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车司机的造反——1.一个革命者的诞生

法雷尔·多布斯  著

赤心  译

禾水  校

编按：本期刊登的是《卡车司机的造反》第一章，本章中多布斯讲述了自己因为不满于老板对工人的剥削而希望通过参加工会工作帮助工人维护自己的权益，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劳联工会在明尼阿波利斯煤矿重的工会官员扮演了工人斗争制动阀的角色，多布斯和他的同志们则跟工会官僚针锋相对，在工会中活动的美国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们（邓恩三兄弟）以他们的见解和实践感召了年轻的多布斯，最终，使他认识到共产主义者才是一群真正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人，他加入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个党后来发展成为了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图中人物为574 分会领导人。

从左往右分别为：格兰特·邓恩、比尔·邓恩、迈尔斯·邓恩、文森特·邓恩以及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律师阿尔伯特·戈德曼。

我的故事开始于1933 年11 月的一个下午。我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的匹兹堡煤业公司的煤场工作。格兰特·邓恩，一个来自其它公司、此前未曾相识的司机，来这儿装燃料，领班安排我帮忙把煤铲到卡车上。我们铲到第十铲时，格兰特谈到了我们需要一个工会。他一心想加入国际卡车司机协会在当地的574 号分会。我当时对工会所知甚少，却很容易接受他的一番话。对我到这个阶段所经历的人生轨迹写上寥寥几笔有助于解释这个原因。

1907 年7 月25 日，我出生在密苏里州昆城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不久，全家搬到明尼阿波利斯，我在这里长大成人，并在1925 年1 月毕业于诺斯高级中学。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我干过不少工作，有染袜工，汽车修理工帮手，以及卡车司机。1926 年的经济衰退减少了工作机会，所以我逃票乘车到北达科他州，在这里的收割场内工作。秋天回到明尼阿波利斯之后，在西方电气公司找了份中央办公室电话设备安装员的工作。

1927 年4 月，我和马弗尔·肖勒（Marvel Scholl）结婚，我和她自高中毕业班时就已相恋。第二年，西电公司把我派到了它在爱荷华州区的分部。在那里，我于1930 年升任班组长。接下来的1931 年，我被派往公司位于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市部门办公室。在那里，他们给我挂上了“规划工程师”的头衔，并让我从事预估电话安装项目的劳工成本这一工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发生了两件引起我深思的事情。一件发生在一个遥远的国外，另一件就发生在国内。

那段时间，日本正在侵略中国。有一天，奥马哈市的报纸刊登了一张令人震撼的有关上海战场的照片。斜穿着这张图片的是一道底部堆着支撑沙包、缠绕着带刺铁丝网的高高的防护栏。美国军队沿这条线布防，守卫着被称为“公共租界”的富人区。在他们对面的，则是在图片旁白中提到的工人阶级住宅区。这个地方已被日军的炮火夷为平地，富裕的租界却安然无恙。作为一个工人，看到这张图之后，我自然而然对正在遭受如此无情的攻击的中国工人们萌发了同情之心。这让我感到，这个世界肯定有某些根本性的东西是错误的，否则如此令人可怕的事情怎么会在这里发生。

第二件事情，发生在我的工作上。我被派往部门办公室，主要负责主管人员的训练。在有些训练课程里，我必须与其它地区的主管一同参加部门主任的会议。参加会议主要是为了学习，而非真的参与到会议的讨论中去。那段时间里，1929年后期的经济衰退已经变得非常严重。有次会议，是为了研究并制定一份总体裁员名单。其中一个被裁减的员工，是一位叫约翰·斯坦利（John Stanley）的工人。他为公司干了很久，就快退休了，能享受到公司极为吝啬的养老金计划了。但有一种看法，说裁掉他能让公司拥有既年轻又更有效率的工人，还能省下一笔退休金。因为我和他共事过一段时间，还经常一起喝酒，所以对我来说，他不仅仅是裁员单上的一个名字。公司对他所做的事情，让我深恶痛绝。这也让我明白了，其实公司只是想要通过这些训练课程把我变成他们的工具。于是我不再打算参加这些训练。

马弗尔和我讨论这些发生了的事情——影响我们共同生活的事情发生后，我们向来都是这么做的——并达成一致：我应该离开西电公司。在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卡萝尔（Carol）和玛丽·卢（Mary Lou）。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我们第三个女儿，莎伦·李（Sharon Lee）也诞生了。我们的家庭经济问题不小，但我们觉得有解决的方法。

我在公司的职位使我有资格拿到了一份价值数百美元的解雇津贴。我们打算回到明尼阿波利斯市用这笔钱开一家小公司。一旦公司踏上正轨，马弗尔就会接手管理层的工作。我则将赴明尼苏达大学学习政治学和法律，我希望成为一名法官，主持公道。要是我们财力允许的话，那么马弗尔也会进大学学习。这样我们最终就能组成一个团队去追求我们梦想。

