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人 | 陆俭明：在不断的认知升级中研究和教学

Original 施今语语言学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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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21

在不断的认知升级中研究和教学

语言学人（第3期）

陆俭明

摘要：本文是对著名语言学家陆俭明教授的访谈。陆俭明教授首先谈到了自己走上语言研究之路和自己对句法的认知过程，并简要介绍了句法学的发展历程。然后陆教授讨论了中小学语法教学的历史及基础语文教学的核心问题，着重指出中小学语文要特别重视书面语的学习，培养学生丰富的语感。在谈及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时，陆教授认为，作为一名教师所应教授给学生的不仅止于知识，更是能力。陆俭明教授还通过实例说明字母词象征文化的碰撞但不会对汉语造成冲击。最后陆俭明教授提出，兴趣、良好的知识积累与时间管理能力是进行研究的基本条件。

关键词：陆俭明; 语言学; 句法; 语法; 基础教育; 语法教学; 字母词

【被采访人】

陆俭明，江苏吴县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商务印书馆学术委员会委员。196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本科毕业并留校任教至今。曾任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研究所副所长、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会长、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新加坡教育部课程发展署华文顾问。主要从事现代汉语本体研究和中文信息处理、语文教学、对外汉语教学等方面的现代汉语应用研究。出版专著有《现代汉语虚词散论》(与马真合著) 、《八十年代中国语法研究》《现代汉语句法论》《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与沈阳合著)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本体研究》《汉语语法语义研究新探索》(2000－2010演讲集) 、《在探索中前进: 21世纪现代汉语本体研究和应用研究》《汉语教师应有的素质和基本功》(与马真合著) 和《陆俭明自选集》《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陆俭明选集》等; 并合作编写出版教材、工具书多部，发表学术论文、译文、序文等350余篇。2000年获香港理工大学“大陆杰出学人”奖，2003年获“第一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2011年荣获北京大学2011年度国华杰出学者奖。

【采访人】

施今语，伦敦大学学院（UCL）发展变化与可塑性实验室研究助理，爱丁堡大学语言学硕士，伦敦大学学院心理与语言科学学士（采访时为高中期间）。

【采访时间】

2016 年 8 月 17 日上午

【采访地点】

北京大学蓝旗营小区

陆俭明先生与施今语合影

【开场白】

施今语（以下简称施）: 陆老师，您好。我对语言学非常感兴趣，想利用暑假这段时间做一个世界著名语言学家的系列访谈。您是中国最顶尖的语言学家之一，您的思想和著作深深地影响了学术界。能采访您是我的荣幸。我知道您一直很忙，所以特别感谢您给我拜访您的机会。

一、走上语言研究之路

（后排左三为陆俭明图片转引自中国之声）

施：陆老师，我了解到当年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您和马真老师都是接受了国家分配而学习语言学专业的。

陆俭明（以下简称陆）：是啊。在我们的年代，大家都服从组织分配。现在经常有人问我，也问马老师，你们是怎么走上语言研究的道路的? 我们都回答说:“这是服从组织分配的结果。”

施：对我们学生来说，甚至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语言学似乎是一个很枯燥、很冷门的学科，而文学很生动，好像热门得多。既然是组织分配的，我想知道，是什么让您喜欢上了语言学这门学科并且在生活最艰苦的时候也一直在坚持?

陆：高中的时候，我本来是想考清华大学电机系，但是报名的时候我们校长和班主任老师跟我说:“现在国家需要文科人才，你还是考文科吧。”那个时候我是一点犹豫都没有的，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可以说是当时年轻人的普遍理念。因此，我们就到了北大中文系。

我到北大中文系时，确实是满腔热情地奔着文学来的，因为对语言研究根本不了解，心想到中文系就是学文学，并想日后当作家。可是在迎新会上，系主任告诉我们: “你们来中文系大概都是冲着要当作家来的吧? 我先给你们泼一盆冷水，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作家，是要有社会生活的。”这样，作家当不成了; 不能当作家研究文学也挺好。我们那时候，一年级、二年级语言和文学是不分的，到了三年级才分。三年级分专业的时候系里又来动员我报考语言学，因为报语言学的人很少。领导一动员，我二话没说就学了语言学，虽然那个时候也不怎么了解语言学到底是什么。但是当时也还是愿意学语言学的，为什么呢? 一是“要服从组织分配”; 二是当时朱德熙先生的课对我们影响比较大，所以我们觉得学语言学也挺好的。

重要的是，我们当学生的时候搞了两个科研项目。1958年是大跃进时期，学校也搞大跃进，叫“科研大跃进”。那个时候我们全年级有103个人，文学专业有85个人，我们语言班只有18个人。文学专业“科研大跃进”搞什么呢? 他们要编一本《红色文学史》，认为过去的观点都不对，他们要编一个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挂帅的红色文学史。而我们只有18个人，能编什么呀? 考虑来考虑去，想到适合中小学使用的成语词典当时还没有。当时的成语词典都是文言的，或半文半白的，没有真正的白话成语词典。我们就决定编一本成语小词典，这就是后来出版的《汉语成语小词典》。编完词典后，我们55级语言班( 1955年入学) 又和57级的语言班同学一块儿编了一本《现代汉语虚词例释》。当时两个年级的语言班的同学一共40多个人。

施：为什么56级没有参加呢?

