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 音｜张天伟：国外外语教育政策及其启示

国外外语教育政策及其启示

张天伟   北京外国语大学

摘  要：本文对美国、德国、印度和巴西四国的外语教育政策进行个案分析，阐述不同国家外语教育政策的特点和差异，并结合我国当前外语教育政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对策性思考。在后疫情时代、新文科建设等高等教育发展的背景和趋势下，我国应当借鉴印度的教育技术路线、美国的关键语言战略、德国的多元化外语教育思想和巴西的精英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外语教育政策调整，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
主题词：外语教育；语言政策；外语教育政策；国家语言能力；国家外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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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语言政策与规划是社会语言学和语言社会学交叉研究的重要议题，习得规划是语言政策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而外语教育是习得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走向国际化、全球化，满足各种外语需求，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必由路径。外语教育的发展离不开顶层设计，这也使得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尤为重要。外语教育政策涵盖学科、教材、教学、管理体系等不同维度，已成为外语教育学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外语教育学为外语教育政策研究提供理论指导，而国别外语教育政策研究为外语教育学提供经验借鉴。我国各地区、各领域外语教育水平发展不平衡，在将外语教育大国变为外语教育强国的建设进程中，借鉴国外外语教育政策的经验，对我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因此，本文将对国外代表性国家的外语教育政策进行个案分析，比较不同国家学校外语教育的国别特色，然后结合我国国情进行对策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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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发达国家

外语教育政策现状和特点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发达国家的外语教育政策对我国多有启示作用，本节主要以美国和德国为例，对其外语教育政策进行分析。

      2.1 美国的外语教育政策现状和特点

      美国语言政策历经唯英语运动、双语教育政策、关键语言战略等阶段，不同时期国情不同，语言政策也各有侧重。对移民语言的同化、对土著语言的教化、对双语教育的推广等具体措施争议不断，表明在美国显性语言政策的外衣下，隐含着隐性语言政策，即英语作为单语主义的一致性和延续性。自“9•11”事件以来，为了应对国际反恐和国内事务，美国加强了语言战略规划的制定，其主要内容就是外语战略规划。美国的外语战略规划按其实施主体，可以分为非军方颁布和军方颁布两种。非军方的包括国家、政府各机构、州和大都市四个不同层面。国家和政府机构颁布的主要是语言战略方面总体的法案法规，州层面主要是各州的语言路线图，大都市层面则主要是大都市语言峰会。

      现阶段，美国外语教育政策主要是关键语言教育政策。美国早在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中就提出要重视关键语言。“9·11”事件后，美国政府于2006年制定了“国家安全语言计划（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强调要重点发展能够保持美国继续领导全球、应对全球重要事务方面的语言能力。这些语言能力主要是涉及美国重大利益的外语能力，即国家语言能力（Jackson & Malone，2009），其核心是关键语言能力。关键语言语种的确定随着美国国家安全的需要动态调整，当前关键语言建设的重点已由重视数量转变为注重质量和语言能力的提升。美国关键语言教育的突出特征是以项目集群的形式进行建设，目前该项目集群主要以国家安全教育项目（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Program，简称NSEP）为代表。该项目由国防部管辖，以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为导向，通过奖学金的形式资助高校不同层次的学生学习国家急需的关键语言。NSEP的代表性项目有语言旗舰项目、国家语言服务团等，其中以语言旗舰项目规模最大。美国关键语言教育主要有如下特点：以国家安全为导向，注重非通用语种建设；建立“一条龙”培养机制，提高人才培养和使用质量；注重在大数据时代的技术创新，不断开发语言技术，促进外语教育和教学（张天伟，2019）^②。除了国家层面的项目集群建设外，美国各州也不断出台相关政策，强化“一条龙”外语人才的培养，相继有8个州出台了州层面的语言路线图，实则为外语教育路线图，其共同点是拓展外语教育渠道、提供外语教育资源、增强语言战略意识，使各州快速融入全球化进程。美国外语教育政策注重资源的优化和整合，如NSEP中的“祖传语者英语提升项目”旨在通过提升移民的英语能力，培养关键语言人才，满足国家需求。美国语言政策的演变始终是围绕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为导向的，详见文秋芳、张天伟（2018）的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2.2 德国的外语教育政策现状和特点

