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版“敦刻尔克”里，他一人拯救150万人，打破日本灭亡中国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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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抗战史上，还有这样一位民族企业家，在那个“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的年代挺身而出，保留了当时中国工业仅存的一口元气。
“敦刻尔克大撤退”算得上是二战史上的一件大事了。然而，就在这次大撤退发生的一年多前，在被日寇蹂躏的中国大地上，也发生了一场足以与之媲美的大撤退——“宜昌大撤退”。
不同的是，“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依靠一个国家的力量，由军队执行；而“宜昌大撤退”依靠的却是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
亲历了“宜昌大撤退”的晏阳初说：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
这究竟是怎样一次撤退？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卢作孚是怎么完成的？
文 | 李浩然
来源：瞭望智库（zhczyj）
英国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的新作《敦刻尔克》
危险来袭
1938年10月24日的夜晚，一架道格拉斯DC-2型飞机接到紧急任务：即刻前往汉口机场。
飞机刚刚降落，飞行员就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日军兵临城下，离这儿不过40公里，炮火差不多能够打到汉口机场了！
这一天，是武汉保卫战的最后一天。察觉战事不妙的蒋介石，正匆忙赶往陪都重庆。武汉沦陷，日军沿长江一线开始向西南大举进攻。
至此，中国国土已失大半，中国彻底陷入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困境。除了苏联一点有限的军援外，英美等国家皆袖手旁观。
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在万家岭村舍与敌巷战
就在武汉沦陷的那天晚上，时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的胡适与奉命前往美国借贷的金融家陈光甫，正在美国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家中请求美国方面尽快批准对中国的贷款，为中国“打一剂救命针”。
讽刺的是，这个时候，美国的战略物资（如钢铁等）正源源流入敌国日本。
中国真的山穷水尽了吗？
物资，其实还是有的。
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的最后一线希望就是滞留在宜昌城内的9万吨重要战略物资——这是整个中华民族工业仅存的一点元气。
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掐在这里了。
可是，想保住这点家底几乎是不可能的——宜昌城已经混乱不堪，随时都面临着被日军血洗的威胁。
武汉沦陷前后，从武汉撤离出来的众人把目光投向了江边古镇宜昌，每天都会有两千多人来到这里，最多时曾滞留几万人。
一夜之间，西迁的移民和物资，把这座古城撑得爆满。
三万多逃难的民众，塞满了整个街道
所有难民，都想通过宜昌前往几千公里外的“西南大后方”，有人这样形容：“过了三峡就入了自家大门，日本人就追不上了。”
转移阵地的军队和逃难的民众，为了抢夺交通工具乱作一团。难民将火车车厢挤得水泄不通，车篷和车厢底下，凡是有空隙的地方都有人。
更为紧急的是，宜昌离武汉只有300多公里，日军开车只需要几个小时，飞机更是几乎一起飞，就能立即投弹轰炸宜昌。
难民入不了川，会遭日军屠戮；物资不能及时转运，意味着“大后方”的军事工业重建难度大大上升，并且，一旦被落入日军之手，后果不堪设想。
素有“川鄂咽喉”之称的宜昌在1938年成了关乎全中国命运的“咽喉”。
临危受命
那时候的中国，不比现在，想要入川，没有公路，更没有铁路，唯一的方式就是长江水路。
