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荐读｜冯硕、魏一璞：语用容忍度视角下一语和二语等级含义的加工

好文荐读（第108期）语用容忍度视角下一语和二语等级含义的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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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用容忍度视角下一语和二语等级含义的加工

冯   硕 1 ， 魏一璞（通讯作者）2

1.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2.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文章简介

文章来源：冯硕,魏一璞.语用容忍度视角下一语和二语等级含义的加工[J].语言科学,2024,23(01):59-70.

摘要：本项研究采用分级判断任务，从语用容忍度的角度出发，考察汉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在二语(英语)和母语(汉语)中等级含义的生成，尤其是二语者对违反语用准则的信息不足句子的容忍度。实验结果表明，二语者并不具备明显的语用解读偏好——二语者在面对违反语用准则的句子时表现出与英语一语者同样的容忍度，而且二语者在其二语和母语中都表现出相似的容忍度。本研究旨在为关注语义-语用推导的相关研究提供实验设计方面的启示，期冀为二语等级含义研究引入新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语用容忍度；等级含义；一语加工；二语加工基金项目: 本研究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0CYY002）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21YJC740062） 的阶段性成果。

感谢冯硕老师、魏一璞老师授权推广，全文下载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一.引言

英语中的等级含义理解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Bott和Noveck 2004;Papagragou和Musolino 2003;Pouscoulous等2007）。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聚焦于二语者如何获得等级含义（如Slabakova 2010;Snape和Hosoi 2018;Miller等2016;张军和伍彦2020）。Slabakova(2010)以及Snape和Hosoi(2018)的研究发现：二语者可能存在与一语者不同的推导加工模式，即二语者在二语中生成等级含义时比一语者更依赖语用解读，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语用解读偏好(pragmatic bias)。然而，最新的一些研究则报告了与上述研究不同或相反的发现(Miller等2016;Dupuy等2019;Mazzaggio等2021)。二语者等级含义的推导和语用解读偏好问题亟待进一步探索。

前人关于二语等级含义的实证研究大多采用二元判断任务(binary judgment task;Slabakova2010;Snape和Hosoi 2018;Miller等2016;Dupuy等2019;Mazzaggio等2021)，该任务要求被试针对语用上不恰当、信息量不足的句子(例如“Some elephants have trunks”有些大象有象鼻)回答“同意”或“不同意”。然而,二元判断任务存在一定问题：二元选项限制了被试的选择并略微扭曲了考察的关键———从考察被试计算信息量并生成等级含义的能力，变成了考察被试在判断句子是否可以被接受这个问题上的衡量标准(详细讨论见第2节)。本研究将深入探讨有关二语者等级含义和语用解读偏好的现有证据，从语用容忍度(pragmatic tolerance)的角度出发、采用分级判断任务(graded judgmenttask)，进一步考察英语二语者相比于一语者等级含义的生成，并且对比研究二语者在其母语(汉语)和二语(英语)中生成等级含义的差异。

二.研究综述

等级含义推导是指语言理解的一方通过语用原则推理出的说话人未明确表达的含义———如果说话人使用了some一词，而未使用信息强度更高的all，则说明说话人这一表达的语用隐含义是not all(Grice 1975;Levinson 2000)。例如在例(1)a中，理解的一方可以推断出例(1)b。因为，如果说话者想表达的意思是All cashiers are friendly，虽然从逻辑上使用例(1)a是正确的，但是在语用上则违反了格莱斯准则(Grice 1989)中的量的准则(Quantity Maxim)。具体来讲，量的准则要求交际双方提供当前会话条件下足够的信息，而例(1)a并未为表达“All cashiers are friendly”(所有的收银员都是友好的)这一意图提供充足的信息量。因此，通过量的准则可以推断出用“Some cashiers are friendly”表达“All cashiers are friendly”在语用上是不恰当的。通过这样的等级含义推导，语言理解者可以获得/生成some but not all的语用含义。

(1)a.Some cashiers are friendly.(有些收银员是友好的。)

  b.~Not all cashiers are friendly.(不是所有的收银员都是友好的。)

