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阶级斗争是中心？

艾伦·梅克辛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著

陈宗延 译

宋治德 校

说明：艾伦·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是《从阶级退却：论一种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The Retreat From Class: A New ‘True’ Socialism）（Verso, 1986）作者。本文是她在《逆流而上》（Against the Current）杂志，于 1987 年在纽约主办的社会主义学者会议上所发表的讲演。

原文：Ellen Meiksins Wood(1987). ―“Why Class Struggle Is Central”, Against the Current, 第 10 期，页7–9。

别忘记，我们正在处理的问题，是阶级的中心性（centrality），而非排他性（exclusivity）。对于“阶级是否为中心？”的问题，我的回答牵涉到两个迥然有别的问题：

1) 假定社会主义是我们的目标，那么阶级政治是否为社会主义斗争的中心？

2) 社会主义应该成为我们的目标吗？或者我们应该谈论其他也许更全面性的解放事业吗？

这两个问题都预设了，目标和达成这些目标的能动力量（agencies）之间，必定有一些联系。

问题一：

如果社会主义是我们的目标，那么阶级是否为中心？答案看来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社会主义的核心是废除阶级剥削，并代之以一种由直接生产者所组成的无阶级性的生产组织，且更直接地废除资本主义剥削，那么大抵上社会主义事业其中心便与特定阶级的解放相关，而这个阶级受到的剥削则界定了资本主义。

问题可以这样提出：究竟是谁构成了这个阶级？以及用什么特定方式以激发和组织构成这阶级的人们将其解放自身的斗争进行到底？然而，无疑的是，这个阶级在这场斗争中——社会主义斗争的目标是使其摆脱被剥削的地位——同时具有最直接的利害关系和处于最战略性的位置。

那么，否定工人阶级和阶级政治在社会主义斗争中的所谓“特权”（即特殊和中心）位置，其理据是什么呢？

有人煞费苦心地致力于理论建构，以确立意识型态和政治相对于阶级而言有其自主性，而以此正当化将阶级政治逐出社会主义斗争的中心。这些理论建构涉及一些相当简单的命题，以及一个非常大的概念上的跳跃。

此论点基本上能简略如下：许多工人并非社会主义者，其中有些甚至支持里根或撒切尔夫人。对此还可添加一项观察，即有许多社会主义者并非工人；而不管如何，要将工人──即或是富有战斗性的工人──转化为社会主义者，大量的政治教育和组织工作一般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这论点到目前为止，一切尚可。但紧接而来的有如天马行空般的飞跃：工人在社会主义中（亦即，在废除对他们自身的剥削中）不具有客观利益，而更具体而言，他们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关系无异于任何其他人，因为他们就像任何其他人一样需要经过论述建构（或其他类似的方式）以被转化为社会主义者。

我无暇在此对这种极其错误的逻辑、以及这种逻辑包含的绝对决定论（absolute determination）和绝对遇发论（absolute contingency）的错误二分法，对其进行严谨的理论批判；遑论讨论它如何令任何历史和社会过程的概念在这种二分法下不可能存在，继而也包括任何的政治战略。相反，让我试图运用模拟的方式来为你们解释，我认为这能比任何专题理论文章更使人印象深刻地阐明这种论点全然的空洞无物。

请看以下的命题：许多女人并非女性主义者；其中许多甚至是激烈的反女性主义者；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主张妇女运动在招募其支持者方面，要来得比劳工运动失败。并且男人也同样可以是女性主义者。讲到这里还可以吗？那么，接下来这又如何？于是，接续的是，女人对于废除性别压迫不具有客观利益，并且她们对于女性主义事业没有特殊的联系，也没有特权的位置。

所有人无疑都能指认出以上命题存在的谬误，更不用说其建立在极其不足的──或不存在的──不可化约的唯心主义（idealism） 和主观主义（subjectivism）之上的历史与社会决定的概念。而我们或许也能在这种没有根基的唯心主义政治中觉察到精英主义的趋向，它否定了这种可能性：即人们自我解放的动力，可以在没有“论述建构”的情况下，透过其他更具启蒙性的能动力量而获得（但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总而言之，当我们将以上这种「论述建构」的分析应用到女性主义的事业，而指认出其推演为女人从这事业中分离出去的谬误，这并非因我们从生物学上的归宿而相信女人会成为女性主义者，而是因为我们承认女人的社会条件与改变这种条件为目标的政治工程二者之间的联系。女人和女性主义事业之间的这种联系，其远不是逻辑上的必然性或绝对必然发生之事，这联系也实质上多于、和异于非女人其位置和该事业之间的关系。

