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 音｜沈家煊：谈谈功能语言学各流派的融合

谈谈功能语言学各流派的融合

沈家煊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摘要：广义的功能语言学，融合的途径应以问题为导向，立足母语和汉外比较。功能语言学不能忽视语言的形式，要了解形式语言学的进展。从方法论上讲，“简单原则”凌驾于不同学派之上。要回答汉语究竟有哪些形式手段来实现传情达意的问题，需要用现代语言学的眼光对中国传统语言研究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加以重新阐释。

关键词:融合、问题导向、比较、方法论、重新阐释

学习文献：沈家煊.谈谈功能语言学各流派的融合[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9,51(4):483-495. 

沈家煊教授

01

以问题为导向，立足母语和汉外对比

广义的功能语言学与形式语盲学相对，包括狭义的功能语法、语用学、语言类型学、语法化研究、认知语法、篇章分析以及最近的互动语言学等。这些理论都来自西方，对我们既是挑战也是机会。虽然西方学者也有把不同领域结合起来的研究，但是我们更容易不持门户之见，从高处俯瞰，把各家融会贯通，吸收精华，扬弃缺点。

 以本人的学识和能力，要对各分支和流派的融合做全面系统的论述，是难以胜任的。我只能根据自己的研究经历谈一些体会。我的主要体会是，融合的途径，要以问题为导向，立足母语和汉外比较。

 先从狭义的功能语言学说起。狭义的功能语言学，或者说直接以“功能”冠名，在国内影响很大的，当然是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记得1985年的时候韩礼德出版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赠送吕叔湘先生一本，吕先生转赠给了我，我就以笔名写了一篇介绍文章登在当时的《国外语言学》上。后来

我到荷兰进修又了解了Simon Dik的Functional Grammar，我到他们那个团队去讲了一次，结合汉语的sentence hood（句子属性）讲他的理论应改进的地方，其实是用赵元任对汉语句子的观点，特别是依据“啊、吧、吗、呢”的分布特点来讲的，那篇东西后来在法国的一个杂志发表了。我到美国进修又了解了其西海岸的功能语言学，对Givon的功能语法印象深刻，特别是他关于“语法等级”和“连续统”的思想。Li & Thompson关于汉语是话题突显而不是主语突显的观点，已经有语言类型学的眼光但是我当时读了朱德熙的《语法答问》，从汉语的实际出发，还是比较赞同朱先生观点。按照赵元任的看法，话题和主语在汉语里不是二分对立的关系，因为汉语的主语就是话题。这三个主要的功能语言学流派当然应该融会贯通，要善于从汉语的角度来提出有待解决的问题，使研究深入下去。功能语言学应更多地注意语言的类型差别，韩礼德的“主位”说，在我看来大概是最接近汉语句子的起首成分的，但又不能完全对应，例如“他很伤心，思念母亲”和“玛丽买了，一顶帽子”是汉语的习惯表达方式，起首成分和接续成分字数大致相等，叫做“半逗律”，这意味着汉语的语法要和韵律节奏一起讲。关于语篇的衔接手段，姜望琪有文章说，汉语以“并置”为主，并置本身就是种衔接手段，还说汉语的句子实际是utterance（我把它叫作“用句”）而不是sentence，我觉得都很有见地。韩礼德grammatical metaphor的观念虽然跟认知语法的“语法隐喻”不尽相同，但完全可以沟通融合。

我对语用学有浓厚的兴趣，入门书是Levinson的Pragmatics，写得极好，读后收获非常大。Grice提出的会话合作原则，特别是其中的适量准则，是最重要的贡献。我早年写的《不对称和标记论》中许多内容就是运用适量准则来解释汉语语法现象的。Horn和Levinson都对两条次准则“足量”和“不过量”做了深入阐发。记得国外有人评论说，这是近一个世纪来语言学为数不多的实质性进展之一，我也有同感。有学生间，形式学派和功能学派这两大派，我跟哪一派走好呢？我的建议是从汉语的问题出发，例如反身代词的长距离约束问题，有关文章也就那么些，你去看形式派（以黄正德为代表）语用派（以黄衍为代表）和功能派（以陈平为代表）各自是怎么解决的，你自己去评判哪个解决得好一些。当时徐烈炯跟黄正德争论，徐先生虽然在形式派的框架里做，但是认为实质是语义和语用问题，用语用原则来解决问题并且做得最好的是黄衍，不仅解决汉语问题，而且覆盖多种语言。

