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 音｜郑咏滟：后疫情时代的多语研究：反思与展望

后疫情时代的多语研究：反思与展望

    郑咏滟，应用语言学博士，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导，现任外文学院副院长。中美富布赖特高级研究学者（2016/2017），复旦大学卓学计划人才，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多语研究创新团队带头人。获得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学术学科类（论文类）一等奖。研究兴趣：第二语言习得、复杂动态系统理论、双语及多语发展。主持包括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科项目等多项省部级以上项目。近年来出版学术专著（编著）三本，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60余篇。担任国际SSCI著名期刊System副主编。主讲课程《论文写作》获评首批国家级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主讲课程《比较文化研究》获评复旦大学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本文来源：《当代外语研究》2021年第1期，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下载。

摘  要: 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意识到，身处互联互通的整体系统之中，多语言多文化的世界仅靠英语无法建立公平、公正、有效的全球沟通体系。英语占主导地位的知识生产与传播体系映射了中心-边缘结构性不平等，体现了知识生产领域的地缘政治。“英语至上”的语言不平等裹挟着认识论不平等，进一步提高了英语中心知识体系的地位，固化了语言为导向的学术研究的单语思维定式。在此背景下，面对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新格局，如何打破固有的全球沟通体系和构建多语共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语言为导向的学术研究者面临的重要挑战。近年来，随着“多语转向”，应用语言学的一大分支“多语研究”蓬勃发展。但是在单语思维定式影响下，大量的多语研究仍被单语思维主导，陷入单语认识论的困境。长此以往，只会进一步抬高英语至上的地位、加剧全球知识生产和沟通的结构性不平等。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提出，应从研究范式、理论视角、研究对象三个维度构建后疫情时代多语研究新框架。就研究范式而言，采用“多语地研究”新路径，即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体现一种以上语言的贡献，激活多语资源、突破单语惯习；就理论视角而言，积极探索不同语言背后的认识论传统，寻找替代性认识论，构建研究的认识论多样性；就研究对象而言，在以英语学习为研究对象主体的基础上，丰富研究对象的多样性，关注边缘群体，拓展理论边界。我们认为，当今学界需要正视语言层级化的现实，一方面，英语是我们在国际学界发出声音的渠道；另一方面，我们也肩负责任和使命，基于本土事实，参考本土知识系统，做出中国的多语研究。我们应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不确定的局面下，努力探索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引导下多语发声的模式。

关键词: 多语研究；语言不平等；认识论不平等；多语地研究；替代性认识论

1. 引言

2020年以来，全世界受到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的打击，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格局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面对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新格局，我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语言生活治理是全球治理的基础内容之一，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公平、公正、有效的全球沟通体系格局。新冠肺炎疫情让全世界意识到，我们处于一个互联互通的整体系统之中，互相依存、无法割裂。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看，新冠肺炎疫情让全世界看到了多语危机沟通的缺位，语言文化多元的世界仅靠英语无法进行危机沟通(Zheng 2020)，以英语为中心的全球沟通体系在处理全球重大问题时处于失效状态(Piller, Zhang & Li 2020)。因此，在后疫情时代，如何打破旧有的全球沟通体系、构建多语共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值得学界广泛关注和深入探讨。本文聚焦多语研究——应用语言学的重要子方向之一，揭示多语研究潜藏的英语至上的文本意识形态及其带来的认识论不平等，并从研究范式、理论视角、研究对象三个维度提出后疫情时代多语研究的新框架。

2. 知识生产的地缘政治和文本意识形态

尽管全球有5000~6000种以上的语言，但是全球沟通体系中最常用的世界语言在其中仅占很小的比重。Piller(2016)调查了维基百科词条中使用的语言，发现仅有295种语言用于全球知识传播。并且，这些语言并非势均力敌，其中291种语言仅有很少的词条，而15种语言的词条在100万以上。在这15种语言中，英语位居第一，其词条数量是第二名的2.5倍。维基百科作为全球最大的免费知识库，英语的统治地位可见一斑。

