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推荐】陈连朋，杨海晨|中国古代鸟舟竞渡源流的史料取证及考辨——兼论中华竞渡文化起源与谱系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 2022年第2期

中国古代鸟舟竞渡源流的史料取证及考辨

——兼论中华竞渡文化起源与谱系

陈连朋，杨海晨

（福建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福州 350117）

摘要：运用历史考据法、文本分析法和谱系学等方法，从文物、文献、文化遗存等多维度证据资料的挖掘入手，考证了相关史料中“竞渡形象”的历史身份。研究认为，鸟舟竞渡也是中华竞渡文化谱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通过自然环境、图腾崇拜、宗教信仰、祭祀习俗等与其生成有关的外围论据为其提供旁证。进一步分析还发现，古代鸟舟竞渡与现今凤舟竞渡之间存有潜在的演变关联，且其出现时间早于目前史料可证的龙舟竞渡。基于此，辩证地探讨了中华竞渡文化的历史起源与结构谱系，力图为讲清楚中华竞渡文化的发展脉络与基本走向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与具体经验。

关键词：竞渡；鸟舟；龙舟；凤舟；谱系

引文格式：陈连朋，杨海晨.中国古代鸟舟竞渡源流的史料取证及考辨——兼论中华竞渡文化起源与谱系[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22，39（2）：204-213.

      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华竞渡文化存在惯性思维，一直都是以龙舟竞渡为基本指向。在中华竞渡文化史料取证、解释与认知的时空架构上，大多数人只知有龙舟，但却对其它竞渡舟（鸟舟、鹢首舟、凤舟等）及其背后的史料缺少较为清晰的认识，以至于在竞渡文化语意表达和谱系认知上存在以偏概全，甚至错讹现象。如此一来也就引发一种思考：当面对文献、文物、口述文本或文化遗存等多元证据资料时，对于这些引入的信息能否被充分发掘并展开全面分析，既涉及史料能否被正确介入体育史研究，更涉及体育史研究的结论能否得到准确无误的佐证。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笔者对竞渡史料与既有成果进行梳理后发现：

       其一，多数研究对中国古代部分竞渡史料的认识不准确，存在引用“断裂性”或疏于考据的现象。有研究者根据《穆天子传》“天子乘鸟舟，龙浮于大沼”的记载，即认为天子所乘的舟就是鸟舟与龙舟，虽然西晋时期郭璞曾注释“龙下有舟字”，但也仅限于当时语境下作者由后向前的倒置推论，并未见可信的考证与说明。还有学者根据考古人员发现的铜鼓上的“划船纹”图像，就提出至迟在汉代已有了龙舟竞渡。然而铜鼓上有“竞渡纹”不假，但其中竞渡纹饰的真实身份是否为龙舟，尚不能定论。如上现象并非个案，主要原因是缺少对竞渡史料文本及其所在语境背后逻辑的整体认识。因此，进一步厘清中华竞渡文化研究的概念边界及史料中相关竞渡类型的源流谱系，显得尤为必要。

       其二，以“龙舟竞渡统称竞渡”的预设性研究误导了人们对中华竞渡文化的客观认识。虽然有研究者根据广西和云南出土文物铜鼓上的“竞渡纹”，提出过此舟以鸟首而饰或是历史文献记载中“鹢首舟竞渡”的观点，但同时这些成果又在标题概念和内容表述上存在以龙舟竞渡为先验性认知的问题。还有学者在使用古籍文献作为论据时提出，“我们从《荆楚岁时记》的记载就可看出，龙舟竞渡风俗实在比屈原、伍子胥、勾践等要早”。然而，《荆楚岁时记》载“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命舟楫以拯之”，其中提到的只是“竞渡”，并非“龙舟”或“龙舟竞渡”。而诸如此类问题的反复出现，就不禁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在前述提出相关概念混乱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掘史料并探明古代鸟形舟竞渡的生成及其在中华竞渡文化历史图景中的角色定位，已然不可或缺。

       基于此，为深入探寻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图景，讲清楚中华竞渡文化遗产的历史渊源与脉络谱系，在经过反复推敲与讨论的基础上，逐渐明确了“中国古代鸟舟竞渡考证兼论中华竞渡文化起源”这一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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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不可忽视的竞渡史料

       何谓竞渡？《辞海》和《辞赋汉语大词典》等诸多工具书谓之“赛船”，《现代汉语大词典》界定有2层含义：一为“划船比赛”，二为“渡过江湖等水面的游泳比赛”。今日通常所理解的竞渡，更多指向民俗或体育意义上的赛船。从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来说，依据结构形态，有学者考证发现历史上用于竞渡的舟船并非只有龙舟，还有鸟舟、凤舟、虎头舟、燕尾舟以及无任何造型装饰的普通舟船等多种形态。依据功能作用，早期的竞渡有划船禳灾，把疵疠夭札送走或进行招魂之意，而后竞渡才慢慢与民俗节庆及纪念英雄人物形成共生关联。因此，我们切不可陷入它只是一种或祭祀或习俗或竞技的单向度认知视域，对于竞渡文化内涵的把握与历史书写，应该持有一种动态的文化整体观。综上而言，笔者认为竞渡是以龙、鸟、凤等造型装饰或无造型舟船为工具载体，集祭祀、水嬉、民俗、竞技等为主要功用的复合性文化事象。

