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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至中共九大期间的“接班人”问题

2017-05-06 新火眼金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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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在外地作过一次谈话。毛泽东说:“譬如抗美援朝,我们出动100万军队,那时林彪同志有病,我犯了一个错误,没有用邓小平同志去指挥,他是一个懂军事的,你看他人这么小,可是打南京是他统帅的。打南京是两个野战军,差不多100万军队。打上海、打浙江、打杭州、打江西、打福建,然后他们第二野战军向西占领四川、云南、贵州。这三个省差不多有一亿人口。”毛泽东在谈话中还赞扬了林彪。本文摘自2002年第5期《党史博览》,作者刘志男,原题为《建国后至中共九大期间的“接班人”问题》。


1960年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与邓小平在休息室交谈


“接班人”问题的提出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大会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13名,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主席。同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为了防备蒋介石的阴谋,中共中央决定:谈判期间,刘少奇代理毛泽东的中共中央主席职务。1949年10月,中国革命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在建设新中国的同时,如何保证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这是一个既现实又长远的问题。与此相关,建设时期解决“接班人”的问题,被适时地提上了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


1956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时说:“中央准备设4位副主席,就是刘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Z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党章上现在准备修改,叫作‘设副主席若干人’。首先倡议设4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4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Z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么,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防那一手。同时,多几个人,工作上也有好处。设总Z书记完全必要。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请同志们酝酿酝酿,看这样是否妥当。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多几个人,大家都负一点责任。”


七中全会是为召开党的八大做准备工作的,毛泽东的谈话表明了选举几位副主席和总Z书记的人事安排,是为了要在党内建立“防风林”,目的是避免苏联曾经出现的因为领导人变换而影响事业发展的问题。虽然此时未用“接班人”的概念,但预防“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的情况出现,是毛泽东谈话的主要思想。


1956年9月15日,中央八大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会见了参加大会的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直接或间接地又谈到了人事安排的问题。他表示:“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党的代表大会,我就是‘跑龙套’的,而唱戏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他还说:“我本想辞掉主席的事务,想干个名誉主席。这次党章草案中有一条,必要时可以设名誉主席。我这是准备后事。现在同志们都不赞成我下台,我说,拖几年也可以。所以,设了4个副主席。现在还是逃不脱。我的方针是两个主席都辞掉。”


毛泽东向外宾公开表态,八大正式选举几位中央副主席、中央总Z书记领导职务的确立等一系列措施和安排,表明中央中央、毛泽东已经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解决“接班人”问题了。有了党的主席、副主席、总Z书记,“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这既是解决“接班人”问题的指导思想,又是一个重要的组织措施。同时,不仅党内领导核心形成了“防风林”,就在“防风林”之内还产生了一个更小的区域,即“唱戏”的人选,“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进一步划分出来的“唱戏”人选,显然与“接班人”的培养更具直接的关系。


1957年11月,八大召开后仅仅一年,毛泽东出访苏联。访苏期间,毛泽东与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进行过一次谈话,说到了他不当主席的问题。据当时担任翻译的李越然回忆:“赫鲁晓夫就问他:谁来接班呢?有这样的人吗?有!主席讲得很清楚。有!我们党内有好几位同志完全可以,都不比我差。接着就一个一个地点名,说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邓小平。谈到邓小平的时候,毛主席讲,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一个领导人才。”毛泽东主动向另一个共产党大国的领导人发表如此重要的谈话,绝不可能是漫无目的地随意交谈,它表明了中共党内已经进一步明确了接班人,并且在刘少奇第一、邓小平第二这一接班人顺序的重要问题上取得了共识。


1958年5月,中共召开八届五中全会,林彪当选为中央副主席。1959年9月,林彪接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部长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显然,林彪进入了“防风林”。


