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推荐｜《新中国语言文字研究70年》(留言赠书)

     绪言      

    语言文字研究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传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先哲们对语言文字就有一些哲学思考和重要论断，如《论语》中孔子的“正名”思想深刻揭示了命名行为的重要社会功能，《荀子》“约定俗成谓之宜”的观点对语言本质属性做了精准的定位。到汉代时，中国就涌现出最早的词典《尔雅》（成书或在汉代之前）、最早的方言词典《方言》（扬雄）、最早的汉字字典《说文解字》（许慎）、最早的词源词典《释名》（刘熙），其中《尔雅》和《方言》可能分别是世界上最早的同义词词典和方言词典。四大名典，体现当时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已经在一些方面呈现了很强的系统性，成就了早期世界语言文字学术的一个耀眼的高峰。

    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者承继道统，绵延学脉，代有创新，硕果累累，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宝库和知识宝库中的重要板块。而数千年来，语言文字研究发展最快、学术最繁荣的时代，当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表现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学术著述的丰硕和研究成果的社会应用等各个方面。语言文字研究70年的发展速度和成就，完全配得上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奋斗、勇往直前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发展业绩、配得上哲学社会科学整体上70年来的辉煌成就。本书将分章介绍汉语汉字之学各领域在新中国成立70年来所获的巨大成就（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不在本书介绍）。在这篇“绪言”中，我们将做一个鸟瞰，重点梳理一下70年来中国语言文字研究的发展动力、发展脉络和走向。更具体的详情，以及绪言涉及的学术文献，都请读本书的各个章节，这里不再设参考文献和文献注释。

《新中国语言文字研究70年》

刘丹青 主编

    本书由语言文字各分支领域知名专家合著而成。本书全面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语言文字研究的发展历程，主要关注汉语言文字学以及相关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书中梳理了推动中国语言文字研究的社会因素、文化因素和学术渊源，尤其是党和国家对语文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改革开放事业对语言文字研究的巨大推动作用；总结了语言文字研究事业发展繁荣的重要经验；记述了70年以来中国语言学领域的重要学术事件和各种学术平台、园地建设发展过程；介绍了对各个领域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著作和论文。本书绪言部分对70年以来语言文字研究的伟大成就做了总体性概括。

    本书各章的作者分别是：绪言，刘丹青；第一章，王灿龙；第二章，杜翔；第三章，李爱军、胡方；第四章，谢留文；第五章，沈明；第六章，赵长才；第七章，赵长才；第八章，麦耘；第九章，王志平；第十章，罗颖艺、高军、胡建华；第十一章，徐赳赳；第十二章，王春辉；第十三章，胡钦谙，顾曰国；第十四章，张洁。

 语言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刘丹青

新中国语言文字学的辉煌70年刘丹青
中国哲人先贤对语言的思考和研究，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论语》的“正名”思想、《荀子》的“约定俗成”观点都包含对语言本质和功能的深刻认识。到汉代时，中国就有了《尔雅》、扬雄《方言》、许慎《说文解字》、刘熙《释名》等早期语言文字学经典的群星闪耀。绵延几千年的语言文字研究的学脉文脉，到20世纪初又迎来了中西学交汇的加速度发展。但是，我国历史上语言文字研究发展最快、学术最繁荣的时代仍然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新中国语言文字研究70年》一书的任务就是要提纲挈领，在汗牛充栋的成果中提炼出语言文字学70年发展繁荣的主脉及其主要的推动力量。
语言研究所是社科院历史最悠久的研究所之一，是195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时最早设立的几个所之一，70年来一直是中国语言学的领军团队，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新中国的70年写好这部学科学术史。接到任务后，我们组建了以各分支学科一线领军学者为主体的写作班子，部分章节由领军学者带青年骨干一起完成，尤其是心理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等文理交叉前沿学科，老少结合更有利全面反映学科的快速发展。在拼搏精神与语言学的朴学传统的有机结合下，在出版社编辑的及时督促下，各章节都较快写出了初稿，并在内审外审的建议下经过多轮打磨修改，终于如期交出了定稿。我本人在井冈山学习的间隙抓紧审稿，提出修改建议，并在各章基础上完成了绪论的写作修改，跟各章节一起交到责编手上。大家都为能如期完成这一光荣使命倍感自豪。
下面就把本书各章和绪论所提炼的语言文字研究70年主脉作一梳理，分三个时期简要叙述。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事业的需求推动了语言文字研究的发展