陆：56级他们搞汉语史，但最后没做出来。我们编的《汉语成语小词典》，发行量上亿，因为过去没有这方面的词典。你的爷爷奶奶辈的人很有可能都知道这本小词典。这本词典现在还在出版。

施：我们家就有，一本绿色封皮的老词典。

陆：对，就是那本。后来感觉到我们搞语言有一个优势，就是不受不同政治思潮的影响，不像文学。这几十年，对一个文学作品的研究，一会儿是这个观点，一会儿又是另一个观点，就像翻烙饼。语言学没有这个问题，因为语言研究除了语言的社会性会涉及思想观点的问题，总体来看语言研究更接近于理科，特别是接近于化学、生物这方面。所以我们后来很庆幸没有搞文学而是去做语言学方面的研究，而且越搞越有兴趣，这样就一直坚持了下来。

二、对于句法的认知及其发展

施：在我们家书柜中有许多您的著作，大概有十几本，还有您跟马真老师合写的书。我在做这次采访前仔细翻了一下，从中了解到您对现代汉语句法有特别深入的研究。

陆：“特别深入的研究”谈不上。但我对现代汉语句法研究确实很有兴趣，这主要是受朱德熙先生的影响。当时朱先生是给我们讲授现代汉语语法。我在1960年毕业以后，和马真、侯学超一起留校了，并且都分配到汉语教研室。当时的汉语教研室分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两个教学组，我们三个人又碰巧都分配到现代汉语部门。到了现代汉语部门以后，我和马老师都跟着朱德熙先生一块搞研究、搞教学。朱先生主要是搞句法的，我们受朱先生的影响又比较深，所以我们也搞句法比较多。

施：“句法”这个概念对于我们中学生来说比较抽象，我们也没有经历过系统性的学习。您能简单地介绍一下句法学都在研究什么呢? 方便的话，还请您介绍一下您在语言学领域的主要思想和观念。

陆：我们开始对句法的认识和你现在一样，有点儿想当然，认为句法研究就是研究句子成分主谓宾定状补，以及词类，因为你要研究句子成分一定得考虑词的类别。事实上句法不限于此，但这是必要的，是语法研究的基础，在基础教学中需要。比如说中小学语文教学或对外汉语教学，都需要讲这方面内容。但是对一个语言的句法进行研究，光按照传统观念这样搞可不行。那得走什么样的路子呢? 我们知道，语言本身有声音、有概念，有形式、有意义。从句法这个角度来讲，它的形式是什么呢? 除了语音，就是句法格式，就是词类的序列。另一方面，每种句法格式各有自己的意义。我们研究句法最重要的就是考虑句法里边的形式和意义，以及这两者之间怎么结合。一定的形式表达一定的意义，反过来，一定的意义需要一定的形式才能表达出来。

句法研究根本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形式和意义的关系问题。现在大家慢慢地都认识到形式和意义是互相渗透的。我们对于语法现象，可以从形式入手去研究，也可以从意义入手去研究。但是从形式切入，要能求得意义上的根据。“这个形式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这跟意义有关。反过来，我们从意义这个角度切入，得找到形式上的表现。譬如说，表示“领属”这个意义到底怎么表达，表示“存在”这个意义怎么表达，表示“致使”这个意义怎么表达。去探索这些问题你一定得考虑形式。而且同样一种意义它也很可能有不同的形式。比方说: “墙上挂着一幅画”，这是表示存在; “墙上有一幅画挂着”，也表示存在，虽然两者都表示“存在”，但是形式不一样; “那幅画挂在墙上”，同样表示存在，却和前两者形式又不一样。事实上，虽都表示存在，形式不同，彼此也还有细微的差别。因此，研究语法必须要研究形式和意义的关系。