现在回顾起来，我们的计划虽然显得幼稚，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尽管它看起来更像是梦想而非计划，但它反映了我们希望做一个对社会有用而又有爱心的一分子。

1932 年9 月，一切却已成定局。我们驾车从奥马哈市前往明尼阿波利斯市，心情还算愉快，编了一首关于加入失业大军行列的歌曲。抵达明尼阿波利斯市之后，我们迈出了第一步，试着开一家小公司。但没有成功。我的解雇津贴很快就用光了，而我还没能找到任何一份可得到薪水的工作。除了在买家非常少的时候，当一次销售人员的托儿，我在找工作方面一无所获。我们被迫直面残酷的现实，那就是在我离开西电公司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加入了失业的大军。

看来只能靠父母提供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了。我们和他们住在明尼阿波利斯郊外的一小块土地上。我种植了会长成茁壮的蔬菜作物的种子，为这个家贡献着我力所能及的活。丰收时节来临时，马弗尔和我的母亲还要冒着酷暑在煤炉上劳作很久，将许多作物制成罐头，供接下来的冬天使用。就在1933 年，9 月份我通过在匹兹堡煤业公司担任机械主管的父亲，在该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

我们又有了能养活自己的工作，于是我、马弗尔还有我的孩子们搬进了位于城内的我们自己的住所。起初，我每周干60 个小时，为家里带来18 美元的收入。这笔工资用来支付我们的房租、食物、衣服和其它我们所需的用品。我父母在他们有余裕的时候仍然给我们一些帮助。我们能依靠我们的罐头蔬菜过活。

当我的工时突然被削减为每周48 小时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勉强过活了。之前当运煤工人，我必须像驴子一样生活，所以工时的削减实际上对身体而言是非常好的释放，但这样每周我们就将少赚2 美元。我们就又一次经历了经济危机。一天晚上，当我们都不在家的时候，一波明尼苏达冬季特有的寒潮来临了。我们到家的时候，寒气已经摧毁了储存在封闭但没有暖气的走廊的大部分罐头食物。勉强满足温饱的瘦肉被刮成了一贫如洗的骨架。

最重要的是，我预料在春天自己可能会被裁员，就像煤车司机常常所遭遇的那样，因为这份工作受季节的影响，仅限每年寒冷的那几个月才能开工。而我可能由于雇主的心血来潮，随时随地在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被解雇。我必须做些什么来改善境遇，这也是为什么我告诉格兰特·邓恩自己愿意加入工会的原因。

但他告诉我，事情并不没有那么简单。574分会的工会代表克里夫·霍尔（Cliff Hall）签了一份非开放式工厂合约（意指只雇用工会成员。——译注）。这份合约涉及一个煤场里的一小群工人。作为允诺，工会答应所属会员会将老板尊崇为“公正雇主”，而老板呢，同意只雇用574分会的成员。霍尔害怕整个产业的工人被组织起来，这笔交易可能会落空，于是组织了执行委员会中的大部分人，阻止其他煤矿工人加入工会。

格兰特强调，我们必须打破这一阻碍，因为加入美国劳工联合会（AFL，以下简称“劳联”）对我们非常重要：而在我们的行业中，574 分会拥有劳联的管辖权。为了争取到加入工会的权利，我们设立了一个由矿工组成的自愿者委员会。来自574 分会的主席威廉·S·布朗（William S Brown）和副主席乔治·弗罗西（George Frosig）给了我们重要帮助。弗罗西倾向于组织所有的煤矿工人。布朗安排了自愿者委员会与工会的执行委员会见面，来提出议题。格兰特强调说匹兹堡煤业公司是行业里的重要公司，因此需要来自那里的工人代表，他要求我参加即将召开的会议。我同意了。

我们与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在数天后召开。布朗让我们着重叙述自己的事迹作为会议的开场白。在一番激烈讨论后，理事会终于改变了立场，决定接受我们加入工会。随后，我们以公开会议的形式，发起了一场由574 分会资助的普通组织活动。我们进入工会后不久，各个矿区选出的代表组建了委员会。该委员会根据我们的要求起草了相关的提案并将其提交给雇主们。到了1934 年1 月份，这些要求被起草并被批准。他们着重提出了承认工会，提高工资，减少工时，加班费，提高工作条件和通过年资制度提供工作保障等要求。

我们向雇主提出了这些要求，他们却拒绝协商。因此，在一个工作日的傍晚召集一次全体矿工参加的会议，以便我们讨论工会将如何行动。劳联其他工会官员出席了会议，并且和霍尔一起联合起来反对进行罢工投票。结果许多矿工怀着失望和厌恶的情绪撕毁了他们的工会证。在最初拒绝我们的会员身份后，工会官员再次破坏我们的目标。我们得寻找对策。

