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口号”•记忆（32）】新政协的筹备和召开
1949年9月21日，历经三个多月筹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出席新政协的代表包括中共、各民主党派、各社会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共662人，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人民政府中，张澜、宋庆龄、李济深等民主人士担任国家副主席；郭沫若、黄炎培等民主人士担任政务院副总理；15名政务委员中，民主人士占9名；政务院所辖机构负责人93名中，民主人士占了45名……
毛泽东豪情满怀地说：“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不再是被人欺辱的民族了！”
1949年，一个旧的时代已为历史车轮所碾碎；从今往后，中国共产党将带领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各族人民，开启一个新的纪元！
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政府的败亡已成定局，但蒋介石不甘心失败，以“和谈”为名，企图“划江而治”，调整力量，伺机反扑。为此，蒋介石下野，退居幕后，李宗仁任代总统，并派遣以张治中为团长的代表团赴北平谈判。为揭穿国民党当局“划江而治”的阴谋，也为了尽量减少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中国共产党提出在毛泽东八项原则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但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一意孤行，谈判最终失败。
随后，在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命令下，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于4月20日发起渡江战役，所向披靡，23日深夜一举占领南京。南京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的灭亡。“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乘胜追击，合围歼灭了芜湖、南京、镇江逃敌，攻占金融中心上海，解放了苏南、皖南、浙江广大地区和江西、湖北、福建三省部分地区，并向福建及华南、西南挺进。渡江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划江而治”的企图成为泡影。加之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三年来的穷兵黩武，使国统区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人民已经失去对国民党的信任，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彻底破了产。
此时，召开一个没有国民党反动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全国各族人民一起，共同描绘新中国的蓝图，条件已经具备。
1949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迁驻北平。图为3月25日叶剑英在北平西苑机场陪同毛泽东检阅部队。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朱德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入北平。图为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到西苑机场迎接。
1949年4月1日，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北平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
1949年6月11日，中共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在中南海举行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预备会议，商定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单位为23个，共134人，并协商确定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人选。
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成立，由中国共产党和赞成“五一口号”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等23个单位组成，即（1）中国共产党；（2）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3）中国民主同盟；（4）民主建国会；（5）无党派民主人士；（6）中国民主促进会；（7）中国农工民主党；（8）中国人民救国会；（9）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0）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1）中国致公党；（12）中国人民解放军；（13）中华全国总工会；（14）解放区农民团体；（15）产业界民主人士；（16）文化界民主人士：（17）民主教授；（18）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19）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21）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22）国内少数民族；（23）海外华侨民主人士。
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
同日，新政协筹备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来自上述23个单位的134位代表与会，周恩来担任临时主席并致开幕词。会上，毛泽东发表讲话，指出：“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毛泽东以诗人的情怀，满怀信心地说：“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人民的命运一经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符其实的人民民主共和国。”
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在大会发言中说：“我们要筹备好一个足以代表全国各革命阶层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使之能够号召各阶层群众”，号召大家团结一起，各尽其能，为肃清一切反动势力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到底。他还说：“筹备会的责任是很重大的，全国人民都引颈等待着美丽的结果，我们要更加振奋精神，认真地、严肃地在毛主席领导下进行我们的工作！”
