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朱媞
2016年第22期（总第22期）
题记：朱媞是东北沦陷时期最后一位著名女作家，1923年生于北京，幼年迁居东北，毕业于吉林女子中学师范班。学生时期即开始创作，1943年发表成名作小说《大黑龙江的忧郁》，朱媞之名开始为时人所关注。1945年出版小说集《樱》，这是东北沦陷时期的最后一部文学作品。与丈夫李正中一起，成为与吴郎和吴瑛、山丁和左蒂、柳龙光和梅娘并称的“东北四大知名夫妇作家”。1948年参加东北民主联军，从此辍笔。1953年她从部队转业到沈阳，1983年离休，生活更趋淡泊，朱媞之名完全隐入历史深处，致使许多与其相熟或身边之人也不知她就是朱媞。只有在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研究中，在学者们提到萧红、梅娘、刘莉、但娣等人的时候才会出现朱媞的名字。但大多数人却不知道朱媞在哪里。其实朱媞就在我们身边，就生活在沈阳的滚滚红尘中。就在我写完此文不到一年后的2012年8月3日清晨，朱媞于沈阳盛京医院逝世，享年90岁。她之前告诉家人，去世的消息不要告诉直系亲属外的任何人。她就这样悄悄地走了，一如她在沈阳静悄悄地生活了60年。
1941年朱媞（左三）在吉林与同桌同学潘香凝（左一）姐妹合影
曾经和现在，我都叫她张老师。她的丈夫是著名诗人、书法家李正中先生。我有一副王光烈的对联，李先生说他要瞧一瞧，因为王光烈是他早年的老师。其间应我之请，李先生还在其上题了一段长跋。过后我女儿到李先生家替我取对联，回来后对我说：“李爷爷家的奶奶真有气质风度，年轻时不知多漂亮呢？”我对女儿说：“你知道她是谁吗？她就是当年东北沦陷时期的著名女作家朱媞。”女儿当然不知道朱媞是谁。因为朱媞已是那一代人最后一班渡船上的乘客，连我们都只能枯坐在杨柳岸边而兴叹孤帆远影碧空尽，女儿这一代，大概也只有对着网上视频唯见长江天际流的份了。
一、《长夜萤火》里八位女作家中的最后一位
我认识朱媞的时候，大约是在世纪之交那两年。那时候我只知道历史上的朱媞，文学史中的朱媞，并不认识现实中的朱媞。现实中的朱媞叫张杏娟。每次到她家里，我也只是找李正中先生，她也只是例行地到客厅中打过招呼，我也只是礼貌地问候一下张老师好。但每次也会有如我女儿一样的感觉：老太太风度气质真好，泰然里有着三分优雅，温婉中藏着一分清高，细语商量间透着浑身的书卷气。这期间，有一天我忽然得知，原来她就是东北沦陷时期的著名作家──朱媞。此前知道的朱媞都是在书本上，在文学史里，想不到真实的朱媞就在我生活的这个城市里，就是我所认识的有点清高，有点优雅，浑身散发着书卷气的张老师。
朱媞与李正中结婚时的照片
历史就是这样善于遗忘，曾几何时，一位东北沦陷时期的著名女作家，竟不知不觉地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了，没有几个人寻找她或是想起她。时下的人们不仅不知道她就是朱媞，甚至许多人都不知道朱媞是谁。割裂着，断续着，湮灭着的历史，好像朱媞从未存在过一样。一个人，她生命中最美丽的时光不知何时竟似消散得无影无踪；一个作家，她丰饶的心魂竟可以沉默到杳无声息。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文化冷漠，是一件令这个历史文化名城，令这个城市里的文化人多少有些尴尬的事。
自从我知道张老师就是朱媞之后，我到李家不再单是与李正中先生品茶聊天，论书谈诗，而是将张老师也邀到客厅里，一同聊天。因为在我眼中，张老师已不再仅仅是张老师，她是朱媞，是拨开历史烟云，走出历史帷幕，踱步到现实台前的女作家朱媞。正是从那时候，我终于明白了这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为什么会有不同寻常的好风度与好气质了。
1946年与妻子朱媞在哈尔滨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门前