当然，随着研究的深入，考虑问题也不断地深入。比方说，在我们当学生的时候，刚出来教学的时候，接受的是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或者说描写语言学的理论方法。那时候我所考虑的就是如实地把句子格式描写清楚，反映出来。比如我刚才讲的存在句，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式? 在那个“墙上挂着一幅画”里，前面是一个表示处所的成分，“挂着”是一个“动词+着”，“一幅画”是一个存在物。那么，我们要去研究: 处所成分是由什么样的词语组成的? 是不是所有的动词都能采用“动词+着”形式? 什么样的动词才能进入这个存在句? 表示存在物的词汇成分会有些什么样的要求? 这样一个格式表示一种什么样的语法意义? 过去对结构组织的研究主要就是考虑这些问题。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就不满足了，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所讲的描写，实际只解决了“是什么”的问题，而没能解决“为什么”的问题。从上个世纪50年代爆发的乔姆斯基革命以后，我们逐渐开始去深入考虑这个“为什么”的问题。再拿“墙上挂着一幅画”“门口站着许多孩子”来说，这是学界公认的存在句。但我们还得追问: “孩子”作为“站”的施事成分(即动作者) ，怎么跑到动词后面去了? “挂”是及物动词，那施事(即动作者) 怎么不能在句子里出现? 那处所成分“墙上”“门口”的前面为什么不加介词“在”? 那句子里没有表示“存在”的词语，为什么这些句子会表示存在义? 一般说动宾结构的宾语所指，如果属于不同的语义角色，整个结构的意义就有区别，那为什么这种存在句，“一幅画”属于受事成分(即受动者) ，“许多孩子”属于施事成分，而两个句子的语法意义是一样的，都表示存在? 考虑这些问题就有助于解决“为什么”的问题。

在乔姆斯基之前是结构主义一统天下的时代，而且乔姆斯基本人也是结构主义大师哈里斯的学生。那么他怎么会突然开始一个革命呢? 乔姆斯基是犹太人，他的博士论文课题是要研究希伯来语。按照结构主义的观点去归纳总结一条条规则，从语音到句法到词汇会有成千上万条规则。乔姆斯基首先反思的就是这个问题。一个语言有成千上万条规则，对学习语言的儿童来说，哪记得这么多条规则? 所以他想这个理论肯定有问题，而且问题可能出在我们对语言系统的认识上。乔姆斯基认为规则应该不会是那么复杂。从儿童的语言习得出发来思考，乔姆斯基一步一步地从三个方面来重新思考问题:

第一，原先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人生下来脑子里是一块白板，通过大人不断跟他说话，不断地刺激反应，那白板上就刻上了语言，孩子就开始会说话。乔姆斯基对此表示怀疑。乔姆斯基认为语言不但是声音和意义相结合的符号系统，更是人脑心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觉得人的脑子里本身就有一个语言装置。这相当于一部汽车有一个发动机那样。我们按一个钮，或者老式的拉一下绳子，车子就发动起来了。那是因为车子本身有一个发动机它才能启动，对不对? 人的语言可能也是同理，人的脑袋里边生下来就有一个装置。一个孩子，从小爸爸、妈妈、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不断跟他说话，实际起了启动那孩子头脑里的语言装置的作用。这个当然是假设，因为谁也不知道大脑和语言的关系到底怎样。

第二，人类的语言有六七千种，虽各不一样，但有共性，遵守共同的原则。何以见得呢? 譬如说一个英格兰出生的小孩，他虽然不是在法国出生的，但是到了法国他可以很顺畅地学习掌握法国话。这种现象蕴含着什么道理? 乔姆斯基认为，原因就是全人类的语言有共同的原则或者说规则；至于不同的语言在语音、语法等方面的不同，那只是一种参数的差异。乔姆斯基提出的“原则和参数”的著名理论基本就是这个思想。

第三，乔姆斯基另一条想法是，句法结构规则系统应该是很简洁的，不会像结构主义所描写的那样。

乔姆斯基1957 年出版的《句法结构》，基本精神就在这个地方。

乔姆斯基带领我们走过了一个什么路子呢? 语言调查很需要，描写也很需要，可是光描写不够，还得要了解、说明“为什么”。那就是还必须要解释。乔姆斯基提出了很著名的“三个充分”:“充分观察，充分描写，充分解释”。这样，语言研究就更深入了。乔姆斯基的革命之所以叫革命，就是因为这三个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带有革命性的观点。同时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的学风比较好，比较民主。他不像结构主义时代那样，很霸道。结构主义从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 开始一直到哈里斯(Harris) 、霍凯特(Hockett) 等，都是非常强势的，学生就得听我的，大家都要听我的。乔姆斯基不是，因为乔姆斯基认为自己所提出的只是假设，应该让学生来挑战。他鼓励学生去研究自己的母语，探究他们的母语的情况符不符合他的假设。如果不一样，学生就应该提出不同的挑战。乔姆斯基自己不断地从学生的问题和挑战中吸取营养。随着研究的深入，乔姆斯基的假设在不断地变化。对此，曾有人批评他: “你这个算什么理论? 连自己都不相信，老是在变化。”乔姆斯基的观点确实不断变化，其实他的目标一直没有变，改变的仅仅是“研究方案”。就像理科的实验基本没有一次就实验成功的，都是要为了达到一个目标而要不停地修改自己的实验方案。同时，乔姆斯基强调单纯从形式上考虑问题，最早的时候他根本不考虑意义; 另外，他强调语言的发展取决于语言内部的机制，跟外部没关系。这两方面不断遭到语言学界的批评。

