘手的兼类问题更难解决。语言学名词审定委员会（2011：55）公布的《语言学名词》对兼类词的定义为“兼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词类性质的词。即同音、同形、词汇意义上没有明显区别但语法功能不同的词”。实际上，兼类是多义的一种特殊现象，是兼属多种词类范畴的语法多功能现象，在语文词典中体现为兼类词条（Wang 2014：345）。兼类词经历时演变后，共时层面中读音可发生细微改变。同音词指声母、韵母和声调都相同的词（符淮青 2020：84-89）。若严格按照“同音”标准，像“编辑biānjí”与“编辑biān·jí”这样声母、韵母相同但声调不同的词就不是同音词，更不可能是兼类词。所以对兼类词界定条件中的“同音”可放宽至声母韵母相同，但声调可不同。不过，兼类词的主要判断标准还是看各个义项是否具有密切联系。俞士汶等（2020）提出动名兼类词的判定条件为“是否互为语义角色”，但该条件是否适用于其他兼类类型有待验证。另外，该条件的必要前提为一个词的两种兼类属性须同时出现在一个句子中，但语言实际使用过程中有多少词能共现于同一语境不得而知。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不仅适用于动名兼类，也适用于其他兼类类型，除汉语外，也适用于其他分析语。该理论对动名兼类词的判断标准兼顾个例频次、类型频次、时间跨度和语域范围。因此，本文在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的指导下挑选动名兼类词，并基于语料库的使用模式调查后，将指称用法居首位的词分为兼类偏名，陈述用法占首位的词分为兼类偏动。具体操作沿用杨旭（2019）的做法。比如，就个例频次而言，“研究”一词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语料库中的陈述用法占首位，其次是指称用法，故将“研究”一词分为兼类偏动，方便数据分析。

实验一共4组、60个双音节高频词。名词、动词、偏名动名兼类词（兼类偏名）和偏动动名兼类词（兼类偏动）各15个。材料示例：名词组选用“雪花”“白玉”“苹果”等词，动词组：“承担”“打包”“奔波”，兼类偏名组：“编辑”“生活”“运动”，兼类偏动组：“研究”“练习”“影响”。实验二包括8组不同搭配的短语，每组15个，共120个：1）壹1+量词+实验一中的名词（下同），如“壹片+雪花”；2）不+能愿动词+名词，如“不愿+雪花”；3）不+能愿动词+动词，如“不愿+承担”；4）壹+量词+动词，如“壹项+承担”；5）壹+量词+兼类偏名，如“壹位+编辑”；6）不+能愿动词+兼类偏名，如“不想+编辑”；7）壹+量词+兼类偏动，如“壹项+研究”；8）不+能愿动词+兼类偏动，如“不愿+研究”。名词可被量词修饰，充当主语或宾语，动词受否定词“不”修饰，在句中做谓语。第2、4组为错误搭配，确保被试正常反应。

1.4 实验流程

采用E-Prime 2.0编制程序，电脑屏幕分辨率为2880×1800，刷新率为90Hz，刺激呈现在屏幕中央，白底黑字（宋体72号）。被试处于一间隔音、亮度适中的房间，坐于舒适的椅子上。屏幕上呈现指导语，向被试解释实验操作。之后，屏幕中央出现注视点“+”，提醒被试集中精神。为消除记忆效应，设计了空屏掩蔽，呈现时间为200ms。再呈现刺激，持续500ms。当出现“  ？”时，被试需做出反应。为确保被试充分理解并熟悉实验操作，正式实验前增加了练习实验，不记录数据。

二 实验结果

使用SPSS 24.0对两实验中的反应时（Reaction Time，RT）和正确率（Accuracy，ACC）分别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差异检验，实验结果如2.1和2.2所示。再将同一被试对同一个词在不同实验条件下（无语境和有语境时）的实验数据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考察语境是否会影响被试对同一个词的词类识别，实验结果如2.3所示。

2. 1 裸词呈现

如表1所示，无语境时，被试加工3类词项所需的反应时均值从低到高依次为:名词（749.91ms±145.09ms）、动词（757.33ms±149.70ms）、兼类偏名（950.25ms±207.23ms）、兼类偏动（1054.80ms±198.04ms）；平均正确率从高到低依次为名词（96.67ms±17.97%）、动词（92.22ms±26.81%）、兼类偏名（82.44ms±38.09%）、兼类偏动（68.22ms±46.61%）。可见，无语境时，被试加工3类词项所需的认知资源由少到多依次为:名词、动词、兼类偏名、兼类偏动。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考察不同词项的反应时均值及正确率均值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若存在，这些差异是否是处理效应即词项带来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FRT（3，1347）=322.849，p显示为.0002，η² =41.83%；FACC（3，1347）=91.150，p<.05，η² =16.88%。因此，拒绝零假设（H 0），接受备选假设（H 1）:实验一中因变量的差异是由自变量即词项而非实验误差造成的。