记得是夏日的一个午后，雨后天睛，如约与朱媞谈起当年的话题。谈她的作品，她的人生。她依旧是那样地泰然，那样地温婉，88岁的老太太依然有着灵动的眼神，说话简洁而准确，有如她的散文文本。那天她着一件深绿暗花丝绸上衣，三伏天里外面还罩上了一件薄薄的羊绒背心。碎花的米色八分裤，深红色的皮拖鞋，举手投足间都有着书房里熏染出来的娴雅。花白的头发蓬松着，微笑着的满脸都是秀丽的沧桑，仿佛前朝一幅尘封的浅绛仕女。她谈到过去，谈到朱媞，没有丝毫的激动，依然细语商量般地回答着我的提问。
那天谈话完了，她签名送我一本书，《长夜萤火》，是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梁山丁编的东北沦陷时期女作家小说选集。书中选了8位女作家的31篇作品，以生年先后排列，8位女作家是萧红、刘莉、梅娘、但娣、吴瑛、蓝苓、左蒂、朱媞。
二、从北京府右街到江城吉林
回到家中，晚上我在灯下读《长夜萤火》。朱媞的三篇作品曾在早年读过，此次重读，自有一番不同的感受，即是带着对作家的了解，对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了解，从而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朱媞祖籍河北宝坻县，1923年3月16日生于北京府右街光明胡同一个两进四合院里。从祖父那一代开始经商，到父亲时家庭已十分殷实。父亲张蔚然，做粮食生意；母亲李镜书，是辽宁北镇县人，家里开着一座纸坊。朱媞在北京四合院里生活了三年，三岁的她对那个院子已有了模糊的记忆。她说外院有好几棵大枣树，秋天里树下都会落一地的大红枣。1925年末朱媞随父母迁到黑龙江双城堡，1942年父母又从东北迁回北京，重回府右街的四合院。1957年，张家出让有着好几棵大枣树的四合院外院，来买这个院子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当红作家刘绍棠。
1985年作者与刘绍棠先生在京城府右街光明胡同
1987年9月，我采访刘绍棠先生，后来写了通讯《衣冠简朴古风存》，我在文章中曾写了这样一段话：“北京府右街光明胡同的一个小院，同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著名乡土文学作家刘绍棠就住在这里。小门隔绝了闹市的喧嚣。一座简朴的北京四合院。院中花草盈盈，馨香融溢，四株高大粗壮的枣树，仿佛给院里罩上了一把绿伞，平添了一派生机。正当一场晨雨过后，洗尽嚣嚣浮尘，草木翠色欲滴，小小四合院满目葱茏。京都腹地，难得有这样幽静雅致的院落。”据后来刘绍棠先生向我介绍，这所院子是他在1957年夏天用稿费买的，其中住房五间，厨房一间，厕所一间，柴房一间，院子里还有五棵枣树，五棵槐树，花了2000元。后来卖家又给了一幅古画，作价500元，总体花下来是2500元。张家在府右街的这所院子，也堪称人文宝地，前面出了女作家朱媞，后来住进了著名作家刘绍棠。如今，当年张家四合院的这所前院已成为刘绍棠故居，应当属于京城不可移动建筑了。
京城四合院留下了这样一个最后的线索，而走出京都的朱媞，脚步始终是行走在东北的土地上。
随着在官银号任职的父亲，朱媞在双城堡开始读小学。小学二年级时，又跟着父母到了吉林市。那时候父亲在吉林河南街开了一家鞋铺，名“三进东”。从此，朱媞在吉林生活了14年，在这里读完了小学和中学，在这里开始写作与恋爱。
1948年朱媞参加东北民主联军在松花江边雪爬犁上
1937年，14岁的朱媞考入吉林女子中学，当年的吉林女中是东北的名校，著名学者孙常叙就在这个学校任教。在朱媞之前，东北女作家中也有多人上过女子学校。正是这种女子学校，造就了一大批独立成长的女性和女性作家。如萧红毕业于东省特别区区立女中，梅娘留日前毕业于吉林省立女子高中，吴瑛毕业于吉林市女子中学，左蒂毕业于奉天省立第一女子初级中学，杨絮毕业于辽宁坤光女子高中，刘莉、蓝苓、但娣则毕业于黑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
