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荐读｜张艳密：国外隐喻和转喻习得研究评述

好文荐读（第六十一期）国外隐喻和转喻习得研究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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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隐喻和转喻习得研究评述

张艳密

黑龙江大学应用外语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文章简介

文章来源：张艳密.国外隐喻和转喻习得研究评述[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22,45(02): 25-33.

摘要：隐喻和转喻习得研究主要针对典型发展儿童和病理性人群，关注儿童隐喻和转喻能力何时出现，两者发展轨迹及差异，病理性人群的习得情况。目前，国内这方面的研究相对匮乏。本文对国外两者平行和综合研究的梳理，有助于将转喻从传统的隐喻研究中独立出来，加深人们对两者类属边界和性态的认识；同时，儿童语用发展研究的重要价值日益凸显，作为该领域较活跃的新课题，现有发现和不足可为国内学者提供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隐喻; 转喻; 儿童语用发展; 病理性人群

基金项目: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9AYY004）和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启动项目资助

感谢《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授权推广，全文下载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零.引言

      隐喻和转喻时时运作于语言和思想的界面，是认知模型和范畴、词汇意义、大量语法现象和构式、语用推理及某些象似性符号的潜在基础。同时，隐喻和转喻既可能由于高度规约化而词汇编码，也可能基于语用推理在语境中动态生成，反映出语义和语用间复杂的作用关系。隐喻和转喻思维的普遍性和复杂性使语言学家们对其习得情况产生了兴趣，从历时角度出发的研究大致有三方面的重点：儿童的隐喻和转喻能力(何时出现)，隐喻和转喻发展轨迹(如何发展)，病理性人群的习得情况(预测指标)。现有文献多集中在病理性人群的隐喻理解，大部分转喻研究也是与隐喻一同进行的。通过对国外隐喻和转喻习得研究的梳理，以期：1)将转喻从传统的隐喻研究中独立出来，明晰人们对于两者类属边界和性态的认识；2)总结当前主要发现，指出症结所在，提出未来研究的突破点。

一.隐喻、转喻能力的出现

早期的研究主要针对儿童隐喻能力，反映出人们对“隐喻能力”认识的逐步加深，转喻 习得研究较为有限，人们对儿童转喻能力的认识主要来自语言习得研究。

1.1 隐喻能力的出现

1.1.1 理解能力

传统观点认为，隐喻理解是一种复杂的技能，儿童较晚才能具备，如 Asch ＆ Nerlove（1960）关于多义词（如 hard）的研究显示，11—12岁时孩子才能真正在隐喻层面理解这些词的含义。然而，后期研究表明，年纪更小的儿童之所以对隐喻理解失败可能是由于任务复杂性，通过方法上的变异和隐喻的类型学研究发现，隐喻理解力出现的年龄逐渐下降。通过故事情境中的句子选择任务，研究者发现了7岁儿童隐喻理解的证据（Reynolds ＆ Ortony1980）; Winner et al．（1980a）使用基于感知相似性的隐喻句子，获得了6岁儿童理解隐喻的证据；Keil（1986）通过提前导入相关概念知识，证明5岁儿童在熟悉的概念领域能够理解隐喻表达; Vosniadou et al．（1984）通过让儿童演绎故事的方式，获得了4岁儿童隐喻理解的证据，这也被很多学者认为是隐喻理解的初始年龄。随着对儿童友好实验范式的开发，最新研究采取了行为选择任务（在游戏中要求儿童提供隐喻所指对象），证明3岁的儿童可以理解适合其词汇和世界知识的新隐喻（Pouscoulous ＆ Tomasello2020），为“早期发生假说”提供了有力支持。这些重要发现得益于概念隐喻理论（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CMT）的出现，弥补了传统研究把隐喻思维等同于基于相似性的类比映射能力，考察对“隐喻性语言表达式”（依赖于语言能力+隐喻能力）的理解（许保芳、袁凤识2012），以及评估依赖于孤立的语言示例的不足。在 CMT框架下，实验侧重对从源域到目标域的隐喻映射关系的理解，从而发现儿童在学前早期已具备感官隐喻（sensorial metaphors）的理解能力，对元认知要求不高的任务（如 图片选择）还能正确选择物理－心理隐喻（physico-psychological metaphor），但无法充分解释它们。

