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 音｜周庆生：论中国通用语言文字共同体

论中国通用语言文字共同体

周庆生(教授，研究员)

    研究领域：社会语言学、语言政策与规划、跨境移民语言、语言智库

个人简历

1978年郑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留系讲授现代汉语和语言学概论，1985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系，专攻少数民族语言专业社会语言学研究方向，1988年获该院文学硕士学位。

1988年7月至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2003年改为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91年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在加拿大拉瓦尔大学的“国际语言规划研究中心”工作一年。

2018年江苏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国家语委语言能力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曾任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2002—2014年），现任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语言学会语言政策与规划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

摘要

文章旨在描述解释古代中国通用汉字共同体、近现代通用语言共同体的形成及演进过程，并在此基础之上，论述国家通用语言共同体的内涵、结构和外延。国家通用语言共同体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公民在国家倡导、推行和普及普通话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社会综合体。它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５个组成部分：党政机关共同体、学校共同体、广播电视共同体、公共服务行业共同体、农村和民族地区共同体。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个新类型。

［关键词］ 中国；通用语言；通用汉字；共同体

一、问题的提出

把语言元素跟共同体元素放在一起来思考，这可以看成是语言研究向共同体研究的拓展，也可以视为共同体研究向语言研究的延伸。
19世纪中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论证过语言与共同体的关系：“语言本身是一定共同体的产物，同样从另一方面说，语言本身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而且是它的不言而喻的存在。”在国际语言学界和社会语言学界，语言共同体（language commuity）这个术语已经使用近百年了。语言共同体是指能够熟练使用某种语言、方言或语言变体的社会群体，该群体的范围可大可小，大可到一个国家甚至全人类，小可到一个家庭或者两三个人。较早提出语言共同体概念的，是德国学者福斯勒，尔后，美国语言学者布隆菲尔德和社会语言学者费什曼等，也都做过论述。

近年来，语言共同体一下子成为我国哲学、政治学、民族学、文化学等学科关注或讨论的一个前沿课题。哲学界提出了“语言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论”，旨在用“语言、人 （语言共同体）和世界”的三元关系取代传统的“语言和世界”的二元关系。 也就是说，要在传统的“语言－世界”这个二元组合中，引入一个“语言共同体”，变成“语言－语言共同体（人）－世界”三元组合。 

政治学、民族学、文化学学界在讨论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共同体和国家共同体的构成元素时，使用的术语略有差异，但也都提到了语言共同体或共通的语言这个要素。然而，有关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共同体的专论或专著并不多见。
古代中国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国家通用汉字”的概念，但是，汉字作为全国统一使用的文字，早在始皇实行“书同文”的时代，就已初步确定。此后2000多年，直到清朝覆灭，汉字通用或通用汉字的大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
 “国家通用语言”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也有几千年的历史，从古代的“雅言”“通语”到近代的“官话”，出现过许多重要概念。但是，这些概念只能看作不同历史时期社会自然形成的一种既成经验或感知，还不能视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通用语言”。现代意义上的国家通用语言概念，无论是形成还是发展，都跟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建设息息相关。从概念名称上考察，国家通用语言概念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国语、普通话和国家通用语3个阶段。
本文旨在描述并解释中国通用语言文字共同体的形成及演进过程，并在此基础上，论述国家通用语言共同体的内涵、结构和外延。这种研究对扩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研究视野，加深相关学科学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中语言共同体的全面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本文只是一个初步的探索，期望得到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二、古代通用汉字共同体

（一）通用汉字与通用汉字共同体 １．国家统一需要文字通用 通用汉字是指使用范围更广的文字，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1646～1716）曾认为汉字是一种“世界通用汉字”（universal characteristics），可用来叙述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
本文使用的通用汉字，是指古代中国统一使用的文字，包括秦朝“书同文”中的文字。文字用以传递信息，文字也可以象征一种权力。统一的国家需要统一通用的文字，统一通用的文字有利于维系国家的统一、文化的统一、社会的稳定和中央集权的政治治理。
文字的通用和统一常跟国家的政治统一相关联，文字的异形和分歧常跟国家的政治分裂相伴随。在世世代代培养和打造政治文化精英群体，使其在思想、情感和想象上都属于中国和中华文明，而不是仅仅属于各自出生、居住、生活的农耕社区方面，通用汉字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书同文字”政策，“以隶书统一了全国文字”，统一了“官府文书、法律文本的格式、程序、文体称谓”。从而为汉字成为全国统一通用的文字，奠定了基础。 

小篆是秦始皇推行“书同文字”政策的结果

图源网络

２．通用汉字共同体的特性 通用汉字共同体是指，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官吏、士人阶层以及部分少数民族，具有共同或类似文化背景，在学习使用全国统一通用文字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综合体。通用汉字共同体在历史中国的发生和拓展、构成和延续方面，产生过重要作用。 
政治活动共同体、文学创作共同体跟通用汉字共同体大致交叉重合，是通用汉字共同体的一大特性。文学圈子与政治圈子几乎是同一的，有影响的文学家大多又是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或军事家，如孔子、孟子、老庄诸子，李斯、贾谊、晁错、张衡、曹操、李白、杜甫、白居易、欧阳修、苏洵、王安石、辛弃疾、陆游等。
正如美国学者安德森所说：“在中世纪的西欧，拉丁文的普遍性从未与一个普遍的政治体系相重合。这点和帝制时期的中国那种文人官僚系统与汉字圈的延伸范围大致吻合的情形成对比，而这个对比则颇富教育意义。”
３．通用汉字共同体的国家认同 古代中国国家认同的建立，是以中华通用汉字文化为重要依托的，如果没有通用汉字文化，就难以建立古代中国的国家认同。通用汉字共同体成员的成长过程也是其逐渐形成古代中国国家认同的过程。 
从汉朝开始，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谏言，兴办太学，在宫廷中设置五经博士的官位，推行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从此成为中华民族一致认同的文化经典；记载五经的汉字更加标准、更加统一、更加通用。通用汉字已经成为士人进入官僚阶层的一道门槛。地方文化、王朝文化被弱化和改造，中华文化、大一统文化成为国家的主流文化。