在学术知识生产与传播领域，英语也占据垄断地位。国际主流期刊索引SCI、SSCI、A&HCI中，95%的自然科学期刊和80%以上的人文社科期刊都以英语作为发表语言（郑咏滟、高雪松 2016）。英语的地位或许会被认为是历史选择和全球化进程的必然结果。然而，如果仔细审视学术语言的发展轨迹，我们会发现英语的学术语言地位并非自然发生，而是社会、政治因素博弈的结果。在启蒙主义阶段，欧洲的学术语言为拉丁语，后变成德语，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德语和法语共存。一战时期，俄语成为重要的学术语言。当时众多哲学艺术的研究者们都使用俄语进行学术写作。德、法、俄三大语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充当了欧洲学术界的通用语。然而，英语在一战以后，开始进入学术界，在二战以后超越德语成为学术界唯一的通用语(Ammon 2012; Gordin 2015)。

在一百年间从多语并存变为英语独大，后果影响深远。英语为主的科学通信体系成为非英语地区的学者参与到全球学术共同体的障碍(Ammon 2012)。笔者的一系列研究(Zheng & Gao 2016; Zheng & Guo 2019; 郑咏滟、高雪松 2016)发现SSCI与A&HCI使用的24种语言中22种是欧洲语言，使用韩语和汉语发表的期刊仅为个位数，日语发表的期刊则完全没有。因此，即使亚洲学者的发文量日益增长，在英语主导、欧洲语言强势的国际学术交流领域，亚洲学者仍然没有使用本族语言发表的权利，多语资本也在国际学术发表语言市场上持续贬值。

Lillis和Curry（2010）借用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提出“世界体系理论”，从“中心—边缘”视角揭示了国际学术发表中的结构不平等现象: 处于世界中心的发达国家学者在科研发表总量上远超处于边缘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学者；中心学者构成国际核心学术圈，边缘学者被摒除在外；中心学者产出核心学术圈知识，边缘学者消费核心学术圈知识。从Kachru（1992）的世界英语理论看，处于世界中心的发达国家恰恰是传统的英语内圈国家，处于边缘的发展中国家大多是非英语延展圈国家。由此可见，英语的科学语言地位和全球权力结构深层交织，英语的语言优势与知识生产的地理中心融为一体，这种优势随着数字鸿沟的扩大还在不断加大。

随着中国经济腾飞，中国学者的国际学术发表的数量也取得了显著进步，我国自然科学的发文总量已成为世界第二位，人文社科领域位居世界第六位。参照“世界体系”的标准，我们或许已经进入所谓的半边缘状态。然而，不可忽视的是，中国学者的国际化科研成果大多以英语发表，发表量最大的经济学、管理学与教育学呈现出全面英语化态势（郑咏滟、高雪松2016）。边缘地区或者半边缘地区大部分的知识产出都以英文为媒介传到了以英语为中心的圈层。尽管如此，英美国家的学者却很少关注边缘地区产生的知识。中国本土创造的优秀人文社科成果从汉语学术圈传至英语中心学术圈，却极少与西班牙语、德语、法语等其他语种互动，形成知识从外圈层到内圈层的单向流动(Ammon 2007; Zheng & Gao 2016)。在这点上，日本有一些不一样的做法。日本的科研体系以商业企业为主导，企业鼓励科研人员用日语率先在本国发表最新的科技创新成果。在此举措下，日本的科研成果以最快速度转化为有市场竞争力的商业产品，在全球市场上占得先机。

知识生产的地缘政治不仅导致英语内圈国家在知识流动的方向、速度和方式上具有绝对优势，更潜移默化地推进了英语至上的“文本意识形态”(textual ideology) (Lillis & Curry 2010)。英语国家的学术传统、语篇意识形态和文献计量手段成为国际学术发表的风向标和大学排名的参照系。“国际化”被等同于“英语化”，英语在发表中被赋予更高的符号价值（Lillis & Curry 2010）。相反，非英语地区的知识传统、论说风格以及非英语发表的知识成果被无形贬低；英语学术发表通用语的地位给非英语学者带来语言劣势，造成语言层面的不平等(Lillis & Curry 2010)。Hanauer等(2019)调查了墨西哥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研究人员，发现使用英语写作比母语写作难度增加24%，自我不满程度增加10%，焦虑程度增加22%。非英语研究者普遍反映英语写作增加了他们的负担。不仅如此，在双向盲审过程中，非英语研究者甚至会因为语言问题而受到英语母语匿名评审的歧视，成为学术发表圈中被“污名化”的群体(Flowerdew 2008)。在审稿过程中 “英语被认为是唯一的、稳定的符号资源”，英语母语者也成为知识产出的守门人(Lillis & Curry 2015)。

