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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0年10月13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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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沙万家丽路高架桥到广西7个多亿的高速公路，再到大学教学楼土建工程，骗局一环扣一环。整个过程中，廖松林安排“骗局”，麦克邵负责“演戏”，双管齐下，一般商人很难抵挡这种权势骗局。
受害者之一刘建勋不小心掉进这个骗局时，麦克邵和廖松林甚至拿出了一份中纪委领导的批示信，以证明其能直接拿下某个具体的项目。后经刘建勋报警，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以公函的方式向中纪委求证，获知这份批示信系伪造。
此案启动公诉程序后，经过7次庭审，14个月的停滞期，因一份伪造协议书将诈骗资金认定为合作资金，检察院最后作出不起诉决定。虽然长沙市督察室主任胡振军因插手此案被处分，但背后仍有一批保护伞，让伪造中纪委公函的犯罪嫌疑人麦克邵、廖松林等无罪释放。
01连环骗局
早在2013年，刘建勋重逢老同事廖俊，表示愿意引见认识几个“有身份的人”。
在廖俊的介绍下，刘建勋认识了廖俊的叔叔廖松林，还参观了湘雅普仁公司的办公楼。“按当时的介绍，廖松林是这个公司的副总经理，还有一个姓麦的美籍华人，是副董事长。”但后来查工商资料，两人与此公司并无任何股权关系。
廖松林与麦克邵口气不小，号称手上有几百个亿的工程，刘建勋顿生合作意愿。
当年6月，廖松林主动找到刘建勋，说有个大工程，可以通过省委领导关系拿到万家丽路高架桥工程项目，但手头上缺钱，需要筹款。“每次都几万几万地要，前后应该花了30万左右。”刘建勋说。
钱花了，这个项目招完标了，没有刘建勋任何事。他去问廖松林和麦克邵，得到的答复是：“已经跟省里领导打了招呼，钱到第二个项目再补上。”
麦克邵提到的第二项目，是湖南邻省广西的高速公路工程。同样以“领导关系亲密”为由，提到认识交通部主管这一领域的副部长公子，称该项目由其负责。他们提到，如果要拿下项目，需要一个特级资质，麦克邵、廖松林自称有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资质，费用是200万元。
刘建勋如数支付完毕，但招标报名时，招标单位发现该份资质是假的，无法报名。随后麦克邵团队要刘建勋找一家建筑单位继续报名，他们也能保证中标。
2014年1月，广西项目开标，刘建勋未能中标，他再次去找廖松林、麦克邵。此时，有人提醒他所谓交通部副部长公子也是假冒的。后来这一团队8名嫌疑人全部落网后，他们也向警方供述，自己特意冒充交通部副部长公子的事实。
一番安抚，已沉没成本的刘建勋无法舍弃，他按廖松林的指示，从湖南长沙赶到广西南宁，与麦克邵当面沟通。为了安抚刘建勋，麦克邵再次搬出大领导，并称大领导愿意见面，答应会分一半工程——有3个多亿给他做。
“当时他们说的是，叫我回去准备50台设备和七八十号人，随时准备进场。”刘建勋回忆。
刘建勋满怀希望回到老家，并安排好了人员和设备。接下来，就是等。
但最终也没有消息。“等我又赶去广西，发现项目都已经施工了。”
02中纪委领导批示系伪造
又一次“没搞成器”，刘建勋愈发焦急，便向廖松林等人提出要退钱。对方回应，可以介绍一个大学的工程给他，算是弥补。
廖松林等人带着刘建勋去见了湖南一家大型建筑集团董事长叶某。这次，他们有备而来，带了一份特殊的“筹码”。刘建勋回忆：“他们给我看了一个信封，落款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里面有一张关于我的情况说明，最后还有一个中纪委领导的批示和签字。”
叶某见了这份中纪委的批示，表面态度很好，看似不敢怠慢，口头答应为给刘建勋安排一个外地的大学工程项目。
但事后，这个工程并未促成，叶某一开始拒绝了刘建勋的所有来电短信，好不容易见到一面，“他跟我说，中纪委的批示是假的，还解释说，中纪委的领导不可能写这张条子。”
