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刊速递 | 《国学研究》第42卷（目录+提要）
【提要】《宣和遺事》是一部講史家的話本，輯錄了許多宋金對抗時期的史料，只做了初步的加工，因而保留着不少原文，可以追尋到它的史源，同時也可以看出講史家改寫的痕迹。經過他校和考證，大致可以說明它還是講史家備用的底本，可能有部分尚未實現場上演出，因而呈現了宋元時講史話本流傳的原始形態，反過來還可以提供某些史書的他校資料。
【提要】笛是歷史悠久的樂器，材料易得，結構簡單，自周朝開始廣泛應用。唐宋時期橫吹笛和豎吹笛更是普遍應用於幾乎所有樂種。這兩類笛以其繁多的品種，為宋詞演唱提供了情感演繹必要的樂器手段。南宋長調慢詞的創作與演唱變得流行，橫笛的頻繁使用與之同步。同樣，宋詞演唱風格多樣、細緻的需求，也促進了宋笛種類的進一步豐富。
【提要】出現於北宋宮廷的體制化演員組織“雜劇色”，標誌着中國戲劇的完全成熟。雜劇色與舞蹈尤其是曲唱藝術的結合導致中國戲曲的“原生形成”。而清中葉以來地方戲的蓬勃興起是類型化戲曲的“衍生形成”。戲曲“原生形成”前存在的“雜劇色”組織體系與地方戲的“衍生形成”路徑，揭示了中國傳統戲劇“演員中心制”的本質。發現中國傳統禮樂文化生態下的“演員中心制”戲曲形成模型，就找到了建設中國戲劇理論新體系的基石，也將成為民族戲劇與西方戲劇理論體系平等對話的出發點。
【提要】五言長篇詠懷詩是杜甫的創制。與五言組詩詠懷不同，杜甫的長篇詠懷詩創造性地利用了五言古詩樸厚的體制和新興五排精切的格律，以獨立的整篇詩作，對自己在某一特定時期的時運遭遇進行總結。特定時期詩人沉鬱的“懷抱”與現實時局的複雜矛盾，使得杜甫必然在時局的思考中展開詠懷，在詠懷中對時局進行思想性的干預，體現了他在人格深處展開的道義思辨。
【提要】晚唐詩學理論由中唐的高蹈政教轉向對“人情”的關注，大量“詩格”“詩式”類著作產生，藉重新定義“六義”解構傳統詩學“政教”說，表明晚唐詩學譜系由《詩》轉軌入《騷》的發展趨勢。晚唐前期，以李商隱、杜牧為代表，主張“反道緣情”的創作觀念；後期，以皮日休、陸龜蒙為代表，祖述“詩教”，實慕“楚騷”，整個晚唐文學的發展特徵是，在儒家傳統觀念的遮掩下，宣揚抒發個人情感，印證了晚唐詩學譜系“由《詩》入《騷》”的事實。
【提要】敦煌歸義軍高僧悟真擔任都僧統長達三十多年，在當時敦煌影響很大。今敦煌遺書P.3963、P.3259兩份悟真紀念文集，是紀念悟真去世三十周年而作。它們反映了悟真晚年與張承奉政權的微妙複雜關係，以及敦煌僧界悟真衣缽傳承之爭和曹議金政權建立初期佞佛的政治背景。曹氏一方面借助悟真在敦煌地區的廣泛影響力，確立曹氏政權的地位和威望；另一方面將曹法鏡與悟真並尊，抬升曹法鏡的僧界地位，這無意間透露出曹議金的粟特曹國後裔身份。
【提要】二程禮哲學思想包括四個重要方面，其一，禮的實質根據與起源，在於人之性情；其二，禮的本質是理（“禮是理”）；其三，禮須隨時損益和義起；其四，禮義以養心，所謂“養”統攝了禮的規範性成就與正面性生發作用。其中，“禮是理”之說是其他三方面思想的樞紐與基礎。二程的禮哲學思想既是在已有相關儒家思想基礎上的重大進展，也是對某些相對隱晦的儒家禮哲學思想的新重視和點醒，包含着新動向和價值。
【提要】比之印度，喜樂精神可謂中國佛教尤其禪宗的一大精神特質。禪門行儀、問答靈動活潑、生機一片，具現超聖回凡之姿，這與中國本土思想的人間面向和樂天知命的精神傳統息息相關。不二禪悅、人間歡喜、自然恬愉，中國佛教的這種喜樂精神深具人間性與自然性，消泯了神聖性與世俗化的對立，故而具有了真正圓滿的超越性。中國的文化土壤承載和豐富了佛教，同時佛教也生發和深化了中國的文化土壤，實為人類文化交流史上之盛事、幸事。