       除了竞渡之外，另一个不得不提及的概念就是“龙舟”。《辞海》和《中国百科大辞典》等工具书将其释义其为“一种做成龙形的船”。根据龙舟的释义，笔者认为鸟舟或凤舟即是一种在船首尾雕刻凤鸟形制或绘画有凤鸟图案的船，其它命名的造型舟与此相仿。据史料考据，在我国历史上它们曾出现于不同场合，或为惧神祈福的图腾之舟，或为帝王乘载的工具之舟，或为竞渡之舟（水嬉竞渡、民俗竞渡、体育竞渡等）。其中的龙舟竞渡，通俗而言就是指用饰成龙形的船进行划船比赛；同理，其他舟竞渡依船的造型而命名。在端午习俗、追念先贤、体育运动等不同场合则存在不同的用意。辩证来说，竞渡文化与龙舟文化在某些时期的某些场域中有功能上的重合之处，但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及所论对象的边界。当然，这本身事关世人对中华竞渡文化体系认知的完整与否，而当讨论这个问题时，就必然绕不开一段特定时期的竞渡史料。

       在我国四川、云南、广西、贵州、广东、江西、浙江等地区曾出土大量距今2000年左右的“竞渡纹”青铜器物（越南北部、老挝等也有出土），类型上主要包括铜鼓（见图１、图２）、铜缶（见图３）、铜钺（见图４）、铜提桶（见图５、图６）等，数量上主要以“石寨山型”铜鼓居多，纹饰上又多呈现出“羽人竞渡”的特征，亦另有花纹、翔鹭纹等图饰。除此外，广西崇左和云南沧源岩画中也有部分竞渡图案资料。有关“竞渡纹”的解释，既往研究形成了不同的观点，主要集中在“渡海船说”（出海远航的水上工具）、“水上祭祀说”（原始信仰中祭神以祈福）以及“竞渡说”（有认为是龙舟竞渡，另有认为是“竞渡”，未作形态的说明）。对此，多年来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在进行整体分析之后，较为赞成其反映的是“水上祭祀”与“竞渡”活动渐变性耦合的论断。值得注意的是，在讨论竞渡之意时，须不为后起的解释或托古的无稽之谈所障眼。换而言之，虽然相关器物上的“竞渡纹”有不同的用意论说，但以辩证的动态视角来看，有些器物纹饰上呈现的技术形态与今之竞渡的划桨、掌舵甚至鼓手等形象均有似曾相识之感。所以，在不排除相关研究指陈祭祀或娱神之说外，至少也应该认识到它从本质上体现的“竞渡”属性。

       对此，本研究关于“竞渡纹”将重点针对其可能的竞渡形态类型展开探究，而其中的“羽人”形象学界已进行过诸多论述，较为普遍的共识认为，这是早期“鸟图腾”的一种具象体现。头戴羽冠或插高耸的羽毛，身披羽衣，绘鸟纹饰（云南沧源“鸟首人身”的羽人岩画）或鸟形制器具（江西新干出土商代玉羽人）等。《新五代史·吴越世家》也记载“有罗平鸟主越人祸福。民间多图其形，铸祀之，视王书名与图类”，反映了古代南方越人将鸟神化并根据其形象铸就器物的现象。其次是在原有图腾崇拜的基础上表现巫术祀神或招魂、引魂的寓意，马王堆汉墓、海昏侯墓葬以及秦汉时期及之后的石砖画像，就出现过诸多期望灵魂不死的“羽人升天”形象。《楚辞·远游》记载“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汉代王逸注释“有羽人之国，不死之民。或曰，人得道，身生毛羽也”，宋代洪兴祖补注“羽人，飞仙也”。

       如此，聚焦到相关器物上的“竞渡纹”所体现的形象，就有可能是先民将图腾神物——鸟或其抽象化的“羽人”形象，用于原始信仰中的巫术仪式或水上祭祀中，以划舟竞渡形式进行祈福或引魂升天的场景。广西西林普驮出土铜鼓上的“羽人竞渡纹”（见图1），其中船形简单，首尾高翘有多人平坐，双手划桨，船头立有水鸟，船尾有人持梢掌握方向。且船中平台上有“羽人”持器械指挥，整体看上去似祭祀场景中多人协同划桨竞渡的形象。云南晋宁出土的一断残缺的铜鼓上的“竞渡纹”（见图２），较为明显地体现出与如今所见双人并排划桨竞渡类似的姿态，且10余人均头戴插羽毛状的冠饰，另在船首似有１名指挥者手执器具，协调桨手划船竞渡。

