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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人博：跳出学科的眼睛看世界
跳出学科的眼睛看世界
—— 王人博
王教授早期在西南政法大学开设外国法制史课程，但他觉得外国法制史有饾饤之学的嫌疑，于是转向思想理论研究，教授西方法律思想史的课程。他早期写的《法律变革论》，刚刚出版便受到日本学者的关注，但是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这本书的翻译工作受阻，直到近年才译成出版。后来他与程燎原合作，出版了《法治论》和《赢得神圣：权利及其救济》（该书后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名为《权利论》）。其中，写作《法治论》与他的一个经历有关。
（王教授语）当时在重庆市沙坪坝区一个公园的西南角，有一大片墓地，是红卫兵墓。我前几次去的时候，没怎么在意，后来写了《法律变革论》，读书和积累增加，就自然而然地把这个场景同中国的法治联系在了一起。对这个场景回忆的文章，我写得时候也很动情。这就是推动我写作《法治论》的一个动因。中国这个国家，要避免这样的悲剧！在座的诸位，无论你们的政治立场是左还是右，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犯混”。我认为文革不管怎么评价，它就是一个悲剧。没去过那块墓地的肯定感受不到：那块墓地很大，而且时间过去比较久了，墓碑很多都已经残缺不全，但是墓碑的字还是能够看得清楚。我发现那里面年龄最小的只有十六岁，最大也就是二十五岁，一般都是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墓碑上写着“革命烈士”，叫“为了捍卫XXX的革命路线，洒尽了最后一滴血”。那可都是孩子啊！你若是死者的家长，会怎么想！他们都是在武斗中死的。因此，不管现在对文革怎么评论，我和程燎原老师那一代人能够真实地感受到文革是负面的。
法学思维有别于其他学科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规范的思维。我们会坚信一个没规范、没规则的社会，肯定不是一个好社会。文革就是大批规则的，我们可以不反对革命，但是在和平年景，没有战乱和侵略，就没有理由彻底破坏规则。所以我在《法治论》的最后一句话写到：“该结束的到此结束，不该结束的永远不要结束……”
中国的依法治国，若是理解为将法制作为一种制度来使用，实现起来相对容易。但是要把我们的社会立基在法治基础之上（治理的治），是困难的。所以我所讲的“不会结束”就是指需要一代一代人去努力。我们作为学法律的人，对法治要有信仰。我不喜欢用“法律人”这个称呼，人就是人，学法律的就是法律人，那学植物的呢？就是说，我们作为从事法律工作的人，你的职业要求就是要对法治保有信仰，这是一个起码的价值立场。
在《法治论》的写作过程中，又生发出很多其他问题。于是就有了《权利论》的付梓。其实，当时最想写的不是《权利论》，而是一本关于自由的书。但写自由的人太多了，有柏林、穆勒、还有罗尔斯，等等。于是我就选择去写一写权利。
此外，王教授认为语言的障碍使他难以打通对西方的研究，因而转向中国。恰好是这个转向，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
（王教授语）我们当时认为法治和宪政有一定的通约性，法治可以作为一个政治层面的概念，民主、人权都可以涵盖其中，加上材料中讲中国近代宪政的有很多，于是选择研究做中国近代宪政问题，《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是成果之一。而之前与我合作的程燎原老师，转向了对中国现代法治的研究。我的这本《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被列入“红岩法治丛书”，并且是第一本，还获得了出版补贴，这本书也是我评教授职称的一个支撑。后来学校为我的这本新书举办了首发仪式，还在会上称我为“青年法学家”。这本书也受到了除法学外其他领域学者的关注。本书提出了一个对现今仍有启发意义的一个思考中国近代化的范式，即“求富为体，宪政为用”，这是受严复“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启发而得出的结论。后来这本书继续延伸，促成了《法的中国性》一书，这本书是我最近文章的一个合集。后来的《中国的近代性》是对之前《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的浓缩和精炼。