刘建勋此时才明白事情的真相，他随即报案。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区分局2016年1月立案后，3月23日，麦克邵、廖松林等因涉嫌诈骗罪被刑拘。
4月5日，芙蓉区公安分局向中纪委办公厅函证此份批示的真实性，中纪委于4月13日以“中纪办函 [2016] 438号”文件答复，此批示系伪造。
在麦克邵、廖松林、胥定国、廖俊、李学周、蒋柱明、苏圣铭、贝为当等8名嫌犯全部落网后，嫌犯李学周向警方陈述了伪造经过，经嫌犯胥定国指使，在北京城区看到小广告找专门办假证的人伪造而来，并从北京快递寄往长沙，增加这份文件的真实性，以此迷惑受害人。 当年7月29日，麦克邵、廖松林等人被批捕。次年3月31日，两人被芙蓉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此后，七次公开开庭审理，拖延多年。
03不起诉决定
2018年6月22日，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区分局认定麦克邵、廖松林涉嫌诈骗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芙蓉区检察院随后分别对两人作出不起诉决定。 这个结论一出，令公检法系统不少人大跌眼镜。一宗伪造中纪委文件的诈骗案，到底是因何而起？又是为何会被无罪释放的？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保护势力？ 检方的起诉书称，经审查查明，2013年6月至2015年期间，被告人麦克邵、廖松林向被害人刘建勋虚构自己与政府相关领导有特殊关系，谎称能够凭借关系帮助刘建勋承接各项工程项目，分多次骗取刘建勋财物478.51万元。检方认为，麦克邵、廖松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中麦克邵实得赃款150万元、廖松林实得赃款115万元，已触犯了《刑法》第266条之规定，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建议量刑12~14年。 为了换取信任，谈“项目”过程时，廖松林、廖俊等人不仅将每笔刘建勋的支出都打了收条或承诺书，不过，刘建勋后来才知道，这些东西都是骗取信任的筹码。 七次庭审，变数发生在2018年3月14日的第6次庭审后，主审法官庭后在法院接待室向刘建勋宣读了一份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报告，内容是他在麦克邵的一份协议书中签字鉴定为真实有效。
这份协议名叫《工程投标代理造价咨询及施工服务合同》，签署日期为2014年1月7日。司法鉴定的送检日期为当月10日，结论是“刘建勋”签名字迹系与本人平时签名系同一人。
刘建勋就此提出了质疑：2014年1月7日我没有签署这份协议，双方的交通信息与电子凭证，显示我们不在同一城市——我在长沙，麦克邵在上海，无法在广西南宁签订事实。检方也调取了我和麦克邵在当天的航班信息。伪造协议上的中冶公司公章也系伪造，八名嫌犯至今都没有见过该公章。
其实是这份鉴定的程序问题。“做这个鉴定没有任何人告知我。”刘建勋在法庭上提出异议，他从来没有见过该份协议，更没有在该协议上签字。刘建勋强烈要求，刑事鉴定不能在民营企业进行鉴定，应该在长沙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或湖南省公安厅物证鉴定所重新鉴定。
但是，刘建勋的这一合理要求，并未获得主审法官的支持。
刘建勋多次找主审法官和申诉至长沙市检察院承办检察官要求重新鉴定无果，直至2019年6月向芙蓉区法院领导申请鉴定获得支持，鉴定结果为该协议上"保证协议执行，刘建勋，2014年1月7日"字迹不是出自刘建勋笔迹，签名系伪造。
对此，刘建勋的律师分析，芙蓉区法院突然提交这份协议书，并不能证明麦克邵、廖松林清白，毕竟这一团伙伪造中纪委领导批示已获得中纪委的证伪认定，连嫌犯也向警方承认了这些诈骗事实，并向警方陈述了如何合谋、诈骗经过，诈骗所得资金用于偿还个人债务，不容推翻。即使这份协议成立，还存在合同诈骗的嫌疑，更是罪加一等。
