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刚 | ​影印六臣注《文选》序

影印六臣注《文選》序

傅 剛

（北京大學教授，中國《文選》學研究會會長）

所謂六臣注本，是指李善注居前，五臣注居後的合刻本。《文選》六臣合刻始於北宋，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二説：“六家注《文選》六十卷，宋崇寧五年（1106）鏤版，至政和元年（1111）畢工。墨光如漆，紙質堅緻，全書完好。”這裏所説的六家本，是以五臣注居前，李善注居後。其實這兩種刻本，古代藏書家並不完全區分。所以在藏家目録裏，有的稱爲六臣本，有的稱爲六家本。後來爲研究版本需要，才將五臣注居前的稱爲六家本，李善注居前的稱爲六臣本。這不僅爲了顯示兩種版本的區分，還主要是因爲六家本刊刻在六臣本之前，而六臣本則是書商將六家本的五臣、李善順序顛倒而成。在版本研究上，六家本的以五臣居前，反映的是當時人重五臣而輕李善，這是唐人的主流意見。《文選》五臣注本載有呂延祚《進五臣集注文選表》以及唐玄宗的口敕説：“朕近留心此書，比見注本，唯衹引事，不説意義。略看數卷，卿此書甚好。”所批評的“唯衹引事，不説意義”，指的是李善注，因此，唐人往往重五臣而輕李善。故由唐以至北宋，讀書人讀《文選》往往相習五臣注本。晚唐李匡義《資暇集》説：“世人多謂李氏立意注《文選》，過爲迂繁，徒自騁學，且不解文意，遂相尚習五臣。”受這種習尚影響，書商合併六臣注時，便以五臣注居前，李善注居後。五臣注居前的意思是指底本依據的是五臣注本，五臣注本與李善注本在文字以及個别篇目上有異，因此，五臣注居前的六家本，其文字和篇目都是依據的五臣注本。北宋後期以至南宋，學術趨尚變化，學者開始重李善而輕五臣了。如晏殊組織門客編輯《類要》，所用《文選》即李善注本，大文豪蘇軾對李善注《文選》也大加讚賞，尤其是蘇軾，他的意見對讀書人産生了很大的影響。