      语言多元主义的背景和现状决定了欧盟的语言多元化政策。在欧盟框架下，德国自20世纪50年代起推行多语种外语教育政策，强调个人多语能力和机制多语主义，其间虽几经改革，但多语种外语教育的大方向并未改变。德国的多语种外语教育政策首先体现为语种覆盖广，仅高中毕业考试可选考的外语语种就有14种之多^③，高校提供的语种则更多，既包括实效性强的现代语言和使用人数多的通用语言，也包括一些历史研究所需的古代语言和使用人数非常少的非通用语；其次还体现为个人学习的语种多：中小学生必须掌握至少两门外语，还可以选修第三外语，另外中小学生（包括职业学校学生）升入大学深造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掌握两门外语并能出具证明^④。德国为支持这一多语种外语教育政策的实施，采取各种措施，发展外语教育“一条龙”体系。虽然德国实行合作性的文化教育联邦制模式，各联邦州有权独自规划和管理中小学外语教学，但德国仍然通过联邦州文化教育部长联席会议（Kultusministerkonferenz der Länder）协调和统一教学目标和规范课程标准，以保证多语种外语教育政策在整个联邦范围内同步、科学、有效推行。德国外语教育政策和美国不同，究其原因，一方面，欧洲理事会、欧洲联盟与德国的互动和协商促进了德国多语种外语教育政策的形成，欧盟通过的《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学习、教学与评估》《外语语言学习和语言多样化发展的行动计划》《多元化语言：欧洲的共同资产和承诺》等标准和行动纲领促使德国巩固了多语政策；另一方面，德国的多语种外语教育政策始终基于本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需要（葛囡囡，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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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发展中国家

外语教育政策现状和特点

       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外语教育国情与我国多有相似之处，本节选取同为发展中大国的印度和巴西进行案例分析。

       3.1 印度的外语教育政策现状和特点

      印度当前语言国情的突出特征是语言多样性，这与其发展历史、政治变革、民族、宗教和种姓制度密不可分。1967年印度在学校教育中实行英语、地方语言和印地语三种语言并存的教育政策（周庆生，2010）。在“单语主义向多语主义”转变的背景下，印度的外语教育政策以满足国家需求、促进国家认同、培养国际化人才为主要目的，不断调整。近期，印度联邦内阁通过全面改革教育的新政，颁布《国家教育政策2020》（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2020）（以下简称《新政 2020》），这是印度政府34年来首次对全国教育体制进行的大规模改革，引起广泛关注。该项政策中涉及外语教育的主要有如下内容^⑤：

      一是继续采取已有语言政策，缓解社会矛盾，促进国家认同。在外语教育规划中，印度政府考虑到国家的现实情况，采取三语政策，即英语、印地语和本地区语言具有同等地位。二是丰富多语种外语教学体系，培养国际化人才。该文件明确规定“除了提供高质量的印地语和英语外，还将在中学阶段提供韩语、日语、泰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俄语等外语课程，让学生了解世界文化，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愿望，丰富他们的全球知识”。印度在中学阶段主要提供8种外语课程，包括3种亚洲语言和5种欧洲语言。三是印度重视外语教育信息化、标准化工作。印度注重语言教育的信息化工作，希望通过开发软件促进学生的学习，且覆盖各种语言版本，照顾不同语言的学习者。基于印度在世界上领先的软件业优势，这种方式对于弥补其基础设施差距、解决师资短缺问题、填补社会种姓和阶级鸿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3.2 巴西的外语教育政策现状和特点

      巴西的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1961年巴西颁布《国家教育指导方针和基础法》（以下简称《基础法》），奠定了葡萄牙语在语言教育方面的重要地位。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巴西政府意识到外语教育政策是巴西国际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巴西的外语教育政策主要体现在国家的法律法规和一系列项目上。就法律法规而言，1996年巴西修订《基础法》，强调了外语教育的重要性，对初等教育阶段和中等教育阶段的外语教育做了规定。该法案规定从初等教育的5年级开始，学校必须教授一门现代外语；在中等教育阶段，学校必须以必修课的形式教授一门现代外语，并同时以选修课的形式开设第二外语（叶志良，2014）。2011年7月，巴西开始推行“科学无国界”（Science without Borders，简称SwB）项目以提高全国的科研水平。SwB项目的推行凸显了英语的重要性，因此，巴西政府又相继推出“英语无国界”（English without Borders）项目和“语言无国界”（Language without Borders）项目来促进外语学习（Almeida，2018）。