我觉得适量准则的应用范围绝不止于反身代词的长距离约束，Levinson増加的“M准则”把足量和不过量准则跟标记理论（markedness theory）结合，形式与意义紧密联系，那就具有广泛意义了。常说汉语靠“意合”，究竟是如何意合的，我相信“新格莱斯语用学”的成果对我们有重要借鉴意义。当前语用学和语义学的“分合”再次成为一个争议问题。汉语中有大量的事实，比如重复与非重复形式的区别，“屡战屡败”与“屡败屡战”的语序区别，都能用来支持what is said离不开how what is said，语用学与语义学二分、中间有个交界面或过渡带的观点很可能站不住，因为实际不可能有独立于语用学的语义学。虽然其他语言也提供这类事实，但汉语里这类事实不仅是大量的而且是成系统的。如果提高到范畴观的层面，这意味着语义学和语用学两个范畴是包含关系而不是分立关系，语义学包含在语用学之中。我最近讲“类包含”格局为什么也能实现传情达意，这也跟会话的适量准则有关，因为语言根植于会话，语言组织运行的原理根本是会话的原理。最近见到Du Bois发表在Cognitive Linguistics上的文章提出dialogic syntax的设想，是会话研究与认知语言学（在向社会互动的方向靠）的结合。语用学的分支会话分析（CA）已发展成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互动语言学”，这也要跟汉语的会话特点和语用特点结合起来研究。

19世纪语言学成为一门领先学科，20世纪语言学的发展则得益于哲学家的洞见。Grice是个哲学家；还有一位语言哲学家Austin提出“言有所为”理论，经Searle发展为“言语行为”理论，后继者Sweetser将其与认知相结合的研究成果就更有意思，她那本《从词源学到语用学》是名副其实的优秀博士论文，我曾用她的“三域”理论来解释汉语里的一些重要现象，觉得从汉语的事实出发，可以对“行、知、言”三域的分合（还没有完全解决）做更深入的探讨，提出更好的见解。Grice和Austin还给我启示，语言理论的研究一定要重视哲学基础。

 下面说说语言类型学。语言类型研究和语言共性研究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前者注重语言类型的差异和变化，后者注重类型差异和变化所受的限制。不过语言类型学，顾名思义，一般更多关注语言类型的差异和变化，亲近功能语言学。我当初翻泽Comrie的《语言类型和语言共性》一书，请他为中译本写序，他问我写些什么好呢，我根据自己当时的看法，告诉他中国学者过于强调汉语的特点缺乏语言共性的观念，这个看法跟他注重语言类型差异的观念有点相悖，于是他就写道，“希望中国的语言学家能把汉语置于世界语言的变异范围内来考察”，这就两面都照顾到了，这句话后来成为中国许多中青年学者的座右铭。现在我的侧重点跟过去不同了，变为十分重视汉语与印欧语的类型差异。

 Greenberg开创的语言类型学是语序类型学，最重要的贡献是所谓的“蕴含共性”（implicational universals），用“如果A则B，反之则不然”来表述。蕴含共性在分布上呈现“四缺一”格局，在逻辑上排除四种可能性中的一种，这就被认为是语言的共性。我认为，跨语言的“四缺一”格局跟个别语言内部的“四缺”格局是一致的，没有后者的四缺一就没有前者的四缺一。四缺一格局也不局限于语序，汉语内部的四缺一格局十分普遍，赵元任从分布的角度讲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偏侧对应关系”（skewed relation），实际就是一种四缺一格局。这种格局跟Givon讲的“语法等级”和“连续统”其实是相通的，甚至跟“类包含”格局也是相通的（参见拙著《名词和动词》），其本质是语言的形式和意义在对称中有不对称。