当时，虞洽卿和卢作孚都是国内重量级的船运实业家。
虞洽卿掌控的三北轮埠公司、中华轮船公司和鸿安轮船公司更大，总吨位达到9万余吨，主要在长江下游和海面上经营。然而，抗战爆发后，虞洽卿的船只大部分被凿沉于长江下游，用以封锁江面，尚余的4万吨左右大船因吃水深而无法进入川江。
能够在川江行驶的船只有24艘，其中22艘属于卢作孚的民生公司。
并且，民生公司的轮船都是为在长江流域航行量身打造的，遇到航道狭窄、滩多水急的长江上游航段，只有它的船才能继续航行。
考虑到日军马上就要打来了，为了阻止其西进，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军事会议决定：将征调的12艘海轮、国营轮船公司招商局的4艘江轮和民营民生公司的轮船凿沉于江底，在湖北省田家镇长江段上筑起第三道防线。
民生公司的创办人兼总经理卢作孚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砸蒙了：他深知，一旦连民生公司的船都凿沉了，转运物资及难民就彻底没戏了。
他当即决定：绝不能用这种方法在田家镇布防！这时要是凿沉民生公司的轮船，就等于自绝命脉。
时任湖北省主席的陈诚向蒋介石发了一封密文，请求答应卢作孚的提议——民生公司的船不能沉，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最后，民国政府最高统帅部采纳了卢作孚的建议，采用钢筋水泥船代替轮船沉入江底。
这下，转运战略物资的重担落到了卢作孚这个矮小、清瘦的四川人身上。
卢作孚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文：必须集中长江所有的船只，无论大小，这样才能在11月底前将滞留在宜昌的9万多吨物资和3万多难民运抵四川。
每年12月开始，长江会进入长达5个月的枯水期。在枯水季节，三峡的水位将大幅降低，原本处于深水中的大量礁石会因此进入浅水区，甚至成为明礁。
这时，在三峡航行将变得更加凶险，生死难料。
紧迫的战局和长江的枯水期，就像两只大手扼住了卢作孚的咽喉。从10月24日到11月底，留给卢作孚的抢运时间只有40天。
按照民生公司平时的运输能力，40天大约只能运1.4万吨，要将9万多吨物资和3万多难民在一个多月内全部运往重庆，几乎不可能！按照正常运力，想要全部运走这些人流和物资，差不多需要是一年的时间。
国民政府也曾派人与太古、怡和等外国轮船公司接洽，希望这些公司的轮船参与支援抢运。
然而，这几家外国轮船公司声称保持“中立”，可以运人，但拒绝运送兵工物资。至于民用物资，他们开出了高达300～400元/吨的运输价格！
于是，民生公司只能单打独斗。
卢作孚召集人员，连夜起草出《非常时期客运救济办法》，并列出21条决定：
*要求旅客按到宜昌的先后登记顺序依次购票上船；
*要求各轮船加速疏散；
*为抵制外国轮船公司发国难财哄抬运费与票价，规定本公司运费标准：总体原则是，免费送难童，半价运伤员、学生，大幅降低军工物资运价；
*民间物资运费，在60～80元/吨；
*普通公用物资的运费，40元/吨；
*对兵工器材的运费，30～37元/吨。
*停售卧铺，乘客一律实行坐票，从前睡一人的卧铺改坐5人。
最厉害的是，卢作孚制定了“三段式航行”方法，民生公司可以借此将往返宜昌和重庆所需的6天缩短为2天！
注：“三段式航行”的原理就在于把一条江看成三段，第一段是宜昌到三斗坪，第二段是三斗坪到万县，第三段是万县到重庆。民生公司可调用的24艘船（其中22艘属民生公司，另2艘是悬挂法国旗的中国船），依照吨位可分为大、中、小三个船队，分别投入到分截开的三段江面。
大吨位的船投放到最下游的第一段（宜昌到三斗坪），中吨位船队投放到中游第二段（三斗坪到万县），小吨位船队投放到上游第三段（万县到重庆）
同时，卢作孚还提出：
*最重要、最笨重的设备直接送到重庆；
*次要的、较轻的设备就缩短航程送到万县；
*更轻、更不重要的，就再缩短一半航程，送到奉节、巫山或者是巴东卸下，留待以后再来转运。
这样一来，川江中水位的时间就被充分地利用了，仅有的运力被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出来。
形势恶化
第二天，天刚刚亮，三架印有太阳旗的飞机呈品字形呼啸而来，朝宜昌码头方向扔下炸弹，随后迅速消失在云雾里。
原本就拥挤不堪的码头顿时陷入混乱。然而，一晚上没合眼的卢作孚岿然不动。他看了看手表，准备提前开始抢运计划。
1938年10月24日早上7点半，装满人员和物资的“民权”号轮船从宜昌起航了，比预计时间提前了半小时。
这是抢运计划实施后，民生公司开出的第一艘船，将几百名孤儿、难童送往后方。
