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登徒子”高育良
看到屏幕上打出“原汉东大学政法系主任高育良”字样，我不由得哑然失笑，因为他立即让我联想到了一些在大学政法系统十分活跃的公知，而高育良的扮相——向后梳起的头发、精致的眼镜、皮笑肉不笑的神情等，也让我联想起一位喜欢看星空的某位大人物，确实，他们都是一类的。
可能是担心引起争议吧，编剧并没有让高育良满口公知腔，但如果在现实生活中，高育良一定会把自己打扮成“普世价值”的拥趸，用“锐意改革”的形象把自己包装起来，这样一来，谁敢调查他的贪腐问题，谁就是反对改革开放了。实际上，剧中真正的大B0SS赵立春就是这么玩的，当他的腐败问题逐渐暴露之后，他就花大钱请人在香港媒体上撰文，指控省委书记沙瑞金调查他的儿子赵瑞龙是为了“否定汉东省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给沙瑞金造成了很大压力，不得不写文章为自己辩解。
根据剧中的情节推算，高育良应该是在九十年代前期，由学界跨入政界的。而他之所以能够迈出这么关键的一步，除了由梁璐父亲，当时的省政法委书记的提携，大的时代背景，仍然八十年代提出的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路线。
“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路线，单独来看并无问题，但放在文革结束，中国开始“转型”的大背景下来看，就不寻常了。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毛泽东主席念兹在兹的是如何使“人民当家作主”名副其实？如何避免“周期律”？等等。而毛主席提出的解决方案之一，就是人民——其主体是工农兵——对政治事务的充分参与。文革前的做法主要还是从工农兵中提拔干部，强化对工农干部的培养（同时也重视知识分子干部的培养）。文革中则开始尝试劳动群众阶级直接参与对国家和企业的管理——不仅是从工农兵中选拔优秀分子培养成政治精英，而且是工农兵直接参与对国家和企业的管理，包括通过“上、管、改”的方式参与对大学的管理，“占领上层建筑”。
毛泽东时代的干部路线，无疑是政治标准第一的，其最主要的优点，是确保了共和国的人民性。尽管在八十年代后，工农兵干部因“大老粗”的形象饱受精英讥笑，但毫无疑问的是，在这种干部路线下，诸如国企私有化、“以三铁砸三铁”、三千万工人下岗、教育、医疗产业化之类的政策是很难出台的，甚至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而“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路线，实际上是确立了知识分子相对于工农兵，也就是普罗大众管理国家的优先权，在科举制度以公务员考试的方式复归之后，这种优先权变成独占权，与之相应的，则是人民性淡出，精英色彩愈来愈浓。《人民的名义》向我们展示的汉东省被一个用裙带关系、师生关系、“主公-秘书（家臣）”关系联结起来的带有浓厚封建性的权贵集团所统治的局面，形象的说明了这一干部路线所导致的后果。
新科举制的干部路线，内在的要求是知识分子要以天下为己任，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实际情况是令人失望的。八十年代宣布拨乱反正之后，前三十年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被否定，近代知识分子中深厚的封建传统、买办传统强劲复苏，迅速成为主流，依附性也暴露无遗。
太阳下面没有新鲜事。“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路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古老的“读书做官”传统的重建。“读书做官”不能说毫无进步意义，但把知识分子从追求真理引向追求权位，进而丧失独立性，把个人利益最大化看得高于一切，则是其最大弊端。
高育良就是这样一个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他有两个明显特点，第一个就是依附性，开始从政时，依附梁璐的父亲，即当时的省政法委书记，在和省委书记赵立春的儿子赵瑞龙达成交易之后，又开始依附赵立春，事实上，如果“空降”的省委书记沙瑞金愿意收编他，他也会毫不犹豫的依附沙瑞金。
依附性强的一个后果就是容易被俘获。因为依附性的本质是把个人利益看的高于原则，而既然不能坚持原则，就容易被人抓住把柄，也就容易被俘获。赵瑞龙抛出一个高小凤做诱饵，就很轻易的把高育良俘获了，此后他终于走上犯罪道路，由省政法委书记变为阶下之囚，就是他被俘获的必然结果。此后尽管他仍道貌岸然，故作尊严，但已经变成了赵瑞龙门下走狗。
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出身的高级干部，高育良的另一个特点是虚伪。这不仅是指他一边在主席台上讲廉政一边在台下搞贪腐，还在于他甚至虚伪到了不能面对自己的程度。比如，明明是贪恋高小凤的青春和美色，却自我欺骗说是因为高小凤能够和他谈明史，其实以他曾任大学系主任、阅人无数的经历，当然可以轻易洞穿一个没有受过系统高等教育的高小凤，把《万历十五年》挂在嘴边上其实就是为了诱惑他，但他不愿意承认，也不敢承认，因为承认了这一点，等于自认自己好色之徒，是登徒子，他必须自己鄙视自己，这是他所无法接受的。
高育良的命运是一个明显的警示：对知识分子来说，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为什么人的问题”，在今天仍然是一个“根本的问题”，甚至是命运攸关的问题。这个问题能不能最终解决，不仅将决定国家命运，最终也将决定知识分子个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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