2018年5月21日，芙蓉区法院作出刑事裁定书：本院在审理芙蓉区检察院指控的被告人麦克邵、廖松林犯诈骗罪，芙蓉区检察院于2018年5月21日向本案提出撤诉申请。本院认为，检察院撤诉申请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根据最高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二条规定，准许芙蓉区检察院撤诉。 2018年6月22日，芙蓉区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书。 刘建勋怀疑此案背后有公检法的人员涉嫌渎职，他甚至多次接到电话，对方自称公检法人员要其和解了事。 在多次申诉无果的情况下，刘建勋将举报材料上呈中纪委，中纪委批给湖南省纪委查处，长沙市督察室原主任胡振军因介入此案，被长沙市纪委记过处分。 据相关人员透露，警方从嫌犯胥定国手机中调取了短信、银行账号、收款短信，胡振军收到胥定国的款项后回复短信：“在开检委会前协调关系”。
2018年5月21日，检察院办案人员电话通知刘建勋谈话，并给他看了一份芙蓉区法院建议撤诉函和一份长沙市检察院同意芙蓉区法院撤诉建议的批示。检察院办案人员还口头告诉他说，法院说如果检察院不撤诉就判无罪。
刘建勋的律师认为，现有的证据足以证明麦克邵、廖松林等人合谋，利用刘建勋急于承揽工程的心理，吹捧其与相关领导有特殊关系、能帮刘建勋搞定系列工程为由，骗取刘建勋钱财的事实，这一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的构成条件，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特别是伪造中纪委批示和法庭伪造证据，属于刑事案件，应该从严处罚。
刘建勋后来发现，并不止他一个商人被骗。为了追回损失，他从未停止向各部门申诉反映，但效果却不尽人意。
“连中纪委领导的批示都敢伪造的美籍华人，难道还不够起诉的条件吗？”刘建勋表示无奈。如此明目张胆的设局诈骗却能免于刑事处罚，背后支撑着他的人是谁？比胡振军职务更大的那个保护伞，何时才能站上被告席？
其他
伪造中纪委批示诈骗，谁让他们无罪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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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易丨文
从长沙万家丽路高架桥到广西7个多亿的高速公路，再到大学教学楼土建工程，骗局一环扣一环。整个过程中，廖松林安排“骗局”，麦克邵负责“演戏”，双管齐下，一般商人很难抵挡这种权势骗局。
受害者之一刘建勋不小心掉进这个骗局时，麦克邵和廖松林甚至拿出了一份中纪委领导的批示信，以证明其能直接拿下某个具体的项目。后经刘建勋报警，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以公函的方式向中纪委求证，获知这份批示信系伪造。
此案启动公诉程序后，经过7次庭审，14个月的停滞期，因一份伪造协议书将诈骗资金认定为合作资金，检察院最后作出不起诉决定。虽然长沙市督察室主任胡振军因插手此案被处分，但背后仍有一批保护伞，让伪造中纪委公函的犯罪嫌疑人麦克邵、廖松林等无罪释放。
01连环骗局
早在2013年，刘建勋重逢老同事廖俊，表示愿意引见认识几个“有身份的人”。
在廖俊的介绍下，刘建勋认识了廖俊的叔叔廖松林，还参观了湘雅普仁公司的办公楼。“按当时的介绍，廖松林是这个公司的副总经理，还有一个姓麦的美籍华人，是副董事长。”但后来查工商资料，两人与此公司并无任何股权关系。
廖松林与麦克邵口气不小，号称手上有几百个亿的工程，刘建勋顿生合作意愿。
当年6月，廖松林主动找到刘建勋，说有个大工程，可以通过省委领导关系拿到万家丽路高架桥工程项目，但手头上缺钱，需要筹款。“每次都几万几万地要，前后应该花了30万左右。”刘建勋说。
钱花了，这个项目招完标了，没有刘建勋任何事。他去问廖松林和麦克邵，得到的答复是：“已经跟省里领导打了招呼，钱到第二个项目再补上。”
麦克邵提到的第二项目，是湖南邻省广西的高速公路工程。同样以“领导关系亲密”为由，提到认识交通部主管这一领域的副部长公子，称该项目由其负责。他们提到，如果要拿下项目，需要一个特级资质，麦克邵、廖松林自称有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资质，费用是200万元。
刘建勋如数支付完毕，但招标报名时，招标单位发现该份资质是假的，无法报名。随后麦克邵团队要刘建勋找一家建筑单位继续报名，他们也能保证中标。