《送渤海王子归本国》/图源网络
通用汉字承载的中华文化，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中原地区读书人，还吸引了中原文化之外的群体。唐朝诗人温庭筠 （约812～866）在与渤海国的王子分别时，写了一首《送渤海王子归本国》诗，其中有“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盛勋归旧国，佳句在中华”四句。诗中的“车书本一家”说明了车同轨、书同文的统一格局由来已久，渤海与唐朝文化本来就在一个统一的国家里。温诗正反映了当时渤海与唐朝的关系，体现了“文字一统，华夷一家”的理念。 
（二）官吏共同体 １．界定 自秦汉以来，中国建立了高度发达的官僚体系，从中央到地方任用一批相当数量的官吏，建有一系列完整的官僚制度，处理日常事务，维系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庞大的官吏群体不论是对上还是对下，在处理公文、奏折、政令、诏书、揭帖、咨报等公务时，都离不开通用汉字的运用。加拿大学者伊尼斯指出，精妙的文字，对仕宦阶级在管理帝国中的地位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官吏共同体就是官吏在习读使用通用汉字及其经典、处理通用汉字公务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社会群体／有机体。官吏共同体的成员，在共同诉诸通用汉字进行交流的过程中，相互熟悉、相互依赖、相互认同、相互信任；“在世代文治的实践中，逐渐形成并分享一种对中华文明而不是对某个皇帝或王朝的政治文化忠诚。”
２．形成 汉朝开始兴办国家官学，设立研习儒学机构———太学，以及专职研究人员———《五经》博士，主导全国的文化教育和选士。历代太学都注重考试。东汉桓帝永寿二年（156），每两年考一次，不限录取名额，以通经多寡授以不同的官职。这种以试取士的做法，打破了世卿世禄、任人唯亲的制度，对于选拔封建贤德之才，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选拔、考核贤德之才的过程中，参选者是否掌握一定的通用汉字运用能力，越来越成为能否入选的一个重要标准。
 太学的兴起导致语言经历了一次标准化普及。在统一文字的过程中和基础上，培养了一个能熟练使用标准文字有效交流有关政法军国大事的专业职业群体———官吏。太学机构培训太学生掌握一定的辨识通用汉字字义、字形、字音的能力。其优秀者，通用汉字运用能力相对优秀，可到异乡别地当官任职；其较差者，即使回到故乡故里当吏员，也可为外来任职的官员与本地百姓的交流提供一定的方便。

