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的贫富格局

孙立平爱派的

当前中国的贫富格局

　　我的演讲题目是“当前中国的贫富格局”。贫富问题是大家现在非常关心的问题，但是大家同时也会感觉到，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并不容易。现在相关部门、学者对此做了很多的研究，我们也有很多的数据，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些研究的结论和数字时，会感觉到它们和我们日常生活的实际情况有很大的区别或者说是隔了一层“皮”。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应当怎么来认识这个问题？
　　我认为最应当注意的一个词就是“贫富格局”。我为什么要用“格局”这个词？大家知道，现在社会主要关注的是收入差距问题，但是实际上收入差距问题现在只是整个社会贫富格局当中的一个因素，当前整个中国社会的贫富格局，很难完全用收入差距来解释。

　　一．“贫富格局”和“收入差距”的差别

　　我先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我去年秋天去厦门讲学，一个朋友来接我，在路上他跟我讲了一件事，具体就是大约在五六年前，他买了一个汽车的停车位，买这个车位大约花了7万块钱，现在这个车位能卖42万。这么几平方米的地方，五六年的时间里，就能净赚35万。但是，厦门一个收入比较低的工薪阶层，一辈子能赚多少钱呢？或者进一步说，他们能攒多少钱呢？实际上，这样一个车位这几年时间里增加的这35万，可能是一个收入比较低的工薪阶层用一辈子都很难攒到的。因此，他就问我：“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这时候上班还有什么意义呢？”

　　第二个例子，前不久我在网站上看到的一个帖子，题目是《我年薪50万，生活很艰难》，如果你光看这题目的话，会觉得它很矫情，有人会说如果年薪50万，生活得很艰难，那么一年挣几万块钱的普通人日子怎么过？但是大家一看他在帖子里面算的账，他说的也大体是事实。年薪50万元，就是月薪4万元。交了个人收入所得税8 000元，还剩32 000元。生活在北京，买一个100平方米出头的房子是不过分的，每个月的按揭是12 000元。这样月薪就还剩20 000元。他太太是个全职太太。他的单位是一个高科技的企业。大家都知道，高科技企业里年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需要上的保险比较多，大概一个月3 000元。月薪就还剩17 000元。在此之后，月薪还要支付他太太和小孩的保险1 500元、小孩的幼儿园和各种辅导班的费用500元、养车的费用2 000元、给双方的父母各1 500元。这样月薪就剩下了10 000元。接着，月薪还要支付手机和上网费500元，房子的日常养护500元，吃饭3 000元，这样月薪就还剩6 000元。假如说一家三口每个周末都到郊区去玩一次，每次来去1 000元。这样算来算去，最后月末也就仅剩两三千元，于是一年也就能攒个两三万元。
　　这两个例子给了我们一个启示，中国的贫富格局仅仅按照收入或者工资来衡量显然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要弄清楚现在中国的贫富格局，就需要把一些相关因素考虑进去，我就做了一个关于现在收入分配研究的基本框架。

　　二．“贫富格局”框架中的四个环节

　　根据这个框架，要说清楚一个社会当中尤其是当前中国社会当中贫富格局的问题，至少得把四个环节说清楚。
　　第一个环节，我们一年中创造的所有财富是如何分配的。第二个环节，财富在政府和个人之间是如何转移的。第三个环节，社会中财富价值的变动和财产性收入有多少，这也就是我们存量的财富的变化。这个环节对贫富格局的形成比收入差距起的作用更大。假如说，一年前有两个资产都是两百万的家庭，其中一个家庭的两百万资产都是存款，他是租房住，另外一个家庭的两百万资产是一套房子。两个家庭的年收入完全没有差别。然后，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这两个家庭的财富有了很大的差别：这个房子可能已经升值到了二百五十万了，但是两百万的存款现在差不多还是两百万。这对财富变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第三个环节。第四个环节，财富在不同群体或个人间是如何转移的。该分的也分了，该转移的也转移了，增值的也增值了，然后还得有一个互相之间“掏腰包”的过程，这最后就看是你掏了别人的，还是别人掏了你的。在互相掏完之后，“口袋”里剩下的才真正是我们自己的东西。
　　所以，要弄清楚一个社会最后的贫富格局究竟是怎么形成的，至少得弄清楚以上这四个环节。这样，就可以看出问题究竟出在哪儿，才知道我们解决现在社会的利益关系究竟应当从什么地方着手。
　　（一）我们一年中创造的所有财富是如何分配的
　　第一个环节就是说我们一年中创浩的财富究竟怎么分配，分到了谁的手里。我们这一年创造的财富大体可以用GDP来表示。虽然这当中还有无效的GDP，还有折旧。2010年，中国的GDP将近40万亿元。我们这一年创造的财富实际上主要是在政府、企业、劳动者个人这三个主体之间进行分配的。
　　从有关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年企业是拿得越来越多了。几年前，企业的利润占GDP的比重大约是19.0％，现在超过了30％。这个现象很可能和我们的感觉不一样。如果我们对这个社会的情况有些了解，就会知道这些年企业的利润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增加，一些私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生存得也很艰难。其中关键原因之一就是近些年来国有垄断企业的利润有了大幅的增加。2010年我国国有企业的利润增长了37.9％，将近40％，有的行业甚至增长了一倍。这些年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垄断企业的利润在大幅度地增加，这就导致了整个企业的利润在GDP当中所占的比重明显地上升。