1961年9月,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21日,参加接待工作的熊向晖向周恩来汇报了蒙哥马利“似乎想探询毛主席的继承人是谁”的问题。熊向晖报告:蒙哥马利“同我闲谈时说,中国古代的帝王很聪明,在位的时候就确定了继承人,虽然有的不成功,但多数是成功的,这就可以保持稳定。以前英国常为争夺王位而打仗,后来平静了,因为有了王位继承法,也许是从中国学来的。现在许多国家的政治领袖不像中国古代帝王那样聪明,没有远见,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权威确定自己的继承人,这是不幸的”。22日,毛泽东在武汉听取熊向晖关于蒙哥马利访华情况的汇报,熊向晖还讲了向周恩来汇报过的情况。毛泽东指出:共产党没有王位继承法,但也并非不如中国古代皇帝那样聪明。斯大林是立了继承人的,就是马林科夫。不过呢,他立得太晚了。蒙哥马利讲的也有点道理,斯大林生前没有公开宣布他的继承人是马林科夫,也没有写遗嘱。马林科夫是个秀才,水平不高。1953年斯大林呜呼哀哉,秀才顶不住,于是乎只好来个“三驾马车”。其实,不是“三驾马车”,是“三马驾车”。三匹马驾一辆车,又没有人拉缰绳,不乱才怪。


毛泽东还指出:我们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到这个问题,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当时延安是穷山沟,洋人的鼻子嗅不到。1956年开八大,那是大张旗鼓开的,请了民主党派,还请了那么多洋人参加。从头到尾,完全公开,毫无秘密。八大通过的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美国总统出缺,副总统当总统。我们的副主席有5人,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须战略观察!


23日,毛泽东在武汉会见了蒙哥马利。蒙哥马利在谈话中没有提及“接班人”的问题。


24日,毛泽东改变原定的计划,再次会见蒙哥马利。在这次谈话中,蒙哥马利向毛泽东提出了“你的继承人是谁”的问题。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哥马利继续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泽东回答:“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


毛泽东上述几次的谈话,涉及到了“接班人”的问题。首先,指出了中共最早解决“接班人”的问题是在延安,“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其次,明确了在5位副主席中,第一副主席刘少奇是他的后人;最后,回避了刘少奇之后是谁的问题。


毛毛在邓小平生前出版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指出:“到了60年代初期,他(指邓小平——作者注)和刘少奇被毛泽东内定为共同担负一线领导工作的接班人。”这一非同一般意义上的工作和从事安排,表现出了刘少奇、邓小平与领袖的独特关系以及他们在党内实际工作中不同于其他领导人的政治地位,这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谈话中明确谈到的接班人人选有着内在的联系。同时,“共同担负一线领导工作”的安排,绝不会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意见,它必定是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


“接班人”人选的变幻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召开,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对近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缷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会议期间,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也发了言,邓小平主要讲了党的问题,林彪讲了党的工作和军事工作。邓小平、林彪的谈话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他在邓小平的讲话稿上批示:“邓小平同志:全文看过,很好。”他在林彪的讲话稿上批示:“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显然,对于邓小平、林彪两人的讲话,毛泽东更满意的还是林彪的讲话。


1962年,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发表了9篇重要文章,着重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雾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至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在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将斗争的矛头错误地指向了刘少奇。1970年12月,在回答斯诺关于“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的问题时,毛泽东说:“那就早啰。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行间距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


1964年6月,毛泽东作出了“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五条标准”的重要谈话,“五条标准”中的一条就是:“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虽然谈话的内容是指广义上的“接班人”培养问题,但其理论内涵当然包括领袖与接班人的关系。


1965年秋,周恩来曾与王稼祥进行过一次重要的谈话。王稼祥后来说:“那次周总理和我谈话,是毛主席委托他来和我打招呼的。他肯定了我对革命有贡献,有功劳,还谈了我党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路线斗争。这事,周总理谦虚地说,你比我更早地站到毛主席一边,与王明等人作斗争。又告诉我,近期人事变动很大,党中央主席的接班人,或者是林彪,或者是邓小平。我说,你老兄也是一个。他笑着说,自己只能当一个‘跑龙套’的演员,不能掌舵。”


1966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我历来主张,中央不对时,地方攻中央。去年九月工作会议,专门讲了这个问题,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此后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并经他多次亲笔修改的《五一六通知》。在毛泽东的修改中,有一段文字突出地表达了他对“接班人”的看法,毛泽东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5月5日,就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在外地作过一次谈话。毛泽东说:“譬如抗美援朝,我们出动100万军队,那时林彪同志有病,我犯了一个错误,没有用邓小平同志去指挥,他是一个懂军事的,你看他人这么小,可是打南京是他统帅的。打南京是两个野战军,差不多100万军队。打上海、打浙江、打杭州、打江西、打福建,然后他们第二野战军向西占领四川、云南、贵州。这三个省差不多有一亿人口。”毛泽东在谈话中还赞扬了林彪。