3. 认识论不平等和多语研究的认识论困境

语言不平等裹挟着认识论不平等(epistemological injustice)。英语至上的文本意识形态映射了欧美国家长期奉行的实证主义认识论。实证主义认识论发轫于欧洲17世纪启蒙主义，蕴含了“理性的、不涉及价值观的、不偏不倚的、追求普遍真理的启蒙主义思想 ”(Hyland 2015：2)。在人文社科领域，这种认识论逐渐掩盖知识的地方性、本土性和特殊性，边缘地域的知识传统也日渐衰微。比如，在国际发表的过程中，审稿人一贯以国际读者的兴趣为标准，如果边缘地区学者的研究成果无法引起国际读者的兴趣，则很难得到发表(Hyland 2015)。这也体现了知识的地方性、本土性和特殊性并不为国际学术发表所重视，从深层次折射出知识生产与传播的认识论不平等。

事实上，认识论不平等很早便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施旭(Shi 2009)在讨论“批判性话语分析”时就指出，语言导向的学术研究随着全球化的加速会受到西方霸权的左右。推行语言的单一化则是这种霸权的重要手段。中国台湾学者Chen Kuan-Hsing (2010)基于批判性认识论的立场，提出了“亚洲作为方法”（Asia as a method），倡议亚洲国家以自身丰富的历史和实践作为参照系，继承亚洲自有的知识生产传统，提供不同于西方主导认识论的替代性认识论框架。该观点旨在打破中心与边缘之间的二元对立，这种二元对立在全球知识生产的地缘政治中表现为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之间的对立。同样，澳大利亚学者Connell（2007，2017）提出了南方理论 (the Southern Theory), 借鉴后殖民和本土视角，在继续批判北方理论霸权的同时，倡导替代性知识（alternative knowledge）的保存、生产、重建和应用。她提出，地缘政治不平等带来知识不平等，欲打破这种不平等状态应该在知识的产出过程中囊括本土知识和民族传统，提出替代性认识论模型。

借用南方理论视角，Bhattacharya, Jiang和Canagarajah(2020)发现美国应用语言学学会的历任领导和获奖者大多数以白人为主，缺乏种族多样性，折射出应用语言学领域的欧洲中心主义。加拿大日裔学者Kubota(2020)则提出更激进的认识论种族主义(epistemological racism), 将认识论不平等上升到种族主义层面，强调学者有义务倡导替代性理论、反思学术写作中的成果引用、培养批判反思能力和学术责任感。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王丹萍(2019)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基于“毛利认识论”开展中文教学。王丹萍认为当代的语言教学理念深受西方传统认识论影响，而“毛利认识论”恰恰是突破西方理论桎梏的一个切入点；西方语言教学法强调发展个人能力，而毛利教学论强调以构建文化关系为基础。同时毛利文明又倾向于多神论，重视平等对话和共享共赢。因此她提出在语言教学,尤其在汉语教学场景，可以融入本土知识，比如共赢共享、天人合一等概念，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上文国际汉语教学的例子给多语研究提出新的启示。英国华威大学Anthony Liddicoat(2016)教授指出，目前的多语研究很大程度上将多语制 (multilingualism)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来建构，研究视角往往游离于多语现象之外。他指出，多语研究者积极倡导语言和文化多样性，在语言实践中却仅参考英语国家的学术标准，本质上仍是单语主义的思维形态。Liddicoat查阅了四本以多语研究为主的国际著名期刊，发现多语研究引用的文献均来自英语国家。因此，他借用Gogolin(1994)年提出的“单语惯习”概念(即单语制成为人类行为的正常语言形式，从语言同质性的角度遮蔽了社会固有的复杂语言现实），论述道：“多语研究是一个单语惯习(monolingual habitus)占主导地位的场域，这恰恰是多语研究面临的认识论困境”（Liddicoat 2016：9）。为对抗“单语惯习”，我们需培养“多语惯习”(multilingual habitus)，即意识到需要“重视现有的语言和文化资源，而不是忽视或试图抹杀它们”(Benson 2013：295)。