2014年1月，广西项目开标，刘建勋未能中标，他再次去找廖松林、麦克邵。此时，有人提醒他所谓交通部副部长公子也是假冒的。后来这一团队8名嫌疑人全部落网后，他们也向警方供述，自己特意冒充交通部副部长公子的事实。
一番安抚，已沉没成本的刘建勋无法舍弃，他按廖松林的指示，从湖南长沙赶到广西南宁，与麦克邵当面沟通。为了安抚刘建勋，麦克邵再次搬出大领导，并称大领导愿意见面，答应会分一半工程——有3个多亿给他做。
“当时他们说的是，叫我回去准备50台设备和七八十号人，随时准备进场。”刘建勋回忆。
刘建勋满怀希望回到老家，并安排好了人员和设备。接下来，就是等。
但最终也没有消息。“等我又赶去广西，发现项目都已经施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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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没搞成器”，刘建勋愈发焦急，便向廖松林等人提出要退钱。对方回应，可以介绍一个大学的工程给他，算是弥补。
廖松林等人带着刘建勋去见了湖南一家大型建筑集团董事长叶某。这次，他们有备而来，带了一份特殊的“筹码”。刘建勋回忆：“他们给我看了一个信封，落款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里面有一张关于我的情况说明，最后还有一个中纪委领导的批示和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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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后，这个工程并未促成，叶某一开始拒绝了刘建勋的所有来电短信，好不容易见到一面，“他跟我说，中纪委的批示是假的，还解释说，中纪委的领导不可能写这张条子。”
刘建勋此时才明白事情的真相，他随即报案。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区分局2016年1月立案后，3月23日，麦克邵、廖松林等因涉嫌诈骗罪被刑拘。
4月5日，芙蓉区公安分局向中纪委办公厅函证此份批示的真实性，中纪委于4月13日以“中纪办函 [2016] 438号”文件答复，此批示系伪造。
在麦克邵、廖松林、胥定国、廖俊、李学周、蒋柱明、苏圣铭、贝为当等8名嫌犯全部落网后，嫌犯李学周向警方陈述了伪造经过，经嫌犯胥定国指使，在北京城区看到小广告找专门办假证的人伪造而来，并从北京快递寄往长沙，增加这份文件的真实性，以此迷惑受害人。 当年7月29日，麦克邵、廖松林等人被批捕。次年3月31日，两人被芙蓉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此后，七次公开开庭审理，拖延多年。
03不起诉决定
2018年6月22日，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区分局认定麦克邵、廖松林涉嫌诈骗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芙蓉区检察院随后分别对两人作出不起诉决定。 这个结论一出，令公检法系统不少人大跌眼镜。一宗伪造中纪委文件的诈骗案，到底是因何而起？又是为何会被无罪释放的？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保护势力？ 检方的起诉书称，经审查查明，2013年6月至2015年期间，被告人麦克邵、廖松林向被害人刘建勋虚构自己与政府相关领导有特殊关系，谎称能够凭借关系帮助刘建勋承接各项工程项目，分多次骗取刘建勋财物478.51万元。检方认为，麦克邵、廖松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中麦克邵实得赃款150万元、廖松林实得赃款115万元，已触犯了《刑法》第266条之规定，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建议量刑12~14年。 为了换取信任，谈“项目”过程时，廖松林、廖俊等人不仅将每笔刘建勋的支出都打了收条或承诺书，不过，刘建勋后来才知道，这些东西都是骗取信任的筹码。 七次庭审，变数发生在2018年3月14日的第6次庭审后，主审法官庭后在法院接待室向刘建勋宣读了一份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报告，内容是他在麦克邵的一份协议书中签字鉴定为真实有效。