       可见，需思考相关文物资料中的“竞渡纹”是否就是某些研究指陈的龙舟，还是古籍文献记载中的鸟形舟。笔者从更广阔的地域范围内，对那些“非连续性”文物、文献和文化遗存资料中的“竞渡形象”进行了搜集与梳理，并通过图形释义及其背后文化语境下的逻辑关联展开了进一步探讨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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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中“竞渡形象”的呈现

      现今挖掘出土的战国船纹青铜缶（中国港口博物馆）、羽人竞渡纹铜钺（浙江宁波），战国初至东汉时期的竞渡纹铜鼓（云南的晋宁、广南及广西贵县等地）以及广西左江岩画上的竞渡图案和西汉初年间的竞渡纹铜提筒（广州等地），一直是当前学界论述竞渡文化起源与发展的重要佐证。结合出土文物的发掘简报和考古人员的描述，从相关博物馆历史文物的考证入手，按古代地域版图中吴越地区（苏南与浙北）、南越地区（广东与广西东部）、雒越地区（广西南部与越南北部）以及西瓯地区（云南与广西西部）等，对出土的青铜器及岩画类别等进行了归纳与分析后发现：

       首先，吴越地区（苏南与浙北）曾出现战国时期的船纹青铜缶（见图3）和羽人竞渡纹铜钺（见图４），前者实际挖掘出土地为广西合浦，因流落在了外国藏家手中，后被港口博物馆收藏。其主要纹饰特点是下腹部的四组羽人竞渡纹，下部以弧形边框为舟，上面坐羽人呈竞技状。而另一件出土于浙江宁波的战国时期青铜钺上亦有“羽人竞渡”图饰，据考古人员解释，“越族先民普遍有鸟神崇拜，因为崇鸟，往往在一些活动中，把自身也装扮成鸟的形状，头戴羽冠、身披羽衣”。虽然青铜钺的边框线内，上方有２条相向的龙，但这种船的造型纹饰并不符合龙舟的特征，铜钺上的船纹和铜鼓上的船纹一样，反映的当时南方地区的一种水上生活，“称之为‘竞渡’是比较妥当的”。由此，从该地域文物资料上的竞渡形象来看，整体反映的是一种竞渡划船状态，是否是某些研究指出这就是龙舟竞渡早期的物证，显然仅从其物象呈现与研究描述来说，尚无法进行判定。

       其次，南越地区（广东与广西东部）西汉初年的南越王墓，曾于今广州解放北路的象岗山挖掘出土了诸多“竞渡纹”铜提筒（见图5）。曾参与考古挖掘的学者认为，其器外表皆环镌有羽人船纹图象，是当地宗教祭祀活动中以鸟神崇拜化身羽人后，进行划船祛灾的一种景象，其中的铜提筒便是仪式中被惯用的法器。与之类似，在现今广州深圳的南山博物馆，还藏有多件反映古越人留存的靴形“羽人竞渡纹”铜钺。除此外，同属岭南地区的江西赣州安远县亦发掘出土了“羽人竞渡纹”铜提桶（见图6）。江西省博物馆考古研究员许智范提出，该地区出土过饰有多鸟图案的铜鼓，在铜鼓上还饰有许多羽冠、羽人图样，与南越王墓中铜筒上的“羽人船纹”均体现了鸟类的人格化和越人“鸟图腾”的原始用意。从考古发掘简报和研究人员对于分布在该地区出土文物的描述，不难发现其中多处提及“羽人船纹”字样和区域性的“鸟崇拜”现象，而船纹所指的形态是否是古籍文献资料中记载的“鸟舟”或“鹢首舟”？仅凭从表象的判断来看也不能直接言明，但这却对于重新认识中华竞渡文化的形态类型提出了不一样的思路。 

      第三，西瓯（云南与广西西部）与雒越地区（广西南部）出土的青铜器及留世的岩刻壁画上也有展现“竞渡形象”的舟船纹饰（见图７、图８）。胡小明教授曾多次深入西南边陲调研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生态，其中在考察广西左江岩画上的船形图案时认为，“有的船头尾精心饰物，有的还悬以铜鼓，这并非用于捕捞等生产劳动，而是所谓‘龙舟鷁首，浮吹以娱’（《淮南子·本经训》）”；并认为，该图案反映出的是受巫术影响下标示图腾并祭祀水神的场景，其中的小船更像是“鷁首舟”。这类形象在云南出土的石寨山型铜鼓中描绘得更为清晰，从部分拓片中船的造型及人物的呈现来看，其中多人手持器具呈坐姿划桨状态，船中间似有头饰羽冠者进行指挥，而舟的首位两端则较为明显地体现出“鸟”的意蕴。考古学家冯汉骥在对云南晋宁出土文物上所饰图案进行考证后也认为，“从铜鼓上所有的船型纹看，特别是将各种船型纹排列比较来看，是一种‘竞渡图’，则是无可怀疑的”。值得注意的是，从这些文物图纹呈现的竞渡形象来看，其显然并未表现出龙舟竞渡的主要特征，反而是鸟舟竞渡的典型性更为凸显。

