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如何损害所有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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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理查德·威尔金森

来源：作者著《公平之怒》

编者按：社会平等是人类文明史上无法消失的议题。十九大报告中明确写道：“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理解矛盾的危害便往往不能推进我们的行动；若要读懂“不平衡不充分”的危害，那么，《公平之怒》实在来得及时。

理查德·威尔金森的《公平之怒》一书英文版在英国刚刚出版时，便成为全社会的关注焦点。社会各界人士都能通过这部精心之作重新认识自我的焦虑和疾病。

10月25日，十九大闭幕的第二天，远在英国伦敦的威尔金森先生特意致信中国读者，进一步阐明他在《公平之怒》中的观点，同时增加了最新的研究成果，极为优雅地告知中国读者：社会不平等所带来种种危害，令人触目惊心。这本书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

作者理查德·威尔金森曾在伦敦经济学院研究经济史，后修流行病学，现为诺丁汉大学医学院退休教授、伦敦大学学院荣誉教授及约克大学客座教授。

不平等如何损害每个人？

——致中国读者

一直以来都有人坚信，不平等会造成一个不和、腐坏的社会。如今，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不同社会的收入不均衡程度，分析不平等所造成的影响。为何最富裕的社会仍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所累？新的证据表明，过大的贫富差距是最重要的解答。

当我们衡量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时，以下几点总是会被当作重要的参考指标：平均预期寿命、少儿数学和读写成绩、社会信任度、婴儿死亡率、社会流动性、凶杀案、入狱监禁、未成年少女怀孕、肥胖率和含吸毒和酗酒在内的精神问题等。图1表明，越是不平等的国家（例如美国、葡萄牙和英国）受到的健康与社会问题困扰就越严重；而更平等的国家，像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日本，在结果上看都要表现得更好。

从图2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给出的儿童福祉指数来看，更不平等的社会中，儿童福祉水平同样更低。造成这个结论的原因颇多，例如：出生体重是否偏低、免疫能力、儿童毒品和酒精使用情况和校园暴力的发生频率。

资料来源：凯特·皮克特和理查德·威尔金森在《儿科》（Pediatrics）杂志2015年135 (1)： S39-S47的论文

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无数的健康和社会问题都在贫富收入差距更大的社会中表现得更为严重。对于这一点，很多人都表示非常惊讶。但我们确实发现，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最富有的发达国家，也存在于美国的50个州。无论国家之间还是州之间，收入差距更小的社会总是表现得更好。

统计学数据表明，这些关联并非可忽略的偶然情况。我们的第一项研究结果于20世纪70年代发表，证明了在更不平等的社会中人们的健康状况更差、暴力行为更加普遍。自那时起，大量的事实证据不断积累，现在已有300或400项相关研究在同领域学术期刊中发表。

健康与社会问题的普遍情况，在较平等与较不平等的社会中差异巨大。我们发现在较不平等的社会中，精神疾病发病率、婴儿死亡率和肥胖率都高达较平等社会的两倍；再看监禁率和少女怀孕率，我们会发现这些指标都近十倍地高于较平等的社会。一项关于美国50个州和加拿大10个省份的研究表明，在更不平等的州和省份中，凶杀案发生率也十倍地增高。在我们收集数据的发达国家中，从本世纪最初的这些年看来，美国、葡萄牙和英国是最不平等的，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日本是最平等的。

这些国家差异如此之大的原因是，不平等不仅仅影响了穷人。在比较了社会不同阶层后，我们发现，虽然受不平等影响最大的是社会底层，但收入高、教育程度高、工作好的富裕阶层也会受到影响，尽管影响相对而言比较小。这就意味着，在更不平等的社会中，即使身处社会阶梯上层的相当富有的人，相较更平等社会中同阶级的人们而言，会面临更多健康状况不佳、较少融入社区生活，更高的肥胖率和受到暴力侵害的可能性。同样，他们的孩子也更有可能在校表现不佳，更有可能使用毒品，更有可能成为未成年父母。

这些健康与社会问题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在社会阶层较低的人们身上更频繁地发生。像是健康状况差、孩子学业不佳或是暴力行为都更常发生在最贫穷的地区，而这些反映着 “社会梯度”的问题都在更不平等的社会之中更为常见。或许不平等带来的影响该是意料之中的，因为研究告诉我们的情况简单明了：我们所知的此类问题与各个社会的社会地位相关联。当越来越大的收入差异使得社会地位差异更大且更为严重，上述所说的各种社会问题也会越来越糟。真正令人的惊讶的是，并不只有穷人受此影响。

相对收入

人们常常认为，不平等是通过直接影响穷人的物质生活（例如不良的饮食、空气污染、过度拥挤的居住条件或是糟糕的工作环境）传播的。虽然这些条件很重要，但有一个常常被忽视的重要因素，那就是低社会地位本身。处在社会底层并非是简单的物质生活水平问题。数据显示，与别人相比，你的收入在何种水平，社会地位的高低，都很重要。