 类型学研究从词法类型发展到语序类型，近来又朝词类类型发展，要抓住这一发展的脉络，了解这种演进背后的原因。我曾指出语序类型学的一个先天不足是S、V、O这些语类本身在不同语言里有不同的解释，不具有普遍性。词类类型的研究主要是功能语言学家Dik的弟子们在荷兰开展的，从中也可以看到类型学与功能语言学的联系。总的来说，语言类型学，不管是语序类型还是词类类型，还是印欧语的类型色彩过重。另外语言类型学研究切忌只依靠二手材料，也不能过分相信简单的问卷调查，我很欣赏一些摆脱印欧语眼光的束缚，实事求是对个别语言做深度描写和分析的文章，例如Broschart(1997)对汤加语的分析，Kaufman(2009)对他加禄语的分析，这两篇文章都有很大的影响，从事词类类型的研究是不能不参考的。Kaufman的文章其实是语言类型学、生成语言学、历史语言学三者的融合，因此说服力更强。

 再说“语法化”研究。我早年写了一篇《“语法化”研究综观》的文章，觉得可以促进汉语的实词虚化研究，没有想到影响挺大，后来在国内形成一股研究热潮，至今没有消退。语法化既指历时的又指共时的，是历时与共时的结合，但以历时为主。语法化研究在汉语里大有可为是因为，汉语历史悠久，方言的共时变异反映历时演变的不同阶段。要研究语法化的动因和机制（motivation and mechanism），自然就跟语言的功能和认知方式联系起来了，比如隐喻和转喻语法化研究的进展是从单线条变为二维形的，单线条的语法化跟Givon的语法等级的单线型是相通的，都强调有一个“既A又B”的中间过渡阶段。现在盛行的“语义地图”研究是把单线型扩展为二维型，但仍然遵循单线型演变的基本规律。

 最近产生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是对语法化理论的信条“单向性”的质疑。单向性指只能由实变虛而不能由虚变实，这本来是语法化或实词虚化的定义。但是最近在汉语历史研究中这个信条不断受到挑战，比如介词、副词变为动词连词变为介词，等等，都是逆方向的演变，尤以江蓝生的两篇论文论证最为确凿。其他语言也发现有这种情形，但不像汉语这么普遍。这个问题应该引起充分重视。我现在的认识是，汉语里实词与虚词之别不同于印欧语content word与function word之别。在印欧语里，二者是分立关系，是content word就不是function word，是function word就不是content word。而汉语的实词和虚词历来是相对而言的，古人认为动词相对名词而言是虚词，抽象名词相对实体名词也是虚词，有大量半虚半实之词。汉语的实词虚化都是不彻底的，例如“然”在“果然”里已经像个词缀，但是在“不然”里仍具有实在的“这样”义。还有虚词的使用不具有强制性，现代汉语的“了、着、过”使用也不具强制性。第二，汉语的虛实之别重在“用”，不是纯句法范畴，实词可以用作虚词，虚词也可以用作实词。概括地说，汉语的虚词是包含在实词中有所虚化的一类词，且其范围是伸缩不定的。要好好理解郭绍虞先生关于汉语“虚实是一个统一体”的观点。区别实词和虚词最初是中国古人对语言学的贡献，西方学者知道后引入他们的语言研究，于是有了content word与function word的区分。其实content word与function word二分对立，在他们的语言里是不言自明的，但是他们善于吸收外来观念，意识到这个区分原来十分重要。“虚实”这一对概念出口到西方转了一圈，改装以后贴上西方的标签，返销到中国，中国人反倒忘了它本来的含义，按西方的二分对立来理解了，这值得我们反思。