      综前所述，借助如上文物和文献资料呈现出的历史信息，并结合图形“竞渡纹饰”本身形态及考古人员对带有“竞渡纹饰”文物的发掘与描述，可以发现：其一，以上出土文物中的饰样多为“羽人船纹”或“竞渡纹”；其二，纹饰中多饰有鸟形图案且划船者多为头戴或身披羽毛状的羽人，与古越族的鸟崇拜和宗教信仰有关；其三，纹饰中的竞渡形象并没有符合龙舟的特点，反倒是“鸟形舟”的形状特征较为明显。尽管有研究认为这种“竞渡纹”是龙舟竞渡纹饰，且以《史记·周本纪》所载越人“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进行佐证，还有引用《尸子》“摩其锋锷，则水断龙舟”来说明其是龙舟竞渡，但均缺少较为可信的直接证据。即便是在“战国水陆攻战纹铜壶”和“战国宴乐渔猎攻占纹铜壶”中的划舟纹饰，也并没有体现出饰成“龙首”的形象。而多数器物上的这种船纹，“船头为鸟头形，船尾为鸟尾形，船身以鸟纹装饰”，显然不符合龙舟的特征。

       故此，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如上相关器物上“竞渡纹饰”呈现出的极有可能是中国古代的鸟舟竞渡。当然，在本身文物图形释义和文献支撑的“内证”尚缺少一定力度的情况下，本研究将进一步从其生成的地理空间、图腾崇拜、宗教信仰、祭祀习俗等背景环境及文化语境中寻求“旁证”，为探明鸟舟竞渡的历史事实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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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舟竞渡生成的潜在旁证

       此处以“古越族先民”背后的种种事象为切入点，主要是基于前文所提及诸多出土文物中所呈现的“鸟形竞渡纹饰”大多数出土于我国南方地区，而在古代其恰是百越族的所在区域。所以，从器物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展开考量，将更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认识“鸟舟竞渡”的生成逻辑。

3.1 古越族先民“凤鸟图腾”与“水运擅舟”的现实行为

       龙或凤并非是人类原始的图腾象征物，在经历“万物有灵”到“自然崇拜”观念的混沌意识后，原始先民为寻求庇护而催生了具有神化意义的“图腾信仰”，并逐渐出现人与“图腾神”成为维系集团的神圣象征。有关中国历史上的“凤鸟图腾”发轫于上古，形成于先秦时期的东夷文化和楚文化已是学界共识。在前述相关古籍文献资料以及龙山文化遗址（山东济南）、高庙文化遗址（湖南洪江）、石家河文化遗址（湖北天门）等诸多不同地域内遗址出土的大量凤鸟形制或纹饰的生活器物（“凤鸟载日”象牙雕、妇好鸮尊、凤鸟虎座鼓架等）等均有佐证。

       而古越族地区集中出土文物上的“羽人竞渡纹”图案，除了自身的“凤鸟崇拜”之外（《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淮南子·坠形训》记述中“凡海外三十六国……自西南至东南结胷民、羽民”。一方面，其地域分布与“羽人竞渡纹”青铜器出土地滇、桂、贵、粤等较为契合；另一方面，文献中的“羽民”描述与青铜器上的“羽人”形象亦较为吻合），在器物制造及纹饰呈现方面与先秦时期楚文化的历史影响有着一定的关联。《史记·越世家》记载：“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自此，楚文化“崇尚凤鸟”之遗响不绝于耳。张华《博物志·异鸟》中“越池深山有鸟如鸠，青色，名曰冶鸟……越人谓此鸟为越祝之祖”的记载就有一定体现，但不论是地域文化的渐次传播还是原始崇拜，这些迹象与前述吴越、南越、骆越等地出土青铜器物上“竞渡纹”的解释，均较为一致的佐证了其与“凤鸟崇拜”的关联。另有考古人员在对我国和越南地区出土青铜器物上的“竞渡纹”展开大量的考古研究后提出，“‘羽人竞渡纹’是到了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才涌现于岭南和云贵高原，装饰在铜提筒、铜鼓、铜靴形钺等典型地百越或百濮族的礼乐器上”，并且从本研究中的石寨山型（战国至汉）“竞渡纹”铜鼓来看，也较为典型地呈现出战国初期楚败越之后，楚文化中的“崇凤”遗俗、青铜器锻造等文化渐次传播的效应。