　　在国民收入分配中，除了企业利润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之外，更重要的是，国家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快速增长，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比2009年增长21.3％。前几年增速都在30％，所以政府也拿得越来越多。
　　我们这一年创造的所有财富主要就是由这三家来分，既然企业拿得越来越多，政府也拿得越来越多，最后只能是劳动者拿得越来越少。2002年之前，劳动者的报酬占我国GDP的比重在一半以上，但是最近这些年可以说是在逐步地下降。2007年下降到了39.7％。这一点就和西方发达国家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在西方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一般占GDP的60％以上，当然有时候我们的计算口径不同，美国计算的劳动者的报酬占它们国家GDP的比重最高的一年是76％。
　　劳动者的报酬占我国GDP的比重2007年还不到40％，但就是这40％的部分也不是所有的劳动者都能拿到的。前几年，有个经济学家做过一个估算，他的结论是这样的：垄断部门的职工按照人头来算，占全国职工总数的8％，垄断部门职工所有的工资、奖金、津贴，再加上福利等能占相当于全国工资总額的55％。这也就是说，这40％工资总额不是所有劳动者的收入，是由少数垄断部门的职工拿走的。
　　所以，可以看到财富分配环节的问题所在。政府拿得多这不一定就是问题，很多福利国家的政府也是拿得很多。但是福利国家的政府收入大体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钱最后还是花在了老百姓的身上。世界上很多的政府都很羡慕中国的政府，认为中国政府非常富裕。但是如果我们在政府当公务员，就绝对不会同意这个说法，相反我们会说钱非常不够用。我们财政收入的大部分用来进行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建设，以及维持庞大的行政机构运转，用来进行再分配的部分很有限。此外，还有其他开销，比如说三公消费、维稳的费用。这样一来，用于民生的部分就很少了。中央党校吴忠民教授的一项研究表明，前几年我国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公共卫生三项基本民生指标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分别为3％、2.9％、2％，这样的比例是很低的。我记得调研过内蒙古的一个地区，这个地区正好毗邻外蒙古，外蒙古的人均GDP比我们低得多，但是那里却有免费的医疗和义务教育。政府拿得多，用在民生上的部分又很有限，而且就是有限的用到民生上的这部分起到的还不是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
　　政府的这部分国民收入应当是用来进行再分配的，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可以大大缓解社会中的贫富差距，但是我国的情况不是这样的。我们能够得到这些公共福利的，往往是社会上收入不错或者地位比较高的那部分人。所以，我们的社会现实是：市场在造成不平等，国民收入再分配也在造成不平等。例如，在医疗投入方面，我们本来投入得就很少，前些年我们的投入水平是全世界倒数第二。但是这些有限的医疗投入，还主要是用在了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身上。据统计，全国有40万的领导干部是常年住在医院或者疗养院里面的。现在很多风景名胜区建造的疗养院都是供这些人住的。这就把已经有限的医疗投入又花去了相当的一部分。
　　在整个则富的分配过程中，还有相当一部分财富是分得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稀里糊涂的，有的甚至是“分丢”了。在这个方面，前几年一位经济学家做了一项研究，他发现社会上的灰色收入占了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比如说2008年，2008年我国的GDP大约是30万亿，其中的灰色收入大约就有5.4万亿，差不多相当于当年创造财富的20％。这些数据公布之后，国家统计局的几位专家反驳说不可能有这么多。但是想想中国的房价，就知道这个数据与现实很接近。因为中国现在的房价水平没有一个巨大的灰色收入在撑着是根本不可能的。
　　大家知道朝阳区是北京市里面经济发展最好的一个区，一个四十多岁的处级干部的月工资也就四五于块钱，一个三十多岁的科级干部的月工资也就是三千块钱上下。所以没有一个巨大的灰色收入撑着，中国的房价不可能是现今的这个水平。但是灰色收入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例如，乞丐肯定得不到，农民肯定得不到，失业下岗工人也肯定得不到，这部分收入只是到了社会当中有钱的那部分人手里、到了少数人手里，这是造就现在的贫富格局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按照他的推算，城镇当中收入最高的10％的人和收入最低的10％的人的平均收入的差距，如果不考虑灰色收入，是9倍；如果考虑灰色收入，则是26倍；城乡统筹考虑，收入最高的10％的人和收入最低的10％的人的平均收入的差距，如果不考虑灰色收入，是23倍；如果考虑灰色收入，则是65倍。
　　所以，灰色收入是我们财富分配环节中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统计局的统计、学者的研究结论与我们日常生活的感受有那么大的差距，灰色收入可能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这些统计数据很少会把灰色收入考虑进去。

　　（二）财富在政府和个人之间是如何转移的