     《基础法》规定，初等教育阶段从5年级开始必须学习一门外语，但语种选择由学校根据自身条件决定；中等教育阶段必须开设一门外语课程，但开设何种语言课程由学校自主决定（叶志良，2014）。一般而言，巴西外语教学首选语种为英语，其次为西班牙语。2005年，巴西政府颁布第11.161号法律，建议高中将西班牙语作为第二外语。2017年，巴西政府颁布第13.415号法律，强制规定英语是初等教育（自6年级起）和高中的第二外语；在初等教育阶段，也可选择西班牙语作为第二外语（Guimarães et al.，2019）。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和学术流动性的发展，在多语文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巴西的语言政策实际上更青睐“英语唯一”的政策，并倾向于西班牙语（同上）。由此可见，巴西外语教育在发展多语教育的同时，更注重英语教育，但其强制性外语教学要求低，给学生一定的自主权。外语教育以选修课程为主，以培养精英人才为主要目的。

       综上所述，不同国家的外语教育政策因国情不同而有不同的特色，如美国和德国重视“一条龙”外语教育，特别是德国在注重多元外语学习的同时，重视中小学外语教育的一贯制模式；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美国注重高端外语人才培养，以提升国家外语能力和文化理解力，在全球化竞争中保持其领导地位；美国和巴西重视精英外语教育，但巴西对外语学习要求相对宽松，区分必修和选修课程；印度依据国情，重视信息技术下的外语教育。有鉴于此，我国外语教育政策也要结合我国外语教育的现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进行动态调整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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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外语教育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是外语教育大国，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国现阶段外语教育还面临诸多问题，张天伟（2021）就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制定中的治理体系、战略规划、区域发展、信息化建设、新文科建设等方面进行了阐述。为此，国家亟需在顶层设计方面对外语教育政策进行进一步研究和改革。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发展不平衡的多民族、多语言发展中大国，有自己独特的国情，但是在有些方面也可以与美国、印度等国家进行比较。参照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实际问题，是我国外语教育政策调整的必要途径。我国在发展提升外语教育的过程中应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或独特做法，警惕其错误和教训，帮助国家更好地提升外语能力，服务国家战略发展。

       4.1 加强教育技术研究，助力教育公平和语言扶贫

       我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大国，又同为发展中国家，在国情上有相似之处。我国外语教育历经70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外语语种专业、外语人才培养目标、课程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文秋芳，2019）。但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和印度一样，我国外语教育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经济因素严重影响外语教育的发展水平，东部地区、城市地区、经济发达地区的外语教育工作要大大好于西部地区、农村地区、欠发达地区。这种不平衡严重影响学生的外语学习水平，进而影响其升学求职，也影响国家的整体外语教育质量。如王文斌、张天伟（2020）对云南、贵州、新疆的调研显示，少数民族地区基础外语教育水平低下：某地州学生中考英语合格率（2015、2016 两年平均）不到20%；近三年在地州自主命题的情况下，合格率也仅过50%；高考英语合格率近5年虽逐步提升，但2019年仍仅为33%^⑥。外语成为影响少数民族学生进入更高阶段学习的关键课目。2020年底，我国精准扶贫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全国所有贫困县全部摘掉了帽子，基本消灭了绝对贫困。在扶贫攻坚战中，语言教育为此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年）》印发以来，全国范围内普通话普及率上升至80.72%，“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普通话普及率达到61.56%，贫困群众的普通话交流能力明显增强^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为贫困地区的人们提供了与外界平等沟通交流的基础和前提。如今，我们要在精准扶贫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要站在全球大局、国际视野上继续前进，就必须把外语教育也纳入到扶贫工作中来。只有让外语教育发展落后的地区认识到外语的重要性，体会到外语教育在区域经济发展和对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才能提高公民外语能力和国民外语能力，进而提高国家外语能力，为国家战略服务。