2. 2 语境呈现

如下页表2所示，有语境时，被试的反应时均值从短到长依次为名词（655.19ms±145.90ms）、兼类偏名（740.59ms±142.24ms）、兼类偏动（789.49ms±113.40ms）、动词（911.39ms±174.13ms）；正确率均值从高到低依次为名词（97.33%±16.13%）、兼类偏名（86.89%±33.79%）、动词（85.11%±35.64%）、兼类偏动（72.89%±44.50%）。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FRT（3，1347）=243.55，p<.05，η² =35.18%；FACC（3，1347）=55.34，p<.05，η² =10.97%，词类主效应显著，表明有语境时，名词、动词、兼类偏名及兼类偏动的心理表征存在显著差异。

2. 3 对比分析

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两实验中4对配对样本即名词、动词、兼类偏名、兼类偏动的反应时均存在显著差异（t值分别为9.95、-14.41、17.76和24.34，p值为.000）。两实验中名词的配对差的均值Δ为94.72ms，动词为-154.06ms，兼类偏名为209.66ms，兼类偏动为265.30ms，表明语境会缩短被试对名词、兼类偏名和兼类偏动的反应时，延长动词的反应时。两实验中名词的正确率不存在显著差异（t=-1.74，p=.08>.05，SD=97%，Δ=-0.7%），表明语境对名词正确率的影响效果不显著。其余3对配对样本的正确率均存在显著差异（t值分别为5.86、-4.57和-4.69，p值均为.000），Δ分别为7.1%、-4.4%和-4.7%，表明语境对动词、兼类偏名、兼类偏动的正确率存在显著影响效果。具体表现为:语境会降低识别动词的正确率，提高兼类偏名和兼类偏动的正确率。综合反应时和正确率的结果来看，语境对名词、兼类偏名、兼类偏动的识别起促进作用，但抑制了动词的识别。

