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荐读｜突发事件下公共标语的语言特征及与接受度的关系

好文荐读（第三十八期）突发事件下公共标语的语言特征及与接受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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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下公共标语的语言特征及与接受度的关系

王亚敏1

余郎婷2

刘露蔓2

胡韧奋2

1. 北京大学 2. 北京师范大学

文章简介

文章来源：王亚敏,余郎婷,刘露蔓,胡韧奋.突发事件下公共标语的语言特征及与接受度的关系[J].中国语言战略,2021,8(02):58-68.

摘要：标语作为公共话语的重要形式之一,在突发事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宣传、号召、鼓舞作用。本文以新冠防疫期间的公共标语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标语语料库,从韵律、词汇、结构、语用、修辞五个维度对标语的50个语言特征展开定量和定性分析,厘清了突发事件下标语语言的特点以及所采取的具体手段;在此基础上,引入接受度评定任务,进一步探讨了该时期标语语言特征与其接受度之间的深层关系,结合以上发现为突发事件下公共标语的制定提供了参考性建议。

关键词：新冠防疫；公共标语；语言特征；多维分析；接受度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面向汉语国际教育的智能测试技术研究”（18CYY029）;北京师范大学科研项目“横幅上的呐喊——新冠肺炎防控期间横幅标语的语言生态研究”（2020E248）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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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本文关注的是突发事件下团体应急语言研究，主要包括城市街道办事处、社区管委会、乡镇地方管理团体等。这些被网友称为“硬核标语”的公共话语，一方面被受众称赞其言语幽默风趣，紧跟时代潮流，传播广、效果好；另一方面，也因其在词汇、语用等方面展现的变异性而出现针砭之声。

标语在日常生活中数量多、使用广，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并未给予其足够的重视。国外的标语研究起步较早，主要集中在政治动员领域（Denton,1980），重点探讨的是标语及其在公众中的出现次数和内容相关性（Koch&Zerback,2013）、标语和公众情感的关系（Morse,1949）、标语的象征性（Hodges,2014）以及标语在资讯传播中的作用（Young,2006;Seidman,2013）等。此外，标语在广告中的应用常被学者提及（David,1993;Hornikx et al.,2010;Hendriks et al.,2017）。如Hendriks(2017）邀请128名荷兰人对理解难度有差异的广告标语进行评估，结果发现：易理解的标语评分更高，受众对广告和产品的态度更好，有更高的购买意愿。该研究通过实证数据分析探讨了标语和受众反馈的关系，对我们的研究有较大启发。国内现有的标语研究涵盖语言学（胡范铸，2004等）、政治动员（田修思，2012；余海超，2016等）、传播效应（吴明华、桑超凡，2017等）三大领域，标语语言特征研究是热点，研究者多采用两类策略分析标语语言特征：一是从标语语体角度出发，对标语整体语言风格进行描写概括（刘凤玲，1999；姚鑫隆，2001等）；二是从“三个平面”理论出发，对标语语言特征进行分层次的描写（林喜梅，2011等）。

突发事件标语口号是指宣传应对和解决突发事件的方针、办法，对受众有一定鼓动作用的简短句子（白云、吴东翔，2015）。以标语为表征的灾害文化具有适应与恢复的灾害观、多主体参与的应对方式以及大爱情感的宣扬三方面特征（张纯刚、齐顾波，2013）。国内突发事件下的标语研究数量较少，一方面着眼于归纳其语言特征，涉及语言风格（林纲，2020；原慧艳，2020）、修辞艺术（肖青青等，2020）、隐喻和话语架构（彭雪梅，2020）。如林纲（2020）从语言生态视角出发，通过例证说明了新冠防控标语具有独特的音节特征和韵律美，结构方式上多采用对举，语用上注重亲和力。另一方面，研究者集中探讨了在突发事件下标语的传播模式与效应（白云、吴东翔，2015；刘国强、粟晖钦，2020；董洪杰等，2020），如董洪杰等（2020）通过网络调查和实地拍摄，搜集到疫情防控早期使用的标语共367条以及84条网络评论，该研究梳理了防疫标语在网络语境下呈现的语言风格，并厘清了其独特的传播模式。这些先行研究在研究理论与实践上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好的突发事件标语需要融合应急知识能力、多语资源能力、社会文化互动能力三种能力（王玲、谭雨欣，2020），但上述研究仍存在一些值得深入研究之处：（1）研究材料及方法上，已有研究搜集的语料较少且不全面，偏于举例论证，缺少基于标语语料库的系统分析；（2）研究内容上，主要集中于标语传播作用的分析，但在社会文化互动能力方面（即标语语言特征与公众情感的深层关系方面）还缺乏有力的理据支撑；（3）整体上看，国内外应对突发公共事件舆情官方话语的研究还需要结合具体问题进行深入剖析。