党和政府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起就对文化教育事业高度重视。扫盲和提高干部群众语文水平的需求直接推动了语言文字的研究。从1950年《人民日报》发表《请大家注意文法》等文开始，报刊上相继推出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和丁声树等《语法讲话》等语法著作，学术期刊出现了多场语法大讨论，整个50到60年代，汉语学界和语文教学界都充溢着浓郁的语法学氛围，并弥漫到整个文化教育界，有力深化了对汉语语法特点的认识。
1950年代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以及汉语规范化的任务，在帮助提升全民语文能力的同时，也有力推动了对语言学诸领域的研究。语言研究所举办多期普通话和方言培训班，在推普的同时又为汉语方言学研究培养了大量专才，修订完善后的《汉语方言调查字表》成为使用至今的调查标准方案；并出现一批堪作方言学标杆的调查研究著作。推广普通话和拼音方案的任务促进了语音的研究。语言所的实验语音学团队建起了与时俱进的学术规范，为今天语音分析合成的学术繁荣和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确立普通话词汇规范的需求，促成了经典成果《现代汉语词典》的诞生和与时俱进，也带动了汉语词汇学的发展。简化汉字和整理汉字促成了现代汉字学的产生，同时带动了普通文字学的发展。
国家对语文事业的重视，激发了学界的研究热情，形成了语言学各学科全面发展的态势。历史语言学观念促成原先静态的古汉语研究发展成揭示汉语几千年发展历程和规律的汉语史新学科，以王力的三卷本《汉语史稿》为标志性著作。音韵学渐脱难懂“绝学”身份，成为可传授、可论证、可验证的现代学问。有中古口语音为基础的《切韵》音系的成功构拟，为上溯上古音、下探近代音提供了坚实参照。甲骨文、金文为代表的古汉字研究进一步拓展到词汇和语法研究。语言理论的翻译介绍和创新，应用语言学的研究，如50年代末最早的机器翻译的成功探索，都展示了中国语言学的强劲活力。
这一时期，党和政府对语言文字工作的高度重视，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的亲自关注和参与，成为本学科发展最直接最强大的动力。