太学/图源网络
汉武帝以后，士人源源不断地流向官场，正式成为国家官僚系统的后备军。《汉书》中，武帝以后立传者共有188人，其中士人150人，约占80％。东汉除部分外戚、宗室因特权入仕外，在选拔官吏时基本上秉持非士不用的原则，不论是察举、征辟，还是特召，都从士人中间选拔。《后汉书》正传中记载的491人中，有407人出身士人，约占83％。汉朝太学制度的创立和运转催生了通用汉字官吏共同体。 
３．“以吏为师”制度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丞相李斯上书始皇“焚书议”，提出“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尔后，该提议被始皇采纳，“以吏为师”就成为秦王朝推行的一项国家制度。 
李斯提议的“以吏为师”，本意是指庶民百姓要跟从官吏学习法令，统一思想和行为。以吏为师成为秦汉时期的国策后，官吏办学，一方面要求官吏首先传授语言文字知识，使学习者具有读写通用汉字的能力；另一方面，要求官吏讲解朝廷的法令，统一学习者的思想和行为。因此，办学的官吏实际上承担着官员和教员的双重职责，发挥着三种重要的作用。他们既是国家政令的执行者，又是通用汉字文化知识的讲授者，还是用皇权意志统一庶民思想的布道者。 
两汉以后，以吏为师的功能发生嬗变。太学、官学、博士官专职教授及各种专职教授等开始设立。传授通用汉字文化知识的功能，开始从以吏为师制度中淡出；而用皇权意志统一庶民思想的功能，则历代相传，经久不变。“两汉以后，以吏为师的主要内涵，是社会教化和依法教民两个方面，其主旨是用皇权意志统一民众思想，从而从根本上保障皇权专制的长治久安。” 
（三）士人共同体 
士人又称士子、士族、士阶层、读书人等。士人共同体是汉朝以来读书人在习读使用通用汉字经典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社会群体。该共同体凭借他们共有的通用汉字掌控能力，横向可以沟通当下各地区的读书人，纵向可以连接自古以来的士阶层，“逐渐形成了有关国家认同和合法性的共识与道统”，形成了士人的“家国情怀”和“入仕”追求。
 １．“入仕”追求 古代学子，首先需要打好辨识通用汉字字义、字形和字音的基础，然后阅读由通用汉字记载的四书五经经典，形成一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把治国安邦、为世所用、有所作为当作人生理想的最高境界和毕生追求。宋真宗赵恒《励学篇》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两句，描述了“读书考取功名”是士人绝佳出路的信念，反映了古代中国部分士人热衷入“仕”的心态。唐朝陈会，原出自四川寒门一个卖酒之家，为圆母亲的愿望，发奋读书，终于考中进士，后来官至郎中。唐朝宰相毕諴（802～864），家本贫寒，“少孤贫，燃薪读书，刻苦自励。既长，博通经史，尤能歌诗”。
对学子士人而言，“学而优则仕”的意义还不仅仅是当官，还在于参与全国治理，做官他乡，精忠报国，直到 “治国平天下”。对国家而言，学子士人苦学入仕的追求，成为通用汉字薪火相传的一大推动力。 
２．通用汉字文化传播 中原地区的士人来到南方壮人地区办学，讲授通用汉字文化，搭建中华文化与壮人文化沟通的桥梁，这对通用汉字文化向壮人地区传播，以及壮人地区对通用汉字文化的引入，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历史上有许多中原地区的汉族士人被贬谪到边远地区，譬如，白居易被贬到江州，刘禹锡被贬到和州，苏轼被贬到海南岛等等。唐代元和十年（815），大文豪柳宗元被贬到柳州，但其推广通用汉字文化的热心不减，仍大力兴办通用汉字文化教学，推崇儒学教化，修复当地文宣王庙，助推柳州一带儒风兴盛，“学者道尧、舜、孔子，如取诸左右；执经书，引仁义，旋辟唯诺。”这对当地通用汉字文化的发展，影响颇大。《马平县志》评述道：“自柳侯守是邦，建学宫，崇圣教，稍稍诱以经术、悟以文章，而乔野朴陋，为之一变。”像柳宗元这样热心传授通用汉字文化的中原士人，为当地的文化开发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提升了壮人通用汉字文化的水平。
 （四）少数民族共同体 少数民族共同体是指学习使用通用汉字，具有一定通用汉字文化水平的少数民族群体。例如，清朝皇族学用汉文、金朝女真族墓碑使用汉文等。 
１．清朝皇族学用汉文 １７世纪中期，满人入关建立清朝。在清朝的前七八十年间，皇族宫廷只用满文满语，不用通用汉字汉文，但是为了长期有效地统治全国，通用汉字汉文的学习和使用是难以避开的。从雍正年间开始，清朝皇族宫廷的用语用字出现转型，开始从满文单文转向“满汉合璧”双文。据史料记载，“大连图书馆存放有清宫总管内务府手村的清代诏令、奏章、外国表章、历科殿试试卷等二千零一十五件。内中顺治、康熙年间八百六十一件，皆满文；雍正、乾隆年间的一千一百九十件，皆‘满汉合璧’”。自乾隆之后，满文逐渐为通用汉字所取代。清末的慈禧太后“批阅奏折时不批满文，只批汉文，其满文知识肤浅到几乎不识之程度”。
２．金朝女真族墓碑使用汉文 金朝使用契丹大字、契丹小字、女真大字、女真小字和通用汉字５种文字。通用汉字的社会声望可能更高、社会地位可能更正统，这种判断可从金朝贵族的墓碑用字得到印证。女真大字创制人完颜希伊的墓碑石中，出现的都是通用汉字，未见女真文字。金左副元帅、完颜娄室的墓内未见任何文字，但墓前石碑上的“完颜娄室神道碑”，系用通用汉字书写。史书记载，金代的完颜晏“通契丹字”（《金史·晏传》），但其墓中未见契丹字，只见通用汉字。