　　第一个环节之后，还有一个个人和政府之间期富互相转移的过程。这个转移的过程对贫富格局的最终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这是个双向的过程。这个转移有的是明的，有的是暗的。
　　把个人的财富转到政府的重要渠道主要有以下三个：
　　（1）税收。现在社会上很多人都感觉到税负明显加重了。可以说，几乎所有的政府调控最后都变成了一个词——收钱。经济发展过快要调控，房价过高要调控，汽车太多要调控，食品涨价要调控，石油涨价也要调控，但是每一种调控最后其实都变成一个字——钱。特别是最近这几年时间里，我们的税费负担明显加重了，现在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了。关于我国现在的税负问题，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按照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的计算，中国实际的宏观税负已经达到31％；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报告，2009年中国全国财政收入为10.8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2.2％。早在2005年，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就发布报告称，在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是税负第二重的国家，仅次于法国，是亚洲税负最重的国家。
　　（2）社保缴费。广义的税负中实际上还包括一项，这一项我们可以把它单独提出来，这就是社保缴费。国家统计局曾发布过一个数据，就是劳动者的收入这些年增长了百分之十几，但是很多人说没有长那么多呀。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这儿。按照收入的比例来说，可能收入真的长了百分之十几，但是七扣八扣之后到了我们自己手里就已经没有那么多了，这中间一个很重要的扣除项目就是社保缴费。根据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的研究，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这一比例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按照世界银行2009年最新测算的实际承受税率，中国的社会保险缴费在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
　　（3）出让土地的收入。在土地转让的过程中，个人的财富也在向国家转移。实事求是地说，土地收入不能完全被看做财富由个人向国家的转移，但是收入中很大一部分是属于财富向国家的转移。前几年国家发改委研究中心在北京郊区进行了一项调查：耕地是没有价格的，耕地征用后成为商业用地，这时候就有了价格。例如一亩地原来没有价格但最后卖了100万，这100万里农民得到的补偿大约是5万，农民的社保和乡村统筹大约是15万，这两部分加在一起大约是20万。剩下的80万便归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大概是一家各40万。这里面，政府拿着的40万可以看做是失地的农民的财富向国家转移的过程。根据国土资源部发布的数据，2010年中国土地出让总价款为2.9万亿。
　　此外，社会上还有两个不为人们所察觉的财富转移渠道：
　　第一，通过国有垄断部门的垄断价格来实现社会财富从个人向政府的转移。垄断价格意味着买这个产品或服务的时候所付的钱，虽然是直接付给了国有企业，但实际上有一部分也是间接地付给了国家或政府。
　　第二，出口顺差和外汇管理制度导致的社会财富从个人向政府的转移。出口在我国的经济当中占了很大的比重，我国的出口是和一种特有的外汇管理体制联系在一起的。出口换来的外汇是不能在国内流通的，必须得交给中国人民银行。例如，出口一个杯子，卖了10美元，出口商得把这10美元交给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把美元换算成人民币再支付给出口商。人民币从哪里来呢？得去印。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看到最后的结果：假如我们将一个杯子出口到了美国，中国就少了一个杯子，中国的财富没有增加。做杯子得用玻璃，得用铁皮，这个即使不算，但是中国起码少了这个杯子。然后，中国人民银行或者政府手里就多了10美元。最后，中国在没有这个杯子的同时又多了60多元人民币。那么，出口得越多，政府手里的外汇也就越多，流通的人民币也就越多。人民币越多，就越不值钱，这就等于我们的个人财富在缩水，即一部分财富从个人转移到了国家。
　　有的人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假如说有一家人，他们在生产各种各样的产品。儿子、媳妇、女儿、女婿在一起生产，然后一家人再把这个生产出来的产品卖出去换钱。换来钱之后，老头对大家说：“你们拿着钱也没什么用，家里也不用这个钱，把钱都交给我吧。”但是一家人吃完饭后还得进行交易，老头说：“你们把钱交给我，我就给你们开张白条，你们给我一块钱，我就给你们开一块钱白条，给我两块钱，我就给你们两块钱的白条。”这家人卖的东西越来越多，老头收的钱也就越来越多，大家手里的白条也就越来越多。这个白条越多，东西也就越不值钱，原来吃一个馒头可能只要两块钱，现在却要五块。
