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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的饥饿感

寰宇大观察 寰宇大观察 2022-07-19

这次发生在上海的疫情,许多上海人都说饿。网络上有理中客跳出来,说上海人娇气。这些理中客站着说话不腰疼,他们质问上海人不吃蔬菜不吃肉又怎么了。


我是十分理解吃不到菜吃不到肉的上海人的,这和我小时候的经历有关。


大巴山的田地多产,因此不缺主食和蔬菜。不过那时农村没有电饭煲,蜂窝煤又需要有人及时换煤,火力也不够,煮一锅猪食的话,消耗时间又过久,因此也没有成为村里的主流。人们做饭时,最常用的能源,就是木柴。但用“木柴”这个词,严格来说,也不准确。


20多年前,老家农村里人还很多。我的村子,处于亚热带季风区,虽然漫山遍野都是树,但人们一般不会去砍树。


因此,在人口稠密的村子里,柴是一项稀缺资源。小孩子和懒女人们做得最多的三项农活之一就是“捡柴”,另外两个是“割草”和放牛。


“捡柴”也不常常是“捡”,有时候也是“偷”,这时候就叫“偷柴”了。人们说“偷柴”这个词时,说得都很自然,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不会藏着掖着,因为每家每户的柴都被“偷”过,每家每户的人也都“偷”过柴。


偷柴并不是去别人家里偷,而是去别人的柴山上“捡”。捡回来的,一般都是枯掉的灌木。有些小孩子会爬那种笔挺的树,他们会到树上去砍掉、或者掰断枯枝。我不会爬那种树,于是我允许别人爬到我家树上,但是砍下来的柴得分我一半。


冬天时,有些灌木,无法从颜色上分辨其是不是枯枝,这个时候就需要用指甲去扣一下树皮,方能知道这枝条是死是活。


在闰土的老家,走路的人渴了,摘一个瓜,不算是偷。在我的老家,家里没柴给人做饭、给猪做食了,去别人家山上捡柴,说起来算是偷,实际上又不算。


块状的木柴,就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木柴,一般都是春节期间才有得烧,平时即使有,也不多。



因为缺柴的原因,又因为农活忙的原因,所以即使不缺蔬菜,人们也不会顿顿炒菜。最常用的下饭菜,是豆瓣、豆豉、芽菜、“敷辣子”、“稀辣子”。


这几种菜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制作后,可以长时间保存,且食用方便。冬天时候,炒上一大份豆豉、芽菜或“敷辣子”,可以放上十多天。我小时候,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吃这种饭菜。肉当然是有的,但因为没有冰箱,所以都是腊肉。腊肉存量也有限,因为每家每户养的猪,大多都卖给猪贩子了。


我们小学时,都是自己带上菜、生米和水,去学校蒸饭。由于菜一般都是豆瓣、豆豉之类,所以我往往只吃一半的米饭,剩下的一半就背回家。​在学校里说不饿,那是假的,是逞强。



但是我吃过好吃的啊,过年的时候,去亲戚家的时候,亲戚来我家里的时候,村里有人办“十大碗”的时候(不是十个大碗菜,其实有十几样菜,大多装在盘子里),我爸从城里回来的时候,都能吃到好吃的。


吃过美食的我,对家里常吃的食物,总是提不起兴趣。我算是好吃的人,想象力又很丰富,总是会处于一种幻想状态之中,幻想的对象常是食物,幻想着回到家里后,家里来了亲戚,锅里有几盘好菜叠着。​有一次回到家,家里确实来了亲戚,锅里确实叠了几盘好菜。那次来的是我大姑,她来的时候,已经疯了。



所以,我小时候,常常也会有一种饥饿感,会感到饥饿。我的那种饥饿感是父辈们理解不了的,因为无论如何,他们都会比以前吃得好。许多同龄人也理解不了。这种主观上的饥饿感也会有客观的效果,我小时候要么吃得不多,由此带来真正的饿(当然绝对谈不上是饥肠辘辘那种饥饿),要么就暴饮暴食。有一次大年三十中午,在大爸家团年时,因为吃相难看,还挨了我妈一顿打,成为左邻右舍的笑谈。



我现在的日子,比我小时候好很多,也吃得好很多。许多上海人这段时间来,还没有我小时候吃得好。​现在,要让我用豆瓣和着饭吃,我宁愿饿着。


所以当上海人说他们饥饿时,我不仅能理解,更能感同身受。


更何况,许多人上海人说他们饥饿时,是真的饿,是真的没有可以吃的东西,而不是我小时候的那种情况。


当人们普遍没有以前过得宽裕、吃得好时,人们也都会有类似的感受。这个时候,不管你是不是小粉红,是不是这次抨击上海人的人,你都会有一种饥饿感。落差越大,这种感觉就越强烈。不信走着瞧。


有些人如此大言不惭地抨击上海人,不仅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更是因为他们没有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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