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獻研究輯刊》總書目（1~27編）
【上期回顧】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1~27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說明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是一個長期的出版計畫，希望能夠藉此計畫，把台灣近五十年來，以古典文獻為研究主題的論著儘量彙集，提供學術界取用的方便。目前出版的〈初編〉四十一種四十冊，只是實現這個計畫的第一步。
古典文獻的研究，向來受到學術界的重視，認為是研究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基礎工作。清代以前，這一門學科以目錄學為核心，偏重於文獻書目體制的研究；乾嘉以來，考據辨偽的學風蔚起，遂使文獻的研究從形式進一步涉入內容，版本學、校勘學、方志學、金石學亦同時興起，而融合新方法、新材料的傳注學，以新的視野詮釋古籍，更足以呈現有清一代學人研究古典文獻的成績。我們可以說清代學者留給我們的文化資源是非常豐碩的。二十世紀初期，新一代的學者，一方面繼承了清人的崇實熱情，一方面又開展了新時代的更新視野，引進了西方學術的科學方法，為古典文獻的研究傾注入了新的學術活力。而八十年代以來，戰國秦漢古籍的不斷出土，促使古典文獻的研究，轉而注目於出土材料，這一股學術新潮，必將帶動「古文書學」的興起，為古典文獻學增益全新的研究領域。
回顧中國文獻學的研究歷程，從初期的研究其書，進而研究其人其學，進而藉助出土古籍直探學術本源，一路走來，從附庸蔚為大國，將來這一門學科的發展未可限量，謂為當今時代之顯學，誰曰不宜？
如上所述，由於古典文獻學是一門持續開展的學門，我們在編輯《古典文獻研究輯刊》時，特別採取了比較開放的理念，凡是當代的學術論著，只要以古典文獻為其研究主題，其內容無論偏重其書、其人、其學，或是三者照應關聯，我們儘量兼容並包，一方面，務使古典文獻研究「為人作嫁」，讓其他學門研究者減省鑑別文獻勞煩的初衷，能繼續發揮作用；另一方面，則務使古典文獻研究隨時開拓領域的新興成果，也能受到該有的關注。
以這樣廣搜博採的編輯理念為主，我們根據教育部博碩士論文網站的資料，首先編成《當代台灣古典文獻研究博碩士論文類目》的初稿，依照該論著內容主題的性質，歸納為二十九個專題。出版時，則聚集同一專題的論著成一專輯，期使本輯刊的讀者能因類求書，因書就學，達到方便使用的目的。二十九個研究專題列述如下：
一 四庫學研究
二 叢書研究
三 類書研究
四 圖書館史研究
五 藏書史研究
六 歷代出版研究
七 古代印刷研究
八 歷代書目研究
九 專題書目研究
十 輯佚學研究
十一 辨偽學研究
十二 考據學研究
十三 校勘學研究
十四 版本學研究
十五 傳注學研究
十六 方志學研究
十七 金石學研究
十八 經學文獻研究
十九 史學文獻研究
二十 諸子學文獻研究
二一 文學文獻研究
二二 文字學文獻研究
二三 語言學文獻研究
二四 文獻學史研究
二五 佛教文獻研究
二六 道教文獻研究
二七 古籍整理與研究
二八 專題文獻研究
二九 出土古籍研究
本輯刊預定每年出版二編，每編出版相關論著約四十種。根據我們的統計，台灣近五十年來，以古典文獻為研究主題的博碩士論文將近八百部，成績大有可觀。其中博士論文，固然質量俱佳，值得出版；碩士論文亦有不少令人驚艷的傑作。將這麼可貴的文化資源彙編出版，提供學界參考利用，是一件值得我們長期投注的工作。值此〈初編〉出版之際，敬請學者專家不吝賜教。
序一 (潘美月)