　　通过这样一种外汇管理，通货膨胀形成了一个链条，这实际上也是一个财富转移的链条。当然，进口可以抵消这个效应，所以严格来说能够产生这个转移效应的是出口顺差。这是社会财富分配中的又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我们经常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们发展了这么些年，但却没有像日本、韩国、新加坡或者我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那样？它们20世纪60年代经济开始起飞，也是起步很晚的，但是经过二十年以后大致发展成为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它们的老百姓也成了世界富人的一部分。我们国家快速发展了三十年而且发展速度甚至比它们还快，但是现在我们生活的改善却好像没有达到相应的程度。根据2010年国家统计局的正式说法，按照联合国贫困标志线，中国的贫困人口还有一亿五千万。为什么会出现国富民穷这样一种情况？这样的一个格局是怎么形成的？我想它是和以上这些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这个环节的社会财富的转移是双向的。与民间财富流向政府相反，是国家、政府财富向个人的转移。这个转移有正当的，也有不正当的。
　　正当的渠道主要包括政府的再分配，具体就是国家通过再分配的方式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使国家掌握的财富、得到的财富又回到民间、又用到老百姓的头上。近些年来，各级政府在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上的投入不断加大，这意味着通过这种方式，国家财富向个人的转移在明显增加，政府的再分配职能在强化，但是从整体上来说，这个部分的数量还是很少的。
　　就我个人观察而言，最近这几年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农村，特别是原来贫困地方的农村得到了一些实惠和好处。农业税的取消、粮食制度、耕地保护、义务教育这些制度的推进对于改变中国最落后地区的农民生活状况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到过几个国家级贫困县，在这些最贫困的地方我能够看到改善的趋势。但是总体来说，我们在这方面的花费还是很有限的，国家再分配的职能还是很弱的。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不正当的渠道使政府获得的则富流回到民间。打个比方，我们政府从社会里抓了这一把财富，但是它的“手指缝儿”比较宽，还抓不住这东西，拿不住这东西，于是又有很多财富流出去了。但是问题是这个过程不是从谁那抓来的，就又回到谁手里去。
　　可以说，国有资产的流失或国有资产被瓜分的过程对中国现在贫富格局的形成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形象一点说，国有资产就像一块肥肉，谁能从这割下来一块、谁割不着、谁割得多、谁割得少对现在的贫富格局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这个流失的过程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当时叫“价差”、“汇差”、“利差”，据当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胡和立的计算，仅仅在1988年，我国控制商品的价差总额在1 500亿元以上，银行贷款的利差总额在1138.81亿元以上，进口所用牌价外汇的汇差总额在930.43亿元以上，这三项合计的价格双轨制差价就在3 569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0％。
　　大家知道当时有一个词儿叫“官倒”，这形象地说明了当时国有资产流失、国有资产被瓜分的过程。所以，有的富人的第一桶金就是从这里来的。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企就成了另一个财富流失的重要源泉，开始是承包，然后是改制。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国有资产流失了，它的数额是相当大的，虽然国有资产流失的高潮现在已经大体上过去了，但是到了今天，又有两个国有资产流失的途径凸显出来了：
　　（1）土地的转让。现在，我国土地资源的价值大约是35万亿。这35万亿再加上原来已经转让出去的土地，价值是个很庞大的数字，在这些环节上出现的国有资产的流失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也没有办法去计算。但是我们至少知道这些年的腐败大案、要案往往发生在这个领域。
　　（2）矿产资源的出让。前几年，矿产资源是瓜分国有资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在采矿权的转让过程当中，出现了国有资产流失。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形成现在贫富格局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和其他国家不一样，其他国家没有这么多的国有资产，即使有人想分也没这么多，但是现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有资产流失已经变成了一个循环。政府从社会当中拿的越来越多，然后留的也很多，拿的减去留的，国有资产还在增加。于是就有人反驳说：“你们老说国有资产在流失，但是国有资产的数量却在增加。”可以说，国有资产通过这个循环，多多少少还是有所增加。
　　除国有资产流失之外，还有不正当福利、三公消费等。这里说的不正当福利主要体现在政府向贫困群体之外的人提供的经济适用房上。经济适用房的相当一部分是向公务员提供的。就是在明确停止“福利分房”后，中央各部委的福利分房实际上都没有停止，只不过有的叫经济适用房，有的叫集资建房，但是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个房子，就意味着得到了一笔比我们一辈子挣的工资还要多得多的财产。有很多国家机关的经济适用房都坐落在北京市内的很好的地段，它周围的房价都是每平方米三四万元，但是买经济适用房的价格大致是每平方米七八千元，于是一平方米就差了两三万元。以120平方米的住房为例，从这套房子中就多得200多万元。