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在中国找到了空前多的知音，有目共睹，原因之一（不是全部）跟汉语的特性有关，这里不多讲。认知语言学内部各流派，不论是Lakoff的“概念隐喻”，Langacker的“认知语义学”，Fauconnier的“概念整合”，Talmy的“事件表达类型”，还是Goldberg的构式语法”等等，都应该融会贯通，没有必要各自为政，各说各的，无非是身心合一、概念隐喻、形式（语音）与意义的对应象似关系、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些核心观念。隐喻和功能语言学家讲的象似性（iconicity）本质上是一回事。从汉语的事实和问题出发，我们应该考虑中国的语言学家能对认知语言学做些什么贡献。比如Langacker从认知上讲名词和动词在“界性“”上的对应关系，由于汉语形容词有简单形式与复杂形式的区别，我有一点小小的进步，发现形容词也有对应的界性区别。隐喻有实现性隐喻与构成性隐喻的区别，构成性隐喻在汉语里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这是我“名动包含说”的认知理据。汉语从构词到造句，都是通过概念或词语“整合”的方式这种整合跟隐喻和转喻有密切联系。根据我最近的研究，我还想说说中国人对“比喻”的认识。Lakoff提出我们的概念和概念系统是隐喻性的，当然十分深刻，我还记得当年读到他的大著Metaphors We Live By时的兴奋心情。不过也有人对他的理论提出质疑：如果都是概念问题，那还要语言学干什么？我来回答：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比喻”不仅是概念问题，更是语言问题，是语言的形式问题，“比喻”要在“表达形式”上采用比对表述，比喻就是比对着说，如“铜墙铁壁”、“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样的比喻都是比对形式。

认知语法新近的进展之一是Langacker提出的“提取和激活”（access and activation）理论，这个理论把句子结构还原为语序引导下的一种动态认知处理，具体说是连续地构建一个个注意视窗，语法单位在注意视窗中互相提取和激活，决定语义解读。例如（1a）的英语句子

(1)a. He sadly missed his mother

   b.他很伤心，想念母亲

副词sadly虽然在结构上修饰后面的动词，sadly和missed构成一个注意视窗，但是在这个视窗之前，sadly的词根形容词sad还跟前面的主语he构成一个注意视窗，在这个视窗中he和sad也互相提取和激活，形成概念上的主谓关系，也就是sadly既在前一个视窗内又在后一个接续的视窗内。这个理论模型特别适用于汉语，上面那个英语句子在汉语里的习惯表达不是“他伤心地想念母亲”，而是对言式的（1b）“他很伤心，想念母亲”（符合“半逗律”）。

 认知语言学近年来跟“互动语言学”逐渐交汇，共同关注在对话和互动的情景中如何形成共鸣和相互理解，甚至已有人（前面提到的DuBois）在尝试构建一种超越线性结构的“对话句法”，聚焦于更高层面的、动态的和多模态的对称结构。这就跟社会语言学、语用学打通了。从汉语的事实出发，我们可以大大丰富“对话语法”的内涵。

02

功能语言学不能忽视语言的形式

这次论坛的主题“（功能）语言学的融合”，把“功能”放在括号里，虽然有点别扭，用意倒也不错。语言的功能和意义离不开语言的形式，功能语言学重视语言的意义和功能，但绝不能忽视语言的形式，对注重形式的形式学派也要有所了解，知己知彼才能真正有进步和超越。生成语言学脱胎于美国结构主义，我发现国内一些新人门的语言学同行，特别是从事功能语言学研究的，缺乏一个结构主义阶段的洗礼，不怎么掌握互补分布、扩展插入、替代等论证手段，因而不知道怎么从语言形式上进行严格和有效的论证。往往一上来就是当今国外流行的某种理论，当然这也是情势所趋，但是欠缺的知识和技能还是要补。结构主义在汉语研究中做得最彻底的，一是陆志韦的《北京话单音词词汇》，二是朱德熙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做得最好而且有创新的还是赵元任。如果你只看外国书，不读这些跟汉语有关的经典著作，怎么能做好研究呢？