       此外，古代南方越族地区的广袤水域资源以及由生产生活引发的一些智慧启迪促成了越族先民多以舟为出行工具的既定事实。例如：《吕氏春秋·慎大览》“如秦者立而至，有车也；适越者坐而至。有舟也”和《淮南子·齐俗训》“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的记载等。久而久之，这种“水运擅舟”的生活行为和“凤鸟崇拜”器物化便出现了耦合的现象。中国古船研究中心的陈延杭，在对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船形文物、纹饰彩绘等进行考察后提出，“河姆渡人有很多题材丰富的彩绘，设计简朴奇巧，寓意十分深奥，主要有鸟，其次是太阳、鱼等形象，这可能是图腾崇拜的象征。这些图形经过历代的继承和丰富，一直成为福船的优美彩绘”。福船是中国“四大古船”之一，主要分布于浙江和福建沿海一带，也即古代百越族中“吴越”和“闽越”的主要聚集区。其中在吴越地区的古代战事中，《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战于长岸，子鱼先死，楚师继之，大败吴师，获其乘舟余皇”。此处的“余皇”为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之地的首领所乘之舟（《左传》“丧先王之乘舟”），后来有写作“艅艎”，如《抱朴子·外篇》载：“艅艎鹢首，涉川之良器也……操者非羽越，则有自伤之患也”。后来，在我国东部沿海还广泛分布着另一种被称为中国“四大古船”之一的鸟船，与其极为相似。《太平寰宇记》中记载：“船头尾尖高，当中平阔，冲波逆浪，都无畏惧，名曰‘了鸟船’”，有学者进一步解释，“浙江象山明朝古船、宁波宋朝古船等古船实物的出土，可以看出鸟船船首部舷墙呈现‘鸟首部’外形”。

       由此可见，古越族中的吴越、闽越、南越等地区多存有“凤鸟崇拜”现象与“水运擅舟”行为产生直接关联的历史佐证。很大程度上，为认识相关地域出土的“竞渡纹”文物所承载的重要内涵，以及对历史上鸟舟或鸟舟竞渡的存在与功用提供了较为可靠的史料依据。

3.2 古越族地区“巫术祭祀”与“船棺葬”的器物寓意

       巫术祭祀常常被施以对天地、祖先、神灵，及其他自然未知事物的一种祈求、感激、禁忌或屈从。《艺文类聚》所描述的祭祀场景中有“似龙凤之腾仪，应神灵之变化”，而在原始信仰的具体表现中，对于“凤鸟”等有器物化载体的图腾崇拜物的使用也具有特殊寓意。出土于广西、云南等地的铜鼓，在古代不仅是一种乐器，还是宗教仪式和祭祀场域中重要的礼器。  《宋史·蛮夷传》就曾有“击铜鼓以祀鬼神”，用于祈福和保平安的记载。而已出土青铜器物上的“竞渡纹”不应该单纯地解释成一种祭祀中的法器，还应该充分考虑前文提及的越族地区“崇鸟”与“擅舟”或其他潜在语境下的文化现象。汪宁生曾对我国西南地区出土的铜钺进行考证，其中在地域分布和年代类型研究中，提出在我国湖南和广西的采集样品里有“表现船、鹿、鸟、‘羽人’等写实图象”；而在功能用途研究中则提出这种不对称形铜钺在宗教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当时人们对它保持有一种信仰或神秘感，还有一套神话传说。所有这些又大概都与鸟的崇拜相联系”。从事物生成的逻辑起点推演，在“图腾”和“巫术”因素的长期影响下，便埋下了凤鸟与舟结合以祈求神灵保佑的伏笔。《南征曲》“棹歌来扬女，操舟惊越人。图蛟怯水伯，照鹢竦江神”，以及《武陵竞渡略》“是日划船，悉顶巫师符篆，及黄、赤小旗，取鹭鸶毛插鬓间，厌胜物也”，均不同程度反映出相关文物上的“羽人竞渡”以及后世竞渡习俗与水上祭祀活动的联系。同时，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集中出现在岭南及云贵高原上饰有“羽人竞渡纹”的青铜器物，除了“‘羽人’和船这两个核心要素之外又增加了飞鸟、鱼、龟乃至祭祀场景等新的内容”。这也就进一步表明，这些出土青铜文物的文化背景中还体现有祭祀仪式、展现图腾崇拜、呈现羽人操舟或其他一些目前尚无所知的多元文化现象。

