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一个男孩而设的公交站

导读

7岁男孩小千自幼缺失监护，由68岁的外婆抚养长大，每天要独自走上400米，穿过马路到最近的公交车站乘车上学。这段路程是与外婆相依为命的生活里诸多无可奈何的缩影，而人们的善意将它变成了另一个故事。

来源 | 极昼工作室（media-fox）

文丨李晓芳

编辑丨王一然

视频剪辑丨汤赛坤

400米的距离有多长？一艘400米长的轮船就能堵住整条苏伊士运河，它大约相当于一座上海东方明珠塔的高度；它也是一圈标准的操场跑道，一个成年人大约需要走上数百步，对7岁的男孩小千和外婆来说，400米是他上学放学的日常，也是他与外婆相依为命的生活里诸多无可奈何的缩影。

小千7岁，上小学二年级，生得比同龄人瘦小许多。蓝色奥特曼书包是爱心人士捐赠的，沉沉地坠在身后，能遮住他一半多的身体，远远看他的背影，只剩一颗黑色的脑袋和两条细瘦小腿。母亲在他3岁左右因胃癌去世，父亲则从记事起就没见过。他和外婆王舒香一同生活。

湖南常德市武陵区一处城乡结合部，公交车开过市中心，宽阔的双向四车道马路变成拥挤的双向二车道，高楼换成平房和正在建设的安置房小区，砂砾和尘土弥漫的车道旁，一栋三层的灰色砖房分成八户人家，一楼车库一样的大房间就是小千的家。

小千就读的学校离家半小时车程，他每天要走400米到最近的车站搭乘18路公交。外婆起初会像其他孩子家长一样，每日将他护送到学校。但她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一坐车就犯晕，回到家至少得歇上一小时才能缓过来。后来，她只陪着小千走到公交车站。再后来，熟悉路程了，小千就一个人背着大书包，花大约8分钟慢慢走上400米。

托孤

这个家十分空旷，只零落地摆着两张长桌，一张吃饭，一张堆放电视和杂物，几把椅子和小板凳杂乱叠放。小千的外婆王舒香已经68岁，皱纹爬满她的眼角和额头，头发染过，耳旁仍有几缕银白发丝泄出，眉头紧缩，总是“担心养不好孩子”。南方正是恼人的阴雨天，王舒香不舍得开灯，屋子无法看清，她被吞没在半片黑暗中。

她成长于常德农村，是种地的一把好手，挑着两桶粪肥，走在田埂上还像一只轻盈的蝴蝶。但她没读过几年书，看不懂孩子的作业。四年前，女儿去世，把小千留给了她和老伴；没过两年，老伴同样因病去世。

她只能一人担负起照顾外孙小千的责任，难题像跳蚤在生活的各个角落里扰人。生计总是头等大事，王舒香的退休金，再加上小千的低保，每月能有1800多元，这是祖孙俩的全部经济收入。

她每日弓着腰侍弄屋后的几分地，种上一片小青菜，搭个架子引丝瓜藤攀爬，就为了省下日常买菜钱。女儿去世以后，她再没去过超市，只在附近的小卖部购买各种盗版的，但更便宜的生活用品，仔细计算一毫一厘的支出。她记不清多久没给自己买新衣服了，身上那件粗呢花格外套磨破了一整片袖口，补不了了，只能让丝线荡在手腕上。

小千和外婆的家。摄影 李晓芳

但养孩子“不是让他吃饱穿暖就够了”。小千的同学都在上各种各样的课外兴趣班，小千也多次央求王舒香，他也想去那些新奇的吉他班、绘画课，可王舒香付不起费用。考察许久，她终于在上个学期给小千报了个篮球班——那是所有兴趣班里费用最便宜的，一学期990元，而且不用再额外支出购买乐器或绘画器材等费用。但接下来的暑假就不能继续上了，兴趣班在假期的排课更多，费用也顺势翻了三倍，一个暑假的篮球班就得三四千，上不起了。

班上的孩子大多都有电话手表，小千看了眼馋，提过好几次。几百块钱，对祖孙俩而言，意味着大半个月的伙食费，王舒香迟迟没有答应。

去年冬季12月，下午六点多，天早早黑了，小千还没到家。学校4点半放学，即使平时遇上老师留堂，或是小千在路上贪玩了一会，通常六点左右也该看到他的身影。

王舒香跑到离家三站地的公交终点站，18路公交车停在那儿，她问司机：“有没有看到一个小个子的男孩上车？”18路公交车共有10位司机，基本都对小千面熟。他们中有一位司机知道小千的家庭情况，不仅帮王舒香在微信群里询问当天值班的司机们，还帮着在附近的几个站点找了一遍。

王舒香急哭了，联系不上小千，也不知道该去哪些地方找人。“我不吃饭，我这次都给他省点钱买个手表。”王舒香回忆时说，“好歹能打个电话，问一问该去哪里接人。”

小千到家时，已经接近晚上7点：他因贪玩中途下了车，结果走得太远，找不着18路公交车站，迷失了一会，他伸手叫了辆出租车，最终被顺利送回家。王舒香还记得那天的打车钱，21元。