Some和all这类信息强度存在差别的词语可以成组列入序列并进行排序，如<a，some，many，most，all>，这些词语构成的含有等级排序的序列被称为荷恩等级(Horn 1972)。符合荷恩等级的词组还包括<or，and>，<good，excellent>等。荷恩等级可以为一个等级词提供信息强度不等的备选义(alternativereadings)，这些备选义对于理解语用推导具有重要意义。一般来说，信息强度高的等级词蕴含信息强度弱的等级词，使用弱等级词则意味着可以否定强等级词。例如，在<some，all>中，强等级词all包含了some，而some在句中的使用隐含着对all的否定。根据信息强度的等级，语言理解者可以对等级含义进行推导并获得/生成语用解读。

已有大量研究表明成人母语者擅长推导等级含义(Bott 等 2012;Breheny 等 2006，2013;Huang和Snedeker 2009)；但是，需要推导等级含义的语用解读会占用更多的认知资源，导致生成解读的时间更长(Bott 和 Noveck 2004;Breheny 等 2006;Huang和Snedeker 2009;Noveck 和 Posada 2003;Politzer-Ahles 和 Gwilliams 2015)。而与成人母语者不同，学龄前儿童对等级含义并不敏感，会更多生成逻辑解读<some and possibly all>，在进行语用解读上面临一定的困难(Barner 等 2011;Huang 和 Snedek-er 2009;Noveck 2001;Papagragou 和 Musolino 2003;Feeney 等 2004;Su 2013;Guasti 等 2005 等)。

目前，一些针对成人二语者的研究发现，二语者会更多地获得生成等级含义的语用解读(如Slabak-ova 2010;Snape和Hosoi 2018)。Slabakova(2010)发现在面对普遍事实陈述而信息不足的句子———“some elephants have trunks”时，以韩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生成语用解读的比率为60%左右，高于英语母语者的45%左右(实验1)。这一比率在提供详细语境的实验2中增加到了大约90%。Slabako-va认为这是因为在进行母语加工时，受试者具备足够的认知加工资源，能够设想出具体的情境让信息量不足的句子变得合理。然而，二语加工受到认知加工资源的限制，二语者无法快速为信息量不足的句子设想出合理化的情境。Snape和Hosoi(2018)在一项听力理解的实验中也报告了类似的研究结果，他们发现母语为日语的英语学习者比日语母语者和英语母语者更多地生成了语用解读。两项研究结果表明二语者存在语用解读偏好。然而，与这两项研究的发现相反，Miller等(2016)则发现二语者与母语者在等级含义生成的比例上相似。另外，近期的研究认为Slabakova(2010)提出的有关加工资源的解释存在疑问:二语者的语用解读偏好很可能是来自于实验设计(Dupuy 等 2019;Mazzaggio 等 2021)。总体来说，已有的关于二语者生成等级含义的研究结果仍然存在分歧:一些研究发现二语者比母语者更依赖语用解读(Slabakova 2010;Snape 和 Hosoi 2018)，而其他研究发现二语者与母语者等级含义生成的比例相近(Miller 等 2016;Dupuy 等 2019;张军和伍彦 2020)，甚至二语者语用解读的生成比例低于母语者(Mazzaggio 等 2021)。

近年来，针对等级含义推导的讨论，学界主要存在“默认论”和“语境驱动论”两种观点。前者主张等级含义是自动生成的(Horn 1972;Levinson 2000);而后者认为等级含义需要依赖语境信息进行推导(Sperber 和 Wilson 1986/1995;Carston 1998)。无论是“默认论”还是“语境驱动论”，其主要实证依据均来自二元判断任务。作为研究等级含义最广泛使用的研究设计，二元判断任务在一语和二语的研究中被普遍采用。这类二元判断任务要求被试为信息不足的语句做出二元判断(“真/同意/可接受”或“假/不同意/不可接受”)。比如，被试读到或听到“Some elephants have trunks”后，需要判断这句话为“真”或“假”。如果被试接受这句话或判断为“真”，则说明他们生成了逻辑解读;反之，如果被试拒绝或者判断这句话为“假”，则说明他们生成了语用解读。通过二元判断来研究语用解读的基本假设是:被试拒绝这种信息不足的句子是因为他们能够推导出等级含义，从而判断出该语句不恰当。然而，在二元判断任务中，被试只要有一定的信息量敏感度(sensitivity to informativeness)，意识到一个信息量更强的句子应为更优的句子时，就足以拒绝信息不足的句子，不需要真正推导出等级含义(Katsos 和 Bishop 2011)。其次，二元判断任务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被试的选择受限(Sikos 等 2019)。自然对话中听者对信息不足的句子的回答可能是“是，但是……”或“不，但是……”，这些信息不足的句子并非完全正确或错误，而是在语用上不恰当。所以，在二元判断任务中，回答“真”或“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类不符合语用规则的句子是否可以被接受，或者是否严重到足以被完全拒绝。换言之，二元判断任务迫使受试者就可接受性阈值的位置做出复杂的元语言判断，其结果并不完全取决于理解生成等级含义的实际语用能力。