我们大概都会相信，任何这种政治工程是超越那种纲领的简易陈述及消极地希望人民最终会围绕它而聚集起来的构想，而任何牵涉变革行动的政治工程──这点对社会主义来说并不逊于女性主义──都必须从一种支持者（constituency）的概念出发，这些支持者必须首先为了斗争而被动员起来。而这些初步的支持者很可能是因其客观条件──即利益和能力──成为与该工程最有机地联系上的人们。

但是如果基本的问题所关切的是目标和能动力量的联系，这里则还有另一个必须加以诘问的问题。

问题二：

我们关注的到底是正确的目标吗？社会主义是正确的目标吗？或者会否有一些其他更高优先权的解放事业，人们因而可以用以取代阶级作为首要的能动力量？

我应当假设在座听众之中没有人需要被说服，就是：社会主义，或具体来说无阶级的社会生产的实施，就其本身是个可欲的目标，特别当下处于危机和大规模解雇的脉络下，我们承受不起资本主义这件事变得令人痛苦地清楚——即使其在景气蓬勃之年的说辞有多么貌似有理。问题在于，社会主义目标是否──以及如何──与其他的解放事业有所关连，这些事业构成了人类解放的整体性。

这项问题可以如此表述：社会主义事业是否比其他解放事业更全面，因而其他事业得被统摄在其下？又或者反过来，社会主义事业是项狭隘而特殊主义的，因而它必须被统摄在其他更大的、能够包含全幅解放斗争的政治工程之下？

简单的答案是：当然所有社会主义者都必须致力于所有的解放斗争，反对性别压迫、种族主义，等等。我全心接受它作为原则声明。但它并未真正回答到问题。社会主义斗争（从而，阶级政治）是否是人类解放事业的中心？

对这问题的完整回答，必须始于重申以唯物主义的观点为基础，来看待在社会生活组织之中其生产和剥削的中心性，而在此我们显然无暇这么做。我能够说的是，举证之责落在那些否定阶级政治中心性的那一方，因为他们尚未对唯物史观提出一种全面的替代方案。

无论如何，我认为即使只是将这项问题清楚表述出来，面对以混淆议题来主导整场论辩的状况而言，都会是个大跃进。不过让我再多说些我认为很关键的几点。

否定社会主义斗争优先性的，目前有两种首要的方式。其一是仅仅将之视为一个更宏大事业之一部分，这个宏大事业由某种统一的论述串起，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斗争。另一方式则是提出特定一种事业，宣称它比阶级解放具有更大的优先顺位和/或普遍性。

以统一论述来结合各种各样的斗争和能动力量的主要主张者，是某种所谓民主或激进民主的论述。我对这项主张的回答是，它回避了所有的关键问题。就其本意，要有资格称为一种统一论述，其一般特性为能跨越所有社会界限和绕过阶级的中心性，而据此其“民主”必须是──且始终是──以模糊而非特定的（以致于是空洞的）方式被构想出来。事实上，这个观点的首要前提，是其倡议者所谓民主的未决定性（indeterminacy of democracy）。例如，它必须抹平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甚至古希腊民主之间的所有差异。它必须小心不指明民主各种特定典型的制度形式；更具体来说，它必须将“ 民 主 ” 视 为 社会的未决之事 （ socially indeterminate），并且否定制度形式及其所倚靠的社会基础之间的任何符应关系。最重要的是，对于“民主”的一种形式──资本主义的、以及另一种形式──即社会主义的──之间的隔阂，它必须将两者维持在非常模糊的状态。

我坚持：不存在所谓社会未决的“民主”，我也坚持：将我们的斗争更名为一种未决的“民主”斗争，并不会让我们跨越资本主义和人类解放之间的阶级屏障。而顺道一提，看来特别讽刺的是，未决的民主以及政治“自主性”的想法变得如此流行之时，恰好是在资本主义的国家正在回应危机的时刻——藉此展示它们如何卑躬屈膝地对资本积累必要任务的有求必应。

至于第二种否定阶级斗争优位性的方式，它是最具说服力的、堪与阶级解放的普遍性的断言相匹敌的一种特定斗争，我认为可以很公平地说，是女性主义。而在此我仅能触及几个关于女性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联系的主要论点。首先，让我们考虑性别压迫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助于将反性别压迫的斗争置于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中。

资本主义对其所剥削的人民的社会认同，是罕有地不感兴趣。它不同于此前的生产方式，其剥削方式并不非要与经济外的、法律的或政治的认同、不平等或差异纠结一起。

更有甚者，资本主义不同于那些以家庭单位（domestic unit）为首要生产单位（unit of production）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并不在结构上将生产组织与家户组织、性别关系、劳动的性别分工等加以连结。资本主义利用经济外的社会认同（例如性别或族群）的方式，不同于那些在体系内令认同与剥削方式更为有机地连结的方式。