《完颜希伊碑》/图源网络

三、近现代通用语言共同体

 如前所述，统一的国家需要统一通用的文字，统一通用的文字有利于统一国家的治理和政权的巩固。自秦汉实行“书同文”政策以来，直到清朝末期，汉字一直是中国统一的通用汉字。20世纪初，传统封建专制体制被彻底推翻，现代意义的中华民国随即创立，建立统一的读音标准，推广一种全国通用的国家语言———“国语”，被提上了国家建设的议事日程。 
国语是由历史形成或政府规定的一种国家标准语，是全国通用的共同的交际语，也是新中国推行的普通话。民国初期，南京临时政府把统一国语作为开国的重要举措，尔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相继推行了几十年，国语统一和推行工作正式开始启动。 
（一）国语共同体 
清末民初是一个社会、政治、文化、语言出现大变革大拐点的新时期，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古代封建专制旧王朝将被推翻，现代中华民国新体制取而代之；沿用了两千多年无甚变化的汉语文言文将被废弃，以现代汉语口语为基础的白话文取而代之；维持了两千多年的方言分歧格局将被破解，“国语统一”和白话文普及取而代之。
 在民国时期的国语统一运动中，政治文化精英建言献策，推动政府相关部门出台相关国语政策；学校师生教学国语课程，采用白话文教材；报纸杂志的作者、记者和编辑推出白话文的文章，广播台站的播音员和电影演员说国语。在国语的学习使用和推行过程中，形成了政治文化精英、学校教育、大众传媒三大主要共同体，这三大共同体是国语建设的主体。 
１．政治文化精英 比较而言，古代中国围绕汉字使用而形成的政治文化精英，与近现代民国时期围绕“国语”使用而形成的政治文化精英，虽然同属政治文化精英，同用汉文汉字，同扬中华文字文化，但是二者依存的社会制度截然不同。另外，古代通用汉字的政治文化精英，参与并推动汉字决策的现象极为罕见，这或许是由于秦汉时期“书同文”的方略已经制定，文字统一的格局已经形成，文字分歧问题已不明显。而近现代特别是民国时期，国语的政治文化精英，参与并推动国语决策的现象却是一种常态。
这里略举两个案例，一个是失败案例，一个是成功案例，都很典型。 
（１）一份早产的绝版《办法案》 清王朝在被推翻之前的1909年召开了一个资政院会议，议员江谦提出建议用“国语”名称替代“官话”名称，将北京语音定为国音标准等方略。1911年6月在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夕，清政府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通过了江谦的《统一国语办法案》（简称《办法案》），决定在京城成立国语调查总会，各省设分会，调查语词、语法、音韵，审定“国音”标准，编辑国语课本、国语辞典等。该《办法案》被当代学者誉为“中国近代史上政府通过的第一个语言规划的文件”。然而，该《办法案》还没有来得及实施，清朝统治就永远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这实在令人感叹，该《办法案》堪称是一个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出台的一个绝版《办法案》。 
（２）白话文进教材 文言文因记载了封建儒家经典，经不变，道亦不变，文言文也千古不变。清末民初，北洋政府政治腐败，社会危机四伏。人们说的是“的么啊啦”，写的却是“之乎者也”。文言文跟口语和白话文，相互脱节十分严重。变革这种“言文不一”的呼声不断在社会兴起。 
1917年以来，胡适和陈独秀率先在《新青年》打出文学改良和文学革命的大旗，掀起了一场白话文运动。附设在教育部的“国语统一筹备会”，于1919年成立，并召开第一次大会。刘复、周作人、胡适、朱希祖、钱玄同、马裕藻等提出《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建议“改学校国文科为国语科”。 
中国从清末开始开办学堂、学校。虽然科举制已经废除，但是新式学堂里用的课本，还是清朝沿用的文言教科书，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开始改用现代的语体文。
经过各方面的努力，1920年1月，教育部训令全国“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1920年4月，教育部又发一个通告，明令国民学校除一二年级国文科改为语体文外，其他各科教科书，亦相应改用语体文。 “国语统一筹备会”又名“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教育部附设的推行国语的机构。1919年4月21日成立。会长张一鏖，副会长袁希涛、吴敬恒，会员有黎锦熙、钱玄同、胡适、刘复、周作人、赵元任、蔡元培、沈兼士、黎锦晖、林语堂等，先后共172人。  
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堪称是国语教育的最大成就。政治文化精英共同体在国语教育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胡适所总结的，国语教育“能推行到这步田地”，是“私人和团体”“竭力推行的力量，不是政府的力量。”
 ２．学校教育 学校教育共同体是指学校中的教师、学生和行政管理人员，在学校学习国语、传授国语和用国语交流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个集合体。 
西方许多民族国家在“赢得独立之后，学校负责消除地域之间的方言差异，推广单一的‘国家语言’以此作为全国通商以及将国民统一在单一语言共同体的媒介”。民国初期，学校施行国语教育，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阻力和问题，一些地区的新旧教育体系冲突十分凸显，学生在家中缺少使用国语的环境。 
（１）广州新旧语文教育碰撞激烈 民国时期的旧教育是指国文教育，即文言文教育；新教育是指国语教育，亦称语体文教育、白话文教育。教育部1920年颁发训令，要求全国各地国民学校实行国语教育，习用国音，将一、二年级的国文（文言文）改为语体文（白话文）。
面对教育部的要求，广州市处境窘迫，能够使用国语授课的教师和比较实用的白话文教材都极其短缺。除个别学校到北京聘用教师、教育局举办教师国语讲习所外，其他大多数学校包括近千所私塾，仍然沿用旧课程、旧教材，仍用土语授课，用土音诵读。白话文教育与文言文及方言土语教学之间的矛盾冲突十分激烈。
（２）学生家中缺少使用国语的环境 在公共交通不发达的地区，小学生在学校学习了国语，回到家中，不习惯或不敢跟家人说国语、“撇京腔”。学生的家人普遍不会说国语。学生家长认为国语难听、难懂，在家说国语是忘本，甚至逼迫学生说方言，更不可能自己改说国语了。“做父母的不肯改。要做子弟的先改。一家的人不全改。要一部分人先改。这就是难事。”