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Ingrid Piller（2016）教授提出，以单语方式来研究多语制会限制研究者的视野和理解。在她看来，“单语和多语是比语言景观更深层的问题，因为语言景观的研究对象是纯粹的符号，而单语思维模式扎根于当代的多语研究中，仅靠引用更多的非英语文献并不会带来实质性的变化，因此解放单语思考和观察方式需要更深层次的变革”(Piller 2016：32)。Piller教授认为, 如果我们要研究多语，多语就应贯穿我们研究的始终，至少在呈现研究结果时应呈现多语数据。Piller教授担任主编的国际权威期刊Multilingua便奉行了该政策，在非英语情境下开展的研究，数据均需使用当地语言外加英语的方式双语呈现。Liddicoat(2018)进一步提出，深度参与多语研究事实上是一种跨学科形式，因为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都是用多种语言来构思、生产和交流的，每一种语言都有深植于自身文化和历史根基的学术传统。因此，多语研究实践不仅涉及跨语言的工作，而且涉及跨学术传统的工作，而每一种学术传统都有自己的社会、文化、语言和历史上的认识论范畴。

然而，仅凭单人之力，难以撼动长久以来形成的结构性不平等。更需注意的是，目前对多语研究进行批评的学者也都是欧美学者（如英国、澳大利亚），非英语母语，处于非英语圈层的学者难以发声，从侧面再次证明了认识论的不平等。因此，在后疫情时代，打破英语为中心的全球沟通体系、建立多语共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要突破单语认识论的困境。在单语思维禁锢下继续多语研究，无疑只会进一步强化英语至上的思维，加剧知识生产和传播的结构性不平等。这就要求我们作为多语研究者不仅需要引用多语文献、呈现多语数据，更需要探索一套全新的方法论，形成一个对多样语言、多元认识论给予足够尊重的多语研究框架。因此，下文将从研究范式、理论视角、研究对象三个维度提出后疫情时代多语研究的新框架。

4. 后疫情时代的多语研究实践

4.1“多语地研究”新范式

为了突破单语惯习，英国学者Prue Holmes等人开创性地提出了“多语地研究”(Research Multilingually）范式 (Holmes, Fay & Andrews 2013; Holmes, Fay, Andrews & Attia 2016)。“多语地研究”指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使用一种以上的语言，从最初设计项目、阅读文献、制定方法、考虑研究伦理问题到数据分析、正文撰写和发表都融入多语 (Holmes et al. 2016: 99)。该范式不囿于语言研究，可以应用在所有研究中。该范式包括三个维度(Ganassin & Holmes 2020; Holmes et al. 2013，2016):（1）意识性，即研究者认识到多语研究的可能性，并在研究的所有阶段(从规划、实施到最后研究结果的呈现) 都有意识地融入多语。（2）空间性，即研究者利用其语言资源对研究本身进行定位的过程构筑的研究空间。这些空间包括研究现象或研究主题、研究情境、研究者资源(研究者的语言能力和资源)和数据呈现的可能性(包括多语种数据的呈现)。（3）关系性，即研究者如何与研究参与者和利益攸关方建立和培养关系，以及使用哪些语言支持这些进程。关系性也可以指研究者之间以多种语言进行研究合作，包括监督者、参与者、翻译者、记录者和编辑。Ganassin和Holmes（2020）最近发表的论文记录了一名意大利裔青年学者如何在英国的中文社区开展民族志研究，充分展示了“多语地研究”新范式富含的机遇和潜在的挑战。尤为可贵的是，该范式能有效提升多语研究者自身的“意识性”，并在“意识性”的指导下重构多语研究空间和人际网络。

笔者带头的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多语研究创新团队近年来也致力于践行“多语地研究”新范式。团队成员组织了名为“Educational Linguistics”(教育语言学)的研究小组，简称EduLing。该研究小组以问题为驱动，横向打通多个语种，纵向连接各个层次人才培养，汇聚英语、阿拉伯语、日语、韩语、俄语、西班牙语专业的教师、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共同探讨多语问题。我们从研究初期就遵照“多语地研究”范式，提出问题、查找文献、研究设计、数据收集、结果呈现、文章发表的各个阶段都涵盖多种语言。小组以汉语、英语、西班牙语发表了近10篇论文，话题涵盖教育语言政策、家庭语言政策、多语习得动机、高等教育国际化、超语实践等。在最新的家庭语言政策的研究“Ethnicity is in the blood, not in the language: Exploring Korean-Chinese bilingual families'multilingual planning”(Cui & Zheng 2021)中，我们考察了上海的朝鲜族家庭持有的身份认同和语言投资，讨论了移民家庭多语规划问题，研究发表在国际核心多语期刊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小组目前多个项目并行，如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全英文学位项目的多语实践（汉语、英语、日语）、智利中国移民的家庭语言规划（西班牙语、英语、汉语）、少数民族双语地区的外语教育（朝鲜语、汉语、英语、日语）等。我们的多语实践在“国际化等同于英语化”的格局下试图突破“多语作为问题”（multilingualism as a problem）(Zheng & Guo 2019)的现实困境，激活不同语种老师的语言资源，多维度构建多语惯习。