大量证据使这个结论更为清晰。且以这个似是而非的论点为例：虽然经济增长对于贫穷国家来说仍很重要，但是在最富有的20或30个国家当中，在健康或其它指标上表现更好的，往往是那些相对不那么富裕的国家，而不是最富裕的国家。

在并非最富裕的国家，比如希腊，人们的预期寿命要高于美国。在特定的社会中，预期寿命和社会问题也与收入紧密关联，因此最穷的人总是寿命更短，且承受着更重的生存压力。为什么说在富裕社会中的收入很重要，但在富裕社会之间的收入差距并不重要呢？答案是，在特定社会中，我们关注的是相对收入或相对社会地位的影响，即我们在社会中与他人的关系如何。

因此，美国除了作为最富裕的国家之外，也有着最高的凶杀率、少女怀孕率、肥胖率、监禁率，在世界预期寿命排名中仅占第28位。这些严重的结果都是因为，美国有着最高的收入差异。与此相反，像日本、瑞典或挪威等国家，虽然不如美国富裕，但更小的收入差距使它们在这些维度上表现得更好。2006年，一项关于中国不同省份之间收入不均和健康状况的分析研究发现，更不平等的省份，人民健康程度更差，而这一结果却并不受人们的家庭收入或各省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影响。

社会地位

对猴子的研究表明，低社会地位是压力的一个重要来源。这项实验排除了物质因素的影响，给猴群中高社会地位和低社会地位的个体分发相同的食物，或是把动物从一个群体移动到另一个群体来操控其社会地位。研究结果表明，地位较低导致更高水平的压力荷尔蒙分泌。地位低的猴子也更易发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和肥胖症，同时也表现出更多的抑郁迹象。

大量被称为“抱有成见的” 的心理学研究表明，即使一个微妙的信号提示你属于社会下层，都会影响你的认知表现。最近的一项研究调查了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乌干达、韩国、英国和挪威等国家中穷人的生存体验。在这些国家，“贫穷”的含义完全不同。在印度，贫穷可能意味着住在一间没有地板的棚屋里，没有供水和卫生设施；而在挪威，它可能意味着居住在一个有中央供暖和纯平电视的三居室里。尽管有这些差异存在，贫穷的生存体验却非常相似。研究者们总结他们的研究结果如下：

受访者普遍鄙视贫穷，也经常鄙视贫穷的自己。父母经常被孩子鄙视，女人鄙视他们的伴侣，一些男人在伴侣和孩子身上发泄他们的自我厌恶。尽管受访者普遍认为他们已经在尽力克服困难，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认为自己因贫穷而失败，其他人也把他们看作失败者。这种内心的耻辱在家庭、工作场所和与官方打交道时被进一步外化加深。甚至连儿童也不能逃脱这种羞辱。巴基斯坦可能除外，在那里，学校是一个社会分层的引擎，一个羞辱那些没有财产以保证社会认同的人的地方。

没有父母能够摆脱无法养育孩子的耻辱，即使孩子们已经不需要父母提供物质上的帮助了——后者本身即是进一步的羞耻感的来源。

对于男人来说，依靠他人或社会福利被认为是对他们男子气概的挑战：一位有两个孩子的英国父亲承认，他感觉“像我这样处境的人……就像狗屎。我必须做个男人……照顾太太和孩子，但我不能。”

沃克.R等，《贫困的全球视角》，刊载于《社会政策》2013； 42， 215-233

人类十分敏感，尤其担心自己是如何被其他人看待和批判的。一系列的实验表明，涉及心理学家所说的“社会评价威胁”，即自我认同受到威胁，或别人对你社会地位产生负面评价的时候，应激激素水平会明显增加。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通过许多途径，慢性压力让我们更容易受到疾病侵害。压力会危及免疫和心血管系统，使得我们对多种疾病的易感性增加，压力甚至可被比作加速衰老。

巨大的收入差距导致社会的垂直分化更加严重，悬殊的收入差距可能会增加社会差距。似乎人们的物质差异决定了基础框架，方便人们贴上标明地位的文化标签。无论从社会上还是地理上，不平等导致更少的社会流动，促使了富人和穷人的居住隔离。不管我们是评判彼此，还是孩子们改变生活的机会，阶级和地位都变得更加重要。这使得以外部财富作为衡量内在个人价值的指标倾向变得更强了。

研究表明，越不平等的社会，所有收入群体对于身份的焦虑都在增加。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不平等在社会量表中影响甚广：每个人，不仅仅是穷人，都越发地对社会地位感到忧虑和不安；即使上层社会人士也并不能免于焦虑。多个国际分析研究发现，不平等会降低代际社会流动性。父母收入和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减少成为孩子成长的决定性因素。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当不平等为人们前进道路造成的障碍越发严重时，人们并非会选择付出更多努力去追求成功，反而还可能减少努力。