1.1.2 生成能力

由于儿童语言的创造性，早期认为隐喻表达出现在18—24个月左右。但幼儿语言中的不寻常表达，如用“草地”指代绿色地毯（Billow 1981），往往是为了填补词汇上的空白，这种过度扩展现象是否是真正的隐喻遭到质疑。Winner（1979）提出对已知名称的实体进行重命名才属于隐喻，但儿童有时不具有交流意图，如2岁左右的幼儿在假装游戏中将玩具车扭到母亲胳膊上，称其为“蛇”（Winner et al．1980b），且相似性也并非重命名的必要特征。因此， Vosniadou（1987）提出隐喻应是在掌握常规类别边界的前提下，感觉到被比较两者概念之间的相似性，对现实有意识地违背。通过比较字面表达、隐喻表达和异常表达的任务，Vosniadou ＆ Ortony（1983）考察了儿童的这种意识，证明儿童在4岁时可以区分熟悉项目的字面类比和隐喻类比（如 Rain is like snow 和 Rain is like tears）。Mendelson et al．（1984）得出了一致的结果，通过选择视觉刺激的匹配对象，证明儿童在4岁时掌握了一些常规分类模式。Winner（1979）也在儿童的游戏中发现，相比任意性的重命名，基于相似性的命名从2岁时的25%增加到4岁时的76%。可见，从因词汇匮乏而产生的拓展错误，到故意将传统术语应用到字面义范围之外（如在假装游戏中），再到有意的隐喻用途，儿童的语用发展是语言学习和发展的驱动力。正如Pouscoulous（2011）所说，它们是使隐喻产生的“完美的垫脚石”。

1.2 转喻能力的出现

儿童在学前早期就可以完成级别分类，具有（部分—整体）邻近关系的识别能力（Rosch et al．1976）。早期的一些非语言行为与所表征的含义间也具有转喻关系，如“咂嘴”表示渴求食物，“伸手”表示求抱抱等。儿童最早获得的指称表达方式是拟声词，如“呼呼”“嘘嘘”等，是基于声音与所指称对象之间显著的联想关系。2岁左右，儿童广泛使用的一种交际策略是直接使用名词作为动词，如用“家家”表示回家，用“冰淇淋”表示买冰淇淋，几乎表示对象的名词都可以用作动词来转喻与该对象相关的状态、过程或活动（Clark ＆ Clark1979）。有文献显示，2岁儿童用“skunk”代指“the smell of skunk”，是一种ENTITY FOR TRAIT（实体代特征）的转喻关系（Pramling ＆ Samuelsson2011）。在一项关于儿童元语言意识发展的研究中，提供了典型的转喻示例，Marianne（4岁）用“Pom-pom”（绒球）指代头上顶着绒球的小马玩具，Christophe（3岁）用“Nono”（法语儿语“睡觉”）称呼陪他入睡的毛绒狗，前者提取对象的显著部分，后者则用对象所属脚本的一部分来指代对象（Bonnet ＆ Tamine-Gardes 1984）。Nerlich et al．（1999）的实验可能是针对转喻习得的第一项研究，通过自然观察发现“被迫的转喻泛化”（compelled metonymical overextension）现象出现在2—3岁，表达新概念的“创造性转喻缩写”（creative metonymical shrinking）现象，如派生词或合成词，一般要到4—5岁才会出现。在最近的一些发展研究中调查了儿童的转喻理解能力，认为可以追溯到3岁左右（Falkum et al．2017）。因此，转喻思维是儿童早期象征性手势、拟声词、名动转化、合成词及词汇泛化的潜在基础。儿童自发言语显示，转喻和隐喻的产生过程具有共同特征（如过度拓展），本质上都是以交际为目的，强烈的交流动力促使他们对比喻语言的运用逐渐成熟。