他们眼眶里噙满了泪水，向卢作孚和他身边的人群告别，齐声唱起《战时儿童保育院院歌》：
我们离开了爸爸，
我们离开了妈妈，
我们失掉了土地，
我们失掉了老家。
……
撤退到宜昌的一批保育院难童
孩子们的歌声似乎有种净化心灵的魔力——码头上的人群的慌乱逐渐缓和下来，慢慢恢复了以往的秩序，大家都自觉地按照民生公司的方案排起了队。
卢作孚想方设法挽救那些被亲生父母弃之不顾的孩子，此举得到了全城百姓的信任。他们相信，卢作孚一定也会让自己登上保命的轮船。
可是，卢作孚却为自己捏了一把汗。
虽然之前也多次参与到抗日救援的运动（如1937年9月，民生公司船队在两个星期内率先运送川军4个师，两个独立旅出川抗日；武汉陷落前也多次运送过工厂设备、战略物资，大批的军队和给养，以及故宫南迁的国宝，等等），但这次，卢作孚明显感觉肩上的责任太重。
作为指挥者，卢作孚很多事情都亲力亲为，每天，他都出现在宜昌的各个码头，逐一巡查、反复交代。
“卢作孚在我们中间”，这个消息一传开，更加鼓舞了船岸工人的斗志。
为了尽快运走物资，卢作孚指挥部下在三峡航段增设码头和转运站，临时增加雇工3000人、征用民间木船850多条。
他还下令，所有需要运输货物的单位需马上报告吨位，对因形势恶化，来不及运输的物资必须抛弃，绝不留给敌人！
绝地逢生
1938年11月，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声明：立即加紧军事行动。
日寇占领武汉后，把注意力放到了大城市湖南长沙。对宜昌，他们加大了空袭频率。
每天都会有日本军机对运输航船进行轰炸，据参与“宜昌大撤退”的幸存者回忆：“一听到飞机来了，比在岸上更要紧张，因为在岸上还可以躲进防空洞，水中航行根本无处可躲，周围都是水，只有靠船长这么开、这么躲。”
船行三峡，本已十分凶险。更何况，船的操控性本身就很差，速度也不快，一旦飞机进行轰炸，根本不可能及时躲闪。
“躲了上面，可能下面就会触礁了，一旦被击中，三分钟船就沉下去。”
拥挤的宜昌河滩，奋进的点点白帆，呼喊奔跑的人流，一处处炮弹掀起的巨浪，一股股翻滚升腾的硝烟......
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就是这样，顶着日军的炮火、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了运输任务。
这一阶段的抢运异常紧张与忙碌。卢作孚在《战时运输最紧张的一幕》中描述：
“每晨宜昌总得开出五只、六只、七只轮船，下午总得有几只轮船回来。当轮船刚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已靠近驳船。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的装货了。两岸照着下货的灯光，船上照耀着装货的灯光，彻底映在江上。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地歌唱。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地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地呼号，配合成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
整个过程就像是现代工业流水线，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三峡航运险恶，夜间不能航行。因此，每当夜幕降临，码头工人就会全部出动，在煤油灯发出的星星光亮中，奋力装配物资。
到了11月中旬，40天的期限已经过半，而货物才运了1/3。
枯水期即将来临，留给卢作孚的时间更少了。
船员死伤和船只损毁情况越发严重，卢作孚不得不为轮船装上无线电台，以便随时接收军方发来的空袭警报，尽量让轮船提前躲避。
三峡航道狭窄弯曲，两岸都是悬崖峭壁，日军飞机为了避免撞山，不敢低空轰炸。因此，轮船可以提前靠岸，借助悬崖遮蔽，这样，高空飞行的日寇飞机很难发现目标。
可是，这样一来，航行时间就没法保证了。并且，遭遇日军轰炸的轮船除了彻底报废的都需要维修。
抢运再次陷入困境。
不得已，卢作孚决定：所有轮船开通夜航。
今天，轮船上装有雷达、声呐探测器、GPS定位系统。借助这些现代化的电子设备，轮船昼夜航行没什么两样。
如果没这些设备，在险滩礁石密布的川江夜航，相当于“盲人骑瞎马”。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一直禁止川江夜航。
在当年，开通夜航简直就是以命相搏！