由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别开展的调查为何会得出同一个结论，即不平等不利于经济增长，这些就是其中一部分原因，毫无疑问。

社会关系与阶层

不平等对社会造成影响的核心在于其对社会关系的影响，它摧毁了社区生活和社会凝聚力。在收入差距更大的地方，人们会更不情愿参与当地团体和活动，同时也更加觉得难以信任他人。在我们的研究中，在更平等的国家，有60—65%的人同意“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这一观点，而在更不平等的国家，这一比例降至15—20%。这个差异可能会影响人们，尤其是女性，在大城市独自走夜路回家时的安全感。

研究还显示，在更不平等的社会中，人们帮助他人的意愿较低，不管对方是否邻居、老人或残疾人，因为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减少，互惠程度也降低了。与此同时，以凶杀案比率来衡量，暴力行为也增多了。若是把目光投向世界最不平等的一些社会，例如墨西哥或南非，你会发现这一现象已十分严重，人们会对生命与财产安全倍加关注。他们在住宅周围建起藩篱，顶部常常加上铁丝网和高压电，还在门窗装上栅栏。在这种不平等程度下的人们也开始相互恐惧。

一系列复杂的数据揭示了不平等对社会关系造成的严重损害。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发现，国际和美国50个州的数据都表明，不平等度越高，包括安保人员、警察和狱警在内的被称为“保护者”的人口占比越高，这一行业正是人们用于保护自己免受他人侵害的。

不平等造成的影响还包括进化心理学。几乎所有动物都存在很高的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同一物种间的成员有同样的需求，也存在着为各种资源相互竞争的可能性，这些资源可能是食物、领地、筑巢处所、性伴侣，或者仅仅是一片可供休息的树荫。 这种竞争催生了统治阶层：头狼或者狒狒首领总是最强壮的那个，而最下级群体成员总是最弱小的，若地位尚未确定则以角力来解决。统治阶层仅仅是当存在资源竞争时的一种对力量差异的识别，居于下级的动物为避免冲突受伤，会选择承认头领的强大力量。

虽然证据表明史前人类祖先可能生活在统治阶层的支配下，最强壮的个体首先进食，但是超越了其它所有动物的人类也存在着互相帮助的可能性。他们能够为互相合作与协助提供有利资源，在史前狩猎和聚居社会中，人们以分享食物和礼物交换为基础，结为极其平等的群组。人类学和考古学发现表明，史前人类有着与现代人相似的脑容量，而平等主义影响了“解剖学上的现代人” 90%或95%的行为准则。

其结果是，我们的社交策略不仅包括支配与从属关系，还包括平等的友情和共享关系。我们在生活的不同领域同时使用这两个策略，但两个策略间的平衡却对不平等程度和社会关系质量相当敏感。

礼物交换自然也是友谊的标志。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思说：“送礼造就朋友，朋友互相送礼。”这一行为体现了人们互相了解对方的需求，以及并不互相攀比。一些心理学家认为，这种可能促使你回礼的接受恩惠的感觉是人类普遍共有的，正是它造就了人与人之间的契约与联结。

人类分享食物和共同进餐是一个标志，表明在基本需求之上不再进行竞争的重要性。同样的事实在一些宗教与语言上也有迹可循。在一些欧洲语种中，“同伴（companion）”一词是由表示“一起”的“com”和表示“面包”的“pan”组成的，你的同伴就是和你分享食物的人。不平等所带来的影响虽然根植于我们心中，却并不代表我们的行为习性是固定不变的，只能说明我们使用的社交策略反映了我们的社会环境。

中国已不再是世界上最平等的社会了。我们使用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进行计算得出结论，2010年，中国的不平等程度与许多南美国家相似，大大高过了欧美国家。但自那时起，不平等情况似有减少。随着20世纪80年代“自由市场”这一意识形态的兴起，许多国家的不平等程度显著提高了，这受到了富裕阶层收入增长的驱使。经济增长的大多数收益流进了富人的腰包，而不那么富裕的人们收获甚少，甚至一无所获。不平等的增长终结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漫长的不平等度降低时期，在一些国家中，现在的不平等程度已经回到了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从未达到的高度。

需要减少不平等，不仅是因为其对社会的损害或者对经济的拖累。如果我们要坚持环境可持续发展，严重的不平等将是一个严重的阻碍。由激烈的身份竞争导致的消费者主义加剧了不平等。研究论文显示，生活在更不平等的社会中，人们更有可能购买华而不实的大轿车或其它标明身份的商品。一项就商业领袖观念的国际调查显示，越是不平等的社会，人们就越少顾及国际环境公约。最重要的是，不平等减少了友谊和社会联系，对健康和幸福感存在决定性的影响。当社会已经达到物质丰裕的状态时，我们就更应当关注社会层面的对生活质量的决定因素。

2017年10月25日写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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