       此外，“船棺葬”是我国古代南方地区多见的一种葬俗，其中又多与“凤鸟崇拜”和“宗教信仰”中的灵魂升天观念相关。在南越国墓葬中出土的青铜筒上的竞渡纹饰中，亦有“船台之羽人头着矮冠，左手持靴形钺，右手执首级，似属主持祭祀的首领形象”的描述。而当这种类似的崇鸟与信仰现象生活化或器物化于古越族地区的丧葬仪式中，便形成了一种较为古老的魂舟信仰，这一信仰为荆楚之间的古代濮、越民族所共享；即以独木舟为棺，以鸟形图案饰于舟体或仪式参与者配以鸟饰相关物件，体现“凤鸟崇拜”与水葬过程中所用器物的密切关联，进而反映先秦两汉人们对羽人与魂鸟、与灵魂不死和升天观念的崇信。车广锦曾提出，楚帛画《人物御龙图》以龙凤形象刻饰的用以招魂、引渡和升天的观念中，“舟是升天的工具，龙凤是引导御驾之物，因而在船棺中把龙凤与独木舟集于一体”。这些与铜鼓等器物上的“羽人船纹”殊途同归，均是古代先民信仰的一种写照。另外，有学者根据1989年出土于重庆万县东周至汉代年间的虎纽錞于上的“神鸟船形纹饰”考证发现，“巴蜀的水上居民（夷）用船交通与捕鱼，用船作战与祭祀，死后又用船为棺（也可能以舟为居）”。这种葬俗也出现在《楚辞》“魂乎归来，凤皇翔只”和《三国志·魏书·东夷传》“以大鸟羽送死，其意欲使魂气飞扬”等记载中，现世仍然会用“驾鹤西去”表达人的过世。

      同时，所有这些与广西左江岩壁上小船竞渡的画像，以及船中悬挂的竞渡纹铜鼓，均不同程度表现出受原始巫术影响下祭神祈福或古代人以此寻求心理慰藉的一种载体需要。而当这种“巫术的祭祀礼仪一旦褪去原始宗教的神秘外衣，就极有可能演变为某种竞技游戏或节庆习俗，如中华民族的龙舟竞渡”。这是胡小明教授在巫术与礼仪竞技形成研究过程中的一种推论，从其预设的语境来看这种论断不无道理。同时，在这种原始宗教影响下，尤其是古越族地区有如上出土文物的地域文化中，这种“竞渡纹饰”就不可能完全是龙舟竞渡，应该还包含反映古越族地区竞渡习俗的鸟舟竞渡或鷁舟竞渡。

       可以说，透过文物资料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与社会文化环境，再结合相关文献资料的记载而进行的外围分析，进一步明晰了出土文物中“竞渡纹”所呈现出的“鸟”的形状与本意。至此，本研究认为，至少分布于我国云南晋宁和广南的铜鼓、广西合浦的青铜缶、广西西林的铜鼓以及广东越秀区南越王墓出土的铜提筒等文物上的“竞渡纹”，当为我国历史上的“鸟舟竞渡”，是在受到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的合力作用下生成的（见图９）。而既往研究中，我们未将“竞渡纹”文物这一对象本体，置身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与文化语境中，而是就其某一表象特征进行泛化概述，脱离了史料本源用以表现竞渡纹饰的整体语意，导致以往研究中对此多有印象式的描述，而并没有把古代“鸟舟竞渡”这一概念明确化，或将其置身于当时的文化背景中予以考量；进而忽视了它在中华竞渡文化源流整体谱系中的地位，甚至也不清楚古代鸟舟竞渡与与现世凤舟竞渡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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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舟竞渡与凤舟竞渡称谓的演变逻辑

       从竞渡的概念界定来看，竞渡的结构形态包含了造型舟与无造型舟，某舟竞渡即为使用某种形态舟进行的划船比赛，它本身是竞渡文化的下位概念。所以，当论证古代鸟舟竞渡与现世凤舟竞渡的演变逻辑时，必然不能忽视它们的外延称谓，即鸟舟与凤舟的潜在关联。基于前述相关竞渡史料的取证与考辨，本研究认为，有关“凤舟”的历史认识连通着“鸟舟”（《穆天子传》）、“鷁首舟”（《淮南子》《晋书》等记载）、“飞凫”（《荆楚岁时记》）、“凤舸”（《全唐诗》）等不同称谓。

       按照时间顺序来看，目前有资料可查的“鸟舟”一词最早出现于《穆天子传》（“天子乘鸟舟、龙浮于大沼”），是记载周穆王驾舟巡游时所承载的一种水上工具。而以鸟舟为形态载体的鸟舟竞渡则于战国至东汉时期相关青铜器物上的“划船纹饰”有了较为充分佐证。另一个绕不开的重要物象“鷁首舟”，在古籍文献资料中有记载其是化身祭祀中用以“惧神”的器物。《淮南子》“龙舟鹢首，浮吹以娱”，《西京赋》“船头像鹢鸟，厌水神”等描述皆是此意。还有多出现在娱乐表演性质的“水嬉竞渡”中：有的用于观赏游戏，如《文选》有“乘鷁舟兮为水嬉，临芳洲兮拔灵芝”；有的用于通常意义上的竞渡，如唐代元稹《竞舟》“画鹢四来合，大竞长江流”；唐代马总所著《通纪》中有“凤舸”的记述“淮泗造龙舟凤舸，万余艘皆饰以金玉”。而据目前可查证的史料来看，凤舟的明确出现在宋代员兴宗《九华集》中的《绍兴采石大战始末》，有“又谴探马渡江至暮归，说金主焚龙凤舟，斩船作头二人，鞭梁大使一百”的记载。