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发言说：“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成立，是表明中国人民革命已经基本上摧毁了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统治，革命的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基本上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基础。”新政协是“一种人民的大协商会议”，我们一定要制定出一套“完全合于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原则的联合政府组织大纲的草案来，以便顺利地进行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建设；迅速实现独立、民主、和平与富强的中华人民统一民主共和国。”
郭沫若、陈叔通、陈嘉庚等也先后发表演说，表示愿意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努力完成建设新中国的神圣使命。
6月16日，新政协筹备会听取了周恩来的报告，修改并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名单，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李济深、张澜、沈钧儒、谭平山等21人为常务委员。当晚，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推举毛泽东为常委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会议设立6个小组，在常委会领导下工作。第一小组，主要拟定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名单及代表人数，组长李维汉；第二小组，起草新政协会议组织条例，组长谭平山，副组长周新民；第三小组，起草共同纲领，组长周恩来，副组长许德珩；第四小组，拟订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方案，组长董必武，副组长黄炎培；第五小组，起草宣言，组长郭沫若，副组长陈绍先；第六小组，拟订国旗、国徽和国歌方案，组长马叙伦、副组长叶剑英。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委会主任毛泽东
1949年7月5日，新政治协商筹备会常务委员在中南海合影。
自此，新政协的筹备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
《共同纲领》是建国纲领，是全国人民在一定时期内共同奋斗的目标和统一行动的政治准则，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为此，新政协筹备会专门成立第三小组，负责起草《共同纲领》，周恩来任组长。
6月18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第三小组一次会议。周恩来在会议中指出：“我们小组负责起草共同纲领，任务繁重”，“很紧迫，必须加紧工作”。在这次会议上，与会人员委托中共负责起草。从6月22日起，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连续一周没日没夜起草《共同纲领》。6月30日，初稿顺利完成。
《共同纲领》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而奋斗。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同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论人民民主专政》是一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文献，它凝聚了共产党人关于建国后政权问题的深入思考，奠定了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成为《共同纲领》和新政协的指导思想。
随后，周恩来又主持或出席了多次会议，专门研究修改共同纲领草案，集思广益，充分听取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见。经过充分听取意见，反复修改，共同纲领交由毛泽东审定。从现有资料看，毛泽东的修改计有8月22日稿、9月5日稿、9月6日稿、9月11日稿和9月13日共五稿。9月3日，毛泽东写了一张便条给胡乔木，要求：“纲领共印30份，全部交我，希望今晚十点左右交来，题目应是《共同纲领》。”在9月11日稿上批示：“即刻印一百份，于下午八时左右交周副主席，但不要拆版，候起草小组修改后，再印一千份。”还有一张便条上写：“乔木，今晚付印的纲领，请先送清样，给我校对一次，然后付印。”
1949年9月17日，周恩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
9月22日，周恩来在会上代表新政协筹委会作了题为《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着重明确了两点：
一是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将长期存在。周恩来说，关于这个问题“在讨论中曾出现过两种其他的想法：第一种以为等到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就再不需要人民政协这样的组织了；第二种以为由于各党派这样团结一致，推动新民主主义很快地发展，党派的存在就不会很久了。后来大家在讨论中认为这两种想法是不恰当的。因为他们不合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和建设的需要。……这就是在普选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后，政协会议还将对中央政府的工作起协商、参谋和推动作用。其次，新民主主义时代既有各阶级的存在，就会有各党派的存在。旧民主国家的统治者是资产阶级，其所属各派必然是互相排挤，争权夺利。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各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在主要政策问题上是能够求得一致的，筹备会通过的共同纲领草案就是一个最明显的证明。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的不同要求和矛盾，在反帝反封建残余的斗争面前，是可以而且应该得到调节的。”
二是在《共同纲领》中没有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前途。关于这个问题，周恩来在报告中说：“在讨论中，曾有一种意见，以为我们既然承认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阶段，一定要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发展，因此总纲中就应该明确地把这个前途规定出来。”“大家认为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应该通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奋斗。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对待它。而在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外景。
《共同纲领》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人民大宪章，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为之流血牺牲的革命成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低纲领，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和政权制度，规定了国内各种经济成分的性质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规定了我国的外交、民族、文化教育和人民民主权利等基本政策，在新中国宪法颁布之前，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共同纲领》的起草，为新政协的召开奠定了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政策基础。