本研究聚焦新冠防疫期间的公共标语，从语言学、社会心理学等视角出发，基于三大网络平台广泛搜集新冠防疫标语图片，并构建了“防疫标语语料库”（643条），系统分析其在韵律、词汇、语法、语用、修辞五个维度上的50项语言特征，旨在厘清突发事件下标语语言的特点以及所采取的具体手段；并以青年群体为代表，探讨该时期标语语言特征与其接受度之间的关系，以期为突发事件下公共标语的制定提供参考性建议。

二.研究设计

（一）语料采集

考虑到本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我们选择通过新浪微博、微信、百度搜索引擎三大网络平台搜集新冠防疫标语图片，搜索关键词为“新冠标语”“防疫标语”“疫情标语”“肺炎标语”，时间限定为“2020年1月至3月”，共搜集到来自网络媒体发布的实地疫情标语照片650张，经过人工转写语料并删除重复标语后，最终得到643条标语语料，形成了“防疫标语语料库”，其中来自新浪微博260条、微信222条、百度搜索引擎161条。

（二）语言特征标注体系

为体现标语语言特征的不同层次，本文借鉴了生态语言学中对标语内部生态的描写方式（林纲，2020），将标语特征分为“韵律”“词汇”“结构”“语用”及“修辞”五个层面，具体如下所示：1．在韵律层面上，依据刘凤玲（1999）提出的标语应具有“简明性”与“音乐性”特点，我们将标语整体的音节长短、音节整齐性、是否押韵、是否平仄相间(1)以及音节响度(2)5项作为标语韵律特征标注的内容。其中“整体音节长短”与标语的“简明性”相关，其他内容与标语的“音乐性”相关。2．在词汇层面上，考虑到词汇是标语语义的重要体现，其中一些有特殊含义和色彩的词汇容易影响对标语的理解，我们标注了专有名词（包括政策词和医疗卫生专业词汇等）、惯用语和方言词、网络新词、积极色彩词和消极色彩词在标语中的占比。此外，还统计了每条标语的词数。3．在结构层面上，按照汉语中句子的基本结构，我们将标语的句法结构分为“单句”“复句”以及“复杂句”三大类。“单句”(1)还细分为“主谓”和“非主谓”两小类。“复句”进一步分为“并列”“顺承”“解说”“选择”“递进”“条件”“假设”“因果”“目的”以及“转折”十小类。而一些包含紧缩句，或既有单句又有复句的句子就属于“复杂句”。此外，还统计了每条标语的小句数。4．在语用层面上，主要围绕标语的“语气”“言语行为”两个方面进行标注。一方面，根据传统的句类标准，我们将标语语气分为“陈述”“疑问”“感叹”“祈使”四大类；另一方面，参考白云、吴东翔（2015）对突发事件标语的分类，我们将标语言语行为分为阐述、指令、承诺、表达四类。由于指令、表达两类在标语中数量较多，又参照赵微（2010）提出的“发出者与接受者的社会地位差异”“发出者要求的迫切度差异”等标准，进一步将指令类言语行为分为高、中、低权威三个次类，同时还借鉴其“接受者是否获益”的标准，将表达类言语行为分为“诅咒”“希望”和“其他”三个次类。5．在修辞层面上，参考潘晓东（1983）总结的43个常用汉语辞格和屈志凌（2007）统计的标语口号中的8种高频辞格，共标注了“排比”“对偶”“谐音”“仿拟”“比喻”“比拟”“借代”“对比”“夸张”“映衬”“婉曲”共11类在标语中出现较多的辞格，统计这些辞格在标语中出现与否。最终形成的标注体系含五个层面，其中“韵律”层面5项特征，“词汇”层面6项特征，“结构”层面16项特征，“语用”层面12项特征，“修辞”层面11项特征，共计标注50项可量化的语言特征。（三）标语接受度评定