朱媞入学时就知道，在东北文坛已经成名的梅娘、吴瑛、璇玲都是吉林女中的毕业生。朱媞在读书期间不仅是有名的美女，同时还是一位卓异的才女，她三年级时即开始写作散文，1941年从师范班毕业后又开始写小说。她的第一篇署名“朱媞”的文章曾以大篇幅并附编者按语发表在北平袁犀主编的《妇女画报》上。从此，直到1946年，她的作品不断见诸报刊。1945年，她出版了小说集《樱》。从此，她确立了在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史上的地位，朱媞的名字也成为后来学界追寻那一段文学史所必须要寻找研究的人物。
朱媞著小说集《樱》（国民图书社1945年版）
三、与丈夫李正中成为“东北四大知名夫妇作家”
我曾问过张老师，为什么要用“朱媞”作为笔名。那一刻，她用温柔而带笑意的目光注视着李正中先生，那是经过68年相濡以沫的夫妻间所特有的目光。很长时间她才转过头来对我说：“你问他吧！”
有谁说过，真正让人生命十分丰美的，往往竟是遗忘了的前尘影事。那是潜藏在心里深处的老根，忘了浇水也不会干枯。想来“朱媞”这个名字就是这样的吧。望着老伴的目光，李正中先生一边翻书一边也是微笑着，那会儿，他的心思大概完全没在书上，心神早已回溯到70年之前了。
朱媞认识李正中时，李正中在吉林一中读书，并已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还出版过旧体诗集，笔名韦长明、柯炬、李莫。他不仅文章写得好，书法也极为出众，第一次参加东北地区书法展就获得了银奖。后来考入长春政法大学，毕业后曾任长春地方法院法官、哈尔滨文学院教授，同时还兼任《东北文学》主编，在东北沦陷时期出版有小说集《笋》、诗集《七月》、《春天一株草》等。当时在吉林读书时，李正中的姑妈家 44 34651 44 15536 0 0 2395 0 0:00:14 0:00:06 0:00:08 3220住朱媞家的房子，他时常到姑妈家去，从而认识了朱媞。对文学的共同爱好，让他们二人亲密起来。
热恋中的一对才子才女，焕发着勃勃的创作激情。因为朱媞本名张杏娟，当时，李正中还为自己取了一个浪漫的笔名“杏郎”；与此同时，则为张杏娟起了“朱媞”的笔名。这个笔名可谓是李正中的挖空心思之作。“朱”的本义是“赤心木”，即树心为红色的树木。《说文解字》道：“朱，赤心木，松柏属。从木，一在其中。”他是寄望朱媞赤心为情，忠贞不二。“媞”的意思是美好安舒。《诗经·魏风》里有“好人媞媞”之句；晋傅玄《艳歌行·有女篇》中则说：“有女怀芬芳，媞媞步东厢。”唐人张九龄在《酬通事舍人寓直见示篇中兼起居陆舍人景献》诗中也有：“飞鸣复何远，相顾幸媞媞。”“媞”成了美好女子的代称，如郁达夫的夫人孙荃就小字“潜媞”，张学良的女友赵一荻亦名“赵媞”。所以李正中为他的恋人取名“朱媞”真是运足了才子之心智。当然，朱媞更没有辜负“杏郎”的美好憧憬与期望，以其一片芬芳之才情，创作出了一批“媞媞”之作。
朱媞与“杏郎”在1943年3月结婚，婚后她随丈夫到了长春，成为与吴郎和吴瑛、山丁和左蒂、柳龙光和梅娘并称的“东北四大知名夫妇作家”。1948年，朱媞在生了第一个女儿后也追随李正中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在松花江畔，她穿着棉军装，戴着大狗皮帽子照了一张相，英姿飒爽，一个标准的“女八路”。
在东北民主联军军校时的朱媞
从那时起，朱媞投笔从戎，放弃了坚持六年的文学创作，从哈尔滨军工学校到青年教导团，经过轰轰烈烈的辽沈战役之后，她又到沈阳东北军区政治部。直到新中国成立，展转多处，最终到辽宁省科学器材公司工作。“文革”期间，曾下放劳动到辽西的建昌县碱厂公社。1983年离体。60多年里，几乎再没有用过“朱媞”之名。直到今天，提起“朱媞”，她似乎自己都很陌生。六年的创作与60年的搁笔，如果朱媞不放弃，一直坚持下来，这60间，她本来可以有更多好作品问世的。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如果“朱媞”的名字真能用到现在，可能真实的朱媞早就不在人世了。曾有一位朋友这样对我说，不要乱采记忆的果实，以免弄伤满树的繁花。面对这位温婉慈祥，一身“媞媞”之风的知名作家，我真地找到了这句话的感觉。