       印度虽然也是人口大国，也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但其软件信息行业非常发达，因此在《新政2020》中，印度提出要依靠其发达的软件产业和丰富的语言资源，大力发展线上教学，保障人民平等获取外语教育的权利，以帮助实现教育公平，提升教学效果。我国信息化产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了全球最大的信息网络系统，网民规模达到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4%^⑧。同时，我国的通信基础设施经过几十年的建设，电力和网络设施已经实现国土面积基本全覆盖，在世界各国中遥遥领先。可以说，在硬件和软件方面，我国都已具备进行大规模在线教育的能力和基础。信息技术的发展，对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治理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外语教育作为与技术密切相关的一门应用语言学学科，必须紧跟科学技术发展的潮流，利用科技改变教学方式、更新教学理念、提升教学效果。而且信息技术的投入，相比传统的师资、教材、资源投入见效更快，成本更低，适应范围更广，可以快速拉平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大大推动了线上教学在世界的发展，各国都处在转型发展的初期，亟需各种理论和实践工作的推进。我国的线上教育在此次疫情期间迅速发展，不同层级的教学都转到了线上进行，外语教育也同样如此。但从已开展的教学实践来看，线上教育还远未达到和线下教育并驾齐驱的程度，在教材设计、教师观念、课程互动、课后反馈等环节都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后疫情时代，如何利用我国通畅的信息网络、庞大的数据信息和越来越接近实用的人工智能技术，找到一种领先于世界的线上语言教学模式和学习方式，将会是我国外语教育的突破点和转折点。正如教育部高教司吴岩司长在第五届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育改革与发展高端论坛所指出的那样：外语教育技术要实现从“术”到“道”的改变，要深入推进教学实践，要建强基层教学组织，聚焦网络原住民，实现学习革命的关键突破（吴岩，2021）。

       4.2 完善外语教育治理体系，提升关键语言能力

       我国外语教育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在治理体系规划、外语语种开设等全局性问题上未曾完全符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可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进行改进。

       根据新时代国家语言文字工作治理体系的框架（言实、周祥，2020），我国外语教育治理体系可以包括领导体系、制度体系、价值体系和支撑体系。领导体系是国家语言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到目前为止，我国仍然缺乏外语教育的专门管理机构，缺乏对外语教育的全局性规划，未建立起有效的整体治理体系，外语教育管理相关机构各自为政，呈碎片化状态。相比起来，国外很多国家早就设立了专门的国家级语言管理机构，如美国国防语言与国家安全教育办公室、法国境内语言总司等，其职责范围都包括外语教育。如在美国中观外语战略规划层面美国语言旗舰项目中，2018年发布了威斯康星州语言路线图，2019年出台了印第安纳州语言路线图，全面指导区域外语教育规划。除了领导体系外，制度体系，特别是法令法规的颁布和实施是外语教育的重要保证，国外重视外语教育的制度体系建设，如韩国2016年出台了《特殊外语教育振兴相关法》，从制度上保障了非通用语教育的发展；欧洲颁布的《欧洲语言教学与评估框架性共同标准》，从标准上明确外语教育的方向和目标。上述方面是我国外语教育的薄弱环节，需要借鉴这些国家的成功经验，在机构设置、路线规划和制度发布上加快研究和实施。

       在开设语种方面，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外语教育以俄语为主，改革开放后，英语又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其他语种一直处于小、少、粗的位置。在经济不发达时期，这种集中精力专攻某一语种的情况与实际需求、国际形势有关，无可厚非，但目前我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经贸往来、国际关系、国家战略的角度考虑，针对外语人才培养供需脱节、重供轻需等问题，原有的外语教育体系和规划都应当做出动态调整，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交流合作不仅仅是与欧美强国、经济发达国家、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交往，还要更多地考虑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由此，我们对这方面的语言人才及掌握该语言的复语人才的需求将会大大增加。如2021年4月云南省瑞丽市在新冠肺炎疫情流调过程中，遇到的很大一部分阳性患者是缅甸国籍人员，工作中面临缅语翻译不足的问题^⑨。可见，我国的外语教育资源还缺少国家急需的应急外语人才，特别是非通用语种人才。而美国虽然是世界第一大强国，其主导语言英语也是世界通用语言，但美国并未忽视外语教育，其政策主要是围绕其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实施关键语言政策，通过各种路线规划图和一条龙培养方式，将一些与美国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语种纳入关键语言范围，着力培养该方面的高端、复语人才，保障美国在国家需要时能迅速获得合格的外语服务。虽然我国近几年来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加大了对非通用语的发展力度，如2015年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加强外语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工作的实施意见》^⑩、2016年的《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⑪、2018年的《外国语言文学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等，但是在具体做法和实施措施上，围绕开设多少、怎么开设、开设什么语种等核心问题，我们仍然需要借鉴美国的关键语言战略，把与我国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非通用语进行层级划分，如长期需求与准备、现实危机、潜在危机和当前任务急需等不同维度（张天伟，2017a；b），通过不同政策决定优先发展顺序，确立培养方案与目标，最好是将规划从中小学阶段做起，从终身教育的角度确保关键语言人才的培养。