而民生公司的船员们在一个又一个漆黑夜幕下的川江航行中绝地逢生！
民生公司定下一条死规定：领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船长）要对川江上的每一个峡口、险滩、礁石，甚至是每一处漩涡都烂熟于心。
正因为有了这样专业的领江，1938年的夜航才能够顺利实施。
1938年11月下旬，枯水期将要来临，中水位轮船已不能在川江继续航行。
卢作孚临危不乱，组织民生公司员工改用木船和绞盘拖船，装载余下物资日夜运输。
行至险滩水枯处，民生公司的员工与前来援助的军民一起，改用人力在长江岸边拖着一艘艘分装的木船艰难前行。
这是一张1938年由外国记者拍摄的照片：为了转移战时的物资，这些纤夫屈着身子、背着缰绳，艰难向前挪动。
西方人很吃惊：这个被讥讽为“拿着筷子与日军交战的民族”，在最危急的时刻会用自己的肉体与炸弹与刺刀搏斗，这样的民族是不会灭亡的。
美国民众援华的呼声空前高涨。美国政府对中国抗战前途进行重估，为之后对华物资援助政策奠定了基础。
民生公司职员和当地纤夫全力强运物资
在凌冽寒风中，民生公司职员和当地纤夫在长江岸边匍匐前行
胜利在望
1938年12月，川江里，轮船的螺旋桨打到河床上、飞起了鹅卵石。
这意味着川江的水位不再适合航行，老天给中国人的40天期限已经结束。
原来在江边堆积如山的军工与民用器材，基本顺利入川。
对于这段终身难忘的回忆，卢作孚写道：“四十天内人员早已运完，器材运出三分之二。原来南北两岸各码头遍地堆满器材，两个月后，不知到哪里去了。两岸萧条，仅有若干零碎废铁抛在地面了。”
那些日子，卢作孚日夜守在指挥中心，所有电文都经他亲手审阅、批示；他对全局和每个环节都了如指掌。
深夜时分，他亲自到码头检查装卸情况，为工人、船员解决困难。在指挥运输的一个多月里，日夜操劳的卢作孚形同槁木。
值得一提的还有，除了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及行之有效的“三段式航行”方案之外，整个公司所有人员都能够绝对服从命令也是决定抢运成败的关键因素。
“九一八”事变后，卢作孚就提出了“我们应做义勇军的预备，训练成军人的身手”，在职工的床单上，印了“作息均有人群至乐，梦寐勿忘国家大难”的口号，做好了参加抗日战争的准备。
在民生公司，宿舍像军营一样整洁，员工穿统一的民生服，在食堂统一就餐。
每一个新进人员都需要经过军训和技术培训。
正因如此，卢作孚以及他的民生公司才能临危受命、力挽狂澜，为中国民族工业乃至整个抗战保存了“元气”。
民生公司船员在码头露天课堂学习
据统计，此次宜昌大撤退，民生公司损失轮船16艘，116名公司职员牺牲，61人受伤致残，经营损失在400万元以上。
40天抢运的物资，相当于民生公司1936年全年的运输总量。在这场惊心动魄的大撤退运输中，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向四川运送了150万人，100万吨货物，仅抢运的军工设备就有兵工署的22厂、23厂、24厂、25厂、巩县分厂、汴厂和金陵兵工厂、南昌飞机厂等14个，还有大量的其他工业设备和党政机关、学校、科研机构、国家文物的物资。
1940年，宜昌沦陷。当日军进入这座鄂西重镇时，看到的已经是一座空城。
直到宜昌沦陷，民生公司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总计150余万，货物100余万吨，其中包括两万吨空军器材和广东炮厂的物资。
日本军方在检讨武汉会战得失时，认识到此次中国军民拼着性命抢运战略物资在整个战争中的作用：“假定昭和十三年（1938）攻占武汉作战的同时就攻占宜昌，其战略价值就大不一样了。一定能置中国的民族工业于死地。”
据经济部调查，这次抢运进来的兵工厂和民营企业机器设备，每月可造手榴弹30万枚、迫击炮弹7万枚、飞机炸弹6千枚、十字镐20多万把。
得益于“宜昌大撤退”，一批现代化的钢铁厂、兵工厂和纺织厂，在长江上游的大后方相继建立起来，为国民政府组织反攻和中华民族夺取整个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船王卢作孚
来源：界面 作者：谢玉娟