　　就国家财富向个人转移来说，还应当计算进来的是三公消费，但是这方面一直没有很确切的数据。2006年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提供的数字是，每年公款吃喝2 000亿，旅游3 000亿，公车4 085亿，合计超过9 000亿。对此，财政部预算司的官员曾进行澄清，指9 000亿的数字“严重失实”，“三公”支出仅为1 200亿。但在2010年“两会”上，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透露，他看到由发改委、财政部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关于行政经费调查报告，全国的公车大致是230万辆，仅这一项的开支就在1 500亿到2 000之间。由此推算，全国的“三公消费”当远远超过1 200亿元。
　　实际上，第二个环节就是社会财富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的相互转移的过程，它对于形成中国现在的贫富格局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三）社会中财富价值的变动和财产性收入有多少
　　第三个环节主要关注个人存量财富的变化。从前面举的车位、住房的例子，可以看出它对财富格局的影响可能远远地超出工资收入的影响。大家都知道，房子现在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我觉得它实质上不是一个局部的问题，之所以成为整个社会的焦点，是因为它是和财富的形成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现在实际在经历的这个过程就是以房地产为主要载体的财富形成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社会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逐渐从一个无产的社会开始变成了一个有产的社会。这个“有产”最主要的就是指“房产”，这笔房产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老百姓积累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财产。我个人估计，现在无论农村的人口也好、城市的人口也好，他们的所有房产的价值大约是100万亿。如果农村占1/4、城市占3/4，那么农村居民手里的住房总价值大约是25万亿，城市居民拥有的住房总价值是75万亿，大体上就是这么分布的。
　　这样一笔巨大财富的价值变动过程对整个中国贫富格局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2010年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2010年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超过了城市居民，这是1998年之后这12年时间里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按照收入这个口径来说，可以说2010年城乡差距是有所缩小的。但是如果考虑到财富的价值变动，那结论就完全不一样了。尽管统计数据上说2010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但是真能得出结论说这一年城乡贫富差距缩小了吗？其实城乡贫富差距是大大地拉大了。可以设想一下，一个中国城市居民在2010年年初拥有六七十万的房产，他的房产的财富规模比农民要大得多，而且价格的变动幅度要比农村居民拥有的自住房价格变动幅度要大得多。2010年全国70个城市房价平均涨幅为9.99％，城市居民的房产一年的增值大约是六七万亿元。这个数字比农民收入增加的那一部分，甚至比这一年里农民的全部收入还要多。所以，这些年城市居民财富的增加有相当的一部分来自于房产。但是我们不知道这75万亿的房产当中有多少是属于他自己买的，有多少是属于增值的，这部分房产有的是通过继承得来的，有的是通过“房改房”得来的，有的是从市场上买的商品房。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城市，甚至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小区商品房的价格变动都有不同的特点，所以我没办法来说城市居民的75万亿的房产里有多少属于增值的部分。
　　如果我们考虑到各种情况之后假设这些房产是增值了一倍的话，我们可以进一步假定他们原来买这房子的时候大约花了35万亿到40万亿，那么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城市居民从这房产的增值当中获取了35万亿到40万亿的财富。这35万亿到40万亿的财富相当于现在我国居民的存款和股票的总和。可以看出，在最近的十几年当中，房产的增值对于现在我国的贫富格局有着重要的影响。
　　但是有人会说“原来是一万，现在是三万了，但房子还是那个房子，这不就是泡沫吗？”我个人认为，中国房价中泡沫是肯定存在的，但现在的房价及其上涨不能完全看做是泡床，这里面还有我们没注意到的一个财富转移的过程。举个简单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一憧小楼500万都卖不出去，现在这幢小楼要花5000万才能买得下来。这4500万的差额完全是物价变动或者说是泡沫造成的吗？不完全是。80年代的时候，这个小楼可能地理位置比较偏僻，交通也不便利。但是，随着城市的扩张，二十多年之后这个小楼已经成为市区的一部分了，甚至都成了城市的中心区，现在这个小楼的交通道路条件已经非常完善，周围的配套设施也很齐备，甚至已经成了CBD的一部分。难道说这4500万和刚才所说这些道路、配套设施、公园、旁边的高楼大厦没有任何关系吗？这些道路、公园、高楼大厦都是用财富堆出来的，实际上这些财富的一部分已经渗透到了附近的房产里，因此土地也比会原来贵了，房价也会比原来高了。