四、作品曾多次遭日伪封杀
其实，我的这种感觉似乎多余。对于经历过东北沦陷时期的屈辱以及“文革”磨难的朱媞来说，更多的是有着一种波澜不惊，荣辱无畏的从容，触及怎样的历史，都不会伤及那满树的繁化。这一点不仅从她的经历中，更能从她的作品中体现出来。
20世纪60年代末下放时在建昌县农村与妻子朱媞过春节时合影
朱媞开始创作的1941年，正是中国抗战最为艰难之时。在严酷的形势下，许多作家不是选择离开东北，就是淡出创作。如知名的女作家中，萧红已于1942年初病逝，刘莉从上海到了延安，梅娘从日本留学后回到北京居住，但娣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因反满抗日而被捕入狱，吴瑛中止了小说创作在长春做编辑，蓝苓在哈尔滨做小学教师，左蒂在发表处女作《柳琦》之后离开东北。只有朱媞在东北坚持写作，且她的整个创作高峰期就是在抗战胜利前的最后五年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媞是东北沦陷期里最后成长起来的一位知名作家。在那样一个最黑暗最艰苦的时期里，在日本殖民者严厉控制的间隙，在作品不断被搞撤掉和撕页的情形下，表现良知的文学创作无异于自撞敌人的枪口。
创作环境的恶劣，也让作家的良知接受更严峻的考验。尤其是当父亲一家离开东北后，她自己也遭受两次职业挫折，这些让她感到伪满洲国日益严重的文化压迫和沦陷区人民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于是，对那个特殊年代悲惨现实的表现，则成为她写作的使命感。她的第一篇小说《小银子和她的家族》就是取材于一位现实女孩的真实遭遇：主人公小银子从小被养父强奸，后又被养母贩卖给她的“小叔”，最终不堪折磨而自杀。小说真实地反映了那个特定社会里人伦的堕落和女性所遭受的残酷迫害。所以当这篇小说在沦陷期里东北最具影响的杂志《新满洲》刊出时，样刊未通过日伪机关的审查，杂志社只好将这篇作品做撕页处理。同时朱媞的另一篇小说《渡渤海》也在《新满洲》上被勒令停发，杂志社没办法只好临时改为朱媞的另一篇《邻组小景》顶替。
“历史的真实是哺育我们民族最为可贵的乳汁。”这是那一代人的切肤之体认。朱媞老人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很少能理解我们那一代人的处境了。”是啊，关山漫漫，时序悠悠，国破家亡，山河沦陷，强力压顶之时她们以纤纤女性之躯，胸怀民族大义，不惧邪恶，坚守着做为一个中国人的道德和人格底线，以自己的笔抒写自己的良知，将那一段我们民族所承受的苦涩、难堪、头悬杀身之祸的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当是何等地难得。令人敬重，令人感佩！
晚年与妻子朱媞在英国牛津大学书展时合影
五、《樱》：东北沦陷时期最后一部文学作品
在整个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在当时所有女作家队伍里，朱媞的创作时间大约是最短的，算起来也只有从1941至1945的五六年时间。她是那个年代作家群里年龄最小的一个，同时又是最后的一个。她在东北沦陷区最为艰苦的时期里以女性所特有的隐忍，坚持自己的创作，用含蓄的笔墨记录醒着的灵魂，揭露和批判了那个畸形社会中对女人施加的种种压迫与摧残，勾画了男性中心社会昏昧腐败的众生之相，从而成为那个时代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缩影，也为我们今天对历史的认知提供了最鲜活的注释。