现在，我在央财任教，刚才听到王教授讲述为学从教的经历，感到心有戚戚。作为一个学术思想的寻求者，人博教授在中国的公法和宪政思想等领域，都留下了深刻的足迹。如今，十八届四中全会掀起了法治热，可我发现，今天我们所讨论的话题，还没有脱离当时八十年代王人博教授那一辈人搭建的理论框架。比如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区分，再如对拉兹法治消极价值论的关注和回应。我也在一直思考中国法治和宪政问题，但是我发现在人博教授《孤独的敏感者》一书中，他更偏向于人文、艺术的领域。我想这是不是人博教授在完成对宪政理论的研究之后，发现除了宪政问题之外，还有更多的文化价值可供探寻。人博教授带有一种中国中心主义的色彩，这与研究纯西方的学者有所区别。王教授追求宪政、追求法治，却又似乎带着怀疑和迷茫。随着阅历的丰富，人博教授的关怀发生了变化。似乎是找到了关于宪政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这个答案又无法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似乎答案与情怀之间，有着某种张力。
今天我在我的学生圈里对这个活动发表了一点感慨。我想到一个活动的话题，叫做“跳出眼镜看世界”，特别是跳出学科的眼镜去看世界。法学的视角太局限了，它总是从国家、民族、制度的层面去考虑问题。诸位想想，光凭这些，能撑起我们丰富的人生吗？换句话说，我们作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无法只生存在一个绝对学术的空间里。反正我是不满足的，我觉得天天讲法治和宪政，那不是生活。
我们人在本质上讲就是孤独的。在夜深人静时候，你想什么，看什么，听什么，如何把很长的人生缝隙填满，这很重要。不能光用法学来填，当然这种看法可能与我作为一个闲逛者的态度有关。我觉得人不可能一辈子都呆在某一个领域，献身于它，那样对我来说没有意义。我更喜欢追随兴趣，广泛涉猎。
为什么自称是闲逛者呢？我要请教在座年轻的弟子了，你们在闲暇的时候做什么呢？我自己做的事情就很多了，谈到电影，我一晚上能看两三部。我还听音乐，什么古典的、传统的、西方的，都听，我还听《在人民广场上吃炸鸡》。这些都是把人生长度填满的方式。要区分好自己的专业和生活。你们可能觉得我不务正业，那我承认又何妨！我觉得不能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一件事情上，或许那样可以有很多学术成果，但我觉得换一种方式生活更有意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那本《孤独的敏感者》，就是我闲逛的记录。那本书的题目其实是出版社加的，不是说我自己说自己是孤独的敏感者。书里面讲到朝戈的一幅画，叫做《敏感者》，于是我在题目前面加了一个孤独，因为敏感者是孤独的，孤独者也是敏感的。我虽然不是孤独的敏感者，可我对电影是很敏感的。看一部电影，我看到的跟你们可能就不一样。当然，对电影和音乐的鉴赏没有对错之分，凭借兴趣就好。
我主要说的是，要协调好职业与生活的关系，生活的缝隙需要以闲逛的方式来填补。当然，这也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年轻的时候，作为一位学者，当然要“趴格子”（在本子上写文章），当然现在不是格子了，改成“趴键盘”。年轻人当然需要奋斗。而我现在头发都白了，该歇歇了，所以才去闲逛。其实更多的不是玉双所讲的那种情怀的张力，只是人生阶段不同，看法不一罢了。年轻的时候就该多奋斗，但是人生绝不能就这样单一下去。今天我讲的闲逛的生活方式，也许在诸位看来是消极的，那只是我们所处的阶段不一样罢了。弟子们！对于你们来说，看好阶段十分重要！你们作为学生，自然不应该过分闲逛，要守好立身的本事，抵制住玩的诱惑，贪玩可以，但是要抓住时机。希望大家理解我闲逛的真意，做一个有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