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兴亮等：“中国梦”的命名特点、阐释空间及话语对策
“中国梦”的命名特点、阐释空间及话语对策
张兴亮 祝黄河
（江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本文发表在《江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
摘 要：“中国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愿景，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目标和精神旗帜。研究“中国梦”的命名和阐释所形成的崭新话语体系，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从命名特点看，“中国梦”分别体现了简洁性与亲和性、历史性与时代性、聚焦性与延展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等的统一。“中国梦”的阐释空间是不断完善的，逐步形成了原点性阐释、形象性阐释、规范性阐释等方式。纾解“中国梦”的阐释节点，要特别注意“中国梦”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系。“中国梦”的话语对策亟需深化，从话语效果看，需谨防污名化、娱乐化，增强“中国梦”阐释的说服力；从话语教育看，需谨防非理性的全民造梦运动，努力推进全民族的科学梦想观教育；从话语传播看，需注重“中国梦”话语体系在语言传播中的规范，增强中国在国内外的话语权。
关键词：中国梦；命名；阐释；话语权；梦想教育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首次以执政党最高领袖的名义提出并初步阐释了中国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可以说，提出“中国梦”正当其时，因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1](P15)。由此，“中国梦”一词开始成为世界热词。可以说，“中国梦”的提出，已经有了先行探索，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提出“中国梦”，说明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中央积极吸纳群众智慧、专家智慧，把“中国梦”进行加工提高，上升到国家的意识形态层面。
“中国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愿景，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目标和精神旗帜。借助对“中国梦”的探讨，可以深层整合全民价值观，由共享中国梦到共建共享美好生活，形成社会发展合力。这是个凝聚共识、争取民心的持续过程。“中国梦”体现了政治理想与社会理想、政治话语与社会话语合一，实现了领袖话语与精英话语、大众话语的统一。“中国梦”的提出，使政治话语回归常情、常识、常理，重构了一个崭新的话语体系。以“中国梦”为核心的这个话语体系，是多年来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结果。目前“中国梦”话语体系向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持续延伸。研究“中国梦”的命名和阐释所形成的话语体系，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梦”的命名特点
“中国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隐性命名到显性命名、从非正式命名到正式命名、从个人命名到集体命名、从民间命名到领袖命名的过程，并体现出鲜明的特点。
（一）从语言表述看，“中国梦”体现了简洁性与亲和性的统一
首先，“中国梦”从表述上体现了简洁性。大道至简。“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国梦想”（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简称。“中国梦”，只有简明的三个字，但包含深邃的内涵。相比已有的意识形态话语，这是非常简洁的表述。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紧紧把握“中国”问题、凸显“中国”底蕴，中国话语越来越“有型”、越来越自信。如毛泽东提出“中国化”；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习近平提出“中国梦”。但比较起来，这些词还是有差异的。从含义上看，“中国化”、“中国特色”本身是不完整的，一般作为形容词词组，通常要成为已有意识形态话语的前缀或后缀，才能表达完整的意义。比如，“中国化”放在“马克思主义”后面，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放在“社会主义”前面，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对来说，“中国梦”是一个完整而又简洁的意义单元。
其次，“中国梦”从表述上体现了亲和性。“中国”、“梦”两个词，人人都能听得懂，非常通俗，短促明快，直抵人心。“中国”和“梦”结合起来，就成了通俗性的政治语言。习近平提出“中国梦”，首先从语言层面非常成功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政治话语亟需创新的今天，这个提法突出了政治话语的通俗化，更有亲和力、更口语化、更生动，更容易激励人心，更容易激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力和对美丽中国的向往之情。