综合以上两点原因，不少学者认为二元判断任务中拒绝信息不足句子的行为并不能真正反映语言使用者推导出等级含义的语用能力(Katsos 和 Bishop 2011;Davies 和 Katsos 2010;Sikos 等2019);而分级判断任务(比如三级判断任务)中被试表现出的对信息不足句子的语用容忍度能够更加准确地探究等级含义的生成。基于以上讨论，Katsos和Bishop(2011)提出了“语用容忍度假说”(pragmatic tolerance hypothesis)。假说认为，如果被试对信息量敏感且生成了等级含义，他们对信息不足的句子的评判应当是劣于信息量最佳的句子，但是仍然优于逻辑错误句。这一假说在儿童等级含义研究中得到了一定验证:采用二元判断任务的一语研究发现学龄前儿童与成人生成等级含义的比率差别很大，儿童比成人更多生成逻辑语义解读(Noveck 2001;Feeney 等 2004;Barner 和 Bachrach 2010;Foppolo 等 2012 等);然而，当回答的任务形式从二元判断成三级判断时，儿童母语者不再表现出以往二元判断任务中的行为(即接受信息不足的句子)，而是表现出和成人母语者一样的语用容忍度(即信息不足的句子优于逻辑错误句但劣于逻辑和语用都正确的句子;Davies 和 Katsos 2010;Katsos 和 Bishop 2011)。这意味着儿童具有和成人一样的信息量敏感度，但是他们并不认为信息不足的句子严重到足以完全拒绝;相反，他们对信息不足的语句具有比成人更高的容忍度，所以儿童才会在二元判断任务中接受信息不足的句子。更重要的是，二元判断任务本身存在的问题不仅影响儿童在等级含义推导中的表现，也影响到具有成熟语用认知能力的成人在此类任务中呈现出的水平(Sikos 等 2019)。此外，Veenstra等(2017)发现不仅是等级含义，“语用容忍度假说”也同样适用于解释特设含义(ad hoc implicature)的生成。

总体来说，二元判断任务显著影响了前人文献中对语言使用者等级含义推导能力的评判，尤其是在二语研究中发现的二语者语用解读偏好，很可能与二元判断任务本身有关。鉴于此，本研究采用分级判断任务来量化二语者语用容忍度的差异，尤其是他们对违反语用准则的信息不足句子的容忍度，据此来探究二语者等级含义的加工。另外，本文还将关注二语者在自身母语中等级含义的生成和语用容忍度，以更加全面和深入地探讨语用容忍度在母语和二语中的相似或差异。本研究旨在回答以下两个研究问题:1)英语二语学习者的语用容忍度与英语一语者是否存在差异？换句话说，二语者是否存在由语用解读偏好所导致的语用容忍度偏高现象？2)以汉语为母语的英语二语者在理解母语和二语中的信息不足的句子时，所表现出的语用容忍度是否存在差异？

三. 研究设计

3.1 实验材料

本实验设计参考了 Hunt等(2013)和 Yang等(2018)的实验设计来调查二语者对违反语用准则的信息不足句子的语用容忍度。每一个测试题目包括一个简短的故事背景和涉及五个物体的图片，共有四个步骤。如图1所示，第一步，被试阅读故事背景和五个物体的初始状态。第二步，在读到“In the end，the doors looked like this…”(最后，门看起来是这样的……)后，被试看到变化后的五个物体。在提供不完整信息的目标句中，五个物体全部都是一个状态(比如，5扇门都被装饰了)。第三步中被试阅读实验句(加粗)，信息不足的目标句含有some;比如，5扇门都被装饰的背景下出现的信息不足的目标句为“Jessica decorated some doors”(杰西卡装饰了一些门)。在最后一步中，被试要针对句子描述故事的自然程度在李克特7级量表上打分。