生成语法关于DP（限定名词短语）和TP（时态动词短语）统一的见解，我认为是最有价值的洞见之一。这意味着句子的主语与谓语之间不仅有接续关系，还有对应关系，这是对布龙菲尔德认为主语和谓语可以视为“对等项（equatedterms）这一重要观点的当代回应。生成语法“最简方案”的新进展是，在句法操作上用“合并”（merge）取代“移位”（move），而“合并”必然在逻辑上导致一种“平行合并”（parallelmerge）。我们应该弄清楚，为什么要用合并取代移位？“平行合并说”（Ciko2005）的提出将引发什么样的理论后果？从汉语的事实出发，我觉得“平行合并说”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同时也觉得它有必要变得更加彻底，我们需要一个“对称的”平行合并模型，我上次在“说四言格”的讲座中已有简要说明。

形式语义学的进展也值得我们关注。我读了Chierchia的有关论文和相继的一些研究，特别是不同语言（包括汉语）名词充当论元的时候有不同类型，感到很受启发，对解决汉语里的问题很有帮助。说汉语语法注重语义，如果对形式语义学一无所知是说不过去的。

从方法论上讲，我十分欣赏著名的生成语言学家Larson（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Larson's Shell假说）的做法，他通过对汉语和伊朗一些语言的比较，论证了汉语的名词也属于“大名词”（super-noun）包括动词和形容词在内。名词和动词分立，这是生成语法无需论证的立论基础，但是Larson居然敢于突破这一点为什么？因为这样可以对汉语和伊朗语言的现象做出简单的解释。这给我们个重要启示，从方法论上讲，“简单原则”凌驾于不同学派之上。经常有学生我，有各种各样的理论，我怎么来评判好坏优劣呢？评判好坏优劣的标准，除了严谨（这是不用说的）就是简单，覆盖同样多的语言事实，相对简单的理论就是相对好的。我们应该拜语言事实为上帝，尊简单原则为宗法，科学研究的本质是追求单纯，世界是复杂的，语言是复杂的，然而大道至简。

我再说一遍，功能语言学不是只讲功能和意义，语言的形式和意义是一体的，在语言学领域里如果不依据形式的区别，讲意义或概念的区别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语言学不是哲学，研究意义离不开研究语言的形式，甚至可以说语言研究就是语言形式的研究。我们不必坚持形式主义，但是一定得坚持形式。形式与意义要结合起来研究成了很多人的口头禅，但是要真正做好不容易。上面提到标记理论”，标记理论就是讲形式与意义之间对称和不对称的关系，不管哪个学派在论证的时候都会涉及有标记和无标记。标记理论中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要区分“无标记”和“未标记”，英语unmarked这个词没有做这个区分是个遗憾，我认为“有标记”与“未标记”的对立实际造成“类包含”格局。上面也提到语用学的适量准则跟语言的标记现象有紧密联系，加深了我们对标记现象的认识。

03

 汉语究竟有哪些形式？

立足母语，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汉语究竟有没有、有哪些形式手段来实现传情达意？限于篇幅这里只能把我近来的一些思考和研究简要地提一提，跟大家分享。我们可以从中国传统语文研究的一些概念，包括回文、重言、联语、互文、韵语等着手，用现代语言学的眼光重新加以审视和阐释。

诗有回文体，但回文不限于诗词，也不仅仅是修辞。汉语的结构具有“可回文性”，大多数情形下回文实现“意义的重组”，例如：

(2)轮渡-渡轮 虫害-害虫 白雪-雪自 羊头-头羊 进行-行进 发出-出发

  脾气-脾气犟 一条死路-死路一条 发展经济-经济发展

可回文性表明汉语以字词“并置”为本，并置可以说是一种“没有形式的形式”，或者说“并置本身就是一种形式”。并置关系是一切语法关系一主谓、动宾、偏正、联合等一的来源，可参看Matthews的Syntx一书。

 重言包括重复和重叠。重言作为一种形态，超越名词、动词、形容词，起区分大名词（包括动词和形容词）与摹状词的作用，形容词重叠变为摹状词不用多举例，如“红红的、干干净浄的”，名词和动词同样能重叠变为摹状词，例如：

a.  丝河面上漂浮着丝丝霞光。

b．山水山山水水地画个不停。

C．飘飘白雪飞扬在空中

d. 指点她们指指点点地议论起来。

四字重言主要是两种模式，XYXY（如“指点指点”）和XXYY（如“指指点点”），两种模式各有其变体，大家熟悉，但对它的重要性过去认知不足，重言是汉语自身的一种形态手段。可以将重言看作一种特殊的互文（见下文），例如来来往往”是重言，“你来我往”就是互文。