　　再举个更简单的例子，几年前两个人在两个相距十几公里的不同的地方买房子，单价都是每平方米3 000元。过了一段时间，一条地铁线路经过其中一套房子，而且还在这里设了一个车站。于是地铁旁边的房子升到了每平方米6 000元，另一套房子现在是每平方米4 000元。两套房子升值的2 000元差额实际上是修这条地铁的投资有一部分渗透到附近的土地和房价当中去了。所以，这部分的房产升值不能完全看做是泡沫，这实际上是财富的转移和渗透的过程。我们当年创造的财富直接分配到个人是有限的，政府拿走了一小部分，然后又将相当的一部分社会财富投入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于是这部分财富就又通过土地和房子渗透到了人们的口袋里。因为这部分渗透的财富的数量实在太大了，所以这个问题显得非常突出。
　　实际上，人们对这个渗透过来的财富的分享是相当不公平的。例如有的人得到了修地铁渗透来的财富，有的人却没有得到这个财富，但是人们对这种不公平抱怨得很少。因为这是自己选择和判断的结果，人们会把这个东西更多地归罪于自己的眼光和运气。虽然大家的抱怨不多，但是问题是确实存在的。这个问题实际上也不局限于小区与小区之间，它在城市和城市之间显得更为突出。
　　我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目前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2008年工资性收入占城镇家庭收入的66.2％，而财产性收入占比仅为2.27％。
　　（四）财富在不同群体或个人间是如何转移的
　　实际上，即使是最后到了人们手中的收入，甚至包括掌握在个人手中的财富，还有一个在群体间或在个人间转移的问题。这又是影响社会中贫富格局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在这个环节，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个人之间还有一次财富的转移，关键就是看是你掏了别人的腰包，还是别人掏了你的腰包，掏了多少。
　　经济学家钟伟教授2004年的时候曾经做过一项研究，根据他的研究，群体间或个人间的财富转移，当时主要有四种形式：
　　（1）老板企业掏工人的腰包。这主要是指，企业或者老板压低工人工资，少给工人工资、压低社会保障，如果压低200块钱，按照1.85亿农民进城务工人员来计算，那么用工企业每年因此而多获得4 400亿的利润。
　　（2）负利率所造成的掏腰包。我们知道，银行的存贷款活动如果要去掉中间的环节，实际上是富人向一般的老百姓或者穷人借钱的过程。老百姓或者穷人把钱存到银行里形成储蓄，银行再把它贷给企业或者富人即为贷款。这实际上也是企业、富人向一般的老百姓、穷人借钱的过程。储蓄是有利息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年来中国的利率一直是负利率。按照每年1.5万亿的储蓄增量和负两个百分点的实际收益，也至少意味着存款人每年损失至少600亿利息收入。我粗略估计，通过这种方式掏腰包的数额很可能会超过1 000个亿。也就是说，当储户把钱存到银行里的时候，实际上就意味着他的钱在贬值，就是说如果存了100块钱，最后储户得了103块，实际上这103块钱本息加到一起也只相当于年初的98块了，这就是一个被掏腰包的过程。
　　（3）股民在股市上的损失。中小股民在证券市场上的损失，以前估计是大约有1.5万亿。当时有很多的下岗职工把他们的“买断”的收入投入股市，当时股市还是比较高，所以这样也就出现了一种财富转移。
　　（4）土地的转让和让渡。比如，北京的一亩地能最后折合人民币100万，农民拿5万，农民的社会保障和乡村拿15万，剩下的80万是由开发商和当地政府均分，地方政府分得的40万属于个人收入向国家转移的过程，那么开发商拿的40万就是一个掏腰包的过程。从2004年到现在，通过这个途径转移的财富每年都有上万亿，而且现在的土地转让规模比原来更大。
　　现在，我觉得除了上述几种形式之外，还有几个掏腰包的过程值得注意：（1）资本市场特别是股市当中实现的财富转移。资本市场和股市当中实现的财富的转移可以通过IPO上市。企业把一部分股权卖给社会上的投资者，社会上的投资者用现金来购买这部分股权。按常理来说这种投资行为不属于掏腰包，但是中国的沪、深两市，在20年中赚了4 000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融资可以被看做是掏腰包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给企业“造血”的过程，反过来看也就是企业“吸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公司上市就马上会造就出一批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有人统计，每年通过这个途径造就的亿万富翁就有824个，这还是2009年年底的说法。2010年，我国沪深两市的总市值是27万亿，其中流通的市值将近20万亿，A股上市公司实际发放给投资者的现金红利为953.16亿元。全年沪、深两大交易所的交易经手费达137.56亿元，A股印花税合计达到528.37亿元，当年收取的证券交易监管费为43.47亿元。上述三项费用合计高达709.4亿元，这又是一个很庞大的掏腰包的过程。
　　（2）通过价格实现的财富的转移。人们一般认为收入差距是决定贫富格局的最重要的因素，但是只有收入和支出结合起来才是真正有意义的。“50万年薪生活得很艰难”的例子其实就是表现了价格变动对贫富格局的影响。可以说，价格因素实现的财富的转移好似公平，但是对比中国市场上的价格和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比国际市场明显低很多，第二种情况是比国际市场明显高很多，第三种情况是大体上与国际市场持平。这与我们体制有直接的关系，凡是中国市场上的价格比国际市场价格高很多的商品或服务，一般来说都是和垄断有直接关系的。通过垄断价格这种形式实现的这个掏腰包的过程也是不容忽视的。
　　以通信费为例，北京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普及电话的，当时一个固定电话的初装费大概有六七千元。那时候，一般的大学教师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四五百元钱。这也就是说，一台电话的初装费就相当于一个大学教师一年的工资。后来，固定电话“让利于民”，将初装费取消了，然后手机来了。前几年，我们要到外地出差，打一个电话，有市话费，有长途费，还有漫游费。充值的一两百元钱一会儿就没了。我们也根本不会觉得这个是一个财富转移的过程。