3.2 实验设计

本实验测试题目的设计包含一个自变量———句子类型，共含有三个水平，即信息不足句some(8句)、正确句some(6句)和错误句some(6句)。虽然本研究更关注被试对信息不足句some的评分，但是出于检验语用容忍度的目的，含有some的正确句和错误句需要作为对照句与信息不足句some进行对比。正确句some为相应故事背景下符合逻辑和语用准则的正确表达。比如，故事背景中杰西卡装饰了5扇门中的3扇，实验句为“Jessica decorated some doors”，作为描述故事背景的句子其接受度应接近7。错误句some为相应故事背景下不符合逻辑和语用准则的错误表达。例如，故事背景中杰西卡5扇门一扇都没有装饰，实验句“Jessica decorated some doors”的接受度应接近1。除此之外，本实验还有20个填充句，其中8个句子为另外一项实验的目标句，剩下的12个句子为带有all的正确句和错误句。汉语实验材料与英语实验材料相匹配，汉语实验中使用对应some的等级词为“一些”，对应all的等级词为“所有”。实验采用拉丁方的方法共形成了2套实验材料，每套包含有8个目标句，12个对照句和20个填充句。被试被随机分配使用其中一套材料进行测试。完成测试的平均用时为10-15分钟。

3.3 被试

本实验招募了三组被试者，包括参加英文测试的53名英语母语者(31名女性)、参加英文测试的58名母语为汉语的英语学习者(39名女性)和参加汉语测试的53名母语为汉语的英语学习者(37名女性)。根据Mazzaggio等(2021)的研究结果，生活在英语母语国家会加快第二语言的加工速度。为了最大限度地控制浸入式的英语环境带来的影响，本实验只招募了测试时生活在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并且剔除了之前在国外(如美国、英国)生活超过一年以上的5名英语学习者的数据。在英语水平方面，本实验要求二语者自我报告他们参加过的英语水平测试和分数，〔1〕有2名二语者因未报告自己的英语水平而数据被删除。所有二语者均参加了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总体而言，参与本研究的二语者的英语水平大致为中级到高级。所有被试在实验结束后获得了一定报酬。表1列出了被试的信息。

3.4 实验流程

本实验使用 Credamo(www.Credamo.com)呈现测试材料。Credamo是一个用于收集受试者数据的线上平台，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为了招募英语母语者，本实验借助 Prolific网站线上发布招募信息，英语母语者通过 Prolific跳转至 Credamo完成实验。实验流程包括：首先，被试阅读实验说明并在电子同意书上签名；之后，被试完成3个练习句以熟悉实验任务；接下来，被试者完成正式实验；最后一个步骤是被试提供基本信息。

四.实验结果

本实验的因变量是李克特1至7的分级数，我们将其视作定序变量(ordinal variable)，采用累积连系混合模型(cumulative link mixed-effect model，CLMM，Christensen 2019)进行统计分析，使用R软件的ordinal数据包完成。这种分析方法相比于将李克特分级变量视作连续变量、进行平均值分析的方法，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分级因变量的本质属性———即有排序的类别变量(categorical variable)，减少人为因素带来的对信息的减损。为遵循“保持最大化”的原则，所有模型均包括最大随机效应结构(Barr等2013)，如果模型出现难以聚拢(failure to converge)的问题，则根据Bates等(2015)的建议逐步简化随机效应结构。数据分析的目的是探索在每个被试组别内信息不足句与正确句、错误句之间的差异模式，即信息不足的目标句是否显著低于正确句但高于错误句，因此统计分析只针对组内不同句子类型之间的对比。表2显示了英语母语者和汉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在英语测试中、以及汉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在汉语测试中的语用容忍度情况。