草拟了这些要求的委员会要求在煤场停止营业的下个周日召开会议。这样，更多工人就可以出席大会。委员会不辞辛劳希望更多工人来投票，号召撕毁会员证的工人再尝试一次，到周日时工会大厅挤满了人。会上作出了决定：给雇主48 个小时的时间来开启谈判，在截止日前召开另一场会议，成立一个罢工委员会。雇主坚持拒绝谈判的立场，1934 年2 月27 日，罢工发生了。

煤炭业主要依赖于运送用来给住房和建筑物供暖的燃料的运输业。自工会化运动开始以来，为了引诱消费者储存燃料，雇主一直在散布罢工的谣言。一段时间以后，人们认为这是商家卖煤的诡计，所以在2 月份，许多人只有少量的煤。此外，罢工开始时，温度降至零度以下。人们在这种天气下没了燃料什么事也做不了，工会处在了有利的战略地位。

劳联官员阻止了第一次罢工投票，许多工人对工会态度冷淡。他们打算等待，观望这是否当真。既然斗争已开始，他们开始涌入罢工总部。它坐落在第一北大街614 号的劳联中心，574 分会在这里有一个办公室，也在这里开会。我经历了当时的情况。

与格兰特·邓恩谈话之后，我也试探过匹兹堡货场中其他工人对加入工会的态度。少数人积极响应，大多数迟疑不决，观望会发生什么事。罢工的第一个早晨，我来到了煤场，告诉领班我们正在罢工，带领着其他煤场的工人与我一道去公司的车库。在那里我们发现匹兹堡的卡车司机集合在了一起。他们想要知道该干什么，一场简短的讨论后，他们决定支持罢工。我们全体游行到附近的罢工指挥部，每个人都签字参加纠察任务。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从其他罢工者那得到的热烈欢迎。

大约有600 名工人能参加纠察队。多数人分散开来防守更大的煤场，纠察线到处设置。随着斗争的展开，纠察队长根据需要改变周围的人力部署。罢工者中有自己拥有自己卡车的小业主，他们收取佣金运煤。纠察队长决定将这些车辆用于短途运输。第一天中午前，纠察分遣队清除了大街上的工贼司机，64 个煤场中除了几个其余都被关闭了。

不久警察就找我们的麻烦了。他们动员起来将纠察队驱逐出一个被关闭的煤场，同时威胁拘留我们。但罢工者毫无畏惧。他们蔑视警察的存在，将两卡车的煤倾倒到在一个煤场的门前。其它纠察分遣队在主要的大道上进行三小时的持久战，防止警察护送工贼将煤运送到警长的温室中去。

普通工人在行动的高潮中首创的新纠察技术在这次战斗中体现了出来。一些罢工者拥有二手车，这些车通常破旧不堪，为保持车子运转，车主不得不充当车库后院的机修工。这些汽车赋予纠察队很强的机动性，这就取得了有利的战略优势。保持着持续不断的巡逻队提防大街上的工贼司机。某一个煤场出现了问题，援军能很快赶到。如果工贼在警察护送下穿过煤场上的纠察队运煤，帮警长运煤就是这种情况，只要它沿着街道向目的地进发，阻止它的斗争就不会停止。

一些罢工者兴奋地谈论着席卷了镇北部的纠察队员，我对罢工发展的最初见闻就来源于此。“一个名叫哈里·德波尔（Harry Deboer）的家伙领导着他们，”一个人说道，“他们确保努力工作。”这种纠察技术，当时被称为巡逻纠察小组，是后来被汽车工人发扬光大的机动小组的先驱。罢工者日夜纠察，很少睡觉，虽然很艰难，但他们试图将整个行业紧密联系起来。罢工中所获得的成就鼓舞着我们，工人组织的凝聚力更进一步激励着我们。气温一直在冰点以下，人们吵着要煤，但雇主和他们在政府中的奴才们无法破坏罢工。最后老板们表示他们准备协商解决。在罢工的第三日，罗斯福政府设立的区劳工局间接地放出了这个消息。

2 月9 日，574 分会的官员发起了一场职工大会，通报将按照劳工局的规定结束罢工的提议。在劳工局引导下的谈判代表选举结果出来之前，雇主同意承认工会有代表其成员的权力。据报道，如果工会在选举中获胜，雇主会协商一种工资解决办法。克利夫·霍尔为职工大会找来了几名发言人：一名法官，一位市议员，一个劳工律师，几位劳联官员。他们称颂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就好像它代表耶稣再次降临人世一样。不过，工会在行业中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开始，这就告诉罢工者，即使并非所有要求得到满足，也值得去尝试。“在你学会走之前，必须学会爬行。”