另一方面，我们的研究团队也在大力拓展国际多语研究网络。笔者和汉堡大学Ingrid Gogolin教授、麦考瑞大学Ingrid Piller教授共同申请了汉堡—复旦—麦考瑞三校联合项目“Linguistic Diversity，Language Education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并于2020年11月主办了“危机时期的语言多样性国际论坛”，邀请了汉堡大学Ingrid Gogolin、Mike Mösko和Jannis Androutsopoulos，麦考瑞大学Ingrid Piller以及来自韩国和英国以及中国台湾、广州和内蒙古等地区的众多学者讨论疫情时期语言多样性的问题。团队的多语研究网络已经延伸到欧洲的格罗尼根大学和卢森堡大学，尝试将国内外的多语研究学者汇合在一起，组成兼具国际视野和本土关怀的多语研究网络。

4.2 认识论多样性

“多语地研究”新范式固然可以通过激活多语资源、探索多语话题，突破现有研究中的单语惯习。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该框架也有将多语作为技术层面问题处理的倾向。如果仅仅在寻找问题、查阅文献、引用参考乃至最后结果呈现的时候使用多语，但是认知框架依旧采用西方英语世界的主导认识论，仍旧难脱单语实践的窠臼，甚至会进一步固化研究中的单语惯习。作为多语学者不仅需要利用多语资源，我们更需要积极探索语言背后附着的认识论传统，构建多语研究中的认识论多样性(Liddicoat 2018)。Chen(2010)提出的“亚洲作为方法”和Connell(2007，2017)倡导的“南方理论”，都在呼吁打破地缘政治不平等带来的知识霸权，倡导从本土知识和民族传统中挖掘替代性认识论。作为中国外语研究者，我们必须意识到在“语言不平等”和“认识论不平等”的现有国际学术话语体系格局中，如果没有消解这样的不平等，那么非英语中心圈层的“中国故事”也只能继续处于边缘地带（施旭 2020）。我们应该思考中国的传统思想如何能解决现当代的学术问题，比如“揭露西方中心主义、普世主义、二元对立的局限、缺陷与后果”（同上）。

笔者深耕多语学习动机研究领域数年，发表一系列中国大学生多语学习动机的实证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动机”这一概念深受西方二元对立传统影响，无论是Gardner“融合型vs.工具型”动机理论，还是Dörnyei“理想自我vs.应该自我”的观点，都强调一种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观点，多数研究目的是确认何种动机能最有效预测行为，仿佛动机的种类可以单独挑出加以研究。与此同时，以全球英语为基石奠定的“二语动机自我理论”带有强烈的英语单语主义偏见(Ushioda & Dörnyei 2017)，隐含了英语至上的层级差序。这些理论背后的认识论都与我们在中国语境下发现的多语动机事实相悖。我们最新发表在国际多语研究顶级期刊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的多语动机研究针对西方二元对立的动机理论提出不同观点 (Zheng, Lu & Ren 2020)。研究追踪调查了中国大学生学习英语和西班牙语的动机在一年内的动态演变，发现不同类型的动机（工具型、融合型、理想自我、应该自我、多语姿态）均处于一个“全面的、流动的、关联的”整体多语动机系统。环境的变化使不同类型动机的比重产生变化，整体的动机系统也因此呈现出不同面貌。不同类型的动机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共生互联”，在学习者主体和学习环境的互动中衍生出多样形态。然而，我们尝试对该观点进行概括抽象时却发现，现有的西方动机理论框架无法表达数据中体现出的“互动互联的整体多语动机系统”观点；相反，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太极图示作为一种隐喻方式，可以形象地展现动机系统的全面性、流动性和关联性 (图1）。通过此项研究，我们深切感受到只有抛弃固化的、二元对立的动机解读视角，方能切实地在研究中突出以人为本，将学习者视作具有各种不同动机因素的、在时空中不断变化的个体。此项研究也显示中国传统哲学可以成为当代多语研究的知识给养，向国际学界展示西方中心理论以外的可能性，丰富了多语研究的认识论多样性。