将“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与肯定邓小平的谈话相比较,前者说明毛泽东与接班人之间的斗争,无论斗争性质或斗争形式,都将尖锐复杂;后者则表现出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之际,显然无意全面否定邓小平,恰恰相反,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军事统率才能是赞许有加的。


从50年代中期毛泽东明确接班人“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邓小平”,到60年代中期“近期人事变动很大,党中央主席的接班人,或者是林彪,或者是邓小平”,表明了历史上曾经形成的接班人的人选出现了变化,但这种变化并非是接班人全部、整体的改变,而只是部分、局部的人员调整。在毛泽东决议改换接班人之际,可以设想或推测出毛泽东对新的接班人人选,已经胸有成竹,但毛泽东毕竟没有公开表态,公开明确。


在“接班人”的问题出现极为复杂和微妙的情况下,林彪于5月1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林彪说:“本来是常委其他同志先讲好,常委同志们让我先讲,现在我讲一点。”据罗瑞卿回忆,“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曾要他向林彪传达:“‘要好好保养,要保养得你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做完个钟头的报告。’毛泽东对林彪期望之殷切,溢于言表。”指出林彪这一讲话与毛泽东的联系,只能说明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并不能表现全部的历史风貌,也许“常委同志们让我先讲”这一开场白本身就包含有丰富的内容,值得我们去仔细挖掘。鉴于《五一六通知》实际已公开了毛泽东对“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的怀疑,林彪指出:“毛泽东活到哪一天,90岁、100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还指出:“很多党内的坏家伙,他们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们是反党分子。陆定一控制的中宣部就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诬蔑这是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林彪还说:“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是永放光辉的。解放军把毛主席著作作为全军干部战士的课本,不是我高明,而是必须这样做。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军、全党,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林彪的讲话,还突出地强调了“政变”的问题。


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至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前,毛泽东在6月和7月分别对“接班人”的问题发表过两次重要的意见:一次是会见外宾时的谈话,一次是与江青的通信。


6月10日,毛泽东会见越南胡志明主席。他说:我们都是70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他还说:我劝你,你们的人不都是忠诚于你的。忠诚的可能是大多数,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头上叫你“万岁”,实际上是希望你早死。他叫你“万岁”时,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这是很自然的规律。


7月8日,毛泽东致信江青。他在信中说:“我的朋友(指林彪)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好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


8月1日至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举行。会议期间,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中央内部已经形成了一个“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白色恐怖”、“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司令部”。会议印发了5月18日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全会结束前夕,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当选常委。


全会并未重选中央副主席,但林彪副主席的职务会后被提及,而经八大选举产生的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职务会后不再提及。全会还发表了《会议公报》,《公报》突出阶级斗争,突出“三面红旗”,突出毛泽东和林彪,用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3个状语,给 “毛泽东思想”下了新定义,肯定了林彪提出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三十字方针”。显然,毛泽东确认了林彪领先于其他政治局常委的政治地位,全会采取的组织措施保证了这一政治局面的合法性。


8月18日,毛泽东等接见百万红卫兵及群众。第二天,《人民日报》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创举,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和林彪、周恩来等同志接见了学生代表并检阅了文化革命大军的流行》为题,对此进行了报道。报道在提到林彪时说:“上午七时半,庆祝大会开始。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毛主席和林彪等同志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和林彪同志肩并肩地站在天安门上。”报道在提到刘少奇和邓小平时说:“参加群众大会的等方面的负责人还有:陶铸、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人民日报》还配发了两张接见群众时的照片,一张是毛泽东在天安门上的单独照片,另一张是毛泽东和林彪在接见时鼓掌时的照片。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人事安排及会后林彪陪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举动,向全世界公开了毛泽东对接班人人选的态度。事实上,林彪“已处于”毛泽东接班人的地位。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决定由林彪主持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原定继续批判刘少奇,但林彪、江青等人认为,刘少奇实际上已被打倒,目前的主要危险和最大障碍是邓小平,于是将会议批判的矛头指向邓小平。他们不但刻意组织人员批邓,林彪还亲自出马,将邓的问题说成是敌我矛盾。”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毛毛还透露了一个重要的史实:“‘文革’初期,在毛泽东决定确立林彪为接班人的时候,他还想彻底去掉邓小平,他曾希望继续用邓,并希望邓能配合他在人事上的新选择。为此,毛泽东曾找邓谈了一次话。父亲后来回忆:‘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找我谈话,要我跟林彪搞好关系,我答应了。但与林彪谈了一次就谈崩了。”