       4.3 保护外语资源，推动外语教育多元化发展

       德国是欧盟的核心国家之一，在欧洲这个经济发达、政治分离的世界重要区域，德国力推外语教育多元化政策，以保护整个欧盟的语言多样性。文化多元、语言多样，这在世界上高达46%的语言面临濒危的情况下，是世界人本主义大势所趋，与语言保护这一共识相符。我国的语言资源非常丰富，不仅有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汉语，境内还存在着多种民族语言。这些语言很多都分布在边疆地区，与领近国家使用的语言形成跨境分布关系。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规划应注重除英语外，不同语种的多元发展。

       具体来说，我们推动外语教育多元化，一方面，可以利用境内丰富的跨境语言资源，在以这些语言为母语的人群中实施双语或三语教育。这样既可以培养相关语种的高端语言人才，毕竟母语使用者的水平与后天学习的第二语言水平是无法同日而语的，又可以保护该语种在境内的语言资源。另一方面，对英语和跨境语言之外的其他非通用语语种，我们也要及早筹划，了解该语言使用国家背后的文化和国情，为我国战略大局服务，为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尽力。

       4.4 培养高端复合型外语人才，提升国家外语能力

       目前世界知识和科技界的主导仍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而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实力的发展，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是我们的文化软实力还远远没有跟上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脚步，在科技、教育、传媒等领域急需提升国家的国际传播能力、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需要的就是培养大批既拥有外语能力，又熟悉对象国国情的高端外语人才。巴西与中国同属金砖国家，人口、经济规模在世界上都处于前列，其官方语言葡萄牙语目前在世界上也不是主要通用语言，因此，巴西因为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原因，选择使用精英人才的培养模式来提高本国的语言能力。在人才培养的具体措施上，其成功经验可以供我们借鉴，如通过立法确立外语教育在中小学教育阶段的地位、通过各种项目筛选人才着重培养等。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实施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的通知》发布以来，外语类国家级一流专业占总数的4.23%，外语类省级一流专业占总数的4.81%（吴岩，2021），但外语人才培养规模与人才培养质量并不对等，目前我国已经意识到了跨学科乃至超学科精英外语人才培养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加速推行区域国别研究和人才培养。2013年，区域国别研究成为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下设的五大学科群之一。2020年，教育部决定新增交叉学科作为新的学科门类，交叉学科成为我国第14个学科门类。2020年8月27日教育部公布了《学位授予单位（不含军队单位）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名单》，北京外国语大学设立了区域学和亚非地区研究交叉学科^⑫。202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宣布成立第九大学部，即交叉科学部^⑬。这些都为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国外语教育要注意跳出语言教学这个小圈子，把语言与其背后的文化等结合在一起进行理解；要将哲学、逻辑学等其他学科的思维引入外语教育中，通过学科交叉融通，构建学科交叉研究共同体，在教研互动的基础上，让外语的教学过程成为个人综合能力发展的一部分，使外语教育与通识教育融会贯通，在新文科框架下发挥出学科外联内通的积极作用，培养语言、文化、国情各方面全面发展的复合型、应用型高端外语人才。当前，国家正在推动课程思政建设，语言社会化是语言教育的重要途径，而外语教育是社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外语课程中有大量包含对象国文化和跨文化的资源，如何在外语教材、课程和教学实践中融入课程思政，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家国情怀、人文素养和文化自信，是外语教育服务国家和社会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外语教育的国情和特色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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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

      外语教育的工具性、人文性、基础性、全局性、动态性和社会性特点决定了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需要在调研的基础上，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综合考虑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机制、保障体制、评价体系等改革维度，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和具有可操作性的教育政策。国内学者（如王克非等，2012）已经关注到外语教育政策国别研究的重要性。但这些研究大多是零散的、思辨性的，尚未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我们认为外语教育政策国别研究需要在外语教育学的框架下，加强实证研究，特别是要以科研为驱动，以服务国家为理念，促进国家外语教育政策水平的提升。如美国语言研究智库之一的马里兰大学高级语言研究中心的理念是“语言研究为国家服务”，其重要使命之一是为语言战略制定和决策服务。

       2020年习近平（2020）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特别强调要从国情出发，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要深入调研，使理论和政策创新有根有据、合情合理；树立国际视野，从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互动中探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习近平，2020）。外语教育政策的国别研究正是在这一理念指导下开展的具体案例，也是我国外语教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既要借鉴他国经验，但也不要盲从，还需要结合我国国情和实际问题，构建前瞻性、现实性、导向性和可操作性的外语教育政策和战略。

注释&参考文献

注释

①本文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高校高精尖学科“外语教育学”建设项目（编号： 2020SYLZDXM011）的支持。②NSEP.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Program: Annual Report 2017 [OL]. http: //www.nsep.gov/content/archive，2018. 访问日期：2018年6月20日.

