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的饥饿感

这次发生在上海的疫情，许多上海人都说饿。网络上有理中客​跳出来，说上海人娇气。这些理中客站着说话不腰疼，他们​质问上海人​不吃蔬菜不吃肉又怎么了。​

我是十分理解吃不到菜吃不到肉的上海人的，这和我小时候的经历有关。

大巴山的田地多产，因此不缺主食和蔬菜。不过那时农村没有电饭煲，蜂窝煤又需要有人及时换煤，火力也不够，煮一锅猪食的话，消耗时间又​过久，因此也没有成为村里的主流​。人们做饭时，最常用的能源，就是木柴。但用“木柴​”这个词，严格来说，也不准确。

20多​年前，老家农村里人还很多。我的村子，处于亚热带季风区，虽然漫山遍野都是树，但人们一般不会去砍树。

因此，在人口稠密的村子里，柴是一项稀缺资源。小孩子和懒女人们做得最多的三项农活之一就是“捡柴”，另外两个是“割草”和放牛。

“捡柴”也不常常是“捡”，有时候也是“偷”，这时候就叫“偷柴”了。人们说“偷柴”这个词时，说得都很自然，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不会藏着掖着，​因为每家每户的柴都被“偷”过，每家每户的人也都“偷”过柴。

偷柴并不是去别人家里偷，而是去别人的柴山上“捡”。捡回来的，一般都是枯掉的灌木。有些小孩子会爬那种笔挺​的树，他们会到树上去砍掉、或者掰断枯枝。我不会爬那种树，于是我允许别人爬到我家树上，但是砍下来的柴得分我一半。

冬天时，有些灌木，无法从颜色上分辨其是不是枯枝，这个时候就需要用指甲去扣一下树皮，方能知道这枝条是死是活。

在闰土的老家，走路的人渴了，摘一个瓜，不算是偷。在我的老家，家里没柴给人做饭、给猪做食了，去别人家山上捡柴，说起来算是偷，实际上又不算。

块状的木柴，就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木柴，一般都是春节期间才有得烧，平时即使有，也不多。​

因为缺柴的原因，又​因为农活忙的原因，所以即使不缺蔬菜，人们也不会顿顿炒菜。最常用的下饭菜，是豆瓣、豆豉、芽菜、“敷辣子”、“稀辣子”。

这几种菜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制作后，可以长时间保存，且食用方便。冬天时候，炒上一大份豆豉、芽菜或“敷辣子”，可以放上十多天。我小时候，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吃这种饭菜。肉当然是有的，但因为没有冰箱，所以都是腊肉。腊肉存量也有限，因为每家每户养的猪，大多都卖给猪贩子了。

我们小学时，都是自己带上菜、生米和水，去学校蒸饭。由于菜一般都是豆瓣、​豆豉之类，所以​我往往只吃一半的米饭，剩下的一半就背回家。​在学校里说不饿，那是假的，是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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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吃过好吃的啊，过年的时候，去亲戚家的时候，亲戚来我家里的时候，村里有人办“十大碗”的时候（不是十个大碗菜，其实有十几样菜，大多装在盘子里），我爸从城里回来的时候，​都能吃到好吃的。

吃过美食的我，对家里常吃的食物，总是提不起兴趣。我算是好吃的人，想象力又很丰富，总是会处于一种幻想状态之中，幻想的对象常是食物，幻想着回到家里后，家里来了亲戚，锅里有几盘好菜叠着。​有一次回到家，家里确实来了亲戚，锅里确实叠了几盘好菜。那次来的是我大姑，她来的时候，已经​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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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小时候，常常也会有一种饥饿感，会感到饥饿。我的那种饥饿感是​父辈们理解不了的，因为无论如何，他们都会比以前吃得好。许多同龄人也理解不了​。这种主观上的饥饿感也会有客观的效果，我小时候要么吃得不多，由此带来真正的饿（当然绝对谈不上是饥肠辘辘那种饥饿​），要么就暴饮暴食。有一次大年三十中午，​在大爸家团年时，因为吃相难看，​还挨了我妈一顿打，成为左邻右舍的笑谈。

我现在的日子，比我小时候好很多，也吃得好​很多​。许多上海人这段时间来，还没有我小时候吃得好。​现在，要让我用豆瓣和着饭吃，我​宁愿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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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上海人说他们​饥饿时，我不仅能理解，更​能感同身受。

更何况，许多人上海人说他们饥饿时，是真的饿，是真的没有可以吃的东西，而不是我小时候的那种情况。

当人们普遍没有以前过得宽裕、吃得好时，人们也都会有类似的感受。这个时候，不管你是不是小粉红，是不是这次抨击上海人的人，你都会有一种饥饿感。落差越大，这种感觉就越强烈。不信走着瞧。​

有些人如此大言不惭地抨击上海人，不仅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更是因为他们没有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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