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磋琢磨 见微知著——《肘后备急方》文献研究三题

《肘后备急方》是我国存世的第一种救急方书，书中多载以单验方为主的“小方”，多用“简便廉验”的单味药，故便于无专业医者时的临时应用。书中治疟方药“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便捷易用，启发屠呦呦团队发现了“青蒿素”，并获诺贝尔奖。历代整理、校刊者众多，摘引该书条文的后世方书更是不计其数。《肘后备急方》在中医史上如此重要，如何着手研究？沈澍农教授带领大家讨论该书文献研究三题：一个名，一个序，一个字（词）。在书名的变化与确定中，探讨其成因；在序言名字与内容的分析中，琢磨其属性与年代；在新生量词的归纳与分析中，勾勒其成词轨迹……

7月15日晚，《中医药文化》杂志、段逸山名师研究室、中医古籍阅读科教融合团队、教育部新文科改革与实践团队、PBL-问题导向学习研究团队、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团队尝试打破学科壁垒，共同举办传统文化研读活动——“《肘后备急方》文献研究三题”。本次研读由南京中医药大学沈澍农教授主讲，科技人文研究院副院长张亭立主持，科技人文研究院书记吴志新出席本次活动，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于业礼老师和科技人文研究院袁开惠老师参加与谈。本次研读学界反馈良好，腾讯会议直播间听众爆满，B站羊山派、承山堂两个平台同步直播，参与直播的听众达400余人。

会前合影

主讲环节

切磋琢磨 学问精妙

——一名、一序、一字再读

《肘后方》

细微之处，皆是学问，尽显精妙。沈澍农教授治学勤奋严谨，第三次校读《肘后备急方》，沈老师在切瑳琢磨中，又发现了三个值得研究的“小”问题，即书名的变迁、小序的属性、特殊的量词。

首先，关于书名。葛洪自序说“以为《肘后救卒》三卷”，《晋书·葛洪传》载“肘后要急方四卷”，《隋书·经籍志》载“肘后方六卷”，《旧唐书·经籍志》载“肘后救卒方四卷”，《新唐书·经籍志》载“葛洪肘后救卒方六卷”，道藏本作“葛仙翁肘后备急方卷”，《四库全书》本作“肘后备急方八卷”等。沈老师学问嗅觉敏锐，思维缜密。他特别关注到书名差异出现的时间，即在唐初“救卒”二字被弃用了，书名由“救卒”变为“备急/要急”。其成因是什么？沈老师认为这与唐代避李治的讳有关，“救”是“治”的避讳改字。人们看到“救卒”会联想到“治卒”，这是大逆不道的，因此更名为“备急/要急”。

其次，有关小序《鹿鸣山续古序》。沈教授提出两种新见：一者，《鹿鸣山续古序》不是一篇独立的序，有其接续，是对陶弘景序补充，故序题实为“鹿鸣山—续—古序”。二者，序中言“以盏当升”“两用二铢四累”，又据庞安时的引用、宋臣对于“古三今一”用量的讨论，确定该序应是在1030年前后，才被附入《肘后方》。

再次，关于量词“累”。沈教授提出“累”为自然单位量词，且用“累”以计“姜”有其他早期书证。不仅如此，附子等也见以“累”计量。有学者认为“累”源于“果”，因“果”字在简帛医书作为计量使用较为常见。沈教授认为有一定可能，但关系不能完全确认。

最后，沈教授提出期待，希望年轻学子在三点很小的研究中，能从中学习考证的方法，而不仅仅是关注结果。

南京中医药大学 沈澍农教授

与谈环节

勤思而得 善问则裕

——一问一答指引学问路径

非学无以致疑，非问无以广识。于业礼老师认为此次讲座内容非常有意义，学到很多，获益很多。尤其是关于书名的变迁与序言补入时间的探讨，从图书史的角度来看，意义和价值巨大。它们都证明了《肘后方》在唐代曾有过较大规模的修订。他又提出几个问题：一是唐代出现《真人肘后方》，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外台秘要》所引的《肘后方》与这本书有什么关系？文献载这本书将葛洪与陶弘景的内容分开了，那么这里的“真人”是否指的是葛洪？第二个是有关《肘后方》佚文的问题，应该怎么样处理。

沈教授作了精彩回应。首先，他认为现在看不到《真人肘后方》，因此很多结论不能轻易得出，不过鉴于道藏中将葛洪混称为葛仙翁（“葛仙翁”通常用来指称葛洪叔祖父葛玄），再从葛仙翁变成“真人”也存在一定可能。其次，关于佚文的问题，散在后世方书中的《肘后方》条文已经有尚志钧先生等做了辑复本。对于方书中的引用，因古人抄书时并不是很严谨，沈教授提出两点关于辑佚的主张：一是不能什么书都收。比如《本草纲目》里因大部分都是二手资料，辑《肘后方》时就不必参考；而就《外台秘要》《医心方》和《证类本草》三本书而言，其引文的可靠性从大到小排列依次为《医心方》《外台秘要》《证类本草》；二是方书中分为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两种，而直接引用可信度更大。总之，辑佚古医书，一定要按照原书条文面貌来辑，不可看到引文就摘。

袁开惠老师对量词“累”的用法进行了归纳和探讨。通过中古医籍文献检索，发现“累”可用于生姜和干姜的计量。同时，文献中也用“两”作为姜的计量单位；而根据后世医书所载异文，可见“累”与“两”的重量所指已同。基于这些发现，她提出有关医书抄写特点和医书异文成因的几点思考，即在医书传抄、辑纂的过程中，抄手或辑者可能会依据当时的语言习惯或自身对医书语言的理解适度改写。“学即继以问也”，袁老师又提到在老官山医简中以“果”作为姜、则子的计量单位，这里的“果”是否其实可读为“累”？

沈教授回答十分严谨。他认为“累”和“果”的联系，根据现有文献来看，无法肯定或否定，因为中间的演变过程断开了。而古代微重单位的“絫”（也作“累”）和主要用于姜的自然单位“累”（梁定为“重一两为正”，唐定为“重半两为正”）并不是一回事，微重单位的“絫（累）”是十黍之重，与姜的“累”是两个概念。

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

于业礼老师和袁开惠老师参加与谈

小结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小问题”的大启示

本次研读活动在现场评论区也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与讨论，现场参会人员十分热情地提出各种问题，沈老师也都一一精细解答。

在研读活动中，沈教授反复强调对于细节的考证与认识，并在他谦言的“小问题”中示范着中医文献研究的方法与意义。虽然都是一字一词等极为细小的研究，但“细微之处，皆是学问”，这些研究和发现，在今天仍然十分有必要，这也是作为文献人的学问根本与研究基础。从一名、一序、一字谈到了一本书、一段流传，乃至中医发展的脉络。本次研读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立足于文本和书籍本身，精雕细琢地研究一字、一词、一文，对当下青年学者启示颇深。中医研究，固然要拓展视野，拓宽视域，但同时更需要夯实基础，厚积薄发，二者同样重要，不可或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将文献读通、读透，才能站得更高，看得更广，走得更远。

供稿：科技人文研究院 赵雅琛 袁开惠

编辑：紫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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