联语更常见的传统名称是顶真或递代，都指词语头尾蝉联，上接下递。上接下递的联语不受词类约束，也不分词和语。更重要的是，从联语式变为递系式（兼语式）和连动式只有一步之遥，过去受印欧语语法观念的支配，在界定兼语式的时候把兼语成分限定在名词性成分，然而汉语的实际是，兼语成分不限于名词性，也可以是动词性的，试比较联语式和递系式：

(4)a.星垂平野，平野阔。→星垂平野阀。（兼语为名词“平野”）

b.飘零为客，为客久。→飘冬为客久。（兼语为动间“为客”）

C.都由他，他当家。→都由他当家。（兼语为名词“他”）

d.风声响.响不绝。→风声响不绝。（兼语为动词“响”）

箭头左边是所谓的联语式，同形成分（不管名还是动）合并后就成为右边的递系式。从联语式到连动式也只是一步之遥：

(5)我签舆，返咸阳;返咸阳，过宫墙;过宫墙，绕回鄉。→我銮舆，返咸阳，过宮墙，绕回廊。

这样来看“老骥伏枥”这样的主谓句，实际就是来自联语式的递系式：

(6)老者，骧也，骧者，伏也，伏者，枥也→老嫌伏枥。

因此联语式或递系式不应只看作一种修辞格,汉语的组织构造根本上具有联语递系性。语言不是只有依靠递归性才能传情达意，靠递系性也能传情达意(Evans & Levinson 2009)递归性是不对称主从结构的属性，递系性是对称性并置结构的属性。

互文也叫“互文见义”，过去认为是古诗文常采用的一种修辞手法，对它的解释是“参互成文，含而见文”，例如“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杀人如恐不举，刑人如恐不胜”。句内、句间、隔句都能互文。然而互文并不限于古诗文，大量的的四字语互文是最常见最稳定的互文形式，如“男欢女爱、吃里扒外、柳暗花明”等。凡是对言表达都是互文,如“先来先吃，后来后吃”、“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汉语式“驴子句”，如“谁有钱谁请客”、“有什么吃什么'也是互文。互文是语言学里的“童子纠缠”，“男欢女爱”中的“男”和“女”、“欢”和“爱”，虽然互相隔开，但是“纠缠”在一起，不能単独描述,只能作为整体来看待。双音复合字组也是互文见义，比较“老骥”和“老筍”，“伏枥”和“伏虎”，“老”字、“伏”字的意义都要跟搭配的字互参才能明了。放大了看，“老骤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也是互文对言。汉语的结构具有平行对称的“互文性”（inner-textuality）。

韵语，传统指讲究音韵声律的语言表达形式，如双声叠韵，平仄对应，轻重徐疾，“偶语易安，奇字难适”等。古时有人用韵语来指诗，语体分骄体和散体。从现代的眼光看，韵语是汉语音乐性的表现,不仅仅是一种特殊的语体。

单双音节的组配，单对单、双对双这样"成对”的都站得住。单对双、双对单“不成对”就经常站不住，尽管在表义上不成问题。这个规律不仅覆盖各种结构类型（偏正、动宾、主谓、联合等），还起到区分结构类型的作用，例如：定中式复合名词一般是“双+单”,如“煤炭店”、“出粗车”，而动宾式动词短语一般是“单+双”，如“种大蒜”、“买粮食”。这些现象和对其的解释引起了学界极大的兴趣，引出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但可以明确的是，单双音节的区别及组配方式表面上是韵律现象，其实是汉语自身特有的一种语法形态。韵律是汉语语法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所谓“韵律语法”，在汉语里包含在“大语法”之中，不像印欧语那样是韵律与语法的交界面，可参看拙文《汉语大语法包含韵律》。