在语言特征全面描写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探究标语语言特征与接受度的关系，我们参考Hill等（2015）“语义相似度评定”的方法，设计出“标语接受度评定”任务，要求被试对643条标语进行5点量表评定，1～5接受度分别代表“非常不乐意”“不太乐意”“不确定”“比较乐意”和“非常乐意”。评定任务包括“预调查”和“正式调查”两个部分：（1）预调查招募到北京某高校的52名本科生，要求被试对随机选取的20条标语进行接受度评定，保证其评分内部一致性大于0.7的基础上，选取了20名被试作为正式评分员。（2）正式调查要求20名评分员对643条标语进行接受度评定，参考Hill等（2015），我们对评定材料进行“随机—分组—排列”处理(2)，对评定结果进一步剔除后保留16名评分员数据作为正式分析数据，其肯德尔系数（0.607）满足一致性要求，Χ2=6232.31,df=642,P<0.001。本项研究的正式评定任务均在“北京语言大学文心标注平台”完成，线上评定问卷分7次发放（1天1次），评定任务共进行一周时间，每次评定时长约15～20分钟。

三. 新冠防疫标语的语言特征分析

根据643条标语的标注结果，我们对新冠防疫标语的特点进行了初步分析，现从五个角度逐一展开论述。

第一，从韵律角度看，新冠防疫标语句长偏长的标语较多，韵律音乐性要求较宽松。统计发现，643条标语的平均标语句长为16.1个音节。根据陆丙甫、蔡振光（2009），人的“短时记忆限度为‘七左右’（7±2）”，此处“七”以有意义的组块为基本单位，在汉语中，一个“韵律词”可以视为一个组块，超过7个组块数的句子处理加工的难度更大。如果我们将一个“组块”粗略估算为双音节，那么以音节来衡量句子长度，符合人认知习惯的标语句长应维持在“14±4”个音节的范围，根据我们的统计，在643条标语中，属于该音节范围的标语占总体的73.56%，说明大部分标语句长仍然符合人们的认知习惯。而在余下的标语中，句长超过18音节的有137条，远远多于句长小于10音节的标语，说明从句长分布上来看，新冠防疫标语偏长的标语较多，这可能与新冠防疫期间部分标语需要与具体情境结合、包含信息量较大有关。此外，统计发现音节整齐的标语占总体的60.96%；平仄相间小句占比超过50%的标语仅占总体的17.88%；所有标语中含a韵母占比超过50%的仅占总体的14.46%；含押韵现象的标语占总体的38.10%。一般而言，标语注重音节的整齐性与韵律的和谐，倾向于选取响度大的字眼，使字音铿锵有力，但统计结果表明，新冠防疫标语中平仄较和谐、整体音节响亮以及讲究押韵的标语数不多，音节整齐的标语刚刚过半，可见其对节奏韵律的要求相对宽松。

第二，从词汇角度看，新冠防疫标语的用词体现了贴近口语、主观情感强烈的特点。就专有名词、惯用语和方言词的标注结果对比而言，包含专有名词的标语占总标语数的12.75%，而包含惯用语和方言词的标语占总标语数的29.86%。标语中使用“点炮”“猫在家”等惯用语或“单沟”（山西方言）“厝边斗阵”（福建方言）等方言词可以适应在基层群众中的宣传需要，使得标语接地气、好理解，体现标语口语化特点。而“ICU”“呼吸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专有名词占比较少也说明标语整体专业性不太强。此外，还有43条标语包含“宅”“家里蹲”“团灭”等网络新词新语，使得相应标语呈现幽默俗谐的风格。同时，新冠防疫标语中还含有大量表达主观情感色彩的词语，其中含积极色彩词139条，含消极色彩词171条，共占总体的48.21%。其中消极色彩词占比更多，还不少带有诅咒意味的“头七”“上坟”“死翘翘”等禁忌词，都是强烈主观情感的体现。