（二）从文化演变看，“中国梦”体现了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古今中外有许多以“梦”为题的经典作品，如《红楼梦》、《梦的解析》等。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常用的祝福语中频现“梦”字，如“梦想成真”。中国的梦想文化，由过去的隐秘文化，如今成了中国社会的显性文化、主流文化。把梦想作为社会生活的主题，经历了一个由隐到显、由小到大的过程，这反映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自由。
一方面，“中国梦”从深邃的历史中走来，具有厚重的历史性。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独步世界并最终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衰落后可以再复兴的文明，恰恰因为中国人民没有放弃梦想，其中以优秀知识分子为代表。在国家积贫积弱的年代，中国人民没有放弃梦想，特别是一些先驱和精英更是大胆设想。如晚清知识分子陆士谔1910年写出《新中国》，对中国的未来进行了美好而精致的预测[2]。今天看来，他的预言在百年后正一一实现，如上海成功举办世博会。
另一方面，“中国梦”在社会进步中彰显，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人们可能会问，虽然中国梦一直是存在的，但为什么直到现在“中国梦”才作为核心政治词汇凸显出来呢？一个核心政治词汇的流行，反映了整体的社会心态及其背后的社会生活基础。可以说，“中国梦”的表述在当今的中国已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心理基础。而在物质贫乏的年代，全社会提倡埋头苦干，往往把人性、自由、梦想等斥之为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一定程度抑制了个性张扬、梦想表达。因此，在政治生活中很难有“梦”字，更别奢谈“个人梦”。“梦”，反映的是人性潜在具有的一种自由想象。梦想首先存在于私人空间，往往是隐秘的、内在的，而即便为外人所知，也难窥全貌。传统意义上，中国人通常比较保守、谦逊、含蓄，很少公开谈论梦想。在国家层面公开谈论梦想、大力倡导梦想，反映了当今中国社会的开放程度、自由程度、发展程度。
（三）从辐射范围看，“中国梦”体现了聚焦性与延展性的统一
首先，从聚焦性看。“中国梦”的提出，恰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才能实现。可以说，“中国梦”是“中国共识”的代名词。
一方面，就“中国”而言，“中国梦”突出了一种明确的全“中国”的整体意识，有利于激发爱国心和凝聚力。“中国梦”是与“中国结”、“中国心”、“中国魂”、“中国文化”等词联系在一起的，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产生与中国相关的正面联想，唤起正能量，产生正推动。“中国梦”以“中国”作为限定词、作为标识，可以尽可能地囊括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东西，因此是贴近中国民心的，同时也可以凝聚执政党的党心，形成执政兴国强大的心理内核。
另一方面，就“梦想”而言，在价值观亟待整合的今天，“中国梦”突出了对美好生活的“梦想”这个最大的共识。“中国梦”在中国人民中有极大的认同度，体现了共同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梦想属于自我实现的心理需求，是人的需求的最高层次。“中国梦”把“以人为本”和“以中国为本”结合起来，从人的深层次需要和中国最切实的利益出发，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创造的潜力，激励人们为梦想加油。“中国梦”从人的本性和中华民族的本性出发，重塑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制度。中国梦不是先入为主、事先规范的产物，不是要形成具有模式化、固定化的制度形态和社会形态，而是一种持续创新的建构形态。“中国梦”是个大梦，同时容纳着个人的小梦，能激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另外，“中国梦”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超越利益固化的格局，用顶层设计来缓解社会压力，更加主动回应民众的关切和诉求，更切合民众的期望。
其次，从延展性看。其一，从梦的本义来看，“中国梦”具有包容性。“梦”本是一个中性词，但会因为使用时空的不同，以及“梦”的朦胧性、可塑性等原因，“梦”可能成为褒义词或贬义词。但“中国梦”所指的“梦”，是健康向上的想法，是对成功的渴望，而不是幻想、妄想。这里的“梦”，指梦想、自我实现、理想、期盼、抱负、志向、愿望、向往、渴望等，既指社会的宏伟蓝图，也指个人的生活向往。从“梦”的角度看，整个人类世界形成一个梦的地图、一个梦想交织的体系，包括个人梦、中国梦、世界梦，还有许多中间环节的、方方面面的梦想。
