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与人之间|《城市是谁的？》：权力之城与权利之城

2017-12-01 转载文章 我与我们的世界我与我们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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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本期与大家共享一篇关于“城市与人”的文章。文章源自微信公众号“龙应台”，在此对文章作者表示感谢。

龙应台：作家、文学学者，台湾高雄人，祖籍湖南衡山，毕业于国立成功大学外文系，获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学位，是台湾台北市首任文化局局长和“中华民国”文化部首任部长，亦曾在美国、德国、台湾、香港的多所大学任职。

1984年出版处女作《龙应台评小说》，后有杂文、文化批评、小说、散文、纪实文学等多种作品，如《野火集》和《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等，言行遍及华人地区如两岸三地、新加坡，以及德国等地，产生一定影响，为“推动全球意识”，创办有龙应台文化基金会。

以执法的名义清理、驱逐城市底层庶民、移民。满街满巷仓皇跑出的被褥锅碗、一路被砸碎的玻璃、萧瑟于冰天雪地中悲泣的人，真是无言。翻出2003年的文章，很多事，可以想得更深……

——龙应台，2017年11月29日

城市是谁的？

文：龙应台（写于2003年）

部分图片来源网络

贫穷与卑微，是不是也值得纪念？底层的庶民，那流离失所的、孤苦伶仃的，是不是也值得我们作传？

为什么不呢？再贫穷再卑微，难道不是共同走过的历史？而为底层的庶民作传，表达同情与敬意，难道不正是文化的核心价值？

线索

看城市，有很多线索。

一个城市可能有气派辉煌的高楼林立，但是如果一场短短的夏日雷阵雨就使得市区淹水，得撩起裤脚过街，你就知道，嗯，下水道系统没做好。大部分的市长们喜欢先做地面上大家看得见的美丽工程。

如果你经常走过深宅大院，大院门禁森严，站着军警，而当地人说，「不知是什么机关用地」，或说，「又是哪个大人物的家吧」，你可以猜到，这个城市的权力可能还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

如果整个城市的街道规划以教堂或寺庙为中心，这可能是，或者曾经是个神权很大的城市；如果政府大楼占据着城市中心，而且气势凌人，这可能是个政权独大的城市。如果政府的建筑昂贵华丽而市民住宅粗陋拥挤；如果公共设施譬如图书馆、美术馆、游泳池，都关了门；如果人行道高低不平、杂草丛生；如果行道树很多或者很少；如果房子的漆全剥落了而破窗很多；如果市政府网页上全是过期的信息和打不通的电话号码；如果街上看不见一只流浪狗；没有一只走失的猫⋯⋯

每一个「如果」都是线索。

在新加坡市区绕了一圈，我收回眼光，问身边的年轻人：「新加坡政府有规定市民每几年必须油漆自己的房子吧?」

他摇摇头，说：「不会吧？好像没有。」

我不太相信。一排又一排的民宅，各属私有，但是颜色缤纷的粉墙却有一致的深浅。

问了政府官员，果然——「有的。按照规定，每五年必须粉刷一次。」这个「有的」，又让我更认识了新加坡。每一个「有」或者「没有」，都在告诉你这个城市的身世，不说出来，不写出来的身世。不一定是有意的隐藏，而是，属于这城里的人，因为身在其中，反而往往说不出自己的轮廓。

那么，台北这个城市，给人什么「线索」呢?

空间。对所有欣赏城市的人我说，去，去看台北的城市空间，看你能发现多少隐藏的故事。

民主看得出来

民主是看得出来的。选举时的举国若狂，抗议时的激烈叫嚣，每日媒体的尖锐评论，或者倒过来说，广场上很少伟人铜像，墙壁上没有政治标语，节庆中不见呼喊口号。但是更细心的人会发觉，民主其实默不作声地改变了城市的面貌。

政治不透明的城市，它的城市也是不透明的。因为缺少强有力的监督机制 , 权力在握者可以霸占公有财产，公共建筑可以长期闲置浪费，政府或军方用地可以无限地扩大，土地归属可以任意决定，结果就是，小市民永远只认识自己半个城市，因为另一半根本是个「看不见的城市」。这种感觉最显著的，大概是集权力于一身的紫禁城——胡同深处看不见底的肃穆的高墙。