2011年夏天，朱媞在家中客厅
在得识朱媞之前，我曾于坊间旧书摊上淘得一本1945年版的《樱》。此书因存世较少，一直是新文学版本收藏者所热衷追捧的一种，极为难得。《樱》收入朱媞的8篇小说：《大黑龙江的忧郁》、《梦与青春》、《生命的喜悦》、《邻组小景》、《我和我底孩子们》、《远天的流星》、《小银子和他的家族》、《樱》。在自序中，朱媞这样写道：“我的写作态度，如前边所阐明的，我是始终在从事于自我的个性的发掘。我写它们的时候，闪动在我的眼前的只有我自己的繁盛的灵光。它使我的身外的事物都为此而黯淡，而失色。我写下了好多女人的苦闷与决意，就仿佛写下了我自己的苦闷与决意一样。”在那样一个时代，怀有这样的心扉，足以让我深深地礼敬。记得诺尔曼·史密斯在《大黑龙江的忧郁：朱媞作品中的女权主义》一文对此书评价说：“《樱》是伪满洲国出版的最后的中文文学书籍。《樱》折射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文化计划、中国五四思想的生命力和东北新女性反抗男权主义的能力。这些都与当时中国其他作家和积极分子的活动遥相呼应。”这倒是很中肯的分析。
《樱》当时由国民图书社在长春出版发行。我曾将淘到的《樱》拿给朱媞，请她在扉页上题几句话。她沉思了半天，这样写道：“重翻《樱》让我脸红心跳。笔下的人物多半苍白无力，原本应当还原他（她）们在苦难中不屈和抗争，但却只写出了敌伪统治下人民的迷惘、忧郁和愤慨。这就无怪给没有经历过黑暗时代的人留下了鄙夷的口实，而让冒着生命危险才留下这点点文字的人感到难堪。国卿先生正确评价并收藏它，非常谢谢。”这是我非常喜欢的扉页题记，短短的几句话，朴实而谦逊，还带有三分深刻，堪称题记中的经典。
作者于2011年夏采访朱媞
从1941年开始到如今，朱媞创作已经70年。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时日里，透过她温婉的笑容和飘霜的两鬓，我们依然能看到她当年的隐忍与淡定。我想起了作家陈放读过《长夜萤火》之后，在1987年第3期《追求》杂志上的一段话：“面对这些女性灵魂的自我发现：寻找、挣扎、困惑、抗争、呐喊，血一样的吻和冰一样的柔情……我们仿佛听到了九天玄女和女娲从另一个世界送来的歌声……”那一刻，我也有着同样的感受。
附记
2012年8月13日的上午，盛京医院的朋友打来电话，说朱媞于今晨逝世。虽然是预料中的事，但听到消息还是心往下沉。我给李老家中打电话，他还不知夫人去世，告诉我说：“我听不太清，李千到医院看他妈妈透析去了。中午回来给我做饭。”原来是家人还在瞒着老人。
我放下电话很有些伤感，担心93岁的老人，能否经得住夫人去世的打击。李千是李正中和朱媞的儿子，他这一年照顾父母，在家中与医院两头奔波，实在难得。我拨通了李千的电话。他说母亲临终时嘱咐，尽量不要告诉家里以外的人，免得麻烦大家。——多么好的一位老人，静悄悄地过了后半生，又这样静悄悄地走了。
三天后，在回龙岗殡仪馆送别朱媞。我事先和殡仪馆的主任马力先生介绍了朱媞的情况，他听后很重视，说一定要妥为安排。但李千说遵照妈妈的意见，不搞遗体告别等任何仪式，不要通知朋友和单位。所以那天在殡仪馆，除了朱媞的子女、孙辈数人，外来的只有我和丛军先生，还有马力先生。
一年后，我帮李正老和李千兄为朱媞在龙泉古园选择了一处依山傍湖的墓地，安葬那天，春草萋萋，槐花蔌蔌。朱媞墓碑是她《樱》那本书的封面，颜色也是淡淡的粉红。碑的背面刻有李正中老手书挽联：“朱玑百千篇，花落香犹在；琴瑟七十载，卿去仆何依。”
朱媞墓
如今，朱媞已去世四年，她的名字不再静悄悄，有关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研究的各种著作、文章都要提到她，陆续有许多学者到沈阳来，寻找她的足迹，研究她的创作。朱媞已成为后人研究一个时代所要考究和记住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