协商新政协的代表名单是一件极为复杂繁重的工作。根据《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第一条规定：“新政治协商会议，为全国拥护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及同意动员一切人民民主力量，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解放区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及无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所组成。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派及反动分子不允许参加。”这就要求新政协既有广泛的代表性，足以体现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力量的大团结，也要体现无产阶级的领导和工农联盟为基础；要充分照顾各方面，又要防止一切反动党派、反动势力混入，以保持政协阵容的严肃性。
1949年6月19日，筹备会通过了《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规定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为45个，代表总名额为510名。每一单位其代表名额满10人以上者，得推选候补代表2人，不满10人者，得推选候补代表1人；候补代表列席新政治协商会议。此外，另设一个特别邀请单位，其代表资格、名额人选，均由筹备会常委会决定。
根据筹委会的规定，第一小组经过三个多月的协商，在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第8次会议上获得通过，其间，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统战部做了很多沟通协调工作。从代表名单看，新政协最终确定的名单有着鲜明的特点：
一是具有极强的广泛性。新政协包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地区、解放军以及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和宗教界等方面的代表，充分反映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各民族、各阶级和一切爱国民主力量的大团结，包含了近百年来我国民族民主革命各个时期为人民事业作出贡献的知名人物。
筹委会设立了“特别邀请人士”类别。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前中央研究院陶孟和，前资源委员会钱昌照，前海军宿将萨镇冰，老同盟会员张难先，长期在老解放区工作的陈瑾昆，著名艺术家周信芳、梅兰芳、程砚秋，燕京大学校长陆志伟，商务印书馆老板、前清翰林张元济，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等人，都在邀请之列。
国民党方面，有曾经是南京政府和谈首席代表的张治中以及和谈代表邵力子、黄绍肱、刘斐、李蒸；有为国共和谈而来到解放区的“四老”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还有国民党起义将领傅作义、程潜、龙云、董其武、邓宝珊、陈明仁等人。
筹委会专门设定了“无党派民主人士”派别，专门吸纳没有参加任何民主党派，但对民主革命有重大贡献，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的郭沫若、马寅初等人。周恩来说，他们是“没有党派组织的有党派性的民主人士”。
1948年秋至1949年上半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种全国性的人民团体先后恢复和建立。1948年8月，中华全国总工会恢复；1949年3月，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3月底4月初，首次全国妇女大会在北平召开，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成立；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5月，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举行；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随后，全国自然科学者、社会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等代表也分别举行会议，成立相关的全国性组织的筹备委员会。这些全国性的人民团体，都参加了新政协。
1949年7月，毛泽东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尚未解放的地区，新政协专门为其预留了十分之一的代表名额。
据说，新政协名单所列单位中没有“满族”的代表，北京的一些满族人因此而哭了（实际代表中，如齐燕铭、罗常培是满族）。毛泽东得知此事后说：“一个民族没有代表，整个少数民族为之不欢。”后来，在召开政协二届全国委员会时作了弥补。
二是具有严格的政治标准。这尤其体现在对一些党派的严格把关上。对申请参加新政协的党派，筹委会具体分析、分别处理，对于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参加新政协标准者，不能以党派或团体单位的名义参加。同时又注意团结的广泛性，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这些组织中有民主运动史，在解放战争中有实际表现并有一定代表性的民主人士，邀请他们以个人身份参加新政协。
经过严格把关和充分酝酿，参加新政协的党派单位，除中共和民革、民盟等在香港公开响应“五一口号”的民主党派之外，明确规定增加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三个党派和团体。
九三学社的前身，是抗战时期的一批进步的高级知识分子，在重庆以“民主、科学”为宗旨组织的“民主科学座谈会”，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改名为“九三学社”。由于处于国民党政府的高压下，直到1949年1月才发表宣言，拥护中共“五一口号”。筹委会认为，九三学社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民主运动，为争取解放战争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应邀请其参加新政协。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是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之后，一部分从事爱国民主运动的台湾省人士，于1947年11月12日在香港成立的，成立后积极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并于1948年5月即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响应“五一口号”。筹委会认为，台盟虽然是一个地区性组织，但已经符合参加新政协的条件，应邀请参加。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前身是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组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作出了积极贡献，筹委会同意其参加。