３．大众传媒 报纸杂志、无线电广播等大众媒体，在推动中国社会从古代向近代转变、从近代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转变，为通用语、标准语的确立和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大众传媒共同体是由报刊白话文作者、记者、无线电国语广播员、电影国语演员等在使用传播国语，统一国语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综合体。大众传媒共同体还可以分为两个小类，一是报纸杂志共同体，二是无线电广播共同体。 
（１）报纸杂志 民国时期出版的宣传和研究国语的报纸和刊物主要有：《国语月刊》《国语旬刊》《国语周刊》《民国日报》《时报》《时事新报》《申报》《教育杂志》《星期评论》《上海青年》等。这些报刊积极培育读者的民族情感，打造读者的国语认同，践行并推动白话文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具有一定凝聚力的报纸杂志读者共同体。
民国时期，白话诗文作家的“白话”资源来自何方？胡适1930 年代曾自我剖析： 我的家乡土话是离官话很远的，我在学校里学得的上海话也不在官话系统之内。我十六七岁时在《竞业旬报》上写了不少白话文，那时我刚学四川话。我写的白话差不多全是从看小说得来的。 我的经验告诉我：《水浒》《红楼》《西游》《儒林外史》一类的小说，早已给了我们许多白话教本，我们可以从这些小说里学到写白话文的技能。 胡适自曝的“白话”资源开发路径，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正如其所评估，“那个时代写白话诗文的许多新作家，没有一个不是从旧小说学来的白话做起点的。”
（２）无线电广播与国语推广 “国家广播电台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全国民众‘一起’收听着国家语境下从国家角度呈现的新闻节目。广播给语言带来了更重要的影响，促进了口头语言的融合。对于某些不愿意放弃地方口音的人们来说，广播至少能保证他们熟悉并且能听懂国家语言的标准发音。1945 年以后，电视延续着这 一过程。” 无线电广播通过播音员播音、教授国语、广播演讲、播音剧等节目，推动了国语运动的发展。国语运动为无线电广播播音提供了语言基础，扩大了无线电广播的传播范围。1928年8月，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建成中央广播电台，其后又在20多个主要城市建立起一批地方性广播电台。无线电广播推广国语与国家统一进程始终同步进行。 
（３）国语推广困难重重 民国时期，由于国家不统一、政府懒政，国语的推广受到很大的影响。国家、社会和家庭尚未形成良好的氛围。确定“国音”标准是国语统一的重要内容。赵元任参与拟定并推广的“国音”，是根据语言理论演绎而成的“人造语音”，推广这种国音，效果很不理想，赵元任不胜惆怅地说：“在十三年的时间里，这种给四亿、五亿或者六亿人定出的国语，竟只有我一个人在说。”傅斯年和赵元任因为说“北京话”，甚至遭到家人的斥责和讥笑。
（二）普通话共同体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防出现了空前的统一，但是国家的语言还没有实现完全统一，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领域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方言分歧，存在着语言交际障碍，这种国家语言不统一状况已不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国家国民都迫切需要解决方言分歧和语言交际障碍问题，真正实现国家语言的统一。为此，国家推出了推广普通话的政策。
 １．普通话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 （１）早期：八大领域共同体 普通话共同体是指在国家倡导、推行、普及普通话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综合体。关于“普通话共同体”这个术语，虽然还没有直接进入政府工作的话语体系，但是有关“普通话共同体”的概念，已经间接出现在政府文件当中。 
1956年由周恩来总理签署、胡乔木起草的《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可视为我国普通话推广的顶层设计，该《指示》明确提出，要在全国地方学校、部队院校、青年团和工会、广播电台、报社通讯社和杂志社、铁路交通和邮电部门、对外交际翻译、少数民族地区中的相关人员和相关部门这八大领域推广普通话，涉及一二十类人员。这八大领域涉及的人员，既是中国政府早期认定的普通话推广对象，也是普通话共同体的最初构成群体。 （２）中期：城市四大领域共同体 1999年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印发文件，开展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关于进一步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全面推进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提出“城市语言文字工作的重点包括四个方面，即党政机关、学校、新闻媒体和主要的服务性行业，”涉及受过中等或中等以上教育的公民，教师，广电系统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党政机关公务人员，解放军和武警指战员，商业、邮电、文化、铁路、交通、民航、旅游、银行、保险、医院等主要服务性行业人员，车站、机场、火车、飞机、轮船的播音员等。
自此以后，我国的普通话推广工作以城市为中心，打造了普通话的四大共同体，即党政机关共同体、学校共同体、新闻媒体共同体、公共服务行业共同体。 
（３）近期：农村和民族地区共同体 2016年《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提出，中国将启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向农村和民族地区攻坚”。在农村地区，以“青壮年劳动力”为重点，在民族地区，以“教师、基层干部、青壮年农牧民”和“少数民族学生”为重点。如果说本世纪初开展的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聚焦、形成、壮大了普通话的党政机关共同体、学校共同体、新闻媒体共同体和公共服务性行业共同体，那么，2016年启动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将聚焦、形成、壮大普通话的农村和民族地区共同体，其中，农村地区共同体，主要包括青壮年劳动力，民族地区共同体主要包括教师、基层干部、青壮年农牧民和少数民族学生。 