从一方面来看，资本主义利用──或丢弃──特定的社会压迫的能力异常具有弹性。它能够收编任何可资利用的社会压迫，但它也可以放弃它或者为了其他事物而将之拿来交换。原则上，它可以进行剥削而毋须考虑肤色、种族、信仰、性别，也毋须倚赖经济以外的不平等或差异。

通常情况下，先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本主义以两种主要的方式利用性别：一是作为意识型态神秘化（ideological mystification）的工具，掩饰剥削的真正性质，分化男人与女人而使其无法构成统一的阶级反对力量；其次，以被认为最廉价的方法作为组织社会再生产的方式。

具体而言，由于劳动力的再生产是资本主义的首要需求，藉性别关系的既存组织，由在家庭的私领域中压抑养育儿女的成本，可能作为减低资本成本的手段（尽管有论者会主张，这种功能的社会化，也许会更减轻资本的负担）。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肯认，从资本的观点来看，这种特定的社会成本无异于任何其他社会成本。因此，产假或托儿中心（day-care centers）在性质上并无异于养老金或失业保险，因为它们都涉及某种不可欲的成本，资本只要一有机会就想方设法卸责。

尽管资本主义不能总是容忍这些成本，而正是在这层意义下，资本主义敌视女性的解放，因为它包含了不可接受的社会成本，但它对这项成本并不比对任何其他成本更加敌视。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必要之时也能够接受这类成本，即使这意味着在其他地方削减截补以转移负担。

就此而言，资本主义对性别平等的容忍能力并不低于对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或社会保险。换言之，尽管资本主义能够、也的确在意识型态和经济上利用性别压迫，但这种压迫在资本主义结构中并不具有特权位置。在这层意义下，即使所有针对妇女作为女性而受压迫都被根除，资本主义也仍能生存；而女性主义斗争并未如阶级斗争那般──按其定义──走进资本主义剥削的心脏地带。

同时，如果资本主义不具有对性别压迫的特定结构性需求，它当然就并不使得妇女解放成为必然或不可避免。有可能、甚至很可能的是，阶级的废除将先于性别压迫的废除──但如果性别分工持续成为工人阶级组织自身的主要障碍，情况则非如此。

我将更进一步说，即使社会主义到来，也不必然保证存在久远的、压迫女人的文化模式会消失。就此而言，尽管女性主义事业没有大到可以包含资本主义的毁灭，但社会主义事业也没有大到足以确保女性的解放。

不过在这方面，还有一两件事可以为社会主义说话。资本主义已经剥夺了性别压迫的任何特定结构性基础，这件事可能是真的。然而，留待社会主义的，不只是废除那些男人与女人作为被剥削阶级之成员而共同遭受的压迫形式，还包含根除在资本主义下那些作为服务其意识型态和经济的需求的性别（以及种族）压迫。

阶级社会作为社会体系的自我生产而出现以来，在这种以意识形态的宰制和压迫的关系下，社会主义反而将是第一个受害而非受利的社会形式。

至少因为这些理由，我的结论是：社会主义斗争，作为我们能够拥有可能最全面的解放事业，是人类解放斗争的中心，因而阶级政治是推动和团结各种解放斗争的首要方式。

当然，近来对阶级政治的攻击，迫使我们承认常被传统社会主义忽略的在阶级以外的各种压迫。而将一种更广泛的人类解放概念纳入社会主义的理念及实践中，肯定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之一。尽管马克思主义者常对其他压迫的敏感度不足，但承认劳工阶级作为社会转化的能动者的中心位置，没有理由等于也包含对其他压迫的敏感度不足这类的问题。

“作为一种人类解放的全面事业，社会主义将透过工人阶级藉由阶级斗争之途的自我解放（若其发生的话）而到来”的这种判断，并不必然等同为“阶级压迫是压迫的唯一形式”或“甚至对其受害者而言是最受压迫”的这种判断。最重要的是，它是这样一种判断：关于一般而言的社会中、和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权力结构，关于历史性力量的形构，关于人类解放的障碍其性质以及克服它们的条件与可能性。

或许有一种思考趋向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正确地）断言所有的压迫对人类和道德而言均具相同重要性，并拒绝承认某一种压迫对其他压迫具有更高的道德地位。这样的话，我们便将对社会力量的形构其历史的分析和评估，即奠基于马克思主义指认出工人阶级和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义变革的首要能动力量之上而作出的政治判断，抛诸脑后。我们在未有以一种更有说服力的分析来代替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力量的分析之前——即使我们如何强烈地被道德律令所说服而将所有的人类压迫都包含在社会主义事业之内，我们都不能轻易否定阶级斗争是中心的政治判断。

即使如何激烈地强调其他社会的压迫和运动的道德事例，我都不认为我们已得到一种对社会关系和权力的替代性分析，其足以正当化将阶级政治移离出人类解放斗争的中心。

1987 年

END

本文发表于革命马克思主义刊物《惊雷》第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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