《文選》選録先秦至齊梁時期一百三十多位作家的七百多篇作品，數量繁博，蕭統編爲三十卷，五臣注亦三十卷，但李善注增爲六十卷，這樣一來，學者讀書如果既要看五臣注，也要看李善注，未免極不方便，於是便有了將五臣注與李善注合併的想法。六臣本何時何地由何人合併，中國的史料没有明確的記載，上世紀開始，本人研究《文選》版本，依據韓國奎章閣所藏六家本《文選》所載秀州州學《跋》，始知最先將六臣本合併是秀州州學，時間是北宋元祐九年（1094）[1]。這是六家本祖，其後如廣都裴氏刻本、明州本均由此本出。六家本刻出後，便於讀書人利用，一時影響甚大，但因爲學術風尚變化的原因，北宋末開始尊李善注，因此至於南宋出現了將李善注居前，五臣注居後的六臣本。現在所見的六臣本主要有贛州州學本和建州本。贛州州學本，據劉承幹《嘉業堂藏書志》説是刻於南宋乾道（1165-1173）、淳熙（1174-1189）年間，杜信孚、漆身起《江西歷代刻書》則稱刻於紹興三十二年（1162）。但《天禄琳琅書目》稱可能是北宋刻本：“此本係北宋時刻版，印於南宋，而稱爲官書，則知北宋官刻，宜其雕槧精良，甲於他版也。”贛州本的以李善注居前，據日本學者斯波六郎博士説，“不是以單行李善注本、單行五臣注本爲底本，所據是一個五臣李善注本，衹不過顛倒了李善與五臣的順序”[2]，這就是説贛州州學依據六家本，衹是將五臣和李善順序顛倒一下。不過，雖然如斯波六郎博士如此説，贛州州學並非調整一下順序那麽簡單，州學教授們還是做了許多工作，諸如校對、增注、更改體例等。斯波六郎博士的結論是正確的，贛州本雖然調整了李善和五臣的順序，但底本卻不能變動，仍然是以五臣本爲底本。這從兩個方面可以見出，一是五臣本與李善本在個别篇目及排列順序上有異，如卷二十七《古樂府》，五臣本是四首，李善本是三首，贛州本所載爲四首，卷首目録小字注曰：“善本無一篇。”可見贛州本底本是五臣本。又五臣本在對某些作家作品的排列順序上與李善本不同，如卷二十七魏文帝《樂府二首》，五臣本順序爲《善哉行》《燕歌行》，李善本則以《燕歌行》居前，贛州本順序同於五臣本。又，卷二十八陸機《樂府十七首》、陸機《挽歌三首》，五臣本順序與李善本不同，贛州本全依五臣本。以上的例子説明，贛州本將六家本中的五臣注與李善注調換了順序，以李善注居前，但其底本仍然是五臣本，對這一點，贛州本並没有隱瞞的意思。如卷二十七目録：“《古樂府四首》”下小字注曰：“善本無一篇。”查最早合併六家注的秀州州學本以及後來的明州本都没有這樣的校語，似乎是贛州州學教授們所爲，如果是這樣，就説明贛州州學並没有隱瞞自己依據六家本調換李善、五臣順序的事實。這是贛州本依據六家本的一個例證，其二便是贛州本的校語。贛州本以李善居前，雖然不隱瞞其依據六家本的事實，但既然以李善注居前，説明當時的學術風習重李善注，因此，贛州州學教授在對六臣注本整理時，校語上還是用了些力氣，這就是常常站在李善注本的立場上對異文出校時説：“五臣本作某字。”但由於底本實際上是五臣本，對六家本原先校語，贛州州學並未完全改正，或許與前面所説贛州州學教授們並没有隱瞞依據六家本的事實，所以贛州本中存留了大量六家本校語“善本作某字”，或“善本無某字”。如七《甘泉賦》“詔招搖與太一兮”句，贛州本“太”字校語曰：“善本作‘泰’。”又卷二《西京賦》“大駕幸乎平樂之館，張甲乙而襲翠被”句，贛州本校“之館”曰：“善本無‘之館’。”值得注意的是，贛州本校“之館”稱“善本無‘之館’”，是站在五臣本立場而出校，但在校下一句“張”字卻説：“五臣作‘帳’。”這又是站在李善本立場上了。贛州州學教授不致於在上下兩句的校語中會出現不兼顧的錯誤，這是不是與贛州州學校刊六臣本的體例有關，比如對文字擇善而從，而不論其是李善或是五臣？如謂“大駕幸乎平樂之館”，以爲應有“之館”二字，而下一句“張甲乙”較“帳甲乙”爲確，因爲“甲乙”即是帳名，帳自然用“張”爲確。同例還可見卷十八《嘯賦》“奏胡馬之長嘶，廻寒風乎北朔”兩句，秀州本原作“走胡馬之長嘶，廻寒風乎北朔”，據秀州本沈嚴《五臣本後序》説，這兩句爲原五臣本所無，孟氏校勘補入，但與李善本有不同，因此秀州本校記於“走”下校云：“善本作‘奏’字”，又於“廻”下校云：“善本作‘思’‘向’字”。贛州本據此校改爲“奏胡馬之長嘶，廻寒風乎北朔”。於“奏”下校云：“五臣本作‘走’。”是此字從李善，但於“嘶”字和“廻”字則不改，而仍從五臣。於是見贛州本的確擇善而從。總之，贛州本的確作了一番整齊校勘的工作，所以纔署銜贛州州學校對、校勘、覆校蕭鵬、李大成、張之綱諸名，以示負責,亦見贛州州學對自己工作還是有自負的。