三 讨论

 两实验中词类主效应显著，表明无语境和有语境时，汉语名词、动词及动名兼类词的心理表征均存在显著差异。以往研究虽然也考察了名词和动词在正常群体中的神经心理表征，但实验结果存在较大差异：名词和动词在反应时和正确率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杨亦鸣等 2002；刘涛等 2008）、名词和动词仅在反应时上存在差异，在正确率上不存在差异（夏全胜 2012）、名词和动词在反应时和正确率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冯骏 2015）。实验结果的差异可能是实验任务或指导语的不同造成的（李行德 2018）。杨亦鸣等（2002）和刘涛等（2008）采取的是语法搭配范式，夏全胜（2012）采用了真假词的词汇语义判断任务，冯骏（2015）将名词、动词及动名兼类词置于具体的语境中，要求被试判断句子是否符合语义。但语义概念模糊，难以划分功能词或抽象词（杨亦鸣等 2002；陆俭明 2019）。句子涉及语音、词汇、句法等多个语言层面，将动名兼类词置于句中，难以排除其他层面的干扰。综合来看，语法搭配范式最为合理。本研究在前人（杨亦鸣等 2002；刘涛等 2008）实验范式的基础上增添了裸词识别，并将实验材料扩大到动名兼类词，并以此为切入点，对比语境前后同一个词的词类识别情况，考察了语境的影响效果，同时也探讨了语境前后词类效应的存在与否。无语境和有语境时，名词的加工都易于动词。这与前人（Luzzatti et al. 2002；Black & Chiat 2003；Havas et al.2015）在失语症患者及获得性语言障碍儿童中发现的词类选择性受损特征相吻合，即动词选择性受损比名词更严重。正常儿童习得名词的时间往往早于动词，但也受语义、句法、音系范畴的影响（Black & Chiat 2003）。比如，名词A的语义、句法、音系特征难于动词B，儿童也会先掌握动词B。所以，汉语名词和动词加工的难易程度并不能说明汉语名词和动词是包含关系（李行德 2018）。也可能是由汉语动词的句法分布比名词更难造成的。无语境和有语境时，被试加工名词或动词所消耗的认知资源均少于动名兼类词，表明动名兼类词的加工更难。因为无论是无语境时的动名兼类概括词，还是有语境时动名兼类词的名词或动词用法，都涉及名词和动词两种用法。动名兼类词处于名词和动词的交界处，类典型性较差（袁毓林 1995），容易发生去范畴化到再范畴化的过程（王仁强 2010）。但这一过程极为复杂，存在不确定性。本研究在挑选动名兼类词时，基于语料库的使用模式调查后按指称或陈述用法居首位将其分为兼类偏名和兼类偏动。兼类偏名（如“编辑”）的名词用法比动词用法更常用，被试在无语境时，更易将该类词判断为名词；有语境时，被试对同一个兼类偏名的词类识别表现出差异。数据分析的是由个体词在具体语境中抽象为概括词的行为数据，所以语境对动名兼类词的识别速度起促进作用。后续访谈发现，大部分被试在无语境时都会调用更多的个人经验，根据经验自行造句后再开展词类识别任务。所造句子不尽相同，既存在规约化用法，也存在临时性创新用法，个体语言经验有限或生活经历不尽相同，使得词类处理策略也有所不同，这在动名兼类词中尤为突出。而有语境时，被试大都依据给定材料判断词类，极少单独造句，消耗的认知资源相对较少。所以，即使实验材料均为高频常用词，基于语料库的使用模式调查后也发现动名兼类词的名词和动词用法在整个社群语言系统中已规约化，但不同被试对同一个动名兼类词的名词或动词用法的识别仍因百科知识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使得语境下动名兼类词中指称用法居首位的兼类偏名或陈述用法居首位的兼类偏动的心理表征存在显著差异。动词与动名兼类词的心理表征在有、无语境时均存在显著差异，表明动名兼类词与动词不同。郭锐（2002）倡导的采取优先同型策略将动名兼类词划分为动词范畴，以及前人（朱德熙 1982，1985；俞士汶等 2020）将“研究”“影响”等动名兼类词处理成动词的次类即“名动词”以区别于一般动词的做法有待商榷。兼类虽然是针对概括词而言的，但词类既是个体词的分类也是概括词的分类。为更好地描述词类范畴化过程，应区分概括词和个体词两个层面（Wang 2014）。个体词的词类范畴化表达的是说话人对特定命题言语行为功能的编码，在语境中表现为意义事件和句法功能在组合与聚合关联上的一致性，呈现一种非此即彼的状态；概括词的词类范畴化以个体词的词类判断为基础，提取高概率关联模式，而言语层面个体词的大范围反复使用沿时间向量可能诱发语言系统的词类演变，表现出多个语法功能的叠加状态，即兼类现象。词典的词类标注体现的是概括词在使用模式中规约化的用法，在具体的语境中表现为特定词性，但兼类的概括词可兼具多种词类属性，表现为不同词类的叠加。语言作为复杂适应系统，个人心理词库中固化的词与社群语言系统中规约化的词是高度偶然且多维渐变的，既能实现个体到社群的过渡，又能实现反向过渡，不过，这一过程较难掌控（Schmid 2020：216-217）。将概括词在词典中以词目词的形式表征，利于规约化到固化的促进作用。对于概括词层面的动名兼类词而言，若未系统地教授过语法知识或要求其进行一定程度的模仿，很难在个体心理词库中固化。配对t检验结果显示语境虽然抑制了动词的识别，但对名词、兼类偏名、兼类偏动的识别有促进作用。无语境和有语境时，兼类偏名消耗的认知资源均少于兼类偏动。增加语境因素后，兼类偏名与兼类偏动的反应时有所缩短，正确率也有所提高。为避免Sereno et al.（2003）发现的词频和语境交互效应的影响，本研究的实验材料均为高频常用词，所以名词、动词及动名兼类词心理表征的差异并非受到了词频或词频与语境共同作用的影响，而是受语境影响的结果。

四 结语

 本研究考察了名词、动词及动名兼类词的心理表征，发现：1）无语境和有语境时，汉语母语者在加工上述3类词项时的心理表征均存在显著差异，词类主效应显著；2）语境对3类词项的词类识别有一定促进作用。汉语教学过程中可适当提供语境信息以促进语言学习。社群语言系统中规约化的词与个人心理词库中的词在使用上存在时间、空间、语域等差异，将个人心理词库中的词分为个体词和概括词两个层面有利于描述复杂的词类范畴化过程。不过，心理学实验只能考察小部分群体心理词库中的词类属性，对整个社群语言系统层面的词类探讨还需基于大样本数据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跟进。

作者简介

    吴 铭 女，四川成都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心理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与词典学，E-mail: [e-mail]

本文来源：《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文末点击“阅读原文”可跳转

课程推荐

往期回顾

欢迎加入
“语言学心得交流分享群”“语言学考博/考研/保研交流群”请添加“心得君”入群

今日小编：瑞秋儿

审    核：心得小蔓

转载&合作请联系

"心得君"

微信：xindejun_yyxxd

点击“阅读原文”可跳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