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山人书法的至高境界：简、圆
谈到八大山人的书法，自然是特指形成独特面目后的“八大体”。他的书法以独特而强烈的个性特征屹立在书法历史上，以至于独特到令人惊讶的程度。研究他的作品是很难寻找到他书法的来路的，其结构的奇崛，是受到了何种经典的启发而形成的？也很难寻到些微的来历。虽然有大量存世的作品，证明了他早期曾模仿唐朝欧阳询的楷书、宋朝黄庭坚和明朝董其昌的行书，虽然清代的邵长衡在《八大山人传》说：“山人工书法，行楷学大令、鲁公”，但我们仍然很难发觉这些作品与后来的“八大体”有任何蛛丝马迹的联系。
八大书法用笔，有两个极突出的特点，一个是“简”，一个是“圆”。
朱耷行书《临河序》水墨纸本
1697年 150×90.3cm
大凡好的书法作品，是要颇讲究用笔的巧的，突出表现是通过提按转折等技法，形成丰富的笔画姿态，用唐代孙过庭的话讲是“变起伏于峰杪，殊衄挫于毫芒”。比如我们看书圣王羲之的《远宦帖》，笔画姿态很讲究，变化诡异，不可捉摸；再比如唐代的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用笔简直如同“迷踪拳”，提按变化多端。以“尚法”的唐代楷书为例，写字时，一般规律是：下笔重，行笔提着走，收笔下按。无论是崇尚沉着的用笔风格，还是追求轻灵的用笔审美效果，总归要节奏鲜明、清晰，这样，才会使点画丰富多样。到了八大这里，一反常态，崭新的面貌出来了
他简化了用笔的动作，任由笔豪做平面的运动，提按微弱到了极其隐含的地步。
这的确让人很吃惊，因为人们追求的那些复杂而且高档次的用笔技术，八大弃之不用！这样的追求确是需要些魄力的，因为要冒着“单调”的风险。石涛和尚有两句诗称赞八大山人 “书法画法前人前”、“眼高百代古无比”，就用笔追求上说，八大应该当之无愧的，是去掉铅华返本真。
在追求提按动作的简练上，前人也是有的。比如唐代的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用笔也是很简练，也很含蓄，但仍可以感受到明显的提按动作，也没有像八大这样“简”。唐代怀素和尚的《自叙帖》，也这么操作，但不同的字还是有轻重对比的。八大有时通篇都是在一种轻重程度上行进，很多草书作品，几乎都是粗细变化很小的线。是否虞世南和怀素影响了八大，我们不得而知。“朴拙圆满，浑若天成”的弘一法师，也是用笔“简”到了极致，不知是否受了八大的影响。
八大山人用笔虽简练，但却是沉实的。我们看他的字，明显能够感受到笔与纸之间强劲的摩擦力，古人叫做“涩”，能否涩得住，很关键，这是形成沉实的主要缘由。启功先生说他“李泰和之机趣，时时流露”。（李泰和，指的是唐代的李邕，有《李思训碑》和《麓山寺碑》存世）八大的简，是沉实的简。敢于简，是勇气，更是实力。
八大山人朱耷手札欣赏
圆与方是对应的。八大早年的字是追求方劲的，像仿黄庭坚的《酒德颂》，起笔、折笔都很方。署八大山人款后，逐渐转到圆，用启功先生的话讲是“渐老渐圆”。
圆有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外形的圆。成熟的“八大体”，下笔处自然而落，不做着意的“切”的动作，下笔的力度与行笔的力度一样，没有什么变化，使得外形上没有形成重而且方的形态。