乔姆斯基是形式派，即转换生成学派。大家对乔姆斯基的理论有不同的看法，慢慢地产生出新的学派——功能学派和认知学派。

功能学派，其实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20年代的布拉格学派的创始人马泰修斯，他就很重视语言功能问题。功能学派认为语言是交际工具，所以我们研究语言要从交际的角度出发，研究的结果也要服务于交际的需要。因为语言是在交际中不断地发展变化的，所以功能学派的著名的论点是“用法先于语法”。语言是不断地发展变化的，变异是绝对的，规范是相对的。公认的语法都源于新出现的语法变异。那语法变异在使用的过程中，慢慢儿为大家所接受，并逐渐固定下来，那语法变异也就逐渐就变成语法了。这个观点是符合事实的。比方说我们汉语前几年开始出现的“被自杀”“被捐款”“被教授”等说法，显然是不符合固有的“被”字句规则的，是一种语法变异。但因为大家都这么说，这么用，并认为有它特别的表达作用，这些说法就用开了，日后就有可能会逐渐固定下来成为一种新的“被”字格式。所以我们也常说，语言工作者对语言没有规定的权力，只有解释的义务。功能学派所考虑的基本问题是: “How grammars come to be the way they are?”(语法为什么是这样的?) 他们的答案是“由语言的交际功能所决定”。显然，功能学派提出了与乔姆斯基的看法不同的观点。

认知学派是和乔姆斯基的思想有紧密联系的。刚才我们讲到，乔姆斯基认为语言不但是声音和意义相结合的符号系统，更是人脑心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他提出应该有两种语言，一种是外在语言(external language) ，也就是我们过去普遍认识的符号系统; 另一种是内在语言(internal language) ，也就是人脑心智的重要组成部分。乔姆斯基是从认知这个角度来思考语言的，但是他所认为的认知仅仅是语言装置。后来的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这个东西跟客观世界不是直接关联的。一个人要将自己对某种客观事物或现象的感知告诉他人，首先要通过他的脑子转化的，逐步形成概念框架，然后再投射到到语言，运用句子表达出来。所谓人的脑子就是人的认知域。比如说大家对同样一个客观事物的看法会不一样，这就充分说明了我们运用语句所表示的意思跟客观事物不是直接联系的。为什么呢? 因为人的立场、角度、目的、期望等方面的不同会影响他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不同，而这种认识的不同就会反映成为语言表达的差异。语言里面很多现象都跟人的认知加工方式有关系。比如说，你看见了墙上有个钉子，还有一只蚊子。我们一般说“这个钉子旁边有个蚊子”，不说“这个蚊子旁边有个钉子”，是不是? 这个跟人的认知域有关系。进一步深入地说，我们除了要考虑语言的形式结构到底怎样和怎么发展，除了要考虑交际功能怎么影响语言的使用和发展，还要从认知的角度去解释各种各样的语言现象。

句法研究就是这样逐步深入的。随着人对语言的认识的深化，人们对句法的认识也慢慢地深化了。

三、基础教学阶段中的语文教学

施：陆老师，您之前提到过，句法里的句子成分在基础教学中一般都是学习过的。我父亲很早的时候当过中学老师(距今已有三十来年了) ，他说当时的语文教学中语法还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语文老师鲜有教学生语法的。您觉得导致这个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继续不教语法会有怎么的后果?

陆：讲不讲语法是有一个变化的。我先从过去讲起，旧的学校，像私塾，就是教学生大声朗读和背诵，从来不讲语法。中国的“小学”是包括文字、音韵、训诂这三样东西，没有语法。中国人重视语法，是从清末的马建忠开始的。马建忠去西方留过学，他回来后有一个观点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是中国人不注意语法。所以他按照拉丁语语法的样子写出了中国的第一部语法书。从那时候开始中国就渐渐有了现代意义上的语法研究。我们的语法研究就是从1898年的《马氏文通》开始的，当然这还是讲文言语法。直到1924年黎锦熙先生的《新著国语文法》出版，才开始有白话语法，从此以后研究语法的人就越来越多了。特别到上个世纪40年代有三大家，王力、吕叔湘和高名凯。王力著有《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吕叔湘有《中国文法要略》，高名凯是《汉语语法论》，影响都很大。