       那么鸟舟、鷁首舟、凤舸和凤舟从概念上来判定，它们是我国不同时期舟船形态中的不同类别，这里的不同主要体现在概念的外延上，即“鸟”“鷁”和“凤”的差异。而历史上出现过的“鸟舟”“鷁首舟”“凤舟”之间的演变，以及它们不同的外延有着怎样的演变逻辑呢？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后发现，“鹢”是指古代一种似鹭的水鸟，它与“凤”之间的关联，其实也就是“鸟”与“凤”所隐含着的一种潜在演变逻辑。无论从原始信仰还是图腾崇拜的角度来看，“凤”是古人在“鸟”科属性的具象基础上，高度抽象出来的一种图腾信仰的代指符号。例如：在《山海经·南山经》有记载“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釆而文，名曰凤皇，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尔雅·释鸟》中郭璞注释“凤鸟”特征为“鸡头、燕颔、蛇颈、龟背、鱼尾、五彩色，高六尺许”。这些历史典籍的描述中均体现出这样２个特点：一是“凤”是一种兼具鸟类属性但又高度融合其它动物特征的“神鸟”；二是“凤”被赋予了“凤凰来仪，众鸟随之”的至高形象。

       此外，在《说文解字》《禽经》《初学记》有记载可寻的，玄鸟、鸾鸟、朱雀、鸑鷟等亦归属于凤凰一类，且这些抽象鸟类的所指与“凤”均有异曲同工之妙，皆是虚构出来用以体现某种用意的。古文字学研究者指出，“在方国众多的先秦时代凤凰原型并非一种，有的因鸟图腾崇拜而起，有的则因具有观像授时的物候意义而产生”。但是，后来逐渐将具有象征意义的“凤”兼容所有飞鸟成为一种统称，其中政治引领和权力影响的干预不可忽视。秦汉“大一统”以来高度集权化的政治权力介入，使得龙凤共同成为汉民族崇拜的图腾，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以显性形象在历史场域中存在的“凤”，逐渐成为“百鸟朝凤”的神圣象征。

       回到以“鸟”和“凤”为外延的“鸟舟”和“凤舟”的研究主体。本研究认为：从“凤”与“鸟”在我国历史上的存在与演变逻辑看，“鸟舟”“鷁首舟”“凤舸”（《花间集》“夹岸绿阴千里，龙舟凤舸木兰香，锦帆张”以及《竞渡赋》“画鹢风驰，飞凫烟锁……画鼓轰雷，竞将凤舸，请君出矣”）与“凤舟”应该是属性类同的所指形态。进一步通过广西罗泊湾墓铜鼓船纹（见图10），贵州赫章铜鼓“羽人船纹”（见图11），明代仇英《清明上河图》中宫女划凤舟（见图12）以及现世文化遗存（四川广元、湖南道县、广东番禺、浙江杭州、福建莆田、湖北洪湖等地均有）代表广州顺德凤舟竞渡（见图13）等图像之间的直观呈现。我们认为，这些古代和现今有关“凤鸟”样式的用以竞渡的造型舟符号的反复出现，“便逐渐产生了可推论性的意指，即凤舟是从早期的鸟舟、鷁首舟等逐渐演变而来”。只不过，其间存在着在不同时间和不同空间上所潜在形成的一种不同称谓的演变逻辑，即凤舟在古代鸟舟、鹢首舟等演变基础上，而形成的一种刻成凤鸟形制或前置或绘画凤鸟纹饰图案的舟船，集祭祀、水嬉或竞渡等多元功用于一体。

       需要注意的是，如上看起来更多着墨于竞渡舟外观形态的讨论，实则也是于此基础上更充分的拓展我们对竞渡文化内涵的认识。当然，通过文物、文献与文化遗存资料的互证，把古代鸟舟竞渡与现在凤舟竞渡演变的逻辑线勾连起来时，有关中华竞渡文化起源的认识就成为另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5