二、改革开放为中国语言学注入强大动力

十年动乱结束，改革开放为语言学的发展创造了崭新的社会学术环境。高考制度恢复，语言学本硕博培养体系的逐步成熟，为语言学提供了人才保障。语言学期刊方阵逐步成形并壮大。从文革前只有《中国语文》等两三种期刊，逐渐发展为约20种核心期刊为中坚力量的语言文字学期刊方阵，加上众多富有实力和声望的集刊，为语言学术创造了广阔的发表园地和交流空间。同时，语言学界进入学会涌现期。中国语言学会于1980年成立，文字、音韵、训诂、修辞、方言、世界汉语教学、辞书等各个分支学科也纷纷成立学会及其下属分会。各省市自治区也相继成立语言学会，大都形成了双年会制度，大大有利于凝聚学术力量、展开学术活动、培养学界新秀。同时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参与国际性学会的活动，并在有些学会中逐渐成为主角，如汉语学界最重要的国际中国语言学会（IACL）。
改革开放促进了翻译介绍各语言学流派和前沿的热潮；同时，借鉴国际前沿理论研究、解决汉语或中国境内语言问题的论著，在理论和方法传播方面作用更加实在，在国内外学界产生广泛影响。越来越多样化的人员交流途径成为促进中外语言学交流的强大动力。开放所带来的理论方法的引进和运用，促进了中国语言文字研究范式的提升，有些国际前沿的学派和领域，如功能-认知语言学、语法化学说、语言类型学、语言接触等的研究范式已成汉语界的显学。形式语言学也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深入研究。历史语言学、地理语言学使汉语史研究和方言调查研究更具有系统性和多维性。音韵、训诂也通过与历史语言学的融合成为探究汉语发展大势的现代学科体系。文字学从具体汉字的解析上升到系统的汉字构形学理论；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交叉学科，也从萌芽状态发展为研究热点领域。
新的应用性需求为汉语研究提供新的动力。国际汉语教育推动了汉语各个方面特别是语法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化，与对外汉语有关的研究人员、学术资源和成果成为汉语语言学的重要方面军。信息技术的发展催生了计算语言学的形成发展，同时反哺语言学的本体，也促进了语言研究中统计方法的运用和大数据语料库的建设。
语言生活和语言政策也推动了语言文字应用的研究。1985年国家语委成立后，工作重点转向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及后来的信息化。通用规范汉字表、异形词整理、港台腔、方言词语、外来词和字母词、网络用语，这些应用性课题催生了大量成果。中国的语言生态也在发生显著变化，语文政策更加追求和谐合理的语言文字生活。语言规划、语言战略、语言资源等领域得到更多重视，2000年通过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也有语言政策方面的研究基础。
改革开放对语言文字学术最直接的推动，是开放健康、全面均衡的学术生态，涵盖学术发展所需要的方方面面。这种生态，是学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三、新的世纪提升语言学研究新的高度

进入21世纪，语言学研究乘着国家发展的东风获得了更大的推动力。诸多领域与国际前沿同步推进，如语法化、语言接触及地理语言学、构式语法、语义地图模型等，都有大量优秀成果涌现，不乏理论创新性探索。
普通语言学意识的提升，特别是生成语法对普遍语法的追求和语言类型学对跨语言视角的强调，使更多学者能从普通语言学角度来看待汉语现象。随着文化自信的提升，“中国立场、世界眼光”成为很多语言学者的学术价值取向。
简帛碑文等出土文献资料的大量涌现，促进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二重证据”的比较，推动了汉语史多个领域的发展深化；音韵学与古文字的结合，拓展了新的广阔空间。地下或民间大量口语方言和俗文字资料，使汉语史的勾勒变得更加丰满和立体。
语言学界探求语言规则背后的心理机制，重视儿童语言获得规律；心理学界关注语言文字产出和理解机制，重视儿童语文能力的发展过程。它们共同提升了心理语言学的学术地位。基于观察和实验的心理学方式同时成为语言学的重要科学手段。脑神经科学，包括核磁共振成像、眼动仪等新技术，引入语言文字领域，语言文字的认知心理机制得以进一步还原为生理机制，以不同方式参与到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建设。
大数据和基因技术等在语言学中发挥更多作用。语言文字研究愈益倚重语料库的量化优势。以基因技术结合大数据语料探求久远的语言谱系关系，成果受到学界高度关注。
语言方言资源保护工程在全国大规模展开，各地语言方言得到数码化典藏，语言方言调查迎来了新成果的高峰。
中国学者在借鉴吸收国际前沿理论的同时，也在语言理论的自主创新方面迈出更多步伐。汉语方言音韵学界逐渐形成方言语音历史层次的概念和研究方法。学者以此来离析方言音系中由语言接触造成的文白异读等语音历史层次，将相关个案成果提升为一种历史层次分析法，目前已经成为方言音韵学界广泛应用的研究范式。近些年，“语言库藏类型学”“高级版本的意合语法”“新描写主义”等中国学者的理论探索和主张，都是在深入了解现代语言学理论和中国语言事实的基础上提出的原创理论，也特别注意研究方法的和学术范式的建设，已经产生较大的学界影响并引起一定的国际关注，有希望成为中国学者对普通语言学的贡献。  
 中国的语言文字研究者本着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重要讲话中倡导的“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学术精神，在“封闭自足—对外开放—自主创新”的“三段论”中，已经在逐步迈向“自主创新”的第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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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今日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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