在新政协筹备会期间，曾有不少其他党派团体要求参加政协。筹备会共收到要求参加新政协的申请28件，如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民社党革新派、中国少年劳工党、光复会、中国农工党、中国民治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人民民主自由联盟、民主进步党、中国人民自由党等。筹备会经过调查，坚持原则和标准，做了实事求是的处理。对于不符合参加新政协标准的组织，不考虑他们参加政协，要求他们宣告解散结束组织，但邀请他们当中有民主运动历史，又有一定代表性的民主分子以个人身份参加政协或在工作上给予适当安排。对这些组织中的一般成员只要不是反动分子都给予学习与工作的机会，愿意参加其他民主党派的向有关民主党派推荐。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性质与民革相近，主张联共反蒋，但组织不纯，成分复杂，于1949年8月在上海宣告解散，其成员大都转入民革，领导人许闻天、邓昊明以个人身份参加新政协。民社党革新派成分复杂，其领导人沙彦凯、汪世民以个人身份加入新政协，并在会议期间宣布民社党革新派已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自动解散，部分成员加入民盟。中国农工党主席董进时，1949年5月宣布该党停止活动。中国少年劳动党1949年9月正式发表解散公告。国民党CC分子操控的中国民治党，以及为国民党所利用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人民民主自由联盟、民主进步党、中国人民自由党等“政党”，因其并未参加民主运动，有的还属反动组织，被要求解散。“汉留”等封建帮会性质组织，被勒令解散。
新政协将要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当时的形势下，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是完全必要的，但同时也必须以平等待人的态度同民主党派真诚合作，采取民主协商的方式来达到政治上的一致。因此，共产党作为一个党派单位，和民革、民盟这两个党派采取了相等名额。而在人民解放区、各地区以及工、农、青、妇等单位中，共产党员和基本群众占多数。这样，既保证了党的领导又促进中共同其他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有利于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共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同刘伯承、陈毅、粟裕邀请部分民主人士游览北平天坛
经过三个多月的时间，筹备会反复沟通、统一思想，9月20日，参加新政协的代表名单终于尘埃落定。新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共有45个单位，正式代表585人，候补代表77人，总共662人。其中，中共、民革、民盟三个党派的正式名额均为16人，候补代表2人。662名代表中，中共党员约44%，工农代表与无党派民主人士约26%，民主党派约占30%。这份名单，囊括了中共、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中的精英。据说接到这份名单时，毛泽东感叹道：“这就是一本包罗万象的天书嘛！”
新中国的国歌、国徽、国旗、国都和纪年等方案，由新政协筹委会第六小组负责草拟。著名教育家、民进领导人马叙伦任组长，叶剑英、沈雁冰任副组长。在经筹委会批准的前提下，第六小组提出《关于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方案）》，面向全国人民公开征集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并聘请专家组成评选委员会。截至8月20日，第六小组共收到国旗方案1920件，图案2992幅；国徽方案112件，图案900副；国歌方案632件，歌词、歌谱694首；意见书24封。
经过充分讨论、认真评选，评选委员会在国都问题上达成一致，都建议定都北平，改北平为北京；在纪年上，也多倾向于公元纪年。但在国歌、国徽、国旗上，仍存在分歧。为慎重起见，9月17日。新政协筹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将国旗、国徽、国歌工作移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领导。
国徽审查组马叙伦、陈嘉庚、庄明理等讨论国徽方案
9月22日，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成立大会国旗、国歌、国徽、国都、纪念方案审查委员会，委任马叙伦召集55名委员集中讨论。
关于国歌，征稿虽多，但一时却难以选定。马叙伦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但有人提议修改歌词。周恩来插话：“法国用马赛曲作国歌，‘把敌人的血浇灌我们的田’是旧歌词，也没有改。我们要嘛就用旧歌词，这样才能激励感情，修改了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感情。”毛泽东接着说：“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全国快解放了，但是，中国还受帝国主义包围，还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的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为好。”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被确定了下来。
讨论较多的是国旗方案。在第六小组讨论的时候，就有四种主要意见：一，镰刀锤头交叉并加五角星，但有模仿苏联之感；二，麦穗齿轮并加五角星，图案复杂，不适合作国旗图案；三，两色或三色横条组成旗面，左上或中央置放镰刀锤头或麦穗齿轮或五角星。横条象征长江、黄河和珠江，镰刀锤头象征工农等各阶级联合，但图案也较复杂，且有美国、苏联国旗混杂之感；四，旗面三分之二为红色，三分之一为白、蓝、黄各色，加以红色或黄色的五角星。
几种方案，都各有利弊，评选委员会和专家反复商议，从中选择了32幅，交审查委员会决定。
在9月23日审查委员会讨论时，大家比较倾向于复字32号五星红旗方案，这是一位名叫陈联松的普通职工设计的。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小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四个阶级。可是，大家认为四个阶级的提法不妥，争论较为激烈。在25日的讨论中，毛泽东建议说：“过去我们脑子里老想在国旗上标出中国的特征，因此画一条横杠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的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的特征，苏联的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哪一国都可以有同样的斧头镰刀；英美等国的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的特征。代表国家特征可以在国徽上表现出来。”他拿着放大了的五星红旗图案说：“大家都说这个方案好，中国革命胜利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今后还要共同努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团结，将来也要团结，我看这个图案是较好的国旗图案。”一直关心国旗方案的华侨代表陈嘉庚接着说：“我从东北回来，我很关心国旗问题，我完全同意毛主席讲的复字32号国旗方案。”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也表示赞同：“我觉得32号图案很好，多星代表人民大团结，红代表革命，表示革命人民大团结。”其他人也相继发言，五星红旗的方案最终得到通过。