第三，从结构角度看，新冠防疫标语以复句为主，并列与条件关系居多。643条标语中，复句约占71.38%，说明大部分新冠疫情标语以复句形式出现，这类句子既没有复杂句的复杂结构，相较于单句又能更清晰地突出地揭示事物间的内在联系，蕴含更加丰富的内容，这一特点与韵律层面标语总体句长偏长、包含信息量较多的特征相符合，体现新冠防疫标语的特色。而在各个复句小类中，含并列关系和含条件关系的标语相对占比较多，分别占总体的27.22%和17.26%，说明新冠防疫标语中存在不少列举情况或说明条件、直言利害的句法结构。如：

(1）须警惕不轻视少出门少聚集（并列）

(2）戴口罩福星高照不串门五福临门（条件）

(3）口罩常戴，平安常在。回家洗手，好运常有。（条件+并列）

第四，从语用角度看，标语以陈述、祈使类语气为主，多指令类和诅咒型表达类言语行为。语气方面，陈述句和祈使句的标语分别有264和263条，共占总体的81.96%，说明新冠防疫标语以说明性语气和要求对象做某事的语气为主。言语行为方面，指令类言语行为共332条，占总体的51.64%，远大于其他类言语行为，反映出标语的首要功能即通过标语口号让受众的行为、想法按照所说的内容进行。值得注意的是，本语料库中还包括135条诅咒型表达类言语行为，多达总标语数的五分之一，这种在普通标语中很少出现的表达类型的大量出现，也形成了新冠防疫标语的特点之一。

第五，从修辞角度看，多夸张修辞，较多婉曲、对偶修辞。标注结果显示，643条标语中使用了所统计辞格的标语共263条，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为夸张辞格75条，说明标语的语气一般较强烈，与词汇特点相契合。此外，婉曲（51条）和对偶（50条）辞格的出现频率较高，体现了标语一定的注重形式和谐的特点。

四.标语语言特征与接受度的关系

（一）各语言特征层面对标语接受度的影响

为进一步明确不同层面的语言特征对接受度的影响，我们首先将50项特征依次分为五个维度，其次，分别将各语言层面所包含的语言特征作为自变量，标语接受度作为因变量，采用步进回归分析方法检验标语各语言特征层面对接受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各语言特征层面对标语接受度的预测作用大小排列如下：语用特征>词汇特征>修辞特征>结构特征>韵律特征。

结果表明，语用特征能解释因变量接受度65.1%的方差，说明其对标语接受度的预测作用最大。胡范铸等（2004）认为，标语即为一种发布信息的“言语行为”，对标语的分析研究离不开对标语语用的分析。而接受度作为一个标语直接影响受众的指标，本身便与语用特征紧密相关。事实上，语用特征重点关注“在一定的语境中，利用语言来实现某种目的或意图的活动”（陈小慰，2007），无论是标语的语气还是表达出的言语行为类型都直接与标语的意图相关，只是在实现方式上存在礼貌度高与低、权威性强与弱、表达直接与委婉等差异。从回归分析结果来看，这些语用方面的差异是各个层面中对标语接受度影响最大的特征。词汇特征和修辞特征对标语接受度方差的解释力分别为48.7%和39.8%，说明它们都对标语接受度有一定的预测作用。董洪杰等（2020）认为“选词策略差异”是防疫标语风格多元化的主要表现之一，本研究中重点关注的词汇类型都与防疫标语的语义风格类型相关，不同标语可能通过不同词汇形成温和或严厉、幽默或严肃的不同风格，从而影响受众对标语的接受度。陈小慰（2007）认为修辞的根本目的是“提高言语交际的效果，帮助接受者正确、充分地理解表达者”，在标语中使用不同的修辞手段可以增强相应的表达效果，与语用特征共同塑造标语整体的语气语境。最后，结构特征和韵律特征对标语接受度方差的解释力分别为21.7%和3.2%，说明这两个层面的特征对标语接受度的预测作用较小。尽管句法结构与韵律特征在已有的新冠防疫标语研究中受到了较多的关注（董洪杰等，2020；林纲2020；原慧艳，2020），但就本文实验结果来看，二者对标语接受度的解释力并不高。实际上，结构与韵律特征都属于标语的形式特点，二者对接受度影响较小，说明在疫情突发事件的标语中，形式的和谐度或复杂度不是受众关注的核心问题。总体而言，不同层面的语言特征对标语接受度解释力的差异反映出受众对新冠防疫标语的关注呈现出明显的“内涵大于形式”的特点。语用与修辞意义与标语发布者的意图相关，而不同词汇类型是标语语义的直接体现，与这些内涵相关的特征相比，结构和韵律方面的形式特征对标语接受度影响相对较小。尽管标语作为一个独立语体，其结构和韵律是重要的区别特征，但真正在标语传播过程中，受众对于这些形式层面的特征不如对标语内涵相关特征的关注度高。

