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评阎连科讲的两个故事

“这是一种文学版本的臣妾主义吗？”

作者 | 郭松民

编辑 | 青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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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一个非常有趣并且古怪的现象是，西方早已丧失了道德权威，但是，还是能不断地给中国人颁奖。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以写日记见长的女作家方方就不断被颁奖——先是被英国BBC评为“2020年百大女性人物”，接着又被法国授予“爱弥尔•吉美亚洲文学奖”，最近又被《日本经济新闻》评为“国际杰出女性代表”……，方方来者不拒，一律笑纳，可谓领奖领到手软。

西方这种“用奖砸”的做派，颇类似于中国的一些土豪暴发户遇事喜欢“用钱砸”。区别在于，暴发户“用钱砸”，底气来自于“咱穷的只剩下钱了”，西方“用奖砸”，则更多地是出于一种聊胜于无的希望——万一砸中了中国的索尔仁尼琴或哈维尔呢？

最新的获奖者是作家阎连科。据报道，他获得了第七届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

纽曼华语文学奖本身也有点古怪。它2008年才设立，是英语世界专门为华语文学设立的奖项。第一个获奖者是鼎鼎大名的莫言，获奖作品叫《生死疲劳》，“讲述了一个被冤杀的地主经历六道轮回的悲欢故事”，和方方的《软埋》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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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下午，阎连科在颁奖典礼上，发表了洋洋万言的《一个比世界更大的村庄》的获奖感言，看得出来，他对这次获奖相当自豪，也有点急不可待想借领奖的机会说点什么。

阎连科说，自己全部的写作都是为了证明，故乡那个村庄就是一个完整的中国，他一生的写作都立足在哪里——“你要想认识中国，去认识那个村庄就够了。你认识了那个村庄，也就真正懂得中国了。”

这样倒是很简单。那么如何认识那个“村庄中国”呢？

阎连科讲了两个故事。

阎连科说：

然在二年前，我又回到那个村庄时，有个给我叫哥的邻居，专门到我家闷头坐了大半天，等到家里没有他人安静时，他很郑重地轻声问我道：“哥，你说一个核弹头丢下去，能真的让一个国家消失吗？”在我朝他点头并做了解释后，他又非常不解地大声质问我说：“既然核弹头这么厉害，那么中国为什么不趁全世界都毫无防备时，朝所有的国家都丢一个、几个核弹头，然后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别的国家只有我们中国了。”

今年是2021年，“二年前”就是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日子。

70年了，中国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又经历了改革开放，经济总量达到了世界第二，现在还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但中国人——阎连科在演讲中反复强调，中国就等同于那个村庄，村庄里的人就等同于中国人——居然仍旧愚昧、狡诈、残忍，如何能够不让世界提心吊胆？

多么可怕呀！这位“给我叫哥的邻居”——在阎连科的话语中也是当代中国人的缩影——活脱脱的就是一位当代傅满洲的形象。这个形象一旦确立，那么其他国家的人对华人的种族歧视，美国对中国的围堵与打压，不都是顺理成章了吗？

行文至此，我忽然就明白了，为什么阎连科之流能够不断被西方颁奖。

阎连科的第二个故事，更让我产生了严重的不适感，坦率地说有点恶心。

阎连科说：

在那个村落里，有位母亲七十多年来，无论是在电视上或是村人的谈论里，当大家看到或谈到中国与日本的仇杀历史时，那位母亲总会记起1945年，日本军队从中国败退时，一位穿着破烂、身上挂彩的日本士兵，拄着拐杖从口袋里摸出一颗小糖给了她。这位母亲说，这是她人生第一次吃到的糖，知道了世界上有一种叫糖的东西，竟然那么甜。所以她终生记住了糖的味道和那张流血的日本士兵的脸，终生都渴望还给那个日本士兵一些什么去。

近代以来，从甲午战争开始，日本对中国的持续侵略长达半个世纪，这个期间，从旅顺大屠杀到南京大屠杀，“日本士兵”在中国制造了无数屠杀事件，单是七七事变后的八年里，“日本士兵”就直接间接造成三千万中国人死于非命。“日本士兵”还强奸了无数中国女性，强迫20万以上的中国女性充当“慰安妇”即性奴隶，“日本士兵”还把婴儿抛向空中，再用刺刀将其刺穿……

所有这一切，阎连科的那位“母亲”都没有记住，也不感兴趣，她只记住了“日本士兵”给了她一颗糖，因此她渴望有机会对他进行感恩！

这又是一种怎样的下贱和卑微？阎连科是在暗示日本的侵略才给中国带来了“现代文明”，才让中国人知道了“糖的味道”吗？这是一种文学版本的臣妾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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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在演讲中，非常泛滥地谈到了“爱”，比如，“爱，是可以化解一切的”、“人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价值都不会超过爱”，云云。但我分明从他的字里行间里看到了“恨”——对中国人、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恨，还有不屑。

我原来以为，阎连科和他的同道们，早已是八十年代的文化僵尸了，但从这篇获奖感言来看，僵尸还是不肯安静地躺在古墓中，西方也一直试图用颁奖的方式让僵尸借尸还魂。

现在，借着纽曼的威力，僵尸果然又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并散发出了难闻的气味，我们还是要出手把僵尸推回棺材，不要让它挡了我们前进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