　　根据前一段时间的统计数据，手机资费已经占到居民收入的5.43％，而在年收入不到10 000元的手机人口中，占到了10.31％。通过垄断价格实现的财富的转移，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数量。像广东移动一天的收入大致是一个亿，一年就会有三百多个亿，这还仅仅是一个广东移动的收入。
　　高速公路的通行费又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前一段时间的“河南天价过路费案”就是讲的一个农民弄了两辆车拉沙子，8个月里的高速通行费和罚款加在一起有368万。可以说，高速公路的通行费又是一种财富转移的途径。2007年世界银行的报告说中国已经是全球物流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在西方发达国家，物流的成本大约占10％，而在中国约占21.3％，实际上这11.3％的差额也是一个财富转移的过程，或者是一个掏腰包的过程。
　　（3）行贿受賄、人情往来。在这当中实现的财富转移的数量没法计算。
　　除此之外，在一个全球化的社会当中，还应当考虑到国与国之间的财富转移。国与国之间的掏腰包，就中国的情况而言至少有三个途径：
　　第一，社会财富向海外的直接转移。包括以移民、留学等方式转移出去的，也包括以非移民的方式转移出去的财富。近年来，富人向海外移民渐成趋势，在这个过程中带走大量财富。通过这样的方式，转移到海外的财富可能有几百个亿。
　　第二，通过出口补贴或出口退税实现的财富转移。为了保证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我们得把产品价格压到很低的程度，这个差额实际上是由政府来进行补贴的。购买我国出口产品的国外的消费者，美国约占1/3，也就等于在间接地补贴美国的消费者。这个补贴的规模去年大概是5 000亿，也就是说中国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补贴给世界消费者的是5 000亿，其中补贴美国消费者的是1 500亿到2 000亿。
　　2010年3月我到陕北的神木去对“全民医改”做调查，那里的“医改”运转得很顺利。一个人一年的时间大约需要340元钱，全国13亿人口假如按照神木的标准免费看上一年病，这13亿人口大约需要4 000多亿。而现在我们一年补贴给国外消费者的有5 000多亿。
　　所以，可以发现，现在的很多商品国外的价格比国内便宜很多。原来内地人到香港是去买比较贵重的东西，现在很多人甚至连尿布、酱油都从香港买，因为这些商品都比内地便宜。再例如，内地上千元的西服在美国可能就几十美元，折合约几百元人民币。所以，这又是一个社会财富向海外转移的过程。
　　第三，海外上市公司的分红。根据2008年的统计数字，中石油在美国上市融资是29亿美元，上市四年累计分红高达119亿美元，相当于融资额的4倍，收益率是百分之三百，这还不算股票涨、跌所带来的其他收入。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个公司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 000亿美元，相当于六七千亿元人民币，而中国全部A股上市公司总的分红至今没有超过4 000亿人民币，截至2008年中国全部A股上市公司总的分红才只有2 000亿人民币。
　　所以，国与国之间互相掏腰包过程对我们目前贫富格局的形成也有重要作用。这些财富转移过程中涉及的数据可能不太精确，但是我们能通过这些数据看到究竟是哪个环节造成了中国今天的贫富格局。我们原来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误区在于我们只是盯住了收入的差距，而收入的差距只在中国贫富格局的形成中起到了很有限的作用。仅仅靠盯住收入差距来解决现在中国利益关系的问题，能够解决的问题是很有限的。

　　三．“贫富格局”的解决路径

　　了解了形成中国贫富格局的几个要素之后，我们应当怎样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在哪些环节上下工夫？虽然形成这个贫富格局的过程相当复杂，各种因素交错，但是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难于登天。关于如何解决中国的贫富格局我有两点看法：
　　（1）如何使中国贫富格局的解决具有可能性。中国的贫富格局最要紧的问题不是贫富差距本身，而是贫富差距日渐扩大的趋势。近几年，每年年末的统计数据都表明我们每一年的贫富差距都比上一年有所扩大，其中没有一年出现缩小的趋势。逆转这个趋势，比仅仅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更难。但是，也可以说解决这个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其实也不是不可能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也很大，他们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的人群的收入可能有十倍或者十几倍的差距，但是他们没有费什么劲、也没有大张旗鼓，而是简简单单的就把这问题解决了。这很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简单地说，他们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然后再由政府把得到的税收，更多地运用到穷人身上。
　　我们国家也有个人收入所得税，但是中国的个人收入所得税是反向调节的。西方的个人收入所得税能把十倍、十几倍的收入差距调节到五倍左右，但是我们的个人所得税起不到这个作用。实际上是，富人的个人所得税基本上一分不纳，而工薪阶层的个人所得税却一分不能少。调节之后，工薪阶层和富人的收入差距就更加扩大了。工薪阶层和富人的收入差距是形成贫富差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国之所以难以对富人有效地进行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主要是因为政府难以掌握每个人的收入信息。