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的教育主要是受苏联的影响，在苏联的影响下进行语文改革。苏联的中小学是要讲语法的，因为俄语的形态变化特别丰富，后来我们也跟着开始讲语法了。改革的结果是学生既上文学课，又上语言课(语言课中讲语音、词汇、语法) 。有一段时间，语文教材也是文学、汉语两套。但是后来发现，这种分别授课的效果并不是很好，因为你讲语音词汇语法，这些术语学生不关心，也不好学。而一个人的语文素养、语文能力的提高主要不是他要了解哪个是主语、哪个是宾语、哪个是谓语、哪个是名词、哪个是动词(这点我下面再讲) ，主要是要大声朗读、大量阅读，有的诗词和文章还得适当地背。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及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语文教育几乎变成了思想教育，只重思想，不重别的。80年代开始，中学语文教育中重新重视语法教学了，这就是你爸爸当中学教师前后那段时期。再后来，又出现了关于中学语法教学的作用的争论，渐渐地，主张不教语法、少讲语法的意见占了上风。这就出现了你刚才所讲的情况。

我虽然是研究语法的，但我不怎么赞成在中小学里讲语法，不主张讲那么多语法知识。即使有些概念需要掌握，学生就借用中小学外语课里边所教的一些语法概念就够了。为什么中小学里不要谈这种理论语法的东西? 我们首先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把孩子送到学校里面去?你说为什么?

施：长知识。

陆：怎么能长知识呢?

施：通过课本知识和老师的教学。

陆：我们把孩子送进小学、中学去学习，从语言的角度来说，不是要他们去学习口语，而是要他们去学书面语。因为只有掌握了书面语，孩子才能不断地接受高素质的教育，包括历史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教育、道德品质教育。你刚才说得很对，“孩子进学校是为了长知识”。知识从哪来? 对一个孩子来说，知识主要是从书本上获得。那么，如果不掌握书面语，知识就来不了。书面语跟口语并不完全一样。“五四运动”之前，口语和书面语的距离很大，说的是白话，写的是文言。尽管“五四运动”提倡白话文，但是口语跟书面语还不一样。书面语有自己的一套词语、一套句子。“因为……所以、不但……而且、虽然……但是”这种固定搭配在口语里面不怎么应用，这都是书面语的格式。我们日常交流，都是说: “施老师，今天小王病了，不来上课了”，不会说: “施老师，因为今天小王病了，所以他今天不来上课了”。我们把孩子送到学校就是要让他先识字，然后掌握书面语，从而进一步学文化、学知识。这就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怎样才能够掌握好书面语? 我们现在语文教育的危机就在这个地方。大家在这个问题上是糊涂的。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老强调政治思想教育，老师们的教学重点落在文章的作者介绍，作品的时代背景、主题思想、段落结构等等。相当多的时间就花在这上边了，而真正留给学生读书的时间很少。

关于语法教学，我们要特别考虑这样一种现象。一个孩子，从娘胎里出来，呱呱落地，是怎么逐渐会说话的? 他的爸爸、妈妈肯定从来没有教过他语音、语法什么的。不会说今天妈妈教他元音，明天爸爸教他辅音，后天再教他词汇，大后天再来给他讲点儿语法。那么小孩是怎么学会说话的?就是依靠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不断地跟婴儿咿咿呀呀地说话而使他学会的。开头婴儿也听不懂，渐渐地在不断地交际当中，培养出了孩子对母语的语感。比如你现在说话凭的就是不假思索的语感。当你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是根据平时积累的知识和你的语感回答的，根本不去考虑我是用主谓结构，还是用动宾结构。在面对书面语的时候，重要的也是要让孩子集聚书面语的丰富语感。在这里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是什么呢? 跟你说，我们的老师辈，不管是文科的还是理工科的，他们的语文功底、语文素养都很好，因为他们都进过私塾，都念过、背过一些经典文章。过去私塾里面除了练写字外，读书就两件事: 一个是跟先生读，大声地朗读; 二是背书。从《三字经》《弟子规》开始，这两个背完了以后，再背一些《诗经》《论语》《孟子》《左传》等。过去有一个词，叫“琅琅书声”，现在学校里我们还听得见吗? 私塾里先生是不讲意思的，即使学生问也不讲。当然这并不可取，但是，要大家大声地朗读、大量地阅读、背诵则是必需的，这是积聚丰富语感的很重要的方法。因此，语文教育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培养学生丰富的语感。现在的语文教育有时不注意这方面，老师讲得过多，学生读书太少。特别现在用了PPT，更是弄得花里胡哨，表面看来很吸引学生，可是最终会把学生的注意力都转移了。最近我写了好几篇文章，都在谈这个问题，就是一定要注意培养学生的语感。比如说，你去问汽车驾驶员，他们开车时怎么超车，怎么并线，两边都是大卡车的时怎么开过去，他们不会去衡量一下距离，都纯粹凭感觉的，这就是车感。一个好的司机凭借的是自己的车感。你看今年奥运会打乒乓球了吗?