在一小时左右的这样谈话之后，迈尔斯·邓恩（Miles Dunne）获得了发言机会。他是一位精力充沛的演讲者，善于独立思考问题。迈尔斯认为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之所以富有意义，主要是因为我们能让雇主疲于奔命。他们现在正操纵着谈判，要把我们从纠察线上赢得的东西骗回去。为此目的，他们想避免与工会直接交涉。他指出，574 分会能确保赢得集体谈判的选举，但是，我们在得不到工资增长或落实其他任何要求的行动的保证下，被要求复工。我们对雇主的回答应该是罢工会继续下去，直至他们与工会达成直接的解决协议。我认为迈尔斯的理由很中肯，因而投了赞成票。不过大多数罢工者赞成接受提出的解决方案，次日我们复工了。

2 月中旬谈判中，574 分会大获全胜，一场如火如荼的运动紧随着谈判的准备工作之后。随后，就像迈尔斯·邓恩所预测的那样，老板们表示除非通过劳工局，否则他们拒绝谈及工资或其它东西。最后，他们只是向劳工局提出了一份条款，设立了一份新的统一的工资等级表，工资获得了较少的增加，规定在48 小时的工作时间之后每小时一倍半的加班工资。所有的工人的收入都获得了增加。例如我的一周加班所得从6 美元增加到了22 美元。

尽管如果通过工会与雇主的直接谈判我们肯定能做得更好，不过，我们还是从老板那赢得了重大的让步。现在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工会，至少从它拥有久经沙场的战士那获得了帮助，而574分会的2 个官员，比尔·布朗和乔治·弗罗西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某些程度上说是这样。尽管在领导队伍中有克利夫那样的目光短浅的无能之辈，但我们已赢得了一场重大的胜利。他和他那类人使得煤场工人必须为加入工会而战斗，然后为罢工权而战斗，不料去失去我们依靠纠察队在糟糕的谈判中赢得的许多东西。我们当中有不少人开始意识到需要在工会官场中进行一些激烈的变革。

罢工结束后，霍尔和他的狗腿子们开始在工会大厅四周恶毒地谈论邓恩兄弟是共产主义者。他们的话使我产生了兴趣，倒不是说关注他们污蔑的动机。格兰特和迈尔斯在罢工期间的自我应付的方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好像知道要去做什么，而且有勇气去做。

在一次会议结束后的晚上，我走进了工会大厅对面的啤酒吧，看到了迈尔斯·邓恩站在吧台前。我挑了一个接近他的位置，在几句令人愉快的寒暄后，我切入了主题。

“你是共产主义者吗？”我问道。

“关你屁事？”他回击道。

“我听说你是，”我告诉他，“如果这是真的，我想这正是我所梦寐以求的。”

我推断如果加入共产主义组织，我就能学到他们所知的一些东西。

几天后，迈尔斯和格兰特将我带到了在卡尔·斯科格伦德家举行的非公开会议上，我与他只是在罢工中泛泛接触过。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文·雷·邓恩（即文森特·邓恩）。在这次会议上，我终于开始接受我所孜孜追求的政治教育。结果就是1934 年3 月我加入了革命社会主义组织，那时叫做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后来发展成现今的社会主义工人党。考虑到在1932 年大选中，我还投票给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社会危机让我经历了太多的事，使得我一年多时间里在政治上取得了长足进步。

从那时起，在37 年的时间里，我投身工会与革命社会主义运动，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从这个角度着手研究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在1934～1941 那动荡年代的历史。在日趋增长、随后发展成“虚拟”内战的战斗中，煤场罢工仅仅是开端时的小规模战斗。更为广泛的卡车司机罢工紧跟着煤场罢工之后，为整个劳工树立了典范，对新成立的产业工会联合会后来在基础工业内发动的大规模斗争而言，有助于其战斗力的形成。

那个时期，最具决定性的工会行动都发生在基础工业内，尽管明尼阿波利斯缺乏基础工业，但因为某些特别的因素，这座城市的卡车司机罢工在全国范围内有着重大意义。当地形势的一个关键方面——当然，与整个产业所共有——即是在严重的经济萧条的影响下工人阶级的激进化。主要的区别在于当地存在着革命社会主义骨干分子，在融入反叛的工人群众的行动中，在与资本主义统治阶级斗争的至关重要的技巧贡献方面，他们证明了他们有着非凡的能力。要领会这件事的整个意义，必须要理解这种情形与工会历史的关系。

另一个特别的因素是地区的独特发展。由于一些原因，当地工人阶级，尤其在年长和中年阶层中，逐渐生成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工会意识，甚至是阶级政治的意识。这种地区性的政治趋势使得州政府屈从于工人的压力，让统治者很难彻底地充当罢工的破坏者。

由此可见，缺乏对这些特殊的因素进一步审视，不以背景历史为开头，就无法理解1934 年卡车司机罢工的整个意义。

【第二章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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