其二，从时空上讲。“中国梦”的延展性表现为空间上的扩展性。即国家的不同层面都可以找到“中国梦”的位置，如将“强国梦”引申为“强军梦”、“强校梦”等。“中国”具有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等多重内涵。“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也是中华大地的概括，是中华民族的根据地。“中国”的多重含义，使中国梦具有包容性。中国梦，意味着可能性空间的重新梳理。“中国梦”的延展性又体现为时间上的前瞻性。中国梦兼顾现实性与可能性，既体现了鲜明的问题意识、现实指向，也是展望未来、开拓美好前景的。以“中国梦”为标准，可以摆脱过分纠缠于历史发展中的是非恩怨。由此，中国梦也体现了创新性、纠偏性。
（四）从内外关系看，“中国梦”体现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
首先，从民族性来看。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梦”突出了“中国”的主体性、自主性。“中国梦”意味着以重塑现代性的方式，找回中国的主体地位，而不是盲目照搬先发展国家。
“中国梦”，从不敢拥有到自信拥有；从破碎支离到完善完整；从遥遥无期到前景在望；从国家愿景到个体圆梦。它的提出，彰显了中华民族整体的梦想自觉、梦想自信、梦想自由。“中国梦”构建的前提，是独立的中国、统一的中国、完整的中国、自信的中国、发展的中国。我们有底气、有自信敢说“中国梦”，是因为已有的一些中国梦（如“奥运梦”、“世博梦”、“奔月梦”）已经一一成为现实，是因为有继续追逐梦想、实现梦想的实力。梦想是不断更新的，还有许多美好的新“中国梦”等着去实现。因此，提出“中国梦”，就是沿着实现伟大梦想这么一条线，以此作为统领，持续地为中国发展提供精神动力。
其次，从世界性来看。一方面，就世界而言，中国是几大文明古国之一，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也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可以说，中国（英文“China”）既闻名世界，又举足轻重。另一方面，“梦”是世界的共同语言。比如，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曾发表举世闻名的演说《我有一个梦》。“中国梦”是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的，因此是与国际主流话语相一致的。与此类似，“中国精神”、“中国道路”、“中国力量”等也和国际通行话语有相通之处。“中国梦”的提出，是中国以构建新的话语体系的方式主动融入国际主流话语的重要尝试。
“中国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是紧密融合、相互观照的。以世界视野来看，任何一个国家在崛起、在快速发展的时候，都会更多地成就一批成功人士，任何国家的崛起都有自己的梦想；相比其他的梦想，“中国梦”具有规模大、领域广、与世界分享的特点[3]。“中国梦”由外部世界的压力所唤起，直到中国自主发梦、艰难寻梦、踏实做梦、理性圆梦，这是一个百折不回的过程。“中国梦”的提出，是与中华民族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贯的复兴情结联系在一起的，与中国民众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与中国的大国担当联系在一起的。
二、“中国梦”的阐释空间
“中国梦”的命名特点，预示着中国梦蕴藏着宏大的阐释空间。挖掘和梳理中国梦的阐释空间，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梦，充分发挥中国梦的引领性等多重功能。
（一）完善“中国梦”的阐释方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勃勃生机，为“中国梦”的阐释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中国梦”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阐释。仅从习近平目前关于中国梦的讲话来看，可把“中国梦”的阐释概括成以下几种类型。这几种阐释类型，是习近平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不同场合针对中国宏大目标的自然而贴切的多样化表达。
1.原点性阐释
习近平在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提出并阐释了“中国梦”的概念。他说：“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4](P25)习近平从全民族最大公约数入手，借“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这个集体行动，提出自己的观点，实际上是强调“中国梦”的共识性含义。这次阐释活动是原点性阐释，也是中国梦的最基本的阐释。
从本义上看，“中国梦”的另一个说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民族的集体共识，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带领全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庄严使命。以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为例，整个报告洋溢着中国共产党矢志于复兴使命的磅礴大气，出现“复兴”共有9处，其中7处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另外有“民族复兴”、“伟大复兴”各1处。从话语创新的角度看，原点性阐释是话语创新的切入点，而不是话语原创者的最终目的。习近平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当前最大的共识切入，是为了赢得更加广泛的共识。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梦”的阐释从偏重于“民族复兴”，逐步转换到其他方方面面。