二. 隐喻和转喻发展研究

近年来，行为实验对年龄特异性和发展维度的敏感性增强，范围广泛的样本可以对成长轨迹上的初始近似值进行校验，并在不同的实验任务/变量之间建立起发展关系。典型发展（Typical Development，TD）人群的隐喻发展过程日渐明朗，同时随着转喻的基础地位逐渐为人所知，语言学家尝试把隐喻和转喻研究结合起来，探究两者的界限和联系。

2.1  隐喻发展研究

在TD中，已证实隐喻能力从幼年到成年持续发展（Rundblad ＆ Annaz 2010a）。3—4岁的儿童先识别和理解以感官为基础的隐喻，如与身体或动作相关的隐喻（Özçaliᶊkan 2005）;对于熟悉的领域，5岁左右的儿童表现出一定的口头推理能力（Keil 1986）; 6—8岁的儿童主要基于感知基础连接不同范畴，基于物理相似性来解释隐喻; 9—11岁左右的儿童对感知相似性的解释更为丰富（如多种映射关系），并越来越多地根据概念基础建立关系类别（Siltanen ＆ Susan 1990）。隐喻能力在儿童的青春期初期（11—12岁）发生质的变化，实现隐喻处理中较抽象、更高层次的概念化（Willinger et al． 2017）。总体上，隐喻发展提供了模糊的阶段性观点，如从感知相似性到关系相似性，从识别到推理再到阐述，心理加工难度不断增加。由于学龄前儿童的自发隐喻逐渐减少，小学阶段往往还难以理解隐喻，似乎更强调字面义，早期的研究认为比喻语言习得过程符合“文字阶段假说”。但后期研究发现，儿童趋于字面解释，可能反映出动机而非能力问题（Winner et al． 1980b），规范意识的增强使比喻运用愈加保守。儿童似乎在最早的可测年龄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隐喻所需的语用推理，随着语言能力、世界知识和社会化程度的发展，儿童对世界的表征更加准确，隐喻能力日益纯熟。

2.2 转喻发展研究

Winner et al．（1976）考察隐喻理解时发现，6—8岁儿童的解释多为“转喻”“魔幻”“初级隐喻”，进入青春期前后，才逐渐在心理层面建立真正的隐喻映射关系，这似乎说明转喻发展比隐喻更早。Rundblad ＆ Annaz（2010a）通过简短的图片故事描述，比较测试了TD对目标句子中隐喻或转喻的理解。被测的 5—37岁人群中，儿童对转喻的理解优于对隐喻的理解，并以更快速度发展;相比隐喻，转喻理解在 12岁左右达到上限，并与词汇知识的相关性更强，暗示理想化认知模型（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ICM）在转喻理解中有更为直接的作用。但存在的问题是，实验测量的可能是儿童已经获得的词汇量而并非他们在线使用转喻的语用技巧，常规转喻的理解可能取决于儿童是否已经习得其传统用法。Herwegen et al．（2013）区分了常规和新颖的转喻、隐喻，再次证明理解力随着年龄提高，语义知识是隐喻和转喻理解的可靠预测因子。Falkum et al．（2017）通过图片选择任务考察了转喻理解，并首次采用两个半结构化的启发任务（指称游戏和事物命名）考察了儿童生成转喻的能力。幼儿（1岁 8个月—3岁）使用转喻缩略语进行速记，同时在命名时提取显著特征创建合成词，证明转喻是儿童依赖的认知捷径;但 3—5岁儿童的转喻理解力随着年龄增长而降低，即 3岁儿童更接近成人的表现。随后的眼动追踪实验复制了这一结论，凝视数据体现出儿童对转喻的敏感性，与 4—5岁儿童相比，3岁儿童的表现更好，3—8岁间转喻理解力呈“U形”发展（Köder ＆ Falkum 2020）。Pérez-Hernández ＆ Duvignau（2016）分析了儿童语言中的“语义近似”（semantic approximations），发现幼儿（1岁 8个月—3岁）语言中转喻认知操作的压倒性权重，而年龄较大儿童（3—4岁两个月）开始越来越多地转向利用隐喻和概念复合关系（隐转喻、转喻链等）。Zhu（2021）发现，在缺乏相关知识经验的情况下，学前儿童可以自然地将生产者标签推广到产品（PRODUCER FOR PRODUCT），但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倾向于常规指称。可见，转喻在幼儿语言中更受青睐，儿童无需逐一习得项目范例，具有利用转喻促进单词学习、构建口头字典、实现交际目的的认知灵活性。探究隐喻和转喻背后的认知机理具有临床意义，因此，当前研究多针对病理性人群，成果主要集中在自闭症（ASC）、威廉姆斯综合征（WS）、左/右脑损伤患者（LHD/ RHD）等人群中。非典型人群不均衡的认知概况，有助于阐明语言和其他认知能力之间的界面，从而揭示隐喻和转喻习得背后的分化图景。