（二）标语50项语言特征对其接受度的影响

为进一步探究标语各语言特征与接受度之间的关系，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将50项语言特征作为自变量，接受度为因变量，采用逐步回归方法进行分析。回归结果表明，50个自变量中进入回归方程的显著变量有19个，其中语用特征6个、词汇特征3个、修辞特征4个、结构特征5个、韵律特征1个。模型显示，F (18,624)=22.286,P<0.05，表明回归方程有效，对标语接受度方差的解释力为75.9%，各层面语言特征对接受度方差的解释力分别为62%（语用特征）、6.7%（词汇特征）、4.5%（修辞特征）、2.5%（结构特征）、0.3%（韵律特征）。Adjusted R2=0.751，说明排除自变量数目影响后，19个语言特征仍解释了因变量标语接受度75.1%的方差。上述结果与步进回归分析结果一致，说明标语的语用特征对其接受度的影响最大，其次是词汇特征和修辞特征，结构特征和韵律特征的影响较小。19个变量的容忍度和方差膨胀因子（VIF）两项指标显示，本回归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由于标准化回归系数（Beta）存在正负向和显著性大小的差异，我们能进一步认识语言特征对标语接受度的不同预测方向。具体来说，19个语言特征中，负向预测因子包括11个，其中最为显著的因子为是否含诅咒型表达类言语行为（β=-0.441,P<0.001）、是否含消极色彩词（β=-0.180,P<0.001）、是否含夸张修辞（β=-0.163,P<0.001）、是否含婉曲修辞（β=-0.091,P<0.001）、是否含高权威指令类言语行为（β=-0.086,P<0.001），其次为是否含对偶修辞（β=-0.072,P=0.001）、是否含阐述类言语行为（β=-0.063,P=0.003）、是否含惯用语和方言词（β=-0.059,P=0.010），最后为是否含感叹句（β=-0.052,P=0.013）、是否含选择关系（β=-0.052,P=0.013）、是否含映衬修辞（β=-0.047,P=0.027）。在所有负向预测因子中，是否含诅咒型表达类言语行为对标语接受度的影响最为显著，说明受众对含有诅咒型言语行为的标语较为敏感。更为有趣的是，相关分析表明“诅咒型表达类言语行为”“消极色彩词”“夸张修辞”三项语言特征之间呈现出中高度相关（0.43≤r≤0.60,P<0.001），说明这三个对标语接受度负向影响最强的因素互相关联，而在标语语料库中，这三类语言特征常常伴随出现，对标语接受度产生了较大影响，如：(4）返乡人员不隔离，亲人不死扒层皮！（诅咒型表达类+夸张）(5）不戴口罩就出门这个杂种不是人（诅咒型表达类+消极色彩词）

(6）身带病毒满街走，就是一条咬人狗（诅咒型表达类+夸张+消极色彩词）

高权威指令类言语行为和感叹句往往因为语气强烈而礼貌程度不够，导致相应标语接受度低，正如聂德民、宗守华（2008）所言“从本质上说，冷漠蛮横的标语所表露出的是一种极度蔑视公民权利的畸形权力观”，相应的标语难以被受众认同。与此同时，部分惯用语和方言词一方面包含骂詈色彩，另一方面可能出现排斥外地受众的情况，对于不了解相关表达的受众不友好，也是标语权力畸变的一种体现。值得注意的是，婉曲、对偶、映衬三类修辞以及选择关系小句、阐述类言语行为也对标语接受度产生了负向影响，这主要与这些语言特征出现的语境相关。婉曲类修辞虽然主要指委婉表达，但在新冠防疫标语中多用于死亡、病痛的隐语中，形式上的修辞并不能减缓语义内容本身的禁忌性，反而使得标语带上了讽刺的色彩，如：(7）隐瞒症状不上报黄泉路上提前到（“黄泉路”婉曲）