文獻是泛指所有的圖書資料。因為時代的不同，而有古典文獻、現代文獻、當代文獻。若以學科領域來區分，又有人文科學文獻、社會科學文獻及科技文獻。古典文獻學主要是以中國古代的文獻資料為研究的對象，如文獻的形態、文獻的整理、文獻的鑑別、文獻的分類與編目、文獻的收藏、文獻的鑑別、文獻的檢索等。研究的目的，是希望能全面認識各種文獻，學會在浩如煙海的文獻中，以最短的時間，檢索到學術研究所需要之文獻資料。因此，古典文獻學研究的範圍是包羅萬象的。它涉及到古代學科的各個領域，如文獻的載體、文獻的版本、文獻的校勘、文獻的整理、文獻的目錄、文獻的聚散、文獻的輯佚與辨偽、類書與叢書、地方志與家譜等。進而藏書史、圖書館史、印刷史、出版史、四部文獻、佛教、道教及出土文獻，最後還有一項最重要的──文獻資源典藏的現況，均在我們研究的範圍內。
在臺灣，最早從事古典文獻學的教學與研究，有三位大師：蔣復璁先生是圖書館界的大老，一生從事文獻的搜集、分類與編目；屈萬里先生被譽為經學大師，但他在文獻的整理、文獻的鑑別，功不可沒；王叔岷先生學問淵博，眾所皆知，他在文獻的校勘、辨偽、輯佚方面，貢獻最大。我有幸能躬逢其盛，學生時代從慰堂師學目錄學，從王師學校讎學，從翼鵬師學古籍整理、版本鑑別，並撰寫學位論文，從此奠定了日後從事古典文獻學研究與教學的基礎。
1967年起，我執教於母校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雖然前十五年所教的都是普通課程，但從未放棄對古典文獻學的研究；其間所遭遇的種種挫折，實不足為外人道也，卻一直抱持著「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的態度，一路走來，始終不變。在這時期，我遇到一位良師兼益友──昌彼得先生。他是繼三位大師之後，對古典文獻學具有重大貢獻的學者。我與陳捷先、陳仕華二位教授合撰〈昌瑞卿先生在古典文獻學上的貢獻〉（收入《昌彼得教授八秩晉五壽慶論文集》），此不贅述。瑞卿師在古典文獻學研究的過程中，給我最大的鼓勵與協助。他服務中央圖書館與故宮博物院期間，對文獻的整理與古籍版本的鑑定，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意見。在這麼良好的環境中，我從事古典文獻學的研究，慢慢擴展到教學。從臺大中文系到圖資系、到淡江中文系和教資系、師大社教系、東海中研所、中央中研所、佛光教資所和文學所，講授「目錄學」、「版本學」、「中國印刷史」、「古籍版本鑑別研究」、「中國圖書發展史」及「古典文獻學專題研究」等課程。在這期間，也發現了一些學生，他們不畏艱難想從事這方面的研究，於是我又擔負起指導論文的工作。先後指導的論文有：
一、藏書家與藏書樓研究：如《宋代藏書家尤袤研究》、《范氏天一閣研究》、《祁承及澹生堂藏書研究》、《錢謙益藏書研究》、《清初藏書家錢曾研究》、《黃丕烈及其百宋一廛賦注研究》、《清代藏書家張金吾研究》、《晚清藏書家繆荃孫研究》、《聊城楊氏海源閣藏書研究》、《葉德輝觀古堂藏書研究》、《傅增湘藏書研究》、《莫伯驥五十萬卷樓藏書研究》等。
二、古代印刷出版研究：如《南宋出版家陳起研究》、《宋代杭州地區圖書出版事業研究》、《宋代福建書坊及私家刻書研究》、《明代蘇常地區出版事業之研究》、《徐乾學及其藏書刻書》、《阮元輯書刻書考》、《中韓兩國銅活字印刷之研究》等。
三、叢書之研究：如《郡邑叢書之研究》、《張海鵬彙刊叢書的成就》、《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之研究》、《黎庶昌、楊守敬《古逸叢書》研究》等。
四、圖書目錄及分類之研究：如《胡應麟及其圖書目錄學研究》、《焦竑及其《國史經籍志》》、《唐代佛書分類與現代佛學圖書分類之比較研究》、《《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分類之研究》等。
此外，我兩位志同道合的好友劉兆祐教授及吳哲夫教授，他們在古典文獻學方面的研究教學以及指導相關論文，亦得到學術界的肯定。