总而言之，当代中国普通话共同体主要包括以下５个基本组成部分：（１）党政机关共同体；（２）学校共同体；（３）广播电视共同体；（４）公共服务行业共同体；（５）农村和民族地区共同体。 
２．党政机关共同体 党政机关共同体主要是指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由中国共产党机关工作人员和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形成的一个使用普通话的有序群体。党政机关的政令公文，是传达贯彻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公布法规和规章，指导、布置和商洽工作，请示和答复问题，报告、通报和交流情况等的重要工具，在实施领导、履行职能、处理公务时具有特定效力。统一公务用语是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必然要求。 
（１）准确高效履行公务，确保政令畅通 我国是一个多语言多方言的国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员和信息交流日益扩大和频繁，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也时常需要到异地他乡去任职或履行公务，或在本地接洽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员，或通过广播电视发表讲话、发布信息等等，如果使用非国家通用语言，就不易做到上情下达、及时沟通、准确高效，容易产生语言隔阂、交际障碍，直接影响公务活动的质量和效率，严重的甚至会酿成误会或事故，影响或制约国家治理、地方治理的水平。 
（２）地方加大推普力度 新中国成立之初，福建、广东两地跟北方等地的语言隔阂，依然十分严重。当时中央领导去福建视察，福建领导还要请翻译协助，才能与中央领导交谈。有些福建相关人员在和外宾会谈时，甚至要经过“福建话———普通话———外语”的双重翻译，才能解决语言障碍问题。
 20世纪90年代，广东福建两省经济发达，“推广普通话”也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中共广东省委1992年发布的文件指出：我省是方言普遍流行，差异性很大的省份……相当部分地区的学校教学和社会交际都未能使用普通话。这种状况，不仅和我省在全国的地位不相称，而且不利于我省经济、教育、科技、文化事业发展，不利于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广东省委因此不得不用行政手段促行“推普”，命令将普通话作为干部录用晋升，教师职务晋升，师范生毕业分配，服务行业等招收员工的必要条件。并要求电台、电视台逐步减少方言播音时间，增加普通话播音时间。
海南建省初期，曾发生因方言误会而中断投资洽谈的事情。海南省为此发出通知，要求把推广普通话列为投资环境建设的要素。重庆市副市长号召全市人民积极学说普通话，他说台湾投资商给重庆市提出了十几条改善投资环境的建议，其中第一条就是希望市政府大力推广普通话。因此，语言环境是资金得以有效运营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外部条件。国家通用语言的普及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３．学校共同体 学校共同体是指学校中的教师、学生和行政管理人员，在学习、讲授和使用普通话交流过程中，形成的一个集合体。工业化是国家巩固经济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语言统一的重要原动力。盖尔纳（Gellner 1983）提出，工业化发展需要一种全民教育体系，通过全民培训以确保劳动力的基础水平并使之具备适应科技发展与变化形式的灵活机动能力。只有国家才具备这样的能力，任何单个共同体都会因代价太昂贵而不愿实施。因此，教育既是国家事业，也是国家机构。和其他国家机构，如议会、法庭等一样，教育的媒介也是国家语言。④学校是推广普通话的基本阵地。学校中的少年儿童处于学习语言文字的最佳时期，同时也是树立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的最佳时期。
学生掌握了普通话，还可以帮助家长学习提高普通话水平。  说重庆话，不会说普通话，一旦迁出，他们将会遭遇语言障碍，难以适应外地生活，难以融入待迁地区。为此，重庆市政府紧动员巫山、云阳等５个县市的学校师生和公务员，进入待迁移民居住地，突击教他们学说普通话。为了便于纠正待迁移民的乡音，师生和公务员们有的跟待迁移民“一对一”互动，有的带唱《大家都说普通话》等歌曲，个别县市甚至动员了400多师生进入待迁移民家中，逐字逐句传授。最终赶在规定时间之内，完成了这场超大规模的速成普通话应急培训。
青海省玉树市2010年4月14日发生了里氏7.1级地震，受灾24万多人，遇难2698人。该县居民中，藏族占94％，大多不懂普通话。这给震后的救援工作带来诸多不便。因缺少翻译，搜救人员无法及时获得准确信息。一些重伤员转到了兰州，兰州医院的大夫大多不懂藏语，医生只能根据经验救治，从而影响了救援效率和治疗速度，甚至会危及伤者的性命。
原兰州军区紧急从西北民族大学，征召了40名熟练掌握康巴藏语的优秀师生，赴灾区担任部队翻译，从而化解了许多因语言不通造成的误解和矛盾。
４．广播电视共同体 广播电视共同体主要是指从事普通话播音和普通话节目主持等人员构成的一个综合体，其中也包括跟普通话推广相关的编译、记者、编剧、导演、演员和影视制片人员，还包括一部分长期收视收听普通话广播电视节目的受众。该共同体可以细分为广播共同体和电视共同体两个小类。普通话广播共同体的形成，大致可以追溯到1956年，国务院发布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要求“全国各地广播电台”“用普通话播音”“举办普通话讲座”“全国播音人员”“必须接受普通话的训练”。这些指示贯彻落实的过程，也是广播共同体形成壮大的过程。广播电视是国家的喉舌，它可以迅速向全国亿万人民传达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可以全方位展示全国各行各业的新闻、动态和业绩。广播电视共同体中播音员和主持人的日常播音，是一种“一对数亿”人的单向语言传播，“能够潜移默化地让听众观众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产生亲切感、认同感，从而增强国家的凝聚力。”
广播电视是普通话学习的样板，它可以全天候播送标准规范的普通话节目，为学习者提供优质的普通话环境。广播电视受众，在欣赏普通话节目的同时，还受到普通话环境的熏陶；既获取到各方面的信息，又可即时模仿学习普通话。“回顾百年来语言统一的成就，最为显著的时期应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20年。这20年普通话的普及速度和质量前所未有，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广播、电视提供了普通话语音的样板。”