　　我们经常听见这样一种说法：在美国，一个人的收入可能他自己说不太清楚，他的太太说不太清楚，但是必然有一个地方知道得很清楚——税务局。而在中国恰恰相反，一个人的收入他自己很清楚，他的太太可能比他知道得还清楚，周围的同事也能估计得差不多，但就是税务局不知道。所以现在中国的国民收入与财富的分配最要命的不是贫富差距太大，而是在国民收入与财富分配上“一笔糊涂账，两眼一抹黑”的现状。大量的社会财富被分得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糊里糊涂，甚至大家都不知道社会财富最后究竟被分到了谁手里。可以说，中国政府除了工薪阶层以外谁的收入都没有掌握。
　　就在这种“一本糊涂账，两眼一抹黑”的情况下，我们解决贫富格局问题的基础在哪里？连每个人的收入都不清楚，谈何解决。所以要解决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需要建立一个很简单的、很技术性的制度——国民收入记录制度。这个很小的制度能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方国家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国民收入记录制度，所以每个人收入是确定的、清楚的，而我国就是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个制度，所以只能是“一笔糊涂账，两眼一抹黑”。
　　我在七八年前就提出“人们不要老把眼睛盯在贫富差距上”。其实，我不是在说贫富差距的问题不应该“盯”，问题在于我们“盯”也没有用，我们“盯”了这么多年，什么东西都没有“盯”出来，现在在中国老太太都会说恩格尔系数了，但是贫富差距的问题现在也没有什么改观。我们应该要求尽快建立一个有效的国民收入记录制度。
　　有的人说条件还不具备，还建立不起来。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建立这个制度已经几十年了，有的国家一百多年前就建立了国民收入记录制度。当时没有计算机，没有互联网，有的国家仅靠手工就把这个制度建立起来了。现在是计算机时代、互联网时代，说没有条件、建立不起来是说不过去的。
　　如果建立了国民收入记录制度，一个人的年收入二百万，就记录二百万；一个人收入是五万，就记录五万。这个制度会保证这个二百万的年收入是清清楚楚的二百万，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收入；会保证五万的年收入是清清楚楚的五万，而不是五十万或更多。然后，收入两百万就按照两百万的标准去纳税，收入五万就按照五万的标准去纳税，纳完税之后政府再给这两个人一人一份社会保障。这个时候哪怕贫富差距大一点大家也能接受，因为大家实际上就怕“一笔糊涂账，两眼一抹黑”的现状。
　　我们现在要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关键是我们要使这个问题重新具有解决的可能性，而这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往往取决于一种很简单、很技术性的、很具体的国民收入记录制度上。
　　（2）解决这些问题的动力，或者说能够造成这种利益均衡的动力，究竟在哪里。要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就必须要建立一个机制。我在六七年前提出“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的机制”。到了市场经济时代每个人都不能奢望政府能有一个完美的政策，能无微不至地照顾到每一个群体、每一个个人的利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实现利益的均衡，只能去使每一个孤独的利益主体有一个差不多的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我们要去建立这样一个基础。
　　可以说，必须把这个新的机制建立起来。我国现在的利益关系失衡的特点是“吃亏的永远都是吃亏，占便宜的永远是占便宜”。这说明我们现在贫富格局的形成，不是某些政策失误的偶然结果。现在有人说，中国改革中的贫富分化问题确实存在，但这主要是我们没有经验，政策失误造成的。但是，如果是失误，应该是“这次你得好处我得坏处，下次我得好处你得坏处”，如果是“每次都是你得好处，每次都是我得坏处”，那么这就可能是社会不同利益主体力量高度失衡的产物。
　　社会不同利益主体力量高度失衡是我们利益失衡的真正原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我们的农民收入很低，我们课堂上总会讲“农民国民收入低是自然的，人多地少，国民收入能不低么”，这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这真的就是这么理所当然吗？
　　韩国的鲜猪肉、鲜羊肉是很贵的。其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不敢大量进口，因为韩国的农民和农会具有很强的力量，政府大量进口牛肉、羊肉，农民和农会就会组织起来对牛肉、羊肉进口进行有效抵制。所以韩国农民收入高不是因为韩国“人少地多”，而是农民有为自己争取利益的力量。所以如果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这样一个利益均衡的机制，整个社会很难实现一种利益的均衡。
　　可以说，在贫富格局中的一些具体的政策、环节的背后，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是这个利益均衡的机制。如果我们同时也建立了国民收入记录制度这样一个基础机制，那么解决中国贫富差距的问题不是很难。如果不建立起这样一个枧制，只靠“杀贫济富”、“杀富济贫”的政策，贫富差距的问题可能永远也无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