我們常說：「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因此從事研究者，必須有學術交流的活動。1984年的冬天，在昌彼得先生的主持下，第一次舉辦了古典文獻學的會議──「古籍鑑定與維護研習會」。該會邀請國內外學者專題演講，有來自美國的錢存訓教授、湯迺文教授，日本的尾崎康教授、金子和正教授，以及韓國的柳鐸一教授，他們都是國際知名的文獻學家。國內外學者相聚一堂，交換研究心得，是一件極有意義的事情。很遺憾地，在那個年代開一次國際會議似乎非常困難，因此這樣的會議沒有繼續進行。一直到1988年8月，我和昌先生應錢存訓教授之邀，遠赴美國聖地牙哥加州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參加「第五屆國際中國科技史會議」，其中有一組討論「紙與印刷」。在這次的會議中，我認識了來自北京大學的鄭如斯教授。她對中國圖書史的研究，頗有心得。1990年以後，兩岸的學術交流逐漸頻繁。臺灣的漢學研究中心及北京的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員會雙方的合作之下，1996年4月在臺北舉辦了第一次「兩岸古籍整理學術研討會」；1998年在北京舉辦第二次；2001年又在臺北舉辦第三次的研討會。古典文獻學的研究，就這樣持續的開展。淡江大學中文系在吳哲夫、周彥文、陳仕華三位教授的策劃下，先後舉辦了四次古典文獻學的學術研討會。此外，國立臺灣大學於2002年成立了東亞文明研究中心，其中東亞文獻研究室推動之研究計畫如「出土文獻研究方法」、「東亞文獻資源論集」，主辦之研討會如「上博簡與出土文獻的研究方法」、「臺日韓東亞文獻資源與研究主題」等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及學術講論會如「從東亞文獻的保存談中國大陸漢籍的收藏、整理與利用」、「談東亞的漢籍資源」、「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四庫總目》、《續四庫總目》未收經著述略」等，均與古典文獻相關。顯然，此一領域之研究已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將來的發展亦無可限量。
2003年夏天，我從臺大退休，應龔鵬程校長之邀，任教於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有緣認識杜潔祥教授，兩人一見如故；深談之後，知杜教授對古典文獻學之興趣濃厚，且造詣甚高。平日搜集文獻資料，不遺餘力。他根據教育部博碩士論文網站資料，編成〈當代臺灣古典文獻研究博碩士論文類目初稿〉，邀我與他合編《古典文獻研究輯刊》。我贊許他編輯出版的理念，因此欣然同意。此輯刊之出版，一方面給予過去研究古典文獻學之博碩士生的肯定，同時也可以鼓勵以後的年輕學者從事這方面的研究。最後，當然希望這些文獻資源，能夠提供相關學者參考利用。
2005年11月8日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初編》出版前夕
潘美月撰於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文學系
序二 (何廣棪)
臺灣近五十多年來，其高等教育中綿延一甚優良之傳統，即重視古典文獻學教育與研究。導夫先路者乃楊家駱、蔣復璁、屈萬里、王叔岷、昌彼得諸前輩學人；繼之而興者則有潘美月、劉兆祐、吳哲夫、王國良、周彥文諸教授。潘教授諸位現仍授學上庠，除以「目錄學」、「版本學」、「校讎學」等課程設教外，並指導莘莘學子從事相關方面之學術研究。是故，半世紀以來，台灣各大學研究生以古典文獻為主題而撰成博、碩士論文者近千部，成績斐然可觀。上述成績之所以達致，皆拜楊、蔣諸大師篳路藍縷，開創斯學；亦賴潘、劉諸教授仍力耕耘，循循善誘之賜也。