“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后,毛泽东先是肯定邓小平“是一个懂军事的”,后又要邓“跟林彪搞好关系”;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在政治局常委中的位置非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一位;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召开政治局常委的扩大会议,也只是“继续批判刘少奇”,这些情况说明了毛泽东是要向党内高级干部暗示,他对邓小平的政治前途是有着一定的认识和某种安排的。


发动“文化大革命”,改变接班人的人选,是毛泽东深思熟虑的结果。“要我跟林彪搞好关系”,既表明林彪已实际处于“第一”接班人的位置,又展现出一个邓小平、林彪“搞好关系”的共处局面。毛泽东的谈话表达了他对未来政治格局的设想。“我答应了”,表示邓小平充分理解、领会了毛泽东的政治思维。毛泽东、邓小平两人的交流和默契,蕴含着重要的历史内涵,即在未来最重要的人事安排上,他们存有共同点,这种共同点决定着邓小平仍将担负重要的历史角色。否则,就不会涉及、更不会产生“跟林彪搞好关系”的问题。但确立林彪的长远设想,它需要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给予组织安排和组织保障,八届十一中全会对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选举,恰恰是毛泽东实现组织保证的重要步骤。但林彪“将邓的问题说成是敌我矛盾”,林彪、邓小平的交流“谈崩了”,则表现出林彪有他自己的主见,,毛泽东和林彪在此问题上并不一致。


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取消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云、贺龙出席政治局会议的资格。这样重要的决定,不经毛泽东的批准是不可想象的。就在决定后的第六天,1月17日,毛泽东还在一次谈话中提到刘少奇和邓小平,他表示:下次代表大会,他(指王明)恐怕选不上了。刘、邓是不是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党内总有左、中、右,那么干净就不大好。


1967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同王力进行过一次涉及“接班人”问题的重要讲话。毛泽东:“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出来。邓至少是常委。”


确立林彪为新的“接班人”,但邓小平从未游离出毛泽东的视线


“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年后,接班人的人选终于在1967年9月明确了。9月24日,毛泽东在谈到召开九大问题时说:接班人当然是林。这是毛泽东的重要表态,它肯定了林彪的一个新“身份”。


11月21日,周恩来等将《中央关于征询对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报送毛泽东。《通报》第二页第三段的全文是:“许多同志建议,‘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中,进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林彪看过这个《通报》,他表示“把第二页第三段全文删去,或者改写得轻淡一些为好。”毛泽东删掉了“‘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一句中的“和好学生”4个字,并且在林彪办公室整理的林彪关于《通报》意见的电话记录稿上批示:“删去不好,也不必改写。”以中央的名义确认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并写入九大报告和决议是《通报》最为重要的内容,毛泽东通过此举再次明确了他对林彪接班的态度。


《通报》于27日下发后,1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海军党委作出坚决贯彻林彪副主席伟大题词的决定,以林副主席为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道。报道说:“林副主席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最好的接班人。”这是《人民日报》首次发表林彪是“接班人”的报道。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十二届全会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刘少奇专案的审查报告,并讨论了九大的筹备工作。


毛泽东在开幕式和闭幕式上分别发表讲话,讲话均提到了邓小平。毛泽东在开幕式上指出:邓小平这个人,我总是替他说一点话,就是鉴于他在抗日战争跟解放战争中间都是打了敌人的,又没有查出他的别的历史问题来,什么叛变哪、自首呀,这些问题。他的意思要求保留党籍,不要开除党籍,最好嘛,还能够做点工作。一讲到做工作,许多同志都摇头。我说,现在很大的工作也难做,叫他做点室内的整理材料,这样的工作,总是可以嘛。在闭幕会上,毛泽东说: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这个人嘛,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些区别的。要开除一个人很容易呀,只要我们举手,那还不开除了。我看还是慎重一点。横直将来你们要开除也可以嘛!哪一天把他开除就行了嘛!我这个人的思想恐怕有点保守,不合他们的品味,替邓小平讲几 句好话。


在正式的中央全会上,毛泽东发表有关邓小平的言论以及不同意“大家要开除他”的意见,即使不能说是在反潮流,至少也可以称之为“独树一帜”了。


1969年4月1至24日,中共九大举行。


九大选举前夕,毛泽东谈过邓小平的问题,他意在言外地表示:邓小平与刘少奇要有区别,邓小平“也有些好事,如‘二十大’他不同意,也未查出叛徒。有人说打仗也不怎么样,总打过些仗,苏区邓、毛、谢、古,王明是反对的”。