2.形象性阐释
形象性阐释是习近平话语的一个特色。比如，2013年3月17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讲话，其中与“中国梦”的阐释相关的精彩话语为：“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自己梦想的努力就拥有广阔的空间。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5](P5)
这个阐释形象地体现了中国梦所蕴含的真、善、美。具体而言，“真”，如“梦想成真”；“善”，如“共同享有”；“美”，如“出彩”、“美好”。这个阐释也体现了习式特色语言的感召力。这是中国共产党新任最高领导人第一次以散文诗般的语言阐释主流意识形态，充分显示了主流意识形态在语言上的大众化、亲和力。通常，政治性阐释少有抒情色彩，偏重于宏大叙事，注重政治语言的庄重性，句法非常严谨，因此往往让人感觉高高在上，离一般人较远。相比较而言，形象性阐释不拘泥于语法习惯，而顺应话语的自然逻辑，形成话语流，可以激发受众产生思维的具象化。
3.规范性阐释
第三种阐释为规范性阐释。比如，把“中国梦”的基本内涵概括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这里，可以进一步阐释，即“中国梦”的不同方面分别是：就国家而言，是“富强梦”；就民族而言，是“复兴梦”；就人民而言，是“幸福梦”。这三个方面不能互相替代，但紧密相关。
从“人民幸福”这个角度，可以把“中国梦”理解成“民生梦”，即如何让老百姓过得更幸福。由此，可以形成包括“教育梦”、“住房梦”、“健康梦”等在内的梦想体系。具体说，“中国梦”包括“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6](P13)；等等。这些“更好”，表达的是一种加法，是“中国梦”扩展性的形象展现，旨在提倡一种积极健康向上的心态，即不是只看到“不好”，而是期待“更好”。站在执政党的角度，中国梦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6](P13)。
这类规范性阐释有个好处，就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最大限度地扩展核心词的含义。“中国梦”可以有三种扩展。一是“中国××”，如“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等。还可以进一步衍化为“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等，如“中国法治道路”、“中国法治精神”、“中国法治力量”等。二是“××梦”，如“强军梦”、“亚太梦”、“世界梦”等各种各类可大可小的梦想。三是“××中国（梦）”，如“美丽中国（梦）”、“法治中国（梦）”、“富强中国（梦）”、“幸福中国（梦）”等方方面面的中国梦想。
（二）纾解“中国梦”的阐释节点
阐释时要特别注意“中国梦”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系，这是“中国梦”阐释的重要节点。在话语演变的过程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国梦”的定语或同位语，形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表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从字面上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梦”并列；二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梦”的修饰语，是中国梦的一种或一部分。不管是哪种理解，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中国梦”，实现了意识形态话语的创造性转换，“中国梦”取得中心地位，最大限度地放大了政治话语的空间。
一方面，两者有紧密的内在联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是大梦的体现，是中华民族的世界地位、中华民族发展的艰巨性、中华民族的光明前景等方面的立体呈现。这与“中国梦”作为“大国之梦”的特殊性具有内在一致性。对当代中国的政治核心——中国共产党来说，“引领一个伟大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与“团结十几亿人民共圆同一个伟大梦想”，两者既完全重合，又指向一致。
另一方面，两者又有区别。从梦想主体的角度看，“中国梦”的主体是“中国”及其人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体是“中华民族”。“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含义不完全相同。中国虽然是一个民族国家，但中华民族涵盖范围更大。从人口上讲，中华民族不仅包括生活在中华大地上所有民族，还包括海外华人华侨。从梦想涵义的角度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强调的是“大梦”；而“中国梦”，既指国家大梦，也涵盖个人小梦。广义上讲，“中国梦”不仅指“中国的梦”、“属于中国人的梦”，也指“中国式的梦”、“中国特色的梦”。从话语效果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说法，比较抽象、正式、深沉、庄重，可以激发豪迈感、沧桑感；而“中国梦”的说法，比较简短、形象，可以激发宏大而自由的想象空间。