③④联邦州文化教育部长联席会议官网（Kultusministerkonferenz der Länder）[OL]. http://www.kmk.org. 访问日期：2019年1月12日.

⑤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Government of India. 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2020 [OL]. http: //https: //www.education.gov.in/sites/upload_files/mhrd/files/NEP_Final_English_0.pdf，2020. 访问日期：2020年9月15日.

⑥王文斌，张天伟. 加强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基础外语教育[R]. 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2020.

⑦2020扶贫日语言扶贫成果发布会在京举行. 中国教育新闻网[OL]. http: //www.jyb.cn/rmtzcg/xwy/wzxw/202010/t20201017_366059.html. 访问日期：2021年3月9日.

⑧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21年2月. 

⑨瑞丽市委书记：现在最需要流调人员和缅语翻译[OL]. 人民日报，2021年4月2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5895613853461415&wfr=spider&for=pc.访问日期：2021年5月9日.

⑩关于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2628号（教育类254号）提案答复的函[OL]. http://www.moe.gov.cn/jyb_xxgk/xxgk_jyta/jyta_gjs/201611/t20161103_287551.html.访问日期：2021年5月9日.

⑪教育部关于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 行 动 》 的 通 知. 教育部 [OL].http: //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7/content_5181096.htm. 访问日期：2021年5月9日.

⑫学位授予单位（不含军队单位）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名单.教育部 [OL]. http://www.moe.gov.cn/jyb_xxgk/s5743/s5744/A22/202008/t20200827_480690.html. 访问日期：2021年5月9日.

⑬重磅！自然科学基金委成立交叉科学部，科技日报，2020年11月30日[OL]. http: //www.nsfc.gov.cn/publish/portal0/tab434/info79287.htm.访问日期：2021年5月1日.

参考文献

[1] Almeida, V. Brazil’s English without Borders Programme: Facing Challenges with a Plan. English Public Policies in Latin America: Looking for Innovation and Systemic Improvement in Quality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2018.

[2] Guimarães, F. F., Finardi, K. R. & Casotti, J. B. C.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language policies in Brazil: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J]. Revista Brasileira de Linguística Aplicada, 2019(2): 295-327.

[3] Jackson, F. H. & M. E. Malone. Building the foreign language capacity we need: Toward a comprehensive strategy for a national language framework[OL]. http: //leaderenterprisescorp.com/outreach, 2009. Accessed 10/10/2018.

[4] 葛囡囡. 德国中小学外语教育的特点及启示[J].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 2020 (4): 18-25.

[5] 王克非等. 国外外语教育研究[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6] 文秋芳. 新中国外语教育70年: 成就与挑战[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9 (12): 735-745.

[7] 文秋芳, 张天伟. 国家语言能力理论体系构建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8] 吴岩. 抓好教学“新基建”培养高质量外语人才[R]. 第五届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育改革与发展高端论坛, 北京, 2021年3月20日.

[9] 言实, 周祥. 新时代语言文字事业的新使命[J]. 语言战略研究, 2020 (06): 6-16.

[10] 习近平. 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0-8-25.

[11] 叶志良. 巴西学校外语教学的特点及启示[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4 (5): 17-22.

[12] 张天伟. 非通用语种建设亟须全面布局[N]. 光明日报, 2017a-6-4.

[13] 张天伟. 国家语言能力视角下的我国非通用语教育: 问题与对策[J]. 外语界, 2017 b (2): 44-52.

[14] 张天伟. 美国国家安全语言教育项目新进展[A].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编.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289-294.

[15] 张天伟. 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主要问题和思考[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1 (1): 13-20.

[16] 周庆生. 印度语言政策与语言文化[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10 (6): 102-111.

 作者简介：

张天伟，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语言政策、句法学等。E-mail:[e-mail]。

本文来源：《中国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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