(8）去饭馆，进茶馆，直接送到殡仪馆！（“殡仪馆”婉曲）

而对偶、映衬修辞，包括选择的小句间关系经常出现在带有威胁恐吓或对比讽刺性质的语境中，使得相应的标语语气更难接受，如：(9）出门戴口罩，不戴死翘翘（映衬+选择）

(10）宁在家里长膘不去外面乱飘（对偶+选择）

此外，部分包含阐述类言语行为的标语，其真正意图并非阐述事实，而是想借某些事实来发出指令，从而也带有恐吓威胁色彩，如：(11）麻将桌上有输赢，黄泉路上无老少

(12）恶意造谣是犯罪，拘留所里定床位。

由此可见，新冠防疫标语有其语境的特殊性，标语往往容易涉及病痛、死亡等禁忌内容，因此在新冠防疫标语的整体语境下，一些普通标语推崇使用的修辞手法和表达方式反而可能降低标语的接受度，从而对标语接受度产生负向影响。同时，19个语言特征中还存在8个正向预测因子，其中最为显著的是是否含有积极色彩词（β=0.118,P<0.001）和小句数（β=0.099,P<0.001），其次为是否含承诺类言语行为（β=0.067,P=0.002）、是否含单句（β=0.064,P=0.004）、是否含并列关系（β=0.064,P=0.004）、是否含目的关系（β=0.063,P=0.005）、音节是否整齐（β=0.060,P=0.006），最后是是否含低权威指令类言语行为（β=0.053,P=0.039）。积极色彩词、承诺类言语行为、低权威指令类言语行为均对标语接受度具有正向影响。相关分析表明，积极色彩词与希望类言语行为、低权威指令类言语行为与祈使句、承诺类言语行为与专有名词，两两均呈现出中度相关（0.35≤r≤0.42,ps<0.001），可见相应的语言特征体现了较多的积极色彩，能向社会传递希望、担当、理性的正能量，因此这类标语更容易为受众所接受。同时，在步进回归分析中对标语接受度解释力较小的韵律特征，在更为细致的逐步回归分析结果中体现出了一定的作用。8个正向预测因子中，“小句数”特征对标语接受度产生了较高的正向影响，似乎呈现出新冠防疫标语“小句数越多，标语接受度越高”的特点。但进一步将标语小句数与“每小句音节数”进行相关分析发现：二者呈现高度负相关关系（r=-0.633,P<0.001），即标语的小句数越多，其每小句音节数越少。也就是说，小句数对标语接受度的正向预测作用并非表明标语包含信息量越多则接受越高，而是标语每小句的音节更短，更符合人们的记忆认知规律因而接受度更高。相应地，音节越整齐的句子也越方便人们的理解记诵，而单句结构的标语构造简单，也可以降低理解难度，因此二者也对接受度具有一定的正向预测作用。最后，并列和目的两种小句关系的正向预测作用也与其出现的语境相关。相较于对比性更强的选择类小句，并列类小句不会强化各个小句的直接对立关系，因而出现的语境更加客观，为人所接受。

(13）少出门、不聚餐、戴口罩、讲卫生（并列）

而在新冠防疫标语中，目的关系的小句很容易与希望类、承诺类言语行为相结合，传达出积极的语义。(14）上下一心，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目的+希望类）

(15）以安全生产，来为防控疫情做贡献（目的+承诺类）

总体而言，负向预测因子的解释力（71.7%）远大于正向预测因子（3.4%），根据接受度方差的解释力大小排序，前五位均为负向预测因子，而后四位均为正向预测因子，19个因子中负向预测因子数量更多（11个），这说明在防疫标语语料库中，语言特征的负向影响效果更明显，受众对一些难以接受的标语反应更强烈，从侧面说明网络上鼓吹的部分“硬核标语”可能是经过传播多次“升级”的产物，人们对标语的态度与表达都有了“适应性调整”（董洪杰等，2020），而真正剥离网络语境影响来看待新冠防疫标语时，受众对一些语气强烈、产生权力畸变的标语的接受度并不高。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原本在正常标语中提倡的表达方式（如对偶、映衬、婉曲等修辞手法），在新冠防疫的特殊语境下并不能减少标语内容本身的冒犯性，甚至有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最后，正因为新冠防疫标语本身具有信息量大、句长较长的特点，一些音节数短、音节整齐、句法结构简单的小句反而更容易为人接受，说明音节、韵律也是标语中不可忽略的影响因素。