应该从历史的、发展的眼光辩证看待两者的关系。不同时期，“中国梦”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是可以不断被构建的；相对来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确定时间和确定内容。从含义上讲，“中国梦”的含义首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梦”阐释的起点，但“中国梦”不仅仅包括“民族复兴梦”。随着中国的发展，对“中国梦”的阐释会越来越全面、越深刻，会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含义更丰富。从“中国梦”本身含义延伸的角度看，梦是可以不断更新的，中国梦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直至马克思所讲的“国家消亡”的那一天。
三、“中国梦”的话语对策
意识形态的命名和阐释是一把双刃剑。意识形态的命名和阐释不是万能的，要用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来分析意识形态的作用，既要看到其作用，但也要看到其边界性、局限性。为此，把“中国梦”放在国家意识形态层面，其命名和阐释要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并提出有效的话语对策。
（一）从话语效果看，谨防污名化、娱乐化，增强“中国梦”阐释的说服力
首先，需要谨防对“中国梦”的污名化、戏谑化解读。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网络信息，时而夹杂一种政治娱乐化倾向。如有人把中国不好的现象，都称之为“中国特色”。在大众文化消费的时代，政治很容易成为被娱乐、被消费的对象。一方面，这是社会宽容在言论自由方面的表现；另一方面，如果任其泛滥，也会耗散社会的凝聚力。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自由，言论自由也是如此。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理性表达对国家政治的观点，应该成为社会话语的主流。
其次，要理性看待对“中国梦”的不当解读。对于“中国梦”这种崭新的意识形态话语，提出的时间还不长，还需要经受实践检验，与大众心理对接还有“磨合期”、“适应期”。“中国梦”的宣传在社会化、大众化过程中，难免出现人们对“中国梦”的消极理解、过度阐释等负面情形。面对这个现象，执政党必须有理性包容的开放心态，使“中国梦”由官方政治语言恰当转换为社会生活语言，以社会共识的形式逐步融入民众的潜意识中。
最后，要发挥“中国梦”话语体系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引领作用，最好的办法是增强说服力。一个是理论上的说服力，扎扎实实地攻克理论瓶颈，增强“中国梦”阐释的学理性，凭着彻底的理论以“理”服人。另一个是实践上的说服力，认认真真地践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性和先进性，把握社会心态走向，凭着卓越的执政成就以“实”服人，从而赢得民心，引领社会思潮，最大限度降低政治娱乐化的负面影响。中国共产党“继续发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那么一种精神，继续保持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那么一种警醒”，就一定能“把人民的期待变成我们的行动，把人民的希望变成生活的现实”。只有这样，“中国梦”一定会更加深入人心，成为一面更加响当当的旗帜，这面旗帜才能更加高扬在人们心里。
（二）从话语教育看，谨防非理性的全民造梦运动，努力推进全民族的科学梦想观教育
第一，要让中国梦的社会化进程有序化、常态化、可行化。中国梦，强调心理能量和主观能动性，但不是意志至上。必须谨防中国梦的庸俗化、扩大化，把中国梦不加分析地贴标签，到处滥用。进行国家梦想的宣传教育，关键问题不是“有没有梦想”，而是“梦想如何实现”。如果宣传的仅仅是老百姓的梦想是什么，而没有保证老百姓的梦想如何实现，就会出现全民梦想疲劳、梦想厌倦、梦想冷漠等症状。
第二，要把握中国梦所蕴含的伦理尺度。就国内而言，提出“中国梦”，不是为了粉饰太平，借着说梦的心态把中国一切描述成无比美好。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难题不是短期能够解决的。“中国梦”的提出，不是麻痹和镇痛，不是掩盖问题、稀释问题；而是为了培养一种积极心态，即以一种共创共享美好事物的胸襟，把个人命运、国家命运、世界命运联系起来。对世界来说，提出“中国梦”，不是为了营造中国中心论。中国既要避免大国崛起给他国带来恐惧和误解，又要防止极端民族主义泛滥。“中国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国崛起，比如，不是军事上的耀武扬威，不是经济上的财大气粗，不是政治上的唯我独尊[7]。
