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复帖》曾被他缝入衣被，片刻不离身~
为了躲避日本人对这件宝物的觊觎，
他携家人南逃，
《平复帖》被他缝入衣被，
片刻不离身~
年轻时的张伯驹及夫人潘素
张伯驹、潘素夫妇作画
张伯驹（1898—1982年），原名张家骐，字丛碧，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工诗词书画，对戏剧亦有研究，著有《丛碧词》、《红毹纪梦诗注》等书。1918年毕业于袁世凯混成模范团骑兵科，毕业后任安武军全军营务处提调、陕西督军公署参议，后任盐业银行董事、总稽核。抗日战争胜利后，历任华北文法学院教授、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平市美术分会理事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1962—1966年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1972年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1982年2月26日病逝于北京。张伯驹早年即喜收藏，所藏法书名画甚众，多为旷世绝品。新中国成立后，他将藏品捐献给国家，这些藏品大部分入藏故宫博物院。
如晋代陆机《平复帖》是我国传世文物中最早的一件名人手迹；隋代展子虔《游春图》为传世最早的一幅独立山水画。其余如唐代杜牧《张好好诗》、唐代李白《上阳台帖》、宋代黄庭坚《诸上座帖》、宋代赵佶《雪江归棹图》等，都是我国艺术史上的重要文物。这其中，陆机《平复帖》、唐代杜牧《张好好诗》、宋代范仲淹《道服赞》、宋代黄庭坚《诸上座帖》等8件古代法书精品是1956年由张伯驹、潘素夫妇捐赠国家的，国家文物局后调拨故宫博物院；隋·展子虔《游春图》、宋代赵佶《雪江归棹图》、明代唐寅《王蜀宫妓图》等是张伯驹让与国家，国家文物局收购后陆续调拨故宫博物院的；唐·李白《上阳台帖》则系张伯驹赠与毛泽东主席，1958年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办公室将其调拨故宫博物院。另外，故宫博物院还于1959年购买了张伯驹曾收藏的宋·赵孟坚《行书自书诗》。
唐 李白《上阳台帖》 故宫博物院馆藏
这其中，关于《平复帖》和《游春图》的收购，张伯驹最为庆幸与得意。《平复帖》入手后，遂把自己的书房唤做“平复堂”；而得到《游春图》后，自己便号为“游春主人”。当然，为此也留下了惊心动魄的故事。
三购《平复帖》
《平复帖》是20世纪30年代张伯驹参观湖北赈灾书画展览会时遇到的，这件作品长不足一尺，只有9行草书，古朴之貌，实为传世书法所未有。前有白绢墨笔题签，笔法风格与《万岁通天帖》中每家帖前小字标题相似，显然这是唐人所题。唐人题签旁边又有宋徽宗用泥金所书的瘦金体题签，下押双龙小玺。另外画面上有“宣和”、“政和”等历代的收藏印记。
西晋 陆机《平复帖》 故宫博物院馆藏
张伯驹可谓一见倾心，然后便托古董商人韩某向《平复帖》的主人末代王孙溥儒询问转让价格。得到的回复是，溥心畬开价银元20万。当时张伯驹没有那么多钱，只好作罢。但是心有不甘。想想在这之前，溥心畬所藏的唐人韩幹画作《照夜白图》被日本人买走，而后又转手卖给了英国古董商人戴维德，自此流失海外（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又被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购得）。
东晋 王羲之 《姨母帖》辽宁省博物馆藏（《万岁通天帖》卷首）
后来，叶恭绰举办“上海文献展览会”，张大千、张伯驹都出席参加。此时张伯驹又请张大千向溥心畬说合，愿以六万大洋求购。但溥心畬的回复依然是要价20万，又作罢。
1937年腊月，溥心畬母亲去世。当张伯驹得知溥心畬为母治丧急需用钱的消息后，便拜托傅增湘促成收购《平复帖》的事情。张伯驹也不想乘人之危，就表示“溥先生急用钱，我可帮助一万元，《平复帖》权当抵押之物”。没想到，溥心畬的意思是不用抵押了，直接要价四万大洋。如此三次求购，《平复帖》终于到了张伯驹手中。
《平复帖》唐人题签与宋徽宗泥金题签
而后，为了躲避日本人对这件宝物的觊觎，他携家人南逃，《平复帖》被他缝入衣被，片刻不离身。到了上海，他仍因为自己的收藏遭到绑架，但他宁被“撕票”，也不交出国宝，僵持近8个月，夫人四处筹措了20根金条，才把他赎回来。
在捐献《平复帖》二十二年后，张伯驹在《陆士衡平复帖》一文中写到，“在昔欲阻《照夜白》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大事。而沅叔先生（傅增湘）之功，则更为不可泯没者也。”
卖房产，留住《游春图》
如果说《平复帖》的收得是终了张伯驹一个宿愿，那么购藏《游春图》则是他最为振奋的事情。
隋代 展子虔《游春图》 故宫博物院馆藏
《游春图》为隋代大画家展子虔所绘，画面题签为宋徽宗所书。因此，自宣和以迄元明清，流传有绪。又证以敦煌石室，六朝壁画山水，与此卷画法相同。此画民国初为北京古董商人马霁川所得。张伯驹得知后，立刻前往探询。不料，马霁川要价八百两黄金。对于这样珍贵的文物，张伯驹认为不宜私人收藏，更不能使其流失海外，应归故宫博物院。于是找到当时留守北京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表示故宫应该将此画买下。而得到马衡的回复是“故宫博物院经费困难，难以周转。”无奈之下，张伯驹自己去找马霁川，向他讲了此卷流传历史及其重要价值，并警告：“此卷不能出境，以免流失海外。”马霁川此时并不一定听张伯驹的，但也心存顾虑，不敢轻易让出此卷。后经张伯驹的好友墨宝斋主人马宝山出面洽商，最终以二百两黄金谈定。
但1945年的张伯驹屡收宋元巨迹，手头拮据，哪里还有这二百两黄金。情急之下，只好忍痛将弓弦胡同原购李莲英的一处占地十三亩的房院出售，凑足二百二十两黄金。为什么是二百二十两？是因为在交易过程中，马霁川借口黄金成色不对，又追加二十两黄金。但金额依然不够。最后，画卷还是归张伯驹所有，剩下的金额分期再付。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也没有再支付。
1952年，张伯驹将展子虔的《游春图》以购买时之原价让与了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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