五. 总结与展望

标语作为公共话语的重要形式之一，为民众提供所需关注信息的同时，在突发事件的处理过程中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宣传、号召、鼓舞作用。本文以新冠防疫期间的标语为研究对象，通过基于语料库的语言特征分析和标语接受度评定两种方法，一方面展现了新冠防疫标语的多维语言特征，主要包括：（1）韵律上要求宽松，句长偏长的标语较多；（2）词汇使用贴近口语，主观情感强烈；（3）句式以复句为主，小句间并列与条件关系居多；（4）语气以陈述、祈使类为主，多指令类和诅咒型表达类言语行为；（5）多夸张修辞，较多婉曲、对偶修辞。另一方面，在语言特征标注与梳理的基础上，本文还探究了新冠防疫标语的50个语言特征与接受度之间的互动关系，结果表明青年群体对新冠防疫标语的关注呈现出明显的“内涵大于形式”的特点，即涉及发布者意图和标语语义的语用修辞特征、词汇特征对标语接受度的影响更大，而形式是否和谐优美或复杂不是受众关注的核心问题。此外，有19个语言特征能显著预测标语的接受度，分为正、负两个方向的预测作用：“诅咒型表达类言语行为”“消极色彩词”“夸张修辞”等11个语言特征，由于语义内容的禁忌性和语境的特殊性，呈现出“语气强烈、权力畸变、表达手段变异”等典型特点，对标语接受度产生了负向影响；而“积极色彩词”“承诺类言语行为”“低权威指令类言语行为”等9个特征，其语义内容积极、语境相对客观、承载信息量适当，且符合人们的认知记忆规律，其接受度往往更高。

不难看出，标语语言特征与受众接受度之间关系密切，本文所涉及的19个显著预测因子就能解释接受度75.9%的变异，虽然负向预测因子多于正向预测因子，但正是由于存在正负向和显著性大小的差异，我们才能进一步认识语言特征对标语接受度的不同预测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我们从语言学和社会心理学视角出发，为突发事件下公共标语的制定提供了参考性建议：（1）关注突发事件下标语语体的语言特征。首先，须有重点、分层次地把握各维度特征在标语制定中的作用，以语用特征为主，以词汇、修辞特征为辅，兼顾结构和韵律特征。其次，须有意识地区分对接受度具有正向和负向作用的语言特征，如“承诺类言语行为”和“诅咒型表达类言语行为”、“积极色彩词”和“消极色彩词”、“低权威指令类言语行为”和“高权威言语行为”等，这就使得标语的制定在语言特征上有“向”可循。最后，须格外注重标语的语义内容是否积极、出现语境是否客观，在突发公共事件的大背景下，一些原本在正常标语中提倡的表达方式（如对偶、映衬、婉曲等修辞手法）可能由于标语内容本身的冒犯性，使其语义发生变异，甚至有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2）注重公共标语与受众之间的双向关系。公共标语实际上也是一种交际过程，这就需要恰当地把握交际双方（发布者与社会民众）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充分发挥公共标语的应急知识能力（王玲、谭雨欣，2020），在突发事件的第一时间为民众提供权威而可靠的相关信息，尽量保证标语“句长较长、信息量适当”的特征；另一方面，重视突发事件下社会民众的心理世界，采取恰当的语言形式表达发布者的意图。比如新冠防疫期间的标语最好以鼓励、承诺的方式呈现，尽量不要采用诅咒、命令的言语行为要求受众实施某一行为，避免挫伤受众的积极性，降低标语本身的语境效果（白云、吴东翔，2015）。因此，在突发事件标语的制定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向大众传递必要的应急知识，发挥其“通事”之能，更需要通过多维度正向的语言特征去构建一个平等、友爱、和谐的人际互动环境，从而真正达到“通心”的效果。

作者简介

王亚敏，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二语习得、社会语言学。电子邮箱：[e-mail]。余郎婷，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汉语认知语法。电子邮箱：[e-mail]。刘露蔓，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硕士毕业生，研究方向为二语习得。电子邮箱：[e-mail]。胡韧奋，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讲师，研究方向为计算语言学。电子邮箱：[e-mail]。

本文来源：《中国语言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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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小编：欧米伽

审    核：心得小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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