首先，我们分析了英语母语者和二语者(即汉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在英语测试中的语用容忍度情况。如表2所示，母语者和二语者总体的评分趋势相似，信息不足的目标句处于7级量表的中间位置，两类正确句得到了最高的评分，两类错误句分数最低。我们首先采用累积连系混合模型进一步分析了英语母语者和二语者在英语测试中对几种some有关句的判断得分，模型的固定效应为句子类型(3个水平：正确句some，信息不足句some和错误句some)，被试和测试题目为随机效应。结果(见表3)显示在两组被试中，信息不足的目标句显著低于正确句但高于错误句，而且二语者与母语者的表现一致。其次，我们分析了汉语为母语的二语者在英语测试和汉语测试中的语用容忍度情况。分析二语者的汉语测试数据所采用的累积连系混合模型仍包括实验条件(3个水平：正确句some，信息不足句some 和错误句some)为固定效应，被试和测试题目为随机效应。下页表3的结果显示二语者在完成汉语测试时也表现出与其英语测试中相似的回答模式，即信息不足的句子显著低于正确句但高于错误句。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二语者和母语者在英语测试中的语用容忍度非常相似，更重要的是二语者在英语中表现出的语用容忍度和在其汉语母语中的表现也非常一致。另外，我们进一步对被试个体差异进行了分析。如果被试在8个信息不足的目标句中，选择2及以下的数字达到6个(75%)以上，则将该被试标记为有语用解读倾向；如果选择6及以上的数字达到6个以上，则将被试标记为有逻辑解读倾向；其余情况则为无明显倾向被试。

如表4所示，三组被试中无明显倾向的被试人数比例占到了接近一半或一半以上，这说明这些被试对于信息不足的句子容忍度趋于7级量表中间，符合不同句型间语用容忍度分析的结果。通过采用一般对数线性模型(general log linear regression)对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发现被试类型与解读倾向之间并不存在交互效应(χ2= 3.85，df =4，p = .43)，亦不存在被试类型主效应(χ2=0.05，df =2，p =.98)，说明不同被试组在三种解读倾向上的人数分布并无显著不同。三组被试者均呈现出趋势一致的解读倾向，即存在更高比例的无明显倾向(中容忍度)。具体来说，无明显倾向的人数比例要显著高于逻辑解读倾向(β = 0.70，SE = 0.20，z = 3.55，p < .001)，也显著高于语用解读倾向(β = 0.60，SE= 0.19，z =3.15，p = .002)；逻辑解读倾向与语用解读倾向的人数差异不显著(β =0.10，SE =0.22，z = 0.44，p = .66)。

五. 讨论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索二语者在面对信息不足的句子时所表现出的语用容忍度是否与母语者存在差异(实验问题1)，以及语用容忍度是否会因二语者使用母语或二语阅读而不同(实验问题2)。“接口假说”认为推导处于外接口上的等级含义会给二语者带来一定的困难(Sorace和 Filiaci 2006；Sorace 2011)，Mazzaggio等(2021)的发现也支持了“接口假说”的预测，即二语者语用解读的比例低于母语者。但是，亦有研究发现二语者并不存在生成等级含义的困难(Miller 等 2016)，二语者相对于母语者甚至还可能更具有语用解读的偏好(Slabakova 2010；Snape和 Hosoi 2018)。本研究发现，二语者与母语者在等级含义生成上的表现相似，在结果上并不支持“接口假说”的假设。我们认为，本研究采用分级判断任务所获得的结果更能反映二语者等级含义推导的能力。前人的研究均采用二元判断任务，而二元判断任务迫使受试者就可接受性阈值的位置做出复杂的元语言判断，较难真正体现出其生成等级含义的语用能力。实验任务(task effect)和实验设计的影响一直以来对于语用研究结果的解读至关重要；例如，实验中数字的使用就会影响到等级含义的生成(更多讨论见 Degen和 Tanenhaus 2015)。本研究采用分级判断任务来探讨二语者在面对信息不足的句子时的语用容忍度，并且充分考虑到了二语者使用英语以及二语者使用本身母语(即汉语)的对比，因此所得出的结论对于理解二语者等级含义推导具有很强的实证意义。我们将结合任务类型影响以及相关二语习得理论做如下具体讨论。