三.病理性人群的习得研究

探究隐喻和转喻背后的认知机理具有临床意义，因此，当前研究多针对病理性人群，成果主要集中在自闭症（ASC）、威廉姆斯综合征（WS）、左/右脑损伤患者（LHD / RHD）等人群中。非典型人群不均衡的认知概况，有助于阐明语言和其他认知能力之间的界面，从而揭示隐喻和转喻习得背后的分化图景。

3.1 ASC 人群的隐喻、转喻能力

ASC人群常见的问题就是比喻能力受损，即便是高功能谱系的理解障碍也有充分记载。目前对根源的解释主要有:理解他人交际意图和信念的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ToM）受损、从全局处理信息的弱中央统合（Weak Central Coherence，WCC）能力、语言能力缺陷（如词汇知识）、执行功能障碍等。一方面，鉴于语言和认知在理解中的协同作用，考察特定因素的独立贡献较难，另一方面，方法论问题也是重要因素，被试年龄范围、自闭症程度存在差异;填充任务、强制选择任务与开放式回应所考察的语用能力不尽相同;甚至隐喻类型也是显著的变异源，如“the storm is over”与“X is a storm”的理解可能依赖不同的机制（上下文线索的处理和心理化能力）（Melogno et al． 2012）。同时，在隐喻和转喻的对比研究中产生了重要发现，如 MacKay ＆ Shaw（2004）对比了 6种表达方式（如讽刺和夸张）字面义和意图的理解程度，证明不同类型比喻语言存在难度级阶。Rundblad ＆ Annaz（2010b）发现 ASC儿童在转喻方面发展迟缓，在隐喻方面则表现受损，言语智龄一般情况下多为接受性词汇的能力，可以预测转喻水平。同时，Vulchanova et al．（2012a，2012b）发现高功能自闭症儿童的优势体现在词汇、词法的习得，劣势在于高级语法的掌握与应用、处理超音段特征、从复杂语境进行整合等。Herwegen ＆ Rundblad（2018）首次采用横断面和纵向实验相结合的方式，再次证明新颖转喻和隐喻的理解分别表现为延迟和受损，且与不同的能力（语言能力和视觉空间能力）有关。实验不仅增加了重要的发展视角，同时暗示隐喻是一个特定困难的领域，其发展不仅延迟，而且尤其非典型。

3.2 WS 人群的隐喻、转喻能力

WS人群与比喻语言的研究特别相关，尽管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智力障碍，却往往表现出相对较好的语言能力，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为探讨语言与认知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机会。Annaz et al．（2009）的实验是最早针对 WS儿童转喻和隐喻理解能力的研究，尤其是转喻。结果揭示其在隐喻和转喻理解方面的不足，但转喻理解的表现与接受性词汇能力一致，隐喻却远远低于这个水平。Thomas et al．（2010）考察了 WS儿童对相似性关系和类别知识的掌握，他们似乎具备必要的基础类别知识，但相比 TD组从感知相似性向关系相似性发展， WS未能在同等程度上建立基于功能关系的概念结构。Naylor ＆ Herwegen（2012）首次考察了 WS儿童（7—18岁）的比喻语言生成，发现产出总量与 TD相近，同义词知识被证实是比喻语言产出的预测因子。但研究的局限性在于被试年龄偏大，且未能对比具体表达类型的产出差异。同时有证据表明，与词语习得的语义相比，WS个体更多地依赖语音信息（Thomas ＆ Karmiloff-Smith 2003），他们可能记住某些表达，在社交场合当作工具，但对其的理解通常会延迟。Herwegen et al．（2013）重复了 Annaz等的实验，从被试的角度区分了常规和新转喻。再次印证，WS组转喻理解力发展只是延迟，而隐喻理解是非典型的，语义知识是 TD表现的预测因子，但仅适用于 WS组中的转喻。研究结果暗示，转喻可能是词汇的一部分，在 WS中被视为近义词，而隐喻则涉及其他认知能力，该能力在群体中非典型性地发展。