卢作孚(1893-1952)，原名魁先，别名卢思，重庆市合川人。中国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中国近现代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民营企业集团之一民生轮船公司的创办者。他幼年时家境贫寒，辍学后自学成才，先后做过教师、报纸记者、四川泸州教育科长、成都通俗教育馆长，抗战时期曾担任交通部次长、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他在1925年创办民生公司，不到十年，民生公司即成长为中国最大的民营轮船公司。至1949年，民生公司拥有148艘江海轮船，投资60多个企事业单位。在抗战期间，尤其是在宜昌大撤退中，民生公司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除此之外，卢作孚以北碚为基地，从事乡村建设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创办包括中国西部科学院等一系列事业，影响巨大。1952年，他在重庆服用安眠药辞世。著作汇编有《卢作孚文集》。
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在谈到中国民族工业发展过程时评价称，四个实业界人士不能忘记，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其中，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被誉为“中国船王”。在抗战时期，面临日军轰炸，他指挥着被誉为东方“敦刻尔克”的“宜昌大撤退”，挽救了中国工业、兵工业的命脉。
卢作孚不仅仅是一位“船王”，他还是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毕生都在探索强国之路。在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三大领域，他都曾作出过巨大贡献。
1893年，卢作孚出生在重庆合川一个贫困人家。他小学毕业即辍学，却凭借着超强的毅力和天赋自学数学、历史、古文、地理、物理、化学等多个科目，亦深入研读国内外进步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包括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进化论》等名著，尤其是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学说。
年少的他加入了同盟会，时年尚不足十八岁。他曾参加过四川保路运动，在辛亥革命中死里逃生；白手起家创办了民生公司，经过20多年拼搏，民生公司“崛起于长江，争雄于列强”，成了当时中国最大、最有影响的一家民营航运企业。
1924年到1925年，卢作孚在四川成都建立通俗教育馆。在筹办通俗教育馆的后半期，他从自己的社会实践中悟出一个道理：“纷乱的政治不可凭依”。他认为，靠军阀办文化教育事业是不可靠的，“每每随军事上的失败，而使事业共浮沉”。为了实现国强民富的理想，他决定另寻新路，而这条新路，就是兴办实业。
卢作孚认为，四川经济不发达，科学文化落后，交通闭塞是一个重要原因。要改变四川的落后面貌应该从交通着手。因此，创业的顺序应该是：交通，实业，文化教育，从而达到救国的目的。
1925年，卢作孚邀约友人，在重庆集资创办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民生”这个名字，来自孙中山提倡的民生主义。公司成立之初，整个家当只有一艘载重吨位为70吨的小轮船。但在短短几年间，民生公司就成为了川江航运主力，航线一直延伸到上海。1937年抗战前夕，民生公司船只增加到46艘。
民生公司重庆总公司办公大楼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决定撤离南京退往武汉。民生公司负责调集船只，从南京接运政府人员、公物以及南京各学校的师生、仪器和图书到武汉和四川，再从芜湖抢运金陵兵工厂的设备和人员，将他们送往长江上、中游。
对于当时的情景，卢作孚之子卢国纪在《我的父亲卢作孚》一书中回忆：“在整个撤退运输期间，都是由我的父亲亲自组织和指挥… … 在他的办公室里，电话铃声不停地响着，来访的客人川流不息。他不停地草拟文件，口述电文，处理从各地和各轮船发来的电讯和函件，忙得来常常连桌上的一杯白开水，也忘了喝。”
然而最紧张繁忙，以及最值得称道的，是卢作孚成功指挥了被誉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的宜昌大撤退，保存了中国的工业命脉。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宜昌作为长江咽喉、入川门户，一时间难民纷纷涌入，从沦陷区运来的航空、兵器及轻重工业的机器设备也都在此积压，亟待撤往后方。