第一，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当采用分级判断任务来评判信息不足的句子时，二语者在面对违反语用准则的句子时与英语母语者有相似的表现，这与前人采用二元判断任务得出的结果不同。前人的研究发现二语者在二语中生成等级含义时存在语用解读的偏好(Slabakova 2010；Snape和 Hosoi 2018)，Slabakova认为二语者语用偏好解读的结果支持了“默认论”，语用解读偏好来自于构建备选义的困难，而这一困难又来自于二语者在二语中有限的加工资源(见 Clahsen和 Felser 2006)。Slabakova以 及Snape和 Hosoi(2018)都认为，与具有完整加工资源与能力的英语母语者不同，面对信息不足句，二语者较少能够建构出备选义来消除等级含义的生成、以接受逻辑语义解读。

第二，根据本研究结果，我们倾向于认为前人研究中发现的二语者的语用解读偏好更有可能是二元判断任务实验下产生的结果。在面对信息不足的句子时，比如“Some elephants have trunks”，二语者虽然明确知道这句话并非在逻辑上完全错误，而是在语用上不恰当，但这一理解并无法在二元判断任务中体现出来，因为二元判断任务只提供两个选择项(比如“真”或“假”)，二语者需要做的是元语言判断，即信息不足的句子的不恰当程度是否和逻辑错误句一样(选择“假”)还是可以忽略(则选择“真”)。在本研究的分级判断任务中，二语者对信息不足的句子表现出敏锐的语用容忍度，即信息不足的句子明显优于逻辑错误句但仍然劣于语用正确句。从这一结果可以得出推论:二语者可能拥有和母语者一致的语用容忍度，而任务的设计本身(比如二元判断任务带来的生成等级含义以外的元语言判断)有可能增加了额外的工作，导致前人研究得出二语者在语用偏向上异于一语者的结论。

六.结论

本研究从二语者在等级含义推导中是否具有语用解读偏好这一问题出发，分别分析了英语一语者在英语测试中、以汉语为母语的英语二语学习者在英语和汉语(母语)测试中的等级含义推导。结果显示二语者对英语中信息不足句的语用容忍度接近于英语一语者，也和二语者在其汉语母语中的表现一致。这一发现并不支持二语者的语用偏好。而我们认为，支持二语者语用偏好的证据多来自二元判断任务，而本研究通过采用选项更多、更适宜测试等级含义推导的分级判断任务，从语用容忍度角度考察等级含义推导能力，并未发现二语者存在显著的语用解读偏好。

目前直接采用分级判断任务对比一语与二语中等级含义加工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仍比较少，本研究中所主张的一语者与二语者具备相似的语用容忍度、以及在一语加工和二语加工中的语用容忍度一致这两项结论仍需要更多的后续研究以及交叉证据支撑。此外，本研究采用线下实验，无法对“默认论”和“语境驱动论”所提出的等级含义是否在加工中更加消耗认知资源这一问题做出明确的解答。未来的研究可在采用分级判断任务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因素(比如语境、工作记忆等)，或者采用双任务范式(dual-task design)，进一步探讨加工资源等因素对二语者生成等级含义的影响。本研究的结果不仅可以作为后续探讨一语与二语等级含义推导的关键性实证依据，也为评估二语者语用能力提供了实验设计方面的重要启示。

作者简介

冯硕

个人简介：冯硕，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专业2009级本科。2015年硕士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应用语言学专业。2019年博士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英语语言学专业，辅修专业是心理语言学。2019年8月入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所，任助理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和方向为二语习得、心理语言学、实验语义学与语用学。担任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语言学研究》，《现代外语》等多个国内外著名期刊匿名审稿人。

魏一璞

个人简介：魏一璞，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助理教授，荷兰乌特勒支大学语言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心理语言学、语言认知与习得、语篇与语用加工，运用眼动追踪、行为实验、语料库等研究手段，探究一语和二语使用者的语篇预测加工和语用能力的发展。出版学术专著Causal connectives and perspective markers in Chinese；研究成果发表在Acta Psychologica, Discourse Processes, Developmental Science, Scientific Reports 等国际期刊，以及《心理科学进展》《语言科学》等国内重要刊物。

本文来源：《语言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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