年前，潘美月教授與杜潔祥先生勞心竭思，認真規畫，就前述近千種之博、碩士論文，選取其中質量俱優者先行彙編出版，其書揭取「文獻」之義，命名為《古典文獻研究輯刊》，目前已付印《初編》四十一種、四十冊，《二編》十七種、二十冊，皇皇碩果，裨益學林矣！
考「文獻」一詞，始見《論語‧八佾》篇，其文曰：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東漢鄭玄注此章曰：「獻，猶賢也。我不以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鄭玄所解似過迂曲，良難明白。
南宋朱熹《論語集註》則曰：「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朱子釋「徵」為「證」，較鄭玄平白易曉；惟釋「獻」為「賢」，則仍據鄭氏，依舊難明也。
宋末馬端臨著《文獻通考》，其〈自序〉解「文獻」之義則曰：
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採而錄之，所謂獻也。
案：余揣馬氏所釋之「文」，殆指古代史料也；所釋之「獻」，則謂近世史料也。馬氏如是闡說，直接明晰，言之成理，應為確解。據是，則孔子所言之文獻，乃指古今史料；於《論語‧八佾》中，孔子並清楚道出其說解夏、殷禮之準則與要求，蓋須用文獻以證成之，否則其所說解者，於學術上均難成立。就此以理解孔子之意，則孔子重視文獻之用心，及講學務求藉文獻以證己說之主張，殆可審悉矣。
潘教授、杜先生對治學重文獻，及以文獻證成學說之認知，想必與孔子無異。用是本其堅毅意志、高瞻遠矚，排除艱難，以肩承出版之重擔。其目的殆欲藉此次之出版，一則鼓吹研究學術須重視文獻之主張，再者則給予台灣博、碩士生出版論文之機會，三則為學術研究者提供豐富之學術資料，真可謂一舉而三得。據是，則潘、杜二氏擇心之高致，其嘉惠學壇之勞績，及版行古典文獻研究論文之豐碩成果，有目共睹矣。
茲以《古典文獻研究輯刊》二編付印在即，承潘、杜二位之美意，命贅數言，以述《輯刊》出版始末。撰序既竟，余願借序末之一角，謹就二氏之貢獻，略申欽佩之忱，而所草戔戔之文，願讀者亦垂詧焉。
二〇〇六年三月十日，何廣棪撰於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
序三 (龔鵬程)
文獻一詞，始見於孔子說夏商之史文獻已不足徵。故文獻也者，概指文章典冊而言。厥後馬端臨《文獻通考》，四庫列入政書類，猶存其意。蓋足以見一代之典章制度者，才可以稱為文獻。
但秦火以後，漢人拾遺補闕、蒐羅散佚，整齊文獻之意義就擴及於一切舊圖籍舊資料。針對這些舊籍，為之編目訂疑、刊謬錄異，乃有了文獻之學。從事者，初尚僅恃輯錄之勞，漸次而講整理纂述之術，備典故於昭代，拾墜緒於微茫，彬彬稱盛，累代不絕。
迨及近世，既承清儒考校之後，復援西人科學方法之技，整理國故，考信貢疑，文獻之學，益大昌楙。兼以地下文物出土日多，文獻一詞，遂亦超出文字典籍資料之含意，總指一切史料。文獻學也幾乎統包了目錄、板本、校勘、輯佚、辨偽、考古等學問或方法，甚至於電子檔、資料庫之製作等等，也都可涵攝其中。
文獻一詞的意指不斷擴大，也顯示了文獻學不僅只是材料的學問，也同時就是方法。就材料言之，文獻學主要在提供學人翔實可信的資料，為人作嫁，服務的性質多些。但就方法而言，文獻學又發揮著足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作用。那整理文獻的方法，本身亦表現著一種觀點，顯示了對古代學術文化的看法。試看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或劉歆的七略、班固的九流十家之分，就可明白這個道理。文獻學從來就不是純客觀中性的學問，因為它本身就是方法與主張。正因如此，故觀察每個時代的文獻學，也就可以看見那個時代的學風。