这份协议名叫《工程投标代理造价咨询及施工服务合同》，签署日期为2014年1月7日。司法鉴定的送检日期为当月10日，结论是“刘建勋”签名字迹系与本人平时签名系同一人。
刘建勋就此提出了质疑：2014年1月7日我没有签署这份协议，双方的交通信息与电子凭证，显示我们不在同一城市——我在长沙，麦克邵在上海，无法在广西南宁签订事实。检方也调取了我和麦克邵在当天的航班信息。伪造协议上的中冶公司公章也系伪造，八名嫌犯至今都没有见过该公章。
其实是这份鉴定的程序问题。“做这个鉴定没有任何人告知我。”刘建勋在法庭上提出异议，他从来没有见过该份协议，更没有在该协议上签字。刘建勋强烈要求，刑事鉴定不能在民营企业进行鉴定，应该在长沙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或湖南省公安厅物证鉴定所重新鉴定。
但是，刘建勋的这一合理要求，并未获得主审法官的支持。
刘建勋多次找主审法官和申诉至长沙市检察院承办检察官要求重新鉴定无果，直至2019年6月向芙蓉区法院领导申请鉴定获得支持，鉴定结果为该协议上"保证协议执行，刘建勋，2014年1月7日"字迹不是出自刘建勋笔迹，签名系伪造。
对此，刘建勋的律师分析，芙蓉区法院突然提交这份协议书，并不能证明麦克邵、廖松林清白，毕竟这一团伙伪造中纪委领导批示已获得中纪委的证伪认定，连嫌犯也向警方承认了这些诈骗事实，并向警方陈述了如何合谋、诈骗经过，诈骗所得资金用于偿还个人债务，不容推翻。即使这份协议成立，还存在合同诈骗的嫌疑，更是罪加一等。
2018年5月21日，芙蓉区法院作出刑事裁定书：本院在审理芙蓉区检察院指控的被告人麦克邵、廖松林犯诈骗罪，芙蓉区检察院于2018年5月21日向本案提出撤诉申请。本院认为，检察院撤诉申请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根据最高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二条规定，准许芙蓉区检察院撤诉。 2018年6月22日，芙蓉区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书。 刘建勋怀疑此案背后有公检法的人员涉嫌渎职，他甚至多次接到电话，对方自称公检法人员要其和解了事。 在多次申诉无果的情况下，刘建勋将举报材料上呈中纪委，中纪委批给湖南省纪委查处，长沙市督察室原主任胡振军因介入此案，被长沙市纪委记过处分。 据相关人员透露，警方从嫌犯胥定国手机中调取了短信、银行账号、收款短信，胡振军收到胥定国的款项后回复短信：“在开检委会前协调关系”。
2018年5月21日，检察院办案人员电话通知刘建勋谈话，并给他看了一份芙蓉区法院建议撤诉函和一份长沙市检察院同意芙蓉区法院撤诉建议的批示。检察院办案人员还口头告诉他说，法院说如果检察院不撤诉就判无罪。
刘建勋的律师认为，现有的证据足以证明麦克邵、廖松林等人合谋，利用刘建勋急于承揽工程的心理，吹捧其与相关领导有特殊关系、能帮刘建勋搞定系列工程为由，骗取刘建勋钱财的事实，这一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的构成条件，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特别是伪造中纪委批示和法庭伪造证据，属于刑事案件，应该从严处罚。
刘建勋后来发现，并不止他一个商人被骗。为了追回损失，他从未停止向各部门申诉反映，但效果却不尽人意。
“连中纪委领导的批示都敢伪造的美籍华人，难道还不够起诉的条件吗？”刘建勋表示无奈。如此明目张胆的设局诈骗却能免于刑事处罚，背后支撑着他的人是谁？比胡振军职务更大的那个保护伞，何时才能站上被告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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