傅国涌在《大商人》一书中描述：沿江至少堆积了9万吨以上的物资，装箱的只有极少数，绝大多数无遮无盖、赤裸裸地杂乱堆放在江边的荒地上。其中有汽油、炸弹、炸药等军用物资，据说还有故宫文物。毫不夸张地说，这里几乎集中了中国兵器工业、航空工业、各类机器工业和轻工业的生命，是国家仅存的一点儿元气。除此之外，这里还拥塞着三万以上从各地撤退下来的人员和难民，等待着撤往四川。“种种方音如鼎沸，具言上水苦无船”，叶圣陶曾在宜昌等船7天，这两句就是当时的写实。
而此时，距离长江上游枯水期只剩40天，日军又在节节逼近。此刻，可供运输的仅有民生公司22艘轮船和其他公司的2艘轮船。
当时的长江航线，从宜昌到重庆，上水航行至少需要四天，下水航行至少需要两天。时任交通部次长的卢作孚研究后决定，借鉴1936年枯水时期民生公司创造的三段航行的经验，采取分段运输的办法，以最大限度地加速物资和人员撤退。
于是，最重要的和最不易装卸的笨重设备，由宜昌直接运到重庆；次要的、较轻的设备则缩短一半航程，只运到万县即写下，交由其他轮船转运；更轻、更不关紧要的器材，再缩短一半航程，只运到奉节，巫山或巴东即卸下，留待以后再运转。
抢运人员物资的民元轮航行在长江上
长江三峡，流急滩险，只能以白天航行、夜间装卸来争取时间。事后，卢作孚曾在《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中回忆这段往事：
“每晨宜昌总得开出五只、六只、七只轮船，下午总得有几只轮船回来，当着轮船刚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窗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据其，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已靠近驳船。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地装货了。两岸照耀着下货的灯光，船上照耀着装货的灯光，彻底映在江上。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唱歌，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的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的呼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
四十天过去后，拥塞在宜昌的三万待运人员全部运完，器材也运走了三分之二。又过去二十天，当长江已经低落到不能运输时，堆满宜昌两岸的器材都已被运走。战时运输最为紧张的一幕—宜昌大撤退至此结束。
这次撤退被平民教育家晏阳初比喻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大公报》记者徐盈在他所著的《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一书中写道：“中国的敦刻尔克的撤退的紧张程度与英国在敦刻尔克撤退并没有什么两样，或者我们比他们还要艰苦些。”
在整个撤退中，运输军工物资和工业设备器材的任务完全是由中国轮船承担，其中民生公司负担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当日寇侵略军进入这座鄂西重镇的时候，它已是一座空城。
在整个抗战中，民生公司付出了惨重代价：有16艘轮船被炸毁，117名员工英勇牺牲。卢作孚也因为这一时期劳累过度，以致后来身患重病。
青年时，卢作孚曾意气昂扬地说过，“炸弹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毁灭对方；你应当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别大，才使人无法抵抗。”
而卢作孚的一生，真切的说明了“微生物们”是如何用自己的方式改变时代曲线救国。
这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正是由卢作孚牵头并以为主要力量创造的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件至今并不为多少国人知晓，但在为《敦刻尔克》震撼感动的同时，我们理应知道卢作孚和他争取到的成功大撤退。
无论是历史还是我们，都应该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