关于国徽，鉴于大家对当时所涉及的国徽图案均不满意，毛泽东建议：国徽是否可以慢一点决定，原小组继续设计，等将来交给政府决定。
关于纪年，大多数人赞同公元纪年。但有人说：我们采用公元纪年，老百姓也可能同时采用其他纪年。毛泽东说：“老百姓要用其他纪年我们也没办法，我们不能制定法律去处罚他们。过去用中华民国，老百姓用甲子年，他们还是用了。但是，我们政府要有个决定：采用哪个年号。”黄炎培接着说：“有人说采用公元纪年是以耶稣诞生之年为纪元，是基督教国家的年号，据我们调查了解，其实许多非信仰基督教的国家也采用公元纪年，现在公元纪年已成为国际习惯通用的年号。少数国家采用本国纪元，但在行文写到本国纪年时，常常还要加注公元多少年，很麻烦。”毛泽东风趣地接话：“就是耶稣也不坏嘛，耶稣和今天某些国家借推行基督教进行帝国主义侵略不一样！”于是，公元纪年得以确立。
国号的讨论最为激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使用“中华民主共和国”。1948年初，几次在中共党内文件中又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自从1948年8月1日电复香港民主人士直至筹备会召开，政协有关文件中用的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在筹备会上，黄炎培、张志让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国”，张奚若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后，基本达成一致，同意后者。
1949年9月21日，经过三个多月的充分准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
1949年9月21日19时，毛泽东宣布大会开幕并致开幕词
这是一次肩负着建国使命的时代盛会。参加盛会的代表包括中共、各民主党派、各社会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共662人。其中，有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有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有著名民主党派领导人李济深、张澜、黄炎培、马叙伦、彭泽民、李章达、谭平山、蔡廷锴、陈其尤、许德珩、谢雪红，有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马寅初、张奚若；有爱国华侨陈嘉庚、司徒美堂；有文化名人梅兰芳、程砚秋；有原国民党方面的张治中、程潜、傅作义……真是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由主席团轮流主持。第一天的大会由毛泽东、朱德、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担任执行主席。毛泽东在大会上致词：“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不再是被人欺辱的民族了！”“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民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从9月21日到30日，各民主党派、各社会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以及其他参加新政协的人士进行了大会发言。
何香凝
民革代表何香凝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之奋斗的目标，是对内实现国家的自由平等，节制资本和实行耕者有其田，对外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所有这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得到了实现，我们可以告慰在九泉之下的孙先生了！”李济深说：“我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郑重表示，我们对于人民政协向大会提出的原草案，完全赞同。”“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证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证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张澜
民盟代表张澜发言：“用政治协商的方式，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组织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不止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光荣的大事，这也是世界人类史上值得永远纪念的一个光荣的日期。”“这个新的政治制度，将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现有制度。我们的新制度，当然放弃了旧民主主义中所谓的总统制、内阁制那一套陈腐的旧东西，同时我们亦不同于苏联及东欧各国的政权治权合一的制度。根据我们的民主集中制，中国人民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人民又确确实实有了一个集中行使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这是理论与实践一致的一种制度。……这个制度一定能够充分提高发挥中国的行政效能，有了这样一个政治制度，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建立我们的新国家和新社会。”
黄炎培
民建代表黄炎培在发言中把中国比喻成为一所新建的大厦，他说：“这一所大厦，是钢骨水泥的许多柱子撑起来的。这些柱子是什么？第一是中国共产党，还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这些单位就是一根一根柱子。这钢骨水泥是什么，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大厦的基础“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大厦屋顶的旗帜就是“新民主主义”。大厦有五个大门，每个门上有两个大字，就是“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这所大厦的主人是“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这一比喻，贴切而形象地揭示出新中国的政权基础、领导力量、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也预示着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结下的深厚友谊，将在新的历史征程中继续发扬光大！
民进代表马叙伦说：“革命胜利后最重要的任务是生产建设，所以我们必须共同来鼓励私人资本，即海外华侨与国家资本有计划地合作，发展工业。”“在思想方面，我们更应当注意所谓民主个人主义思想，要是不把英美旧民主主义的思想加以澄清，这种思想就会残留下来的。所以我们必须加紧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广大地推行这种教育。”