广播电视的播音员是普通话播音的示范者，是普通话推广政策的宣传者和实践者。广播电视的一部分受众还是普通话规范使用的监督者。譬如，上海《咬文嚼字》杂志社就属于广播电视共同体中的监督者。2009年，他们组成专家组，批判性审查了该年度12部热播电视剧的用语用字情况，最终认定这12部热播剧均有语言文字差错。其中差错凸显的计679条，每部电视剧平均差错56个。具体表现为：“像”与“象”不分；“侦察”和“侦查”不分；“权力”和“权利”混用；把“一炷香”的“炷”错成“柱”；把“戴眼镜”的“戴”错成“带”；把“挖墙脚”错成 “挖墙角”等等。 
５．公共服务行业共同体 公共服务行业主要包括商业、邮电、文化、铁路、交通、民航、旅游、银行、金融、保险、医院、电力、信息产业等行业。与其他行业相比，该行业的服务人员大多采用“一对一”“面对面”的方式开展工作。
他们的社会接触面比较宽，服务对象比较多，服务用语的影响力比较大。公共服务行业共同体主要是指，该行业的营业员、服务员、售票员、广播员、导游员等工作人员，在学习使用普通话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综合体。半个多世纪之前，公共服务行业的语言使用，基本上处于一种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因业而异的大格局，全国跨地区跨行业人员之间的交际出现隔阂和阻碍。这种状况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国家几十年如一日，采取强力措施，用普通话统一全国公共服务行业的工作语言，彻底改变了服务用语不统一的历史旧貌。普通话逐渐成为全行业服务用语的过程，也就是公共服务行业共同体形成并壮大的过程。公共服务行业共同体既是本行业普通话使用的主力军，也是展示城市文明社会风貌的排头兵。 
在公共服务行业推广普通话，摆正方言与普通话的位置，处理好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这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是问题，但在某些行业、某些企业却成为问题，成为特殊甚至棘手的问题。 
譬如，杭州市2006年出台了一个《杭州市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资格证管理办法》，要求出租车驾驶员的岗前培训，必须通过“杭州话考试”这一关。该规定难倒了大多数来自外省市的“的哥”，他们大多不会说杭州话，无法通过“杭州话考试”，因而丧失了在杭州开出租车的资格。此事引发了激烈的社会争论，某些社会学家认为，该规定含有歧视外地人的意味，属于地方保护主义性质。 
再如，北京南四环外有一家中原风格的饭庄，100多名服务员都操着纯正的郑州方言迎来送往，颇具特色，名声大作。但同行中有人反对这种做法，认为餐饮业应该按照国家规定提供普通话服务，用方言揽客不可取。该店总经理认为：“老北京炸酱面馆的服务员也不讲标准的普通话，而讲老北京方言，很受欢迎。我们经营河南的特色餐饮，为什么就不能讲我们的方言？”“有市场我们就得坚持，赵本山不也是用东北话吆喝出名的吗？这应该算是民俗文化的一部分。”有学者认为，地方特色的餐馆用方言来丰富餐馆的服务内容未尝不可，但前提是应该让顾客听懂你的意思，用方言为顾客服务的时候，最好能用手势来配合，或者最后用普通话解释一下，这样可以使顾客既了解了餐馆的地方文化特色，也能接受你的方言服务。
６．农村和民族地区共同体 农村和民族地区共同体是指在普通话普及过程中，农村地区青壮年劳动力人口，民族地区的教师、基层干部、青壮年农牧民和少数民族学生，因共同学习使用普通话而形成的一个综合体。该共同体伴随着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和“推普脱贫攻坚计划”而诞生，所以该共同体也是该“攻坚工程”和“攻坚计划”的主要攻坚目标或攻坚对象。该共同体主要由农村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两部分组成。 
（１）农村共同体 在农村特别是在边远和深度贫困地区，社会封闭，充耳都是乡音土语，听不到普通话的声音。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人口，流动到其他城镇的，大都会说普通话；留守本乡本土的，基本不说普通话。随着国家  实施两项攻坚工程计划，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学习普通话的愿望迅速攀升。据抽样调查，“有96.9％的被调查者愿意学习普通话，且愿望迫切。外出务工的需要，成为青壮年农民学普通话最重要的驱动力”。普通话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共同体正在形成和壮大。
 （２）民族地区共同体 加快民族地区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进程，不仅关系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发展，还关系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的最终完成。民族地区的教师、基层干部、青壮年农牧民和少数民族学生是构成普通话民族地区共同体的四大基本要素。 
民族地区教师的普通话能力和普通话教学水平，直接关系到民族地区普通话的教育教学质量，关系到民族学生的普通话水平。据调查，藏区基层很多学校教育基础薄弱，基础设施落后，办学条件恶劣，工作条件艰苦，基础教育师资极度缺乏，偏远地区基本上是“一师一校”。据2007年统计，藏区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4年，高中入学率很低。基层大部分青壮年为文盲，就业问题十分严峻。民族地区普通话教学基础薄弱的学校是普通话普及的短板。 
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农牧民因为通用语言掌握不好而带来的语言障碍，影响了他们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步伐，加重了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程度，增高了隐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的比率，减缓了城镇化工业化的进程。民族地区的基层干部队伍是落实我国民族政策、推动民族地区发展、促进地区和平稳定、联系密切各民族感情的重要力量。基层干部学说普通话，在整个民族地区具有重要表率带头作用。少数民族学生学好国家通用语言，对于更好地就业、更好地接受现代文化、更便捷地融入现代社会都十分有利。