总之，要套住以上这些语言现象和形式特点,我们需要一个大框架，—个“大语法”的框架，超越主谓结构和动词中心主义。这种基于回文、重言、联语、互文、韵语的语法根植于语言的初始形态一对话。我们相信，这样的语法不仅是关于汉语的个别语法，而且具有一般语法理论、语言类型和语言演化研究的价值。

04

要不要比附，叩问是科学的动力，需要跟传统接轨

以问题为导向,立足母语和汉外比较，这里就汉外比较说几点意见。第一是耍比较不要比附，比较研究才是科学研究。研究开始阶段的比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比附就是比附，不能当真抱住不放。第二是不要以为做汉外比较的人才做汉外比较，吕叔湘先生写过一篇《通过对比研究语言》，说明比较的重要性，在我宥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语言研究就是语言之间的比较研究。就是一种语言内部，也要做古今比较、方言比较、语体比棱。第三是比较不要流干表面，要抓住两种语言之间的根本性差异,要有系统性，1:要的是弄淸一种语言重视哪样的区别，而不是照搬别的语言重视的区别，见拙文《怎样对比才有说服力》。名词和动词是一对最甚本的语法范畴.这对范畴在英语和汉语里的性质及二者的关系有什么差别，是牵一发动全身的问题。中国人学英语，最容易犯的错误是说"The park has many people，外国人学汉语，在说“山上有座庙”的时候犹豫不决，改说“山上是座庙"，这是由于英语及其他印欧语是BE型语言，汉语是“有”型语言。我最近有篇文章，讲名动包含格局对英语学习造成的负迁移是广泛的、成系统的，文章已经发表。第四，汉语与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的深度比较有待加强，特别是与汉语周边语言，例如与日语的比较。所谓深度比较，就是要弄清参与比较的语言究竞是如何组织运行、实现传情达意的，弄淸每种语言重视什么样的意义区别，说不简单也简单，所重视的语义医别一定有形式上的显著区别。我很欣赏德国语言学家Broschart所做的汤加语与印欧语的比较研究，我在这个签础上做了汤加语与汉语的比较。

 叩问是科学发展的动力。要把“以理论为导向”变为“以问题为导向”，我们归根结底是研究语言而不是语言理论，研究语言理论也是为了研究语言,是为了认识语言的本质。以问题为导向，就可以在理论上钻进去又跳出来，将各家各派加以融会贯通，然后加上自己的创新。

 我跟在座诸位一样，有幸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形式语言学占据主流地位，各功能学派异彩纷呈，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吸取各派的精华，那个借鉴结构主义还要遮遮掩掩、要批判“资产阶级结构主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既要“知不足”，虚心向人家学习，又要“去自卑”，我们对印欧语的了解大大超出外国学者对汉语的了解。关于语言共性universals，我很赞赏我的同道朋友朱晓农的观点，应该音义兼顾翻译成“有你我式”。朱君从汉语的音节出发建立音节学，设立独立的调音和发声两大参数，说这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性。只要我们既跟国际接轨对话，又跟中国的传统接轨对话，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融会贯通，然后加上己的创新，一定可以为人类的语言学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跟中国的传统接轨对话,一是跟中国的古典传统接轨对话，二是跟中国近代的传统接轨对话，我们不赞成历史虚无主义，不仅要用现代语言学的眼光对古典传统中的重要概念蜇新审视和阐释，还要继承“五四”以来近百年的语言研究传统（请来了“赛先生”），要站在前辈学者的肩膀上继续攀登。在我的心目中就语法研究而言，这些前辈的名单中有马建忠、赵元任、王力、吕叔湘、高名凯、方光焘、郭绍虞，朱德熙……，等等，现在是把他们在解决汉语问题过程中得出的各种洞见(insight)加以综合和贯通的时候了。

以上所说只是个人体会，不见得有普遍意义，只想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提及的相关文章和著作均列于参考文献中，以方便读者参阅。

编者按

参考文献略，欢迎查阅《外语教学与研究》2019年第4期纸质原文。

本文编辑：上海理工大学 孙雨

本文审核：吉林大学  王峰

本文转自：语言学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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