而台北，是一个正在被「打开」的城市。

台北之家

打开门就费了半天劲，那破败的铁门已经歪倒，但是用铁丝缠着，连铁丝都锈透了。

这是雍容华贵的中山北路，公元两千年的一个下午。铁门撬开，带点腥气的丛林气味扑面而来。野草与蔓藤纠缠怒长，比人还高。丛林深处是洋楼，斑驳的墙壁因为长满了树根而裂开，窗叶脱落悬在半空，屋顶整片颓败塌陷，一棵树从屋里长出，高高伸出屋顶，枝叶繁茂。

我们穿了靴子，因为草丛里会有蛇。文化局的同仁拿着一把镰刀为我开路；进入草丛，全身起红斑，但我清楚看见，那株伸出屋顶的树是从客厅的壁炉开始长起的。壁炉，从一九七八年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那一天开始就不再有火。

这栋废楼——美国大使官邸，曾经怎样地主宰过台湾人的政治命运：韩战、刘自然事件、退出联合国、中美断交，没有一件是令人骄傲的事。但是同样在这栋废楼里，当年许多年轻的作家和艺术家找到理解与支持；美国以强势文化为台湾拓宽视野，提高品味。管你喜欢不喜欢，这栋荒废了二十二年曾经象征权力的「鬼屋」是台湾史的一个无可取代的见证。

老屋颓颓欲傾，那攀爬的强劲野草就足以把它拉倒，要在市府内编列预算修复是来不及的。企业家张忠谋承诺了六千万，他没有问任何问题。

他没有问任何问题，但是三年后，在一次晚餐桌上听见他评论一个美国学者的近代史观，我静静听着却突然觉悟，啊，三年前他不发一言就捐给台北市六千万修复这个老屋，不只是因为想反馈社会，原来还因为他读史，懂史。

修复完毕，台北之家开门了。从前气氛肃杀、警卫密布的权威空间转化成台北人的小客厅。艺术家在这里浪漫慵懒流连，作家来这里发表新书，导演来这里谈论电影 , 国际的学者来这里演讲，市民来这里喝一杯下午茶。树影因风而动的时候，他隐约觉得这个城市还不错，尤其是当他发现，名满天下的侯孝贤吊儿郎当地就坐在角落里抽烟。

权威从城市里退出，把空间让给了市民。市长官邸变成市民的艺文沙龙；市政府大楼变成当代艺术馆；废弃的办公房舍变成国际艺术村，都还只是「打开」台北的起点而已。正在发生中的还有国营事业和军事机构的撤出都市核心。占地广大的松山烟场、建国啤酒厂、三军总医院已经迁走，仁爱路上黄金地段的空军总部也将空出。中央政府各部会和附属机构，还有国营转民营的事业机构譬如台湾银行，手中更拥有不知其数的公共财产，仍藏在那「看不见的城市」里 , 等待市民去开启。

宝藏岩：情感博物馆

从威权到民主，台北正在逐渐打开自己的城市。一方面权力让出空间，一方面市民本身的空间开始有新的价值界定，宝藏岩是一个里程碑。

很难相信这是台北：一座小小山头，高高低低盖起了房子，像没拿过铲子的人自己砌起来的，东歪西倒。蜿蜒的山道，歪曲的水沟，忽高忽低的石阶──这，是贫民窟吗？台湾导演们对这里很熟悉，因为他们用这山村做背景拍了一部又一部的电影，显然宝藏岩藏着我们的童年记忆：因为贫穷，所以有物质的极度匮乏；因为物质匮乏，所以空出了位子给最丰富的想象、最敏锐的感情、最脆弱的依恋。它是一座感情博物馆，活的。