农工党代表彭泽民在发言中提出三点看法：“第一，共同纲领是中共最低的纲领，是要一字一句对中国人民负责，使其彻底实现的。相信中共有此诚意，有此决心并有此力量，使这建国纲领不折不扣，百分之百地兑现。第二，完全承认政治协商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是中国革命过程中必须采取的政策，也是走向革命胜利的最好的保证。第三，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我们认为这是马列主义的国家制度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相结合的产物，是民主集中的人民自己负责的政权。在本质上与欧美三权分立的旧民主的国家制度，绝无相同之点。”
致公党代表陈其尤说：“参加这个会议的代表，虽然还不是直接经过人民普选出来的，但是他们不仅都来自民间而且都是多年与反动派作过残酷斗争的人，所以都是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在全国代表大会未召开之前，人民政协会议及其所选出的全国委员会，是可以充分代表人民执行政权的。”
许德珩
九三学社代表许德珩指出：“出席这次会议的人物，是包括了各民主党派、军队和各人民团体，各区域、各民族的代表，从阶级的成分来说，它有工人、农民、民族资本家、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从中国革命的历史来说，它有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1925年大革命以来的参加人物和领导人物；从代表的年龄来说，它有92岁的老翁，也有21岁的青年；从信仰来说，它有唯物主义的哲学家、科学家、文艺家、政治家，也有笃信宗教的基督信徒、佛教信徒、回教信徒；从居住的地域来说，它有远在天涯、冒险归来的海外华侨，也有僻处内地的苗、彝、黎、藏同胞。”大家“空前未有的团聚起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六百多位同仁之中，可以说是很少没有发言的，也更很少发言不被重视的；凡是目前紧要的、能够办得到的建议，都是被采纳的。”
谢雪红
台盟代表谢雪红发言表示：“全台湾省人民完全拥护这个全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完全支持这个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并完全同意这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在这个共同纲领中的每一条都代表我们的利益，为着这个纲领的全部实现，必须努力到底。”
民促代表蔡廷锴、民联代表陈铭枢、救国会代表沙千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郭沫若等也在一届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言。在发言中充分表达了对新中国前景的美好展望和对中国共产党的充分信任，相信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好新中国。
9月27日，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四个议案。29日，大会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通过决议，由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致电联合国大会，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选举之中央人民政府为唯一能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30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副主席、人民政府委员和国务院组成人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民主人士占了半壁江山。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56名：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吴玉章、徐向前、彭真、薄一波、聂荣臻、周恩来、董必武、赛福鼎、饶漱石、陈嘉庚、罗荣桓、邓子恢、乌兰夫、徐特立、蔡畅、刘格平、马寅初、陈云、康生、林枫、马叙伦、郭沫若、张云逸、邓小平、高崇民、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廷锴、习仲勋、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达、程潜、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等。其中民主人士26名，占46.5%。
政务院总理：周恩来。
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民主人士占50%。
政务委员15名，其中民主人士9名，占60%。
政务院下属34个部、委、院、署、行中，担任正职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共15人，担任副职的42人。如担任正职的民主人士有：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邮电部部长朱学范，农业部部长李书城，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林垦部部长梁希，政务院及所属单位机构编制审查委员会主任、粮食部部长章乃器，司法部部长史良（女），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女），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人民检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等。
1949年9月30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举行闭幕式，新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登上主席台。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部分委员合影。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前赴后继，进行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从此，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次总结，标志着中国的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召开，充分表明了中国的民主党派已不再是国民党统治下的在野党或“不合法团体”，而是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担负起管理国家和建设国家重任的政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革命征程中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自觉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今，他们继续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谱写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新篇章！
（选自《让历史告诉未来》，主编：朱维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