虽然短短不到50字,但涉及的问题上,与他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是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那么,在九大上的讲话,至少表明在反对王明和与苏共的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这两点上,毛泽东、邓小平是一致的。尤其是后者,即能够在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上一致,这是毛泽东当时最为关注的问题,也是毛泽东判断成熟领导人的重要标准。


假使我们将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对邓小平来信的批语比较一下,会发现毛泽东的基本观点并没有变化。邓小平在批示之后被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那么,此时此刻,毛泽东又作出了如此重要的谈话,很难想象他会是无的放矢的。


1969年4月29日,中共九大闭幕。会议选举了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中央候补委员。邓小平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九大通过了新党章,党章删掉了八大党章中有关设立名誉主席的条款,同时增加了有关林彪的内容,党章说:“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4月28日,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举行,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林彪当选为副主席,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九大只设一位副主席的安排也许考虑了林彪曾经提出的建议,也许还有其他的原因。但不管出于何种考虑,与八大设立4位副主席和总Z书记、在党内建立几道“防风林”的措施大相径庭。接班人的选择是毛泽东从国际、国内的客观情况出发,对中共领导核心中能够领导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人选反复思索的结果,是让毛泽东费尽心血的问题。在美国发动越南战争以及苏联对中国的政治、军事压力下,中国未来的领导人既要具备“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从而掌握、领导打“文仗”的素质;又要有指挥“武仗”,统率千军万马进行辽沈、淮海、平津战役的才华,不能像苏联那样,立了个秀才接班人,“秀才顶不住”。毛泽东曾经设想,并且为之努力的林彪、邓小平共处的格局,体现了他对国家安危的深刻认识,但这一事关全局的战略措施没能实现。


在接班人的选择上,毛泽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对林彪瞩目并最后将其确立为接班人,但从未放松过对他所起作用的“一些提法不妥当”的注意。他抓住这一问题,毫不妥协。


1966年7月25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上批示:“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1967年1月,毛泽东在谈话中说:现在许多人都喊“万岁”,我就不相信。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2月3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他说: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样搞。7月,毛泽东在上海再次批评林彪提出“四个伟大”的头衔等问题,并说:“我只是一个小学教员嘛,就是一个普通教员,多好。有什么办法,他们就是到处搞这一套。”


……


对于邓小平,毛泽东认为“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在批判所谓严重错误的同时,毛泽东并不排斥邓小平。毛泽东与邓小平并非毫无共同的政治基础。相反,在政治、军事、思想等领域内,甚至在历史上所谓犯错误的渊源上,毛泽东与邓小平都存在着牢固的联系。这种牢固的联系,使得在被称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两次重要的中央会议上,邓小平在常委中的地位并未下降或者动摇;就在邓小平出席中央工作会议并在会上作出检讨时,毛泽东作出了“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的表示;就在戚本禹发表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将邓小平指责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对其批判时,毛泽东向邓小平表示: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毛泽东还与邓小平谈话。而“对邓小平的监管,毛泽东只让他所信任的汪东兴来管,从来没有让林彪和中央文革插手”。邓小平非常理解毛泽东。他曾经指出: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干部都整倒。“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毛毛在她的书中说:“把刘、邓拆开来,话只是一句,但含义很深。明面上,是对刘、邓个人生死前途的决定,而在深层次上,涉及的问题则是既多又复杂。”


从毛泽东解决“接班人”问题的全过程来看,建国以后,接班人的人选就是刘少奇、邓小平,而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接班人的人选是林彪、邓小平。从这时开始,邓小平就被毛泽东从根本上区别出来了。“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要邓小平“跟林彪搞好关系”,是要林彪、邓小平共处最为重要的标志,也体现了毛泽东在解决“接班人”问题上的既定方针,“邓至少是常委”以及要邓“当中央委员,进政治局”,都可以说明毛泽东在组织措施上为了要实现他的既定方针所进行的不懈努力,毛泽东从未让邓小平游离出他的视线。


九大时,毛泽东对接班人格局的设想没能实现,这也许成了历史的遗憾,但毛泽东关于“接班人“问题的思考与行动绝不会因此而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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