【提要】在臨濟大德石霜楚圓禪師的開示下，禪宗黃龍派開山之祖黃龍慧南禪師契機開悟，為展示自己的悟境，作投機偈，後來演繹出兩個版本。從不同文獻的記載進行文本考察，確定黃龍慧南投機偈第二句的原始形式為“老婆勘破沒來由”，石霜楚圓予以勘驗，明顯有一個換“沒”字為“有”字的改偈過程。本文對慧南禪師投機偈進行禪學思想的分析，揭示其示偈和改偈的過程，說明黃龍慧南禪學思想的逐漸圓融，即黃龍慧南從雲門宗的無事禪禪法轉向黃龍派平實禪禪法。
【提要】高峰原妙禪師是宋末元初臨濟宗楊岐派的一代高僧，他大力提倡看話禪的修行，發展和完善了看話禪的思想理論和實踐方法。在大慧宗杲的基礎之上，他將看話禪的核心要義總結為參禪三要——大信根、大憤志和大疑情，強調三者在參禪開悟中至為關鍵，缺一不可。針對禪林中盛行參究“無”字話頭，他改為提倡參究“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豐富了看話禪所參話頭的選擇思路和範圍。
【提要】藉助出土文獻提供的信息，我們可以看到先秦儒家是如何闡釋“誠”“聖”“樂”“慎獨”等重要思想。在先秦的儒家著作中，存在着一種特殊的闡釋方法：思想的推闡，不是直接通過對真實世界的思考，或者通過邏輯的推衍而展開，而是通過詞語在音義上的相關性而產生的聯想。這種詞語的關聯，有語音相關，也有語義相關，跟它們是否同源詞關係不大。所謂的同源詞，本質上是一種文化的概念，而不是語言學的概念。
【提要】章太炎認為“儒”的含義很廣，可以分為“達”“類”“私”三義。他根據《說文解字》“儒，柔也，術士之稱”與“坑儒”在《史記》中被稱為“阬術士”，得出儒等同於術士；而術士指一切有道術者，由此認為作為“達名”的儒，是先秦諸子的統稱，可以涵蓋一切思想流派與方術技藝。但細繹章太炎引用的材料不足以證明這一觀點，即不存在可以涵蓋一切思想流派與方術技藝的“儒”，“儒”只是孔子學派的特稱。
【提要】王昶所輯《湖海文傳》是清中期重要的古文選本，所選多是乾嘉學術中考證、傳記類文章的翹楚之作。書中保留了一些學者的佚文，具有輯佚價值；其選文大半是依據手稿錄入，與諸家別集定本及後世總集存在明顯差異，有重要的校勘價值。部分文章的文字差異體現出學者學術思想的變化痕迹，對研究乾嘉學術上的一些具體問題及學者間的微妙關係等均有助益。
【提要】《漢書·藝文志》在安排條目的著錄次序時，或者依據相關書籍的時間上的先後，按照從前往後的順序進行著錄，或者對相關的書籍按照學術特點進行分類，並將反映一類之學的著作著錄在一起。《漢書·藝文志》條目的著錄次序就是一種規律與不規律的結合，規律之中往往又有著不合規律的例外。《漢書·藝文志》一些條目著錄次序的不諧，正是《漢書·藝文志》本來的著錄面貌。對於《漢書·藝文志》中一些條目著錄次序的不諧問題，無需過度解讀；也不可簡單地據相關的著錄次序來考察相關的學術問題，否則就會出現不足甚至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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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国学研究大雅堂公众号
本号主编：刘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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