台灣的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在清朝統治時期並不明顯。當時漢人士紳階層，以朱子學為主，輔以詩文吟會，雖以海濱鄒魯自矜，而與大陸地區之樸學風氣，頗異祈嚮。日本占據後，在台設立帝國大學，亦有若干漢學名家來台任教，但漢人得入大學者原即甚少，日本漢學家窮治文獻之風，遂爾邈焉弗聞。待光復後，才漸與大陸地區的古典文獻學研究傳統合流。
但歷經清代數百年之文教蘊蓄，以及日本人在台之經營，文獻蒐積，亦不可小覷。曾任北大、中央大學等校教授的徐子明先生，於一九四八年渡海來到台大任職時，就覺得此地：「草木葱青，山水清幽，頗堪怡悅。而圖書蘊藏之富，尤內地所難方。苟志在進修，則東西典籍大都皆備。不爾，則歷朝筆記饒衍盈閣，往往為書肆所罕見，亦足以資陶寫」（引見汪榮祖《學林漫步》，2005年，江蘇教育出版社）。臺靜農先生也提到一九四六年他抵台大後，發現：「原藏中文圖書甚多，是早年買自福州烏石山房龔家的」（見《龍坡雜文》，1988年，洪範出版社）。這些記載，均可見台灣業已文獻可觀，其後當然愈發彬蔚可喜。在這，一方面是一九四九年以後大陸學人大批蹈海而來，學術傳承在此具體開展；一方面則是文物圖籍也有一大批轉移來台。除了一般人所熟知的故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中央研究院等珍貴文獻外，許多遷台之公私機關學校，亦攜有不少檔案圖書。甚至像我就讀的台灣師範大學，乃是在台建立的新學校，但也有東北大學託管的大批古籍。就是私家藏書，數量也不在少，珍閟精槧，往往而有。待時局稍定，輯比整理，或景刊傳布，自然也是順理成章之事，文獻之學以是漸盛。
這裡面，有公家機關的整理，如故宮、中研院、中央圖書館所做的大量工作。也有出版社結合民間資源推動的文獻事業，如廣文書局編《書目叢刊》；學生書局編《書目季刊》、《近代史料叢刊》、《明代方志選輯》；文海出版社編《近代史料叢編》；新文豐刊印《道藏》、《佛藏》，編《叢書集成》；藝文印書館編《百部叢刊》，以及世界、鼎文、明文等無數出版業對文獻工作之投入，其熱情均是可驚的，輯刊、校補、景印、匯考之古籍不知凡幾。甚至比大陸還早印行《四庫全書》，編出《敦煌寶藏》、《中華續道藏》等等，總體成績，不在大陸古籍整理事業之下。此外就是學校教育體系對文獻學的教育與研究了。
臺灣並未推動文字簡化運動，中文教育體系又未受俄化及文革之衝擊，因此仍有濃厚紹續早期大陸學風之色彩。或上溯清儒詁經考訂之法，或繼接五四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之緒，以文字聲韻為入學之始基，以徵文考獻為治學之本業。板本、校勘、輯佚、辨偽，咸有專家。師弟相承，配合故宮、中研院、中央圖書館之研究人員，形成了穩定的文獻學研究傳統。五十餘年來，政局雖頗有變化，但這個領域相對穩定，且因新科技（如電腦資料庫）、新資料（如出土文書簡帛）不斷發展，文獻學之研究亦迭有新猷。
潘美月、杜潔祥兩位先生主編的這套《古典文獻研究輯刊》，就是注意到台灣文獻學教育體系的發展及研究成果，才發願編此叢書的。
台灣這五十年來，以古典文獻為主題的博碩士論文，幾達八百部，數量不可謂不夥，其中披沙撿金，往往見寶。因此二先生將之分為廿九類，篩選輯併，彙為巨編，其嘉惠士林，是不待說的了。台灣文獻學教育之方向與成果，也不難由茲而見。適值初編問世，略弁數言，以誌欽敬。其餘編輯旨趣，具詳杜先生的出版說明，就不再贅言了。
二〇〇五年乙酉霜降，龔鵬程寫於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1—27編總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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