施：看了。

陆：挺精彩的对吧?

施：对。

陆：60年代乒乓球最出名的是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张燮林。徐寅生是乒乓球队里边的“智多星”，他有一次讲到，媒体报道老说我们当时想到为了党、为了祖国、为了人民就怎么样怎么样，才挣了冠军，其实，一上球台，根本不允许你考虑任何东西。面对一个凶狠刁钻的来球，怎么回? 凭球感。而这个球感哪来的? 是苦练练出来的。最近Alpha Go对战各国围棋冠军。记者对我国围棋冠军柯洁有一个访谈录，其中柯洁说道，下棋时很大程度上是凭棋感。那么，我们要提高语文素养、语文能力就应该培养学生丰富的书面语的语感。书面语的语感来自于大量地阅读、大声地朗读和背诵。我比较赞同“语文教学不要专门去讲语言知识”这一看法。当然，现在语文学界还是有不同的看法。

施：现在的教育可能还是比较应试。比如说，中学语文要求读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的文章，但其实大部分人都没读。为了应试，老师就给学生做了一个总结，介绍了每篇文章讲的是什么，主题思想是什么，遇到对应的题就按照总结上的填。

陆：这种应试教学其实对学生真正语文素养的提高的帮助是不大的。

施：陆老师，我了解到您在2005年时和沈阳老师共同主编过一本《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选修) ·语言文字应用·教师教学用书》，因此想问您一下语言学对于中学的教学，尤其是语文，在哪些方面可以提供帮助?

陆：我们编写这本书的时候确实是动了些脑子，决定不采取那种学究式的授课方式; 特别是当时我们考虑怎么才能编得活泼。当时我们让学生参与，让我们的研究生一起来编写。最后有很多题目是研究生们想出来的。我们会告诉他们这一课要讲什么内容，然后让大家想想怎么编写。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还是不太同意一定刻意去讲这些语言知识。当然作为选修课还是不错的，让大家对语言有一点感性的认识和了解。结果这本书反映还挺好。

四、教学不止于知识

施：陆老师，我了解到您培养的很多研究生都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的著名学者，这说明您在教育学生这方面肯定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我特别想知道您是怎么培养学生的?

陆：说到培养学生，我觉得和我们中文系汉语专业的传统有关系，就是重视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我们中文系有一些非常好的传统。第一个传统，教授都要面向本科生开课，不像有的学校，一当上教授就不教本科生的课了。这不是学校的规定，是我们的传统。第二，我们比较开放。外单位来旁听我们的课的很多，我们都不收钱，而且一视同仁，这个方面很多别的学校都做不到。第三，我们不给研究生、博士生出题。他们学位论文的课题做什么，是需要学生自己提出来的。学生可以跟导师商量，但是导师不会直接给学生题目。我们是怎么认识这个传统的呢? 过去我们都习惯说要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所谓研究能力就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观点没错，但是不全面。我们首先应该要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因为发现问题可以说是科学研究的起点。一个学生如果连问题都不能发现，还能研究、分析什么呢? 还有一个道理，你知道搞研究的第一要素是什么吗?

施：好奇心？

陆：第一要素是兴趣。其实不光是搞学问需要兴趣，生活当中做任何事都是这样。只要你对一个问题有兴趣，你就会去深入地研究，对不对?

施：对。

陆：如果说你是硕士生或者博士生，我作为你的导师给你一个题目，而你对这个新题目一点兴趣都没有，你会去研究吗? 反过来，如果这个题目是你自己发现的，你就会有兴趣去钻研。当然你发现了问题、考虑了题目以后要跟导师商量，看看这个题目能做不能做，怎么做，能不能深入，在这些方面导师会给你指导。这就是我们中文系的第三个传统，不给论文题目，就是为了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

另外，教学时我们不但要给学生知识，更需要给学生能力。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从王力先生、朱德熙先生这些先生开始，我们都是这样强调去培养学生自己的能力。魏建功先生简直就是“活字典”，无论请教他什么，他一看就知道。我自己有一次碰到一个词，“黾”(mǐn) ，是多音多义字。当时我不知道这个字怎么读、什么意思，就去问魏先生。结果他一看，没有直接告诉我，而是跟让我去看《说文》中的哪个部，看《广韵》的哪个部，看《中原音韵》哪个部。魏先生认为让学生自己查的话印象更深刻，要是直接告诉学生的话，可能过一会儿就忘了。我们系的教学都比较注意培养学生的这种自主思考的能力。