孩子顺利回家后，王舒香却没再提起买手表的念头。这个家庭没有随意消费的权利。

但贫穷已经是王舒香最容易解决的问题，多种些菜，再省两口，总有办法。更多钱解决不了的问题，她无能为力：小千要上小学时，王舒香不知道怎么给他找学校，不懂怎么报名，还是去求了侄女帮忙，才顺利报上名；她也没办法辅导小千的学习，“其他孩子都有爸爸妈妈的，都年轻些，什么都跟得上。我老外婆，我担不担心？”王舒香说，救助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三年级的孩子要开始学英语了，那是她更不了解的领域，“我就怕这孩子本来聪明，被我耽误了。”她深深皱起了眉。

有时小千不做作业，跑到对面邻居家玩耍，她总会跟小千说，别人能出来玩，是因为“他家里有爸爸妈妈教育，你又没有爸爸，没有妈妈，也没有爷爷奶奶，只有外婆一个人。”王舒香说，“你外婆能力又有限，你怎么能够和他们比呢？”

她的衰老远超过小千成长的速度，身体的各个零件都在陆续出现问题：高血压是最不值得一提的。她还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弯腰时间稍长，就成了折磨她的酷刑。几年前女儿过世，她总是哭，现在眼前经常一片朦胧。脑袋有时突突地疼，她从没去医院检查过——怕花钱，也怕检查出大病——花了钱也治不好。

她最近常对社会救助事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说“孩子以后靠你们了”。“我就是在交待后事。”她抱着肩，望着屋外久久不散的雨雾，叹了口气。

漫长的400米

对门邻居赵奶奶对王舒香的忧虑后知后觉。她记得有天晚上，一个醉汉在街上游荡，就在两家门口徘徊，王舒香很紧张，一直在微信上找她聊天，赵奶奶上了自家二楼，从二楼窗户盯着醉汉的行动，一一在手机上报告给王舒香，安慰她“那个人只是在耍酒疯，没有闯进你家”。直到醉汉离开，一刻不停的微信“嘀、嘀”声才平静下来。赵奶奶当时没多想，只觉得这位老朋友好像太胆小了，事后回忆时，赵奶奶才有了疑问：她是不是担心自己一个人应付不来？

周围的邻居提到小千，也大多会感叹一句，“挺可怜的孩子，家里只有一个外婆管他。”小千和赵奶奶家的孙子是好朋友，赵奶奶有点不好意思：“我们这片都是穷人，经济上也帮不了太多。”但碰上小千外婆出门办事，见他一人孤零零地坐在家里，她总会招呼小千到家里和孙子一块学习玩耍。

一年多的时间里，小千独自来回走了无数个400米。路上没有什么风景可言，两旁是相似的，沉默矗立的低矮民居。有处小楼刚被拆除，残砖碎瓦散落一地，毛色杂乱的野狗在荒地里嗅闻觅食。小千早已习惯这路上嘈杂刺耳的鸣笛声，知晓大卡车开过时，及时闪躲到旁边的石子地上。雨天偶尔让人心烦，因为踢踏溅起的水渍会弄脏运动鞋，但也会有邻居骑着电动摩托车路过，见他一人，好心捎他一程，在公交车站叮嘱一句“好好学习”。

小千家附近的拆迁现场。摄影 李晓芳

18路公交车司机刘新华熟悉这个瘦弱的身影。每个上学的日子，沿路几个固定站点都会聚集一批像小千一样，背着大书包，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稍有不同的是，“其他娃都有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陪着嘛，就他一直是自己一个。”

王茜文第一次看到小千就是在公交车站。她是常德市社会救助事务中心的工作人员，2021年初，事务中心在全市开展困境儿童筛查工作。王茜文记得，上门家访那天，常德下大雨，从外婆口中得知小千上学时没带伞，她和另外一位工作人员决定到公交站接他。“看到他一个小小的个子，从车上下来后顶着个书包，当时那个情形我很难忘。”

做完家访，王茜文始终放不下那个独自走在路上的瘦小身影，“那段四五百米的路，可能大人就还好，走起来没什么，但是一个七岁的孩子，每天一个人走回去，上学下学天天都这样，风吹日晒，还是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她针对这事专门做了一个报告，社会救助事务中心经过研究后提出一个解决方案：能否向公交公司申请，为小千增设一个临时的停靠点？

18路是常德市最重要的公交线路之一，它每天清晨6点20分准时发车，路线呈“L”形，驶过人流量最密集的万达广场，途经各个政府机构，包括市政府、信访局、住建局、武警支队等，跨过一道姻缘桥河，再往更远的村落开下去，一共26站，不堵车的话，45分钟能跑完一趟。

因为一个7岁的男孩，今年3月，这趟公交线路打算再建一个临时站点。

整个过程称得上顺利。社会救助事务中心在3月中旬联系上常德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提出了“为小千增设临时站点”的想法。常德市公交公司成立了53年，此前从来没有为个人增设临时停靠点的先例，但他们愿意为孩子贡献一点善意。

