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纸币和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并不是存在于纸币制度下的怪胎，而是一个几乎与商品交换同时诞生的现象——将这一概念作为前提并不是为通货膨胀在纸币制度下的存在提供合理性，而是试图从更宽的视野审视这一货币现象。比单纯地对于感性化地认识这一现象相比更重要的是，人们可以从历史当中获得经验，了解到表面之下更丰富的内涵。

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通货膨胀之所以被认为是极有破坏力的——“摧毁资本主义的最好办法是使货币贬值”（凯恩斯），是因为其重要表现之一为货币购买力的剧烈下降，其原因并不外于货币“价值”相对于其他商品的贬值。而由于劳工阶层的工资皆由货币支付，用于交换日常生活用品，那么通货膨胀将对他们产生切身的重大影响。价值规律的首要意义在于指出商品的价值由商品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决定，那么可以无限印刷的纸币——若我们并不考虑面值3%左右的纸币印刷费用的话——必然面临贬值的风险。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指出：“滥发纸币是一种最坏的强迫性公债，它使工人和贫民的生活状态急剧恶化”，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给那个时代的思想者们留下的烙印。而到了1921年，苏俄喀琅施塔得水兵提出的要求之一即为用黄金而非卢布纸币支付工人工资，足以见得列宁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尽管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提出了对通货膨胀的各种解释“成本推动型”、“需求拉动型” 以及“固有型”，以及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隐形通货膨胀”有着详尽的分析。然而与所谓经济体制或是微观问题相比，军事—财政体制似乎对于货币问题有着更重要的影响。形成这一判断的原因在于，货币——在当下语境中称为“纸币” 更为贴切——的发行者是国家，巨大的财政支出往往会成为纸币超发以及通货膨胀的最重要的诱因。追溯纸币出现的历史，高桥弘臣于是这样写到：“仔细考察古代中国纸币产生与发展状况，可以看出，在其后除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发达以外，还存在着以财政、军事为主的各式各样错综复杂的原因，倒是这些因素，促成了纸币的产生和发展。我们或许应该避免将商品经济、货币经济的发展与使用纸币简单化地联系在一起。”

我们不妨重新审视高桥弘臣笔下的中国纸币前史。以他在书中提到的唐朝飞钱为例：飞钱作为中国以及世界纸币的雏形，其产生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并无绝对的关联。公元 812 年，飞钱的经营权被唐朝当局统一收回，只有进奏院、神策军以及三司为发行飞钱提供信用。进奏院为手握重兵的地方藩镇于长安设立的派出机构，为地方军事力量的代表；神策军为中央禁军，为中央军事力量的代表；三司为唐朝中央财政机关，掌管两税法改革后各地方向中央上缴的大量赋税。

飞钱的信用由此三个机构提供并非全然缘由于三者财政实力的雄厚——同时亦无法否认此种财力与三者的政治地位有着密切的联系。拥有足够的铜钱财物仅仅是一个必要条件，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机构的长官皆为权贵，有政治权力保护治下财产”。那么，飞钱——本质上是一种信用——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原因就在于人们相信这三个权力机构有能力同时有意愿在任何可能的时刻将飞钱兑换为货真价值的铜钱。

与马克思所言金银天然不是货币而货币天然是金银相类似的是，信用货币并不一定是纸币而纸币必然是信用货币。信用货币的含义在于，货币的“价值”并不由消耗于货币本身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货币发行者的信用决定。那么，没有什么货币比纸币更能体现这一属性。由于面值远远高于印刷货币的成本，货币发行者必须用自身的信用来保证二者的差额，从而亦能获取高额的铸币税。至于信用货币为什么不一定是纸币，这是因为金属铸币也可以低劣化，以不足值大钱的形式流通于市场中。古代中国铜铸币本位时期的诸多通货膨胀，皆以不足值劣币的广泛流通作为表现形式。

中国古人在千年之前已经开始应用格雷欣法则增加财政收入。高桥弘臣在书中对五代十国中楚国马殷的励精图治做了这样的概括：“竭力向外出口本国特产，进口不足的物质，回收领地铜钱，保存于国库防止其向国外流出。同时发行质地较差的铁钱、铅钱、锡钱，使之为代用货币在领地内流通，试图以此振兴出口。”此时，即使人们拥有铜钱也不会在市场中使用铜钱——由于良币劣币强制性等值，他们将使用成本更低的劣币交易，以期从中控制成本。

中国纸币的前史亦为世界纸币的前史。纸币产生的过程被高桥弘臣展开。而至宋朝纸币全面铺开，元朝纸币成为唯一法定货币，高桥弘臣记录了宋元间中国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他认为宋金元三代的通货膨胀无一例外是发生在战争状态下的。而交子一部分的前身也是北宋王朝在西北沿边三路发行的军用票“入中粮草交引”——东南商人将货物送至西北沿边三路，无法得到现钱，而是得到北宋政府发给他们的交引，可至汴梁府换得现钱。政府为入中粮草交引提供信用，从东南商人处为军队融资，这与为全国通用的纸币提供信用并无二致。

而至宋金后期，双方都陷入了战争引起的巨大财政灾难当中。高桥援引《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记载声称南宋军事开支实质上占了国家财政的六至七成，“情况严峻时达到九成”，他认为“金朝在这一方面也相差无几”。那么，两国都到了无法用增税的手段筹集庞大军事费用的地步，于是“只能仰仗发行纸币来填补财政缺口”。另外一个可以从侧面证明的事实是：金朝的纸币发行开始于穷兵黩武的海陵王时期。为了增加普通民众对金朝纸币的需求，金朝要求民众必须使用纸币缴纳税收。

到金朝后期，与蒙古的战争中需要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成为了整个国家财政工作的唯一重心。金朝财政当局不得不越加依赖纸币发行来弥补财政赤字。金朝官员高如砺认为纸币虽可解救一时的困境，然而无外乎多敛少支两种方法，但“多敛而伤民，支少则用不足，二者皆不可”。但结果仍然是金朝政府选择了前者，用通货膨胀来解决通货膨胀。结果则是万劫不复的毁灭。有趣的是，据称金国为了鼓舞前线将士一次向一个阵地上运送了七十多车的纸币作为军饷，但似乎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纸币制度的恶性发展早已提前透支了财政当局的所有信用。

回到现代世界，中国人最为熟悉的通胀历史无疑是解放战争期间法币和金圆券的通货膨胀。 人们对通货膨胀深恶痛绝的原因或许并不在于“皮鞋成本”或是“菜单成本”，而在于通货膨胀重新分配了财富，使得依靠劳动谋生的大多数人失去了自己的财富，正如列宁所说，通货膨胀作为“一种强制公债”，从人们手中拿走了储蓄。可以无限制印刷的钱成为了通货膨胀时期最“不值钱”的物品，人们领到工资之后并不会把它存起来，而是涌入黑市购买美元、黄金、银元或者其他一切不能被随意印刷的东西。此时，价值规律将它的残酷毫无保留地展示在了人们面前——当商品可以几乎毫不费力地随意被生产出来时，它的价值注定不高。通货膨胀脱掉了金圆券的皇帝新衣，也许没有人会比1948年的中国人更加清楚纸币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