另外，我们都对研究生、博士生比较负责，不像有的老师可能一年一招就七八个、十几个。带一个博士生是要花很大心血的。我受朱德熙先生的影响比较大，朱先生的一个观念就是宁缺毋滥。我是1985年成为博导的，到2010年彻底退休，在这25年中，我只带了18个中外博士生，平均下来一年一个都不到。带研究生、博士生首要培养他去发现问题，另外还要引导他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里很重要的一点，也是马真老师经常强调的一点，就是要勤于思考。做研究没有什么诀窍，就是要培养自己拥有一个勤于思考的头脑。我的学生一进来，我就跟他们交代: “我跟你们有三重关系。第一重是师生关系。师生关系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们互相都要严格要求。我得严格要求你们，你们也要严格要求我。我如果不负责任你们也可以跟我提出来。第二，我们在学术上是平等关系。你们不要以为我讲的都是对的。我不喜欢一个学生对我唯唯诺诺，不敢提意见。学术上我们是要平等的，而且很难说一个人说的话都是对的。反过来，你们要看到自己的优势。我走过的路比你们多，我们常常讲‘长者走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但是你们比较敏锐，更容易接受新生事物。所以对我的一些看法同意就是同意，不同意就是不同意，不同意的话我们可以互相交流。第三，在生活上我们是朋友关系。生活上大家自由一些，随意一下，我们不要像过去旧社会的师生那样之间有一个鸿沟。”我和马老师跟我们的学生们有一个微信群，大家关系都比较好。

施：陆爷爷，您从事教书育人和科学研究已经56年了，不光在任职期间给予熟悉的和不熟悉的青年人辅导，即使退休以后，您也在帮助一些学生学习，每天都在积极探索新的知识。那么您认为作为一名大学老师，除了需要有学术素养，还需要具备哪些能力?

陆：我认为这不叫能力，而是一种心态。我的成长来自于我们的老师辈对我们的指导、帮助。比如说，我们问朱先生问题，写的文章给朱先生、王先生看，他们都会帮你好好地看，从来不会用忙碌推脱。我也体会到过学生的感受。我的老师对我的帮助促进了我的成长，作为老师，如果年轻人要我帮忙看文章，我也应该好好看并且给他提意见。其实，读别人的文章，对我来说，并不只是一种支出，也是一种收入。因为人家提出的新的东西你在阅读的时候就有所了解了，吸收了。对于我来说，不管认得不认得，凡是有人从网上来提问题，我马上回信: 请你把你的电话号码告诉我，我在电话里边回答您的问题。因为要用Email回答太花时间，而且不便于互动，而在电话里边可以互动。我出去作报告也都留了Email，跟大家说你们有问题下来还可以问，但是你们问问题的同时要告诉我电话号码，我会打电话跟你们讨论。因为你们是学生，所以我来给你们打，不需要你们给我打。

五、关于字母词问题

施：陆老师，我这里想问一个题外的问题。我从网上了解到，《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出版后，由于后面收了一些“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很多人说那些词语不算汉语词，我也想听听您对这讲事的看法。

陆：首先，字母词是在附录里面，是附在后面的，并不是在正条里边收录的。第二，字母词的出现反映了语言跟外界新科学、新技术、新思想和社会生活的接触与碰撞。特别是现在科学发展得特别快，外边新的概念、新的术语一进来，很难一下子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很好的中文翻译，那我们就先用字母词来表示。譬如我们每天进行空气状况预报，字母词“PM2.5”意为“在空中飘浮的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可吸入颗粒物”，目前就很难一下子用两三个汉字来表示这意思，于是就用全世界通用的字母词“PM2.5”。第三个，我们要意识到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任何语言都有字母词。你在越南语、韩国语、日本语、阿拉伯语、法语里边都有字母词。有些字母词甚至几乎已经成为世界语。当然，滥用是不对，但是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因此《现代汉语词典》收录这些字母词的目的之一是要读者了解这个新的语言现象。如果大家要去查字母词，正好利用这个附录。同时《现代汉语词典》的附录也起了一个对字母词引导、规范的作用。

还有一点，有的人老担心用了字母词，汉语、汉字就面临危机了。其实这是对语言不了解。语言本身有一种调控能力、自控能力。在我国历史上，别说汉魏六朝佛教传入我国时一大批梵文词语和某些句法格式随之进入汉语，就是经历了长期的非汉族统治年代——先是蒙古族人统治的元代，从公元1206至1368年，统治时间长达126年; 后来是满族人统治的清代，从公元1616至1911年，时间更长达295年; 汉语并未出现过“不汉不梵”“不汉不蒙”或“不汉不满”的语言面貌，相反汉语