公交站点的设立得有据可依，其中一条原则是要选在人口相对集中、客流量较大的区域。公交公司运营部负责人娄家驹接到任务后，先带人到小千家附近进行实地勘查，“我们发现小男孩居住地附近的乘客还是比较多的，符合设立临时停靠点的条件。这样既充分考虑了小男孩本身的特殊情况，也方便了周边群众的出行。”娄家驹说。

3月24日，他带着工人，那块打印着“18路公交车临时停靠点”的站牌刷着崭新的白漆，被稳稳立在小千家门口。

停在终点站的18路公交车。摄影 李晓芳

一个特殊的公交站

司机刘新华有点记不清临时站点设立的具体日子，但他非常清楚地记得，连日阴雨的常德迎来了个大晴天。立好站牌后，18路公交车司机的微信群里传来一个新通知，公交公司希望10位司机每次抵达临时停靠点，能留心一下那位特殊小乘客的乘车安全。群里是一句接一句弹出的10个“好的”。

但后续发展超出所有人预料。“公交公司为小千设立临时停靠点”的故事被当地媒体报道后，各地媒体、视频博主蜂拥而至。王舒香说，那几天天没亮，家门口就架上了一堆摄像机。镜头贪婪地捕捉小千上车下车的画面，人声嗡嗡的，她几天睡不着觉，脑袋疼得厉害。

3月末，有人在小千放学时拦着公交车拍照，老师特地给王舒香打电话，让她赶去学校接孩子。还有人扛着摄像机去了小千的学校，同学们都在议论，这让他感到害怕，他甚至不想上学，偷偷请求：“婆婆，能不能让他们不要拍了？”

临时停靠点设立的前两周，小千根本没用上。王舒香同样害怕起来，她看到一些视频里，小千的真实姓名、住址、就读学校被一一暴露，“就怕有人知道了家里情况，知道家里只有一个老外婆，跑过来把他拐走了。”她不让小千再坐公交车，请邻居们帮忙，每天带着小千走另外一条路到学校。

但王舒香记着人们给予的每丝善意，小千身上的新衣服、新书包都是社区或爱心人士捐赠的，每逢周末，当地某公益组织也会带着小千参加集体活动，带他到商场里看新上映的电影；女儿的前同事们到现在还记挂着这个孩子，春节时刚送来几套新衣服和红包，带小千去游乐场。救助中心的工作人员安慰她，等小千上了三年级，他们可以帮小千补习英语。

王舒香总担心自己耽误了小千，不止一次动过让人领养小千的念头。小千学习好，语文和数学成绩一直在班上前几名。同龄的一些孩子喜欢手机游戏，小千也玩，但一到规定时间，他能自觉地放下王舒香的手机，开始练字或者做数学题。如果生活在别的家庭，“小千或许就能上各种兴趣辅导班，读更好的私立学校。”王舒香说。

这个7岁的男孩早早就懂了大人的心思，每次听到王舒香说类似的话，小千就会抱着她使劲哭，嘴里喊着：“婆婆，你别给我抱（送）出去。”他也会抱着王舒香一脸认真地说“婆婆，我长大了一定要当科学家，我研制出长生不老的药，我给你永远都不老”。这些话，小千在前几年就说过。那时，小千妈妈在长沙的医院治疗，王舒香抱着他睡在病房的折叠床上。3岁的小千含含糊糊地说，要研究治妈妈的药。他在那时就总安慰大人们：“你天天往开心的地方想。”每次听这话，王舒香感动，但更多的还是心酸。

临时站点设立的第三周，媒体和视频博主们终于散去。小千重新坐上了18路公交。下午5点，戴红领巾的小学生们涌上公交，像一群终于得到放风机会的小鸭子：孩子们在车上分食干脆面、手指饼，烤玉米肠，食物混合的香气弥漫整个车厢——女孩们开着窗吹风，赞美一个马尾女孩的发圈，约定明天放学后一起买同款；男孩们在讨论王者荣耀，“你有没有上过最强王者？”“我没上过，所以我不说。”——小千凑在男孩堆里，插不上话，站在稍远的座位旁安静地笑。

大多数孩子在过姻缘桥河前就下了车，父母在公交站迎接他们，“小鸭子们”就继续叽叽喳喳地往家走。车厢一下空了许多，小千还是一个人。他穿着蓝色校服，坐在爱心座椅上，有孩子把吃剩的半包锅巴零食扔在第一排座椅背后，他眼睛扫了一圈周围乘客，手指勾着把半包锅巴拖出来，飞快拈了一片塞进嘴里，露出一个短暂的满足的微笑。

刚想伸手拈第二片，18路公交停在了家门口。

为他设立的临时站点到了，没有站台，没有座椅，只有一块刷着白漆的站牌立在小树边。

小千“噌”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几步跳下车，飞奔着回家，书包似乎都要甩起来，老屋里有正等着他回家的外婆。

18路公交为小千设立的临时站点。摄影 李晓芳

（除王茜文、娄家驹外，文中人物为化名）

本文转载自【极昼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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