3.3 LHD / RHD 人群的隐喻、转喻理解

自 Broca、Wernicke发现语言处理的中枢以来，大脑左半球司管语言的说法广为被接受。20世纪后期，对脑损伤患者的研究发现了 RHD人群在隐喻理解上的不足，当要求将隐喻表达与图片匹配时，Winner ＆ Gardner（1977）观察到 RHD的准确性低于 LHD。随后的研究进一步支持了大脑右半球在隐喻理解中具有特定作用的观点，主要基于分级凸显假设、粗细编码理论、可预测性，虽然表面类似，但底层机制（显著性、精细度、整合需求）有所不同。随着神经影像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隐喻理解是双边介导且左半球主导的过程，同时对转喻的研究，扩展了人们对比喻语言的认识。Klepousniotou ＆ Baum（2005）研究了单侧脑损伤患者对转喻、同音异义词和隐喻的理解，证明 RHD组转喻和同音异义词的理解没有明显缺陷，呈现相似的激活模式，但隐喻理解存在困难。Rapp et al.（2012）的元分析显示，比喻语言主要是由大脑左侧网络处理的，但处理新颖的比喻增加了右半球的参与。Piñango et al.（2017）证实，相比间接或直接访问，转喻的加工符合“语境依赖假说”，常规和情境转喻在 SPR、ERP和 fMRI实验中的差异反映了规约信息的可及性所引起的处理成本的不同。Diaz ＆ Eppes（2018）回顾了比喻语言处理的神经影像学文献，提出影响右半球参与的 3个因素:新颖性、任务难度和背景效应。因此，实验反驳了大脑右半球对比喻语言必要的假设，不同类型的比喻可能依赖不同机制，右半球的额外招募可能反映在理解的更广泛方面，包括字面表达在内的其他复杂形式也会涉及到右半球，并不局限于比喻语言。

3.4 研究启示

病理性人群的研究为隐、转喻加工存在差异提供了更充分的证据，表明两者所涉及的意义变化可能在质量上有所不同。转喻更倾向于在语言领域内，可能是词汇知识的一部分，靠近意义的选择；隐喻则需要跨越认知和语言的全局处理能力，往往与重新概念化相关的意义创建有关，所涉及的认知机制在特定人群中非典型性地发展。比喻语言加工脑区的发现暗示，隐喻和转喻的透明度、常规度和语境的可及性对加工方式存在显著影响，“词汇”和“语用”意义似乎沿着语境充分程度的连续体被编码，这也与健康个体在进行更复杂的语言任务时的影像学证据相符（Yang et al． 2009）。