第三，实现中国梦，离不开科学梦想观的教育。构建科学合理的梦想体系，是一门学问。中国公民梦想教育要处理如下关系：个人与国家；感性与理性；梦想与现实；眼前与长远；创新与实干；自主与合作；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人与自然；幸福与需求；等等。中国梦教育是中国公民梦想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梦教育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国家梦想和个人梦想的关系。国家和个人的关系，是大与小、一与多的关系。从国家层面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处理好国家梦想与个人梦想的辩证关系，谨防国家大梦掩盖个人小梦。中国梦具有多元一体的结构，不仅每个中国人的梦想不尽相同，就是单个中国人身上也有多种梦想。在中国梦的体系中，要研究如何保证各种梦想之间的合理兼容；研究如何避免梦想体系的恶性紊乱和无序碰撞；研究如何规避梦想的恶性膨胀和不同梦想间的非理性碰撞；研究如何破解当前中国阶层固化，让人人都能怀有一个“中国梦”。
（三）从话语传播看，注重“中国梦”话语体系在语言传播中的规范，增强中国在国内外的话语权
国内外话语权是一体的，构成国家话语权的整体。国家实力是决定国家话语权的根本因素，但政治话语的优化传播，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全球化背景下对“中国梦”话语体系的传播，是展现中国话语权的一个窗口，大有文章可做。限于篇幅，下面仅从“中国梦”的命名书写这个角度来探讨话语权问题。
一是从增强国内话语权的角度看，需要规范“中国梦”的书面表达。书面表达不仅指命名语言的规范，还包括阐释言语的规范。仅以标点符号为例，“中国梦”一般需要加上引号。如果把“中国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那么，加引号这一点显得不是太规范。以后，中国梦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可以省略引号，形成新的约定俗成，以显得更加正式和增强认同感。
从引号的用法来看，引号的用法主要包括：（1）表示引用的部分；（2）表示特定称谓；（3）表示特殊含义需要强调；（4）表示否定和讽刺；（5）表示着重论述的对象。显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三个代表”属于引号的第2种用法，表示特定称谓。“中国梦”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同，因为“三个代表”作为一个新概括出来的意义整体修饰、说明“重要思想”，如果不使用引号，有可能导致误解；而“中国梦”本身就是完整的意义单元，不需要任何修饰、说明。当然，有特殊语境的情况除外。
二是从增强国际话语权的角度看，需要规范“中国梦”的外语译名。中国梦，是和平之梦、世界之梦。“中国梦”话语体系在全球语境下传播，不仅是说给中国人听的，也是说全世界听的，因此特别需要国际视野，优化语际传播。本文特别关注“中国梦”的英文译名，因为英语作为当今世界的通行语言，“中国梦”的英译是否适当，涉及到中国在当今世界的话语权和话语空间。
目前对“中国梦”的英文翻译，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为：“中国梦”应英译为China dream，而不是Chinese dream。理由是：从词源学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角度看，历史上西方文化语境中Chinese构成的短语多含贬义[8]。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梦”正确的翻译应该是“Chinese Dream”，而不是“China Dream”，理由是：（1）“中国梦”的经典定义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China”是个国家概念，“Chinese”是个民族概念，只有“Chinese Dream”才能准确表达出其精义。（2）“中国梦”是根据“美国梦”（“the AmericanDream”）而来，只有Chinese Dream才与AmericanDream能够对应起来。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梦”译为 China Dream和Chinese Dream都可以。比如，中国知名的英文媒体《中国日报》是把“中国梦”译成“Chinese Dream”或“China dream”。三种观点，各执一词，不利于中国梦的对外传播。
笔者认为，像“中国梦”这样代表国家形象的关键词的外语译名，非同小可，不仅应该上升到国家话语战略的高度，组织专家进行同期攻关或先期调研，为“中国梦”等话语体系制定系统科学的规范，形成话语风险评估和防范机制；而且应该以国际话语现状为依据，聘请外语专家或外国专家把关，及时调整国际话语策略，推进中国话语在话语输入国合理转换，既要避免经验主义的死译，也要避免教条主义的照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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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兴亮（1976-），男，江西都昌人，法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祝黄河（1955-），男，江西瑞昌人，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
基金项目：江西省经济社会发展专项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专项课题）“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贡献研究”（15ZT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