（打樣、校色）

以上如此詳細介紹贛州本，是因爲由贛州本可見六臣本的學術價值和南宋以後學術風習的轉變。贛州本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六臣本，而其後的建州本（名稱依據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録》）亦據贛州本而校勘翻刻。贛州本和建州本是目前存世僅有的兩種宋刻六臣本，但贛州本的利用遠遠没有建州本廣泛和普及，這是因爲1919年商務印書館據涵芬樓所藏建州本《文選》印入《四部叢刊初編》，自此建州本便廣爲流傳。贛州本則因國內所藏已無完帙，據知國家圖書館僅存殘卷，臺灣“中央圖書館”藏有十卷、二十五卷、二十九卷、五十三卷不等，日本靜嘉堂及宮內廳各藏有一部完帙，宮內廳所藏已經網上發布。這是近年的事了，因此在此之前對贛州本的利用是極爲不便的，而建州本則因《四部叢刊》的普及而盛行於學術界。此本當於慶元年間在建州刻印，建刻本質量在歷史上受到一些批評，以爲多出於坊刻，質量不高，但時至今日，宋刊的建刻已經非常難能可貴，而事實上建刻也要具體看什麽書，比如這部建刻本六臣注《文選》，刻印在宋刻中亦堪稱上乘。建刻本六臣注《文選》應據贛州本重新雕字刻印，所具文獻特徵與贛州本大體相合，但建州本並非全依贛州本，而是作了一定的校改。如卷二《西京賦》：“故帝者因天地以致化兆民，承上教以成俗化俗。”建州本校“化俗”曰：“五臣本作‘俗化’。”贛州本無校，是建州本刊刻時所加校語。又如卷五十八《褚淵碑文》“餐東野之秘寶”句的“野”字，李善注稱不詳，但稱“野”當爲“杼”字，“杼”古“序”字。贛州本因加校語説：“善作‘杼’，古‘序’字，五臣作‘序’。”但事實上，我們查了五臣本的陳八郎本、朝鮮刻本以及六家本的秀州州學本、明州本、李善注本的尤袤刻本，皆無作“序”和“杼”字的，不知贛州州學校語依據何本？然贛州本雖校稱李善本作“杼”、五臣本作“序”，其正文仍作“野”字，建州本則徑作“杼”字，是建州本據校語所改。再如贛州本卷五十七《馬汧督誄》“心焉摧割”句，校“割”字曰：“善本作‘剥’字。”建州本則據李善本改爲“剥”，校語則稱：“五臣本作‘割’字。”故是，我們説建州本雖據贛州本，但又作了一定程度的校訂，所以建州本文獻價值有其獨到之處。

（拼版圖片）

自《四部叢刊》本印行以來，建州本廣爲學術界熟悉，凡使用六臣本者，大抵出於《四部叢刊》本，本人研究《文選》版本也是如此，當時雖知傅增湘藏有一部建州本，且是初刻初印本，後捐贈給國家圖書館，但在國家圖書館館藏目録上没有查到，所以也没有辦法利用。毫無疑問，傅增湘舊藏的這部建州本，其刻印的質量是勝過涵芬樓舊藏本的。不僅紙質堅緻，而刻印清晰，纖毫畢見，誠如傅增湘所説“字體遒麗，鋒棱峭峻，墨色如漆，字畫中猶見木板紋，是建本初印之最精者”，誠不欺人！重要的是，《四部叢刊》本自卷三十至三十五爲配補，所配本與贛州本、建州本不同，當是明人翻刻六臣本，其錯謬在在皆是。如卷三十盧子諒《時興詩》“槭槭芳葉零”句第一個“槭”字，誤作“撼”字。“游原采蕭藿”句注：“忽忽而遒盡”的“遒”字誤作“猶”；“神感因物作”句注“因此而作也”，“作”誤作“時”。其餘如注文中脱“曰”字，比比皆是。如首句“亹亹圓象運，悠悠方儀廓”句注，《楚辭》曰、曾子曰、《國語注》曰等，皆脱“曰”字。是此配補本，幾完全不可利用，尤不能作爲宋刊六臣本使用。由是可知，在當前《文選》研究趨於深入的時期，學術界對古籍整理影印的質量需求愈趨强烈之機，將國家圖書館所收、曾經明陳淳、孫朝肅、孫孝若、清季振宜、汪士鐘，以及民國徐坊、傅增湘遞藏的這部建州初刻初印本六臣注《文選》重新影印，奉獻給學術界，是多麽迫切且功德無量之事。此前，國家圖書館《中華再造善本》亦曾影印過此本，但印數太少，不敷學界利用，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重新高精掃描，以四色製版，按原大尺寸，以涇縣手工宣紙彩色印製，古人所説下真跡一等，不過如此！相信研究者在研索其文獻價值的同時，也能欣賞到中國古代印刷文化的真趣，二美兼並，匪蝶魚之樂歟！是爲序。

2020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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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論韓國奎章閣本〈文選〉的文獻價值》，《文獻》2000年第3期，收入拙著《〈文選〉版本研究》，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6月版。

[2]參見斯波六郎《文選諸本的研究》，載《文選索引》第一册，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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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号主编：刘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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