四. 反思与展望

20世纪60年代至今，比喻语言习得研究内容不断丰富，研究疆域不断拓宽。随着背后图景的徐徐展开，隐喻和转喻习得与认知、概念、语言发展间复杂的耦合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澄清，但多数开创性研究的科学性有待商榷。截至目前，相关文献反映出 3个突出问题: 1）标准化量表的缺失。由于对隐喻能力的概念、本质特征及层级缺乏明确的界定，研究多考察隐喻理解的单一维度;实验任务针对隐喻智力、隐喻思维还是隐喻语言语焉不详;实验材料集中在名词性词汇层面，且隐喻的熟悉度、规约性、透明度及语境依赖程度标准不一。此外，语言或认知水平测量工具的对接也需论证，前者如言语智力（VIQ）、词汇知识测验（TOWK）、英国图片词汇量表（BPVS）等;后者如不同的ToM评测工具，虚假信念任务（False-Belief Tasks）、奇怪故事（Strange Stories）和儿童版眼神读心测验（Reading the Mind in the Eyes），往往导致结果不同。2）跨学科融合不足。研究出于广泛多样的兴趣，心理学和语言学的理论背景和关注点，催生不同的实验设计。心理学的框架是解构性的，寻求并验证比喻语言发展依赖的特定或多元认知能力，语言学则更关心语言现象潜在的普遍原理，如关联理论、识解、概念整合等。比喻语言本身往往是度量工具并非研究焦点，从而导致方法、任务、人员、变量间的多种组合及比喻语言类型的研究不均。隐喻和转喻理论与心理学、语言学模型之间的兼容性是一个需要反思和主题化的问题，不同实验方法的三角互证有利于形成较系统的解释，神经科学研究的深入有望解决不同方法间的分歧。3）语用发展研究薄弱。一方面，横断面研究针对不同年龄参与者，组内的个体差异可能影响或掩盖实际情况;另一方面，对照组多根据实龄、智龄或特定认知能力进行匹配，这种理论驱动的测量方式本身的生态有效性有待考证，影像学证据显示不同年龄、认知水平的个体在比喻语言加工中可能使用不同策略（Prat et al． 2012）。因此，研究需要更多的同质群体，进行更为细致的认知背景测量，同时应采用纵向研究拟合发展轨迹，避免先验标准模糊真实特性。比喻语言习得研究处于语言学和心理学的交界处，如此庞杂错综的文献集恰好显示出其旺盛的生命力。隐喻和转喻能力本体研究、不同研究范式间的弥合、大样本量纵向研究的可操作性均需漫长繁复的论证，任重道远。尽管如此，未来可从几个方向进行突破:首先，生成能力研究。理解能力无法反映比喻语言习得的全貌，Littlemore（2010）从二语习得的角度将隐喻能力划分为识别的准确性、理解的速度、解释的流利性、生成的创新性。研究显示，ASC儿童能够产生更具创造性和新颖性的隐喻（Kasirer ＆ Mashal 2016）。其次，转喻习得研究。转喻的基础性已得到广泛证实，但转喻习得研究成果寥寥。在 TD中已发现某些转喻表达式更容易习得（Herwegen et al． 2013），ERP实验揭示存在不同的加工过程（Schumacher 2013），尚不清楚转喻是否如隐喻遵循一定的习得顺序，如原型和边缘转喻、不同概念关系类型、转喻链等。儿童如何概念化和范畴化外在世界是语言习得的核心（张艳密 2021），转喻发展轨迹更为典型，有望揭示具身性（Embodied）和文化适应性（Encultured）的作用变化。最后，群体间的平行研究。例如，Pastor-Cerezuela et al．（2020）分别基于实龄和语言能力，将一个 ASC组和两个 TD控制组匹配，对检查 ASC中的发育异常相对有效。而且，一些关于 WS和ASC等的研究，着眼于不同综合征之间的对应关系和细微差异，显示出不同群体间相似的缺陷，可能有助于厘清可比的异常行为表现与认知能力间的因果关系。

五.结语

针对比喻语言（尤其是转喻）的习得研究方兴未艾，且由于实验目的、方法、对象的异质性，得出的结论必然是试探性的。典型发展人群的文献支持转喻比隐喻发展得更早、更快，在心理词典中与字面义关系更紧密的观点，幼儿的早期敏感性为转喻的本源性提供了支持；病理性人群中患者不同的受损程度，表明转喻较依赖于结构性语言能力，隐喻可能更多地涉及认知能力的缺陷（如 ToM）。同时，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拓宽了我们对字面表达—转喻—隐喻连续统的认识，加工脑区表现出明显的左侧偏侧化，但任务难度等多种因素会增加大脑右半球的参与，表现为在规约信息调节下达成会话信息性的过程。虽然研究受限于技术障碍、方法瓶颈和学科藩篱，但未来可从比喻生成、转喻习得、群体间平行研究中寻求突破。国外相关研究已呈现多维跨域态势，但汉语相关研究尚未广泛展开，希望通过本文的评介，对改变这一现状有所助力。

作者简介

    张艳密，黑龙江大学应用外语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话语研究、生态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学前教育和病理语言学。

本文来源：《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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