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共同体

的若干理念

（一）通用语及其类别 
１．理念 通用语，顾名思义，是指普遍使用的语言。但是，历史上使用过的“通语”（扬雄《方言》）和“天下通语”（周德清《中原音韵》）等名称，以及近现代从日本引入的“共通语”“普通语”（“普通话”）等名称，形式上都跟当代“通用语”名称接近，但在内涵上，还是跟通用语有所不同，这些名称更多用来指称汉民族共同语。 
现代通用语（linguafranca）亦称“族际通用语”，是指“讲不同母语的人群之间借以进行交谈的语言。”国际上，不同的学者对通用语也有不同的解读，譬如，通用语曾被解读为混杂语／皮钦语（pidgin）、桥梁语、交际语、接触语、辅助语等等含义。
２．类别 本文拟综合采用语言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对通用语的界定，从国家、区域、全球3个层面，给通用语分类，从而分出国家通用语、区域通用语和全球通用语3种类型。 
（１）国家通用语言，是指现代国家不同民族或族群、不同方言使用者之间，相互沟通时惯常使用的一种语言。该语言为该国国民通晓，兼具国家标准语言、官方语言和国语的功能，相较于其他语言或方言，该语言使用范围更广、使用领域更宽，如中国民国时期的国语、新中国的普通话和国家通用语言。
 （２）区域通用语言，是指一种跨越几个国家甚至几个大洲使用的语言。如古代中国周边的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国使用的汉语。欧洲、非洲、亚洲、北美洲的许多国家使用的法语等等。 
（３）全球通用语言，是指一种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使用的语言。如英语。目前英语是唯一的一种全球通用语。 
（二）共同体与古代通用文字共同体 
１．共同体 共同体是指具有相同背景、相同特征、相同利益、相同目标的人群，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形成或组成的一种集合体。
共同体可以是相对松散的人群组合，也可以是正式组织机构。而且大小不一，大到跨洲跨国，如“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欧洲共同体”；小到两个人，在一定背景下也可构成共同体。最早将共同体概念引入社会学的，是德国学者滕尼斯（FerdinandTnnies 1855-1936）。他认为，共同体是自然发展起来的、对内对外同时发生作用的、现实中的有机联合体；是建立在传统习惯法和共同记忆之上的、由各种相互关系组合而成的综合体。共同体不是其各个组成部分相加之和，而是有机浑然生长的一个整体。“共同体的类型主要是在建立在自然基础之上的（家庭、宗族）里实现的，此外，它也可能在小的、历史形成的联合体（村庄、城市）以及在思想的联合体（友谊、师徒关系等）里实现。”“共同体是建立在有关人员的本能的中意或者习惯制约的适应或者与思想有关的共同的记忆之上的。” 
２．古代通用文字共同体 （１）通用文字的统一和规范古代通用文字，亦称统一规范的汉字。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统一汉字形体，从商代青铜器铭文到秦代的小篆，再到秦汉的隶书，再到魏晋以后的正楷，再到唐代以来手写的楷书，几千年来，不断统一和规范，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二是规范官方文书，秦汉以来的官府文书，法律文本的格式、程序、文体和称谓也都有统一行文标准。 
（２）通用文字特点 通用文字是音节文字，一个字代表语言里的一个音节。但在古代汉语中，通用文字记载的书面语与民众口头说的语言严重脱节，这可能增加了初学者的困难，但在某些国际人士看来，这种“言文分离”的文字，可能还是某种优势，它反映了通用文字还具有超方言性、超语言性或统一性。16世纪一位葡萄牙商人曾描述过不会说汉语的日本人的笔谈情况，“他们可以读写中国语，但不能说，所以与中国人进行笔谈。因为中国人也不会说日本语。”1815年苏格兰传教士马礼逊在《汉语字典》的序言中提出，“汉语书面语在使中国维系一个统一国家上大有贡献”。
 （３）古代通用文字共同体 古代通用文字共同体是指，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官吏、士人阶层以及部分少数民族，具有共同或类似的文化背景，在学习使用全国统一通用的文字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社会集合体。通用文字共同体主要由官吏共同体、士人共同体和少数民族共同体三部分组成。该共同体在历史中国的发生和拓展、延续和构成方面，发生过重要作用。 
（三）国家通用语言共同体的内涵与结构 
１．内涵《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二条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是普通话，国家通用汉字是规范汉字。根据本文第三章第二节对普通话共同体的详细叙述，现将国家通用语言共同体做如下界定：国家通用语言共同体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公民在国家倡导、推行、普及普通话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社会综合体。
该共同体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5个组成部分：（1）党政机关共同体；（2）学校共同体；（3）广播电视共同体；(4)公共服务行业共同体；(5)农村和民族地区共同体。国家通用语言共同体分别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文化共同体和中国国家共同体的一个构成要素。 
国家通用语言共同体中的党政机关共同体主要由中国共产党机关工作人员和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即干部和公务员构成；学校共同体主要由学校教师、学生和行政管理人员构成；广播电视共同体主要由普通话播音员和普通话节目主持人构成；公共服务行业共同体主要由该行业的营业员、服务员、售票员、广播员、导游员等工作人员构成；农村和民族地区共同体，主要由农村地区青壮年劳动力人口，以及民族地区的教师、基层干部、青壮年农牧民和少数民族学生组成。 
国家通用语言共同体不是想象中的一个虚体，而是客观存在的一个实体。国家通用语言共同体跟国家通用语言之间，是语言使用主体和语言使用对象的关系。国家通用语言可以脱离单个使用者而存在，但不可脱离国家通用语言共同体；假使国家通用语言共同体不存在了，那么，一种具有活力的国家通用语言也将难以存活。 
２．结构 综上所述，中国国家通用语言共同体包括以下５个基本组成部分：（1）党政机关共同体；（２）学校共同体；（3）广播电视共同体；(4)公共服务行业共同体；(5)农村和民族地区共同体。
（四）国家通用语言共同体的外延 
一些政治学家、文化学家和民族学家在论证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或中国国家共同体的构成元素时，都会提到语言要素。 
语言共同体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宁骚在论证中华民族与中国各民族的区别时提出：“中华民族（Chinesenation）与中国所有族群（China's all ethnicities）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不仅是一个语言、文化共同体，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拥有民族国家主权（nationalsovereignty）的政治共同体，它通过自己的政府行使主权（sovereign），从而能够建立起统一的民族市场（natinal market）、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 （national economicsystem）、统 一 的 民 族 教 育 体 系 （national educationsystem）和 统 一 的 信 息 传 播体系。”共同的语言是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傅才武、严星柔在论证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时提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是以共同的语言文字、历史记忆、传统价值观和共同心理特征等为纽带组成的民族文化有机体。”
 共通的语言是国家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冯育林在论证国家共同体时，提出共通的语言、共同的地域、统一的经济、共有的精神家园和共同的政治这五大构成要素。其中第一大要素，就是“‘中华民族’的全体成员因国家通用语言而语言相通。”国家通用语言分别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中国国家共同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说，国家通用语言是想象中的语言，是构想的虚体，那么国家通用语言共同体则是客观存在的实体。没有国家通用语言共同体，也就没有国家通用语言。从共同体的角度透视，说国家通用语言共同体分别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中国国家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会更符合客观现实。

五、结 语

（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使用共同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大特征。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中华民族共用共通的语言文字，是国家层面的语言文字，兼具国家标准语言文字、官方语言文字和国语国文的功能。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一个民族大家庭，是国家层面的大民族，是由共同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共同的生活地域、共同创造中华文化、近代历史共同命运、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团结奋斗和繁荣发展等六大要素所构成，“体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特征”。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外还具有象征国家主权的意义，对内则可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增强各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和中国国家认同。
（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个新类型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共同体的结构具有“主体多样”的特性，“主体性”表现为该共同体的所有成员不论其母语是何种语言何种方言，都能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多样性”表现为该共同体可从城乡、族别和职业行业三种不同的维度，划分出更多的小类。 
孔亭、毛大龙在论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类型时，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包括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民族共同体等”四大类型。
本文提出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共同体，可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类型划分，补充一个新类型，从而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类型理论。

本文来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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