可是，山头是法定公园用地，房子是法定违章建筑，里面的人全是违法占住，依法行事必须全面拆除。

村落里的老兵早已凋零殆尽，残存的老者依赖着村人的照顾，舍不得走。

台大的师生开始和老人做朋友，为村子作传，村人也开始组织互助。政府开始安置村民到国宅居住。但是，有许多长者，想在这野村里终老。

这个台北市的「调景岭」，值不值得保存？

在工程和管治的尺度上，它是一个单纯的违章聚落，在文化的考量里，它是什么？

贫穷与卑微，是不是也值得纪念？底层的庶民，那流离失所的、孤苦伶仃的，是不是也值得我们作传？

为什么不呢？再贫穷再卑微，难道不是共同走过的历史？而为底层的庶民作传，表达同情与敬意，难道不正是文化的核心价值？

宝藏岩在2002年被指定为历史建筑，得以保存。

将来的台北人会到宝藏岩踏青，在滨水的草地上摊开毛毯，和家人吃带来的三明治，然后去看年轻的艺术家在那极端俭朴的环境中创作，窗上门上挂着他们的作品。在走那忽高忽低的石阶时，他会低头告诉牵着手的孩子：上个世纪五○年代的台北人就住过这样的地方。

北投的温泉馆、龙山寺旁的青草巷、美术馆旁的台北故事馆、中山北路旁的蔡瑞月舞蹈社，和宝藏岩一样，都是市民价值的重新界定。二二八纪念馆，更是。如果不是民主，权力不会退出，台北仍会有那半个被权力所隐藏的「看不见的城市」。如果不是民主，庶民不会有人作传，宝藏岩，早被铲平了。

正发生

懂得探索城市的人，来到台北，可以这么走：从北端的故宫往南，经过张大千故居、钱穆、林语堂故居、走过有史前遗迹和清朝古墓群的芝山岩，到规划中的士林音乐厅，在蒋宋故居和官邸花园休息一下，再折向台北故事馆、美术馆，流连一下台北之家，逛到后面蔡瑞月舞蹈社的日式建筑和当代艺术馆，看一看左边的国际艺术村，拐几个弯到一下二二八纪念馆，再往南到紫藤庐喝杯茶，最后在宝藏的青青草坡上坐下来看夕阳下山。走完这条贯穿南北的轴线，他已经窥看了整个台北文化史：有古典的中国，有勇敢的台湾，有殖民的日本，有骄傲的美国；有历史的伤痛，有重生的欢悦；有菁英的石破天惊，有庶民的胼手胝足。

但是，我多么希望有更多的「线索」可以被留住。短短一条贵德街和延平北路，藏着台北的茶叶史、美术史、歌谣史、政治史、文学史。二二八中受难的王添灯、写「望春风」的李临秋、作曲家邓雨贤、文学的先驱张我军、协助建台北城墙的李春生、为台湾自觉启蒙的文化协会和蒋渭水，都在这两条街上住着走着，都曾经用他们的生命让这个城市丰美可爱──你可以想象台北没有「望春风」吗？

是，看一个城市有很多很多线索。李临秋的故居上连一个牌子都没有，表示这个城市不太珍爱自己的身世；贵德街没有街史表示这个城市的「本土意识」还不够成熟。李春生教堂半夜被粗暴偷拆，表示这个城市的市民对文化价值还没有共识而官方的文化法令还不够完善；国际艺术村成立了，表示这个城市有某个程度的国际视野；如果台北之家的服务不够周到或者当代艺术馆的展览不够细致，表示这个城市还在学习下一课——

下一课？

越来越多的公共空间由政府转给了民间经营管理，代表社会进步。民主政府之所以存在是为了培养民间力量。不给游泳池，没有人能学游泳。因此即使是一时的失败，都是我们必付的学费，否则，民间永远长不大，政府永远是那掌权者。半个城市，会继续「看不见」。可是政府权力退出公共空间只是一个阶段，公共空间由民间接手，民间是不是有能力创造出有质量的公共空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对民间的问题是，他能不能做科学的数字管理？他能不能提供有效率、有质量又有创意的服务？对政府的问题是，在引进民间活力的同时，他能不能避免公器私用而保护公众的利益？在活络商业机能的同时，他能不能保障文化的纯净？

这下一课才是对公民社会的真正测验。

公共空间回到市民手中，有些城市早已完成，有些城市根本还没开始。在台北，它正在发生。还有什么比正在发生中的城市更精彩？

线索，真的很多。细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