在与梵语、蒙语、满语的接触过程中有选择地吸收了不少这些语言的词语和语法表达格式，为我所用，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汉语。近代“五四”运动后，也有一个时期大量外语词语和欧化句式涌入汉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绝大部分逐渐为汉语汉字所替代，确有很好表达作用的词语和句法格式吸收进汉语，也未出现“不汉不外”的语言状况。因此，当今适度使用字母词不但不存在也不会出现“汉语危机”的问题，而且将有助于汉语日后的丰富与发展。总之，语言它有一种自控的能力，所以不必担心有了这些字母词，汉语就不是汉语，甚至汉语就没了。

还有人说，为什么英文中不用我们中文。实际上，外语也使用拼音了。比如说豆腐，在英文中用拼音tofu来表示; 功夫也用的拼音kungfu。可能也会有人说为什么不用汉字呢? 这是毫无道理的，因为外文没有中文的这种排版系统，而且用了中文以后，大家都不理解。这点是没有必要去理论的。

六、语言学研究的基本条件

施：陆老师，像我们这样，中学没怎么学语言学知识的人，将来可以从事语言学研究吗? 如果要研究语言学，应该具备哪些最基本的素质?

陆：只要喜欢语言学，将来都可以从事语言学研究。当然，不管是做语言学研究还是做其他学术研究，都需要具备一些基本条件。

首先要有知识基础。这个知识基础人人都可以通过努力去拥有的。研究语言真正有用的是四个字: 有心、用心。其实不光对研究语言是这样的，任何学科的研究都需要去实践这四个字。譬如说你下定决心要研究语言了，就要随时关注生活中的语言，无论是跟人说话、乘公交车，还是看书。要去注意特殊的语言表达现象，不管是对的还是错的，你都要有这种对语言的敏感性。你“有心”了，你就会有敏感性，会去注意到“哎呦，这个说法很奇特，没听说过”。比如说我的那个“易位句”就是乘公共汽车时听人家说话而注意到的。“有心”之后是“用心”。当你发现了奇特的语言现象，需要去记下来，而且就像马老师一再说的那样，要勤于思考。

除此以外，做语言学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充分利用自己的脑袋这个自然的、天然的语料库，这也是马真老师经常说的一句话。因为文本的语料库它的字数虽然很多，可能有几亿、十几亿，但是还是有限的，语言里边的所有的语句你不一定都能从语料库里搜到，特别是口语里边的很多资料。你的脑袋是一个自然的语料库，充满了平时的口语对话，所以我们需要充分利用我们这个语料库。注意，我们一定要去验证自己头脑里边调出来的语料。我认为所谓验证就是咨询，要去问问别人，特别是来自方言区的人，有时某个现象可能只是受到了方言的影响，根本不属于普通话的语言现象。

如果你上了大学读语言学，首先要把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这三门课学好，学扎实，因为这是最基础的知识。其次，必须了解美国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的知识。这是基本功，我们对语言的分析、描写都离不开这些知识。另外，也要学习当代前沿的语言学理论，而且要坚持多元论，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因为不同学派的理论实际上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 要了解不同的学派之中的各个方面，能够吸收各家各派的精华，使他们的理论为我所用。

施：陆老师，作为一位著名语言学家，您能否对我们中学生表达一些您的希望和心愿?

陆：一是要认真听课，二是要勤于思考。中学、小学都是打基础的，因此一定要老老实实地上好课，做好练习。很多学生在上学的时候浪费时间，特别是上课不用心听课的人是最可惜的。听课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用心地听课，课下就省了很多时间。很多高材生、高考状元都是上课认真听讲的。而且学生要注意去拓展自己的知识面，要利用一点一滴的空闲的时间，去翻翻这个、看看那个，这对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很有好处。

特别是你快上大学了，一要特别注意时间安排。因为中学里边还给你安排好每天的日程，等到了大学，学校不会去替你安排时间了。可能一天早晨8点有课， 10点以后就没课了; 也有可能早晨8点到10点没课，到10点才开始有课。我们看到，有很多学生不善于掌握时间，就浪费了很多时间。譬如，10点才有课，他拖到9点半才起床。早晨8点到10点有课，上完课就东瞧瞧、西看看，磨完两个小时等着吃饭。所以我觉得对任何学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抓紧时间。情愿现在多吃一点“苦”。这个“苦”实际上要打个引号，就是少玩一点，特别是别玩手机。多学习，把自己的基础打好才是最重要的。当然，你作为要研究语言的人，最好也要抓好外语。不能光满足于汉语，一定学好外语，特别是英语，因为现在英语几乎成为一个世界语，无论哪个学科它都有英文的文献资料。

施：谢谢您，陆老师。今天的请教对我启发太大了，谢谢。

本文来源：《海外华文教育》2020年第4期

感谢文章作者及采访人施今语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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