此外，我们在探索替代性认识论时，不仅需要以主位视角探索中国传统认识论，更要拓宽自身的参照系，参考世界不同文明的认识论。上文介绍的国际汉语教学中的毛利认识论便代表了华裔学者的积极探索。

4.3研究对象多样性

除了采用“多语地研究”的新范式和提出替代性认识论，我们还需要丰富研究对象。现有的应用语言学理论，包括上文提及的动机理论或目前流行的任务型教学理论，均以英语学习为研究对象。固然，英语在全球语言系统中的霸权地位抬高了英语内圈理论的地位，但单一的研究对象也恰恰限制了这些理论边界的拓展。因此，我们需要更多关注异质性群体、拓展研究对象的多样性，追求理论边界的突破。例如，在应用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中广为熟知的“投资模型”(The model of investment) (Darvin & Norton 2015)从社会文化角度有力地解释了语言学习动机。Norton认为，学习者学习语言是一种投资，往往带有获得更广泛的符号和物质资源的目的。学习者知道通过学习这种语言将提升他们的文化资本和社会权力的价值(Norton 2013)。身份认同被定义为“一个人如何理解他或她与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如何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被构建，以及这个人如何理解未来的可能性”(Norton 2000：5)。与后结构主义传统相一致，身份认同不是固化的或单一的，而是多重的、变化的，是一个斗争的场域(a site of struggle) (Darvin & Norton 2015)。然而，Norton的研究对象为加拿大留学的日本女性以及身处乌干达或伊朗的英语学习者，都是边缘学习者试图学习中心语言以获得自我价值的增值。那么，如果学习一种语言并不能带来“更广泛的符号资源和物质资源”，也无法显性地提高学习者的“文化资本和社会权力”，投资模型是否又适用呢？

我们团队的最新研究“What motivates L3 learners’investment and/or divestment in Arabic? Understanding learning motivation in terms of‘identity’”(Liao, An & Zheng 2020)便试图转换以英语为对象的研究模式，考察处于半边缘地区的中国学习者去学习一门被边缘化，甚至在英美国家被妖魔化的语言——阿拉伯语背后的身份认同。该研究采取了“叙事研究”方法，探究了25名中国阿拉伯语三语学习者的多维的、流动性的身份认同。置于世界系统理论格局下，中国的阿拉伯语学习者建构了一种“想象的依赖”(imagined attachment)：他们与生活在非洲和部分中东国家的弱势群体产生共情，这些地方在战争、冲突、贫困和饥饿中挣扎，长期以来一直忍受着宗教污名和文化歧视。这些阿拉伯语学习者对战乱和贫穷地区人民的痛苦感同身受，真诚地希望为这些人民发声。因此，他们学习阿拉伯语以获得接近这些民众的途径。这种对其他地区弱者的关怀恰恰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的情感、良知和胸怀，赋予外语学习重要的伦理维度。此项发现在以英语为对象的研究中鲜少出现，也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显示了转换研究对象的必要性。

5. 结语

本文从研究范式、理论视角、研究对象三个维度提出后疫情时代多语研究的新框架。面对现今语言层级化的现实，我们应该意识到英语是武器，是允许我们在国际学界发出更多声音的渠道。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肩负更多的责任和使命。面对世界多语的现实和趋势，我们如何基于本土事实、参考本土的知识系统，做出中国的多语研究，这需要诸多学者更多思索。在实证研究中，我们可以利用“多语地研究”新范式，但同时我们要不断反思和保持警醒，认识到我们自身的研究局限。中国主导的多语研究是我国学者走向世界，逐步构建国际话语权的一小步，也是面对全球性公共危机和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不确定性的局面、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为引导进行多语发声的模式。15年前，斯里兰卡裔学者Canagarajah（2005：20)就论述道：“我们完全可以采用多元的思维方式……这就要求我们展望一种包含多个中心的知识网络，以发展多样性为共同目标，鼓励不同的知识传统主动交流、相互协商。”置于后疫情时代，他的论断仍然意义深远。多语研究秉承人文主义精神，跨越语言和文化的国界，在后疫情时代彰显蓬勃的生命力，而多语研究者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铸造者，也将凝聚人类文明和智慧，平衡东西方文明的天平，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共生。

本文来源：《当代外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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