中华竞渡文化起源与谱系的辩证审视

       为避免冲淡研究主题，此处所辩证审视的中华竞渡文化，主要指向外延有造型装饰的舟船竞渡，这也是通常意义上讨论最多的。我们发现，长期以来龙舟竞渡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中的优秀代表之一，在彰显爱国主义情怀、承载族群文化认同、共聚民俗节日记忆、弘扬体育竞合精神等层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显性作用。由此，既往研究对中华竞渡文化的起源与认知，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以龙舟竞渡一概而论的局面。这种思维定势的存在，使诸多研究者无视古籍文献和文物上“竞渡纹”的本意，或者未充分认识到相关史料文本及其背后的文化语境，误将《尸子》《桓子新论》《荆楚岁时记》《竞渡赋》等历史典籍中记载的龙舟或者竞渡，以为是龙舟竞渡，从而出现“一叶障目”的解释或断章取义的引用。关于此，清代学者翟灏在《通俗编》中就曾提示，《荆楚岁时记》所载“五月五日竞渡”中“竞渡惟以迅疾争胜，唐王建虽有‘竞渡船头插彩旗’句，而未有言其船为龙形者。俗以龙船为竞渡，殆未然矣”。其已意识到史料引证中可能于此出现的淆乱问题。

       竞渡文化与龙舟文化可以看作是２个相互独立但又有密切关联的文化丛。龙舟的多层用意或惧神祭祀，或帝王乘驾，或竞渡等，本质上与竞渡文化是有区别的。笔者认为，根据人类文明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在渡水工具匏、桴、筏、船等产生伊始，潜在的竞渡属性便附带而成，竞渡的产生或许是在古代先民进行渔猎或争斗过程中，衍生出的具有水上追逐性质的赛船行为，而后又逐渐形成了多种文化意象。同时，早期的竞渡与屈原、伍子胥等并无关联，而多是一种表现禳灾祈福的祭祀行为，在历史文化再生产的渐变过程中，才出现了竞渡与追念先贤耦合的文化现象。

       除此外，从目前所挖掘到的史料来看，虽然，古代的“竞渡”一词较早出现于三国蜀汉的《诸葛丞相集》，其中有“余常以重五登南城楼，观竞渡戏。两岸男女匝水而聚，望之如沙城焉”。从前文云南晋宁出土铜鼓上多组双人并排划桨竞渡的情景来看，至迟在战国至东汉时期甚至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竞渡（并非龙舟竞渡），则应该是无可争辩的。而龙舟竞渡则最早在唐代出现明确记载。初唐时期张鷟《龙筋凤髓判》“鸭头泛滥与青雀而争飞，鹢首参差共飞龙而竞逐……竞渡所用轻利为工，创修十只之舟费直五千余贯”，另在张建封《竞渡歌》亦有相关记述。即便龙舟比龙舟竞渡的相关文献记载出现的时间更早，但却没有直接表现出当时的龙舟是用以进行竞渡的证明。所以，当我们重新审视中华竞渡文化的结构形态时，本研究所述及战国至东汉年间部分出土器物上鸟舟竞渡的出现，显然就要早于龙舟竞渡。当然，此处对于原有思维定势的解释与构成的反思性质疑，仍然建立在历史知识的时空架构上，其旨趣是为了使世人能够更为全面且客观地认识中华竞渡文化的历史谱系。

       至此，我们再回看中华竞渡文化的起源及其结构谱系，中华大地并非只有龙舟竞渡，还有鸟舟竞渡等在内的其他多种形态，共同构筑成了中华竞渡文化的脉络格局，这应该成为正确认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多样性的基本共识。当然，在讨论凤舟竞渡抑或龙舟竞渡之余，还应注意二者背后所映射的是中华文明数千年传承中“龙”与“凤”等多元文化共存及演变的历史缩影。这在我国河姆渡、龙山、仰韶、石家河等多处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以及历代建筑、漆器、画作、服饰等器物上均有迹可循。透过此也进一步表明，“龙”和“凤”曾一直以来都是中华传统文化谱系中具有象征意义的典范，这些具有独特寓意的文化符号共同构筑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只不过，如今在“龙”渐趋成为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大背景之下，我们不应该忘却“凤”等其他象征性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存在及其历史与现实价值。

6

余论

       自2016年无意间走入“凤舟竞渡与端午文化传统”研讨会现场之后，笔者便萌生了探究竞渡文化的诸多想法。从不经意的旁听到有意的立题思索，近年来，先后对中国古代鸟舟的溯源、凤舟的文化流变，以及凤舟与龙舟的关联等议题进行了些许探讨，从完善中华传统体育文化遗产数据库的角度，从认识中华竞渡文化的结构谱系方面来说，这无疑具有一定的补充性意义。但也不得不说，既往成果对断裂性史料及其背后潜藏的权力规训的影响，对中华竞渡文化生成与源流变迁的整体谱系构建，以及对中华竞渡文化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等一系列主题仍关注不够。言不尽意之处，还将继续从历史社会学视角对相关史料及现世文化遗存等展开田野考察及探究。当然，亦深愿与学界同好进行讨论，共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助力，不负时代赋予我们的重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