有人说八大是用秃笔写字，恐是主观臆测，未必合理。转折处，多做转，有时向右上很夸张地做圆转动作，这样，笔画的外形边缘多圆少方，形成了“圆”的效果。即使是方折，由于不着力，“方”的感觉得到弱化。八大在六十五岁以后，探索过一段时间篆书，有《石鼓篆文楷书册》存世，临写了大量的石鼓文，如果这样去理解，点画趋于圆劲，篆书起到了影响的作用，应该有些道理。另一个层面的圆是笔画的质感，但这很难形容和描述。我们看他的《河上花图卷》，荷叶的干是一种饱满圆润的感觉，圆就是这种感觉。八大曾有过“书法兼之画法”的观点。在《临李北海〈麓山寺碑〉题识》中这样说：“画法董北苑已，更临北海书一段于后，以示书法兼之画法”，八大是实践着这样的观点的，用笔圆的质感的形成，可见一斑。由于来源于画的启迪与借鉴，在点画质感上是独到的，也是难于达到的。
《河上花图卷》
用笔的浓厚特征，给学习他书法的人造成了很多的麻烦。首先是很难，如果学到保持着这些特征（这本身就很难），结局只能步其后尘。若有些微改变，便大相径庭，去之甚远，原有的成熟特征便遭到了破坏。即，难以融合，这个路子比较难走。更能展示八大魄力的，是结构的处理，可用“奇崛”二字注解。他常常把上下两部分做夸张的错落处理，以至于有些怪。比如七十岁书写的《行书禹王碑文卷》，“益”下面的“皿”向右错动很多，还没有发现有人如此大胆地处理，其他作品中类似的做法用的很多。
空间上，常做大面积的空白处理，《行书禹王碑文卷》中的“卿”左上密集，右下空旷。当然还有故意的倚侧处理等，在他的作品中比比皆是，让人“步步惊心”。
南京博物院藏 八大山人 《欧阳修昼锦堂记》大轴（纸本，纵167.5厘米，横85.5厘米）
南京博物院藏八大山人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行书《欧阳修昼锦堂记》大轴（纸本，纵167.5厘米，横85.5厘米），为八大七十所书，秃管中锋运笔粗细沉着而纯粹均匀，但细察发现精微墨色变化、行笔的轻缓很显然，线条匀整而富有韧性，毫无单调、刻板之感。中锋裹毫得心应手的挥运，结字高古甚至篆隶杂揉其中，这使其在独创性风格上并行不悖。秃管中锋运笔的推移使转似易实难，如其在处理弯折处的弧线。这正是孙过庭所谓的“元常不草，而使转纵横”，这便是八大山人楷法兼通草意的高妙所在，其结字是以草入行，大小、长扁、蓄放、挪让、对比明显，楷书可以有篆、隶笔意又兼具行、草笔意，而无伤其为楷书。圆笔、方笔并用，枯笔、湿笔并行，毫无摆布和执意夸张的痕迹，是八大山人创造的基本方式，同时又使书画的要素处于一个互相影响的关系中，再又其金文篆籀、篆刻等金石学学养胸襟更造就了其结字、用笔的高古气格与胸次，却如老纳参禅，或似太极图的拳术圆柔连贯，每一式都是绵绵不断。】
沈鹏先生有段对《昼锦堂记》笔淡很受用：八大在写字的时候是以草入行，虽然写的行书，却吸收了草书的意象，大小、长扁、紧松差别很大，对比明显；挪让也很讲究；两、三个字相连成为一个字群，就像音乐的四分单符、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合为一拍，很有节奏感。行书加入了草意，还有篆书、楷书的笔意。刘熙载说过“草书之笔画，要无一可以移入他书；而他书之笔意，草书却要无所不悟。”八大《昼锦堂记》是为一例。
“眼高百代古无比，书法画法前人前”是清“四僧”之一石涛对八大山人艺术的赞誉，评价之高，世所罕见。八大其人其书纵逸欹侧、丰神蕴籍、个性彰然、如歌如潮。像《图书山斗联》、《卢鸿诗册》、《至日章台街诗轴》《致方士琯手札》、《书白居易诗册》、《十开手札》等等不一，俱为冠盖千秋的法书。三百年后的今天，笔者仍套用石涛此评来概括八大山人，同样是那样的贴切精当、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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