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个的好汉都是英雄，梁山集团却是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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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是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一面旗帜。1968年，他的《中国古典小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遂成为西方汉学界古典小说研究的根基之作。
在这部著作中，夏志清选取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六部名著，从“义理”与文化传统的角度做了全面阐释，并将其放入世界文学的视阈中进行深入评述。同时，他还透过文本检视其中所蕴含的中国文化性格。白先勇称这本书替中国小说建构了伟大的传统。
在对《水浒传》的论述中，夏志清道出了许多前人所未能及的创见，既独到地指出其种种笔法上的精妙，也揭露出其背后隐藏的民族心理阴暗面，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层地了解《水浒传》的复杂性，也厘清了判断时的道德困惑。
作为一部在历史演义小说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发展出来的英雄传奇，《水浒传》是一个反常的产物。它本来可能发展成中国第一部内容充实的非历史小说，一种对大规模的虚构故事创作（mythmaking）的真正尝试。可惜的是，它虽在一开始朝所谓英雄冒险故事的方向进军并获得相当的成功，最后却又走回历史小说的路径，这对其必然是十分不利的。
《三国演义》和《隋唐演义》描述了中国历史上两个多彩多姿的时代，而《水浒传》在这方面却先天不足，苦于缺乏史实的滋养。除了杨志之外，宋江的追随者可能全都名不见经传，就连宋江自己也只有几条简略不堪的条目记载。为了迎合一般听众对于梁山故事的兴趣，职业说书人必须设计出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可他们无法胜任这样的工作。
因此那些说书人将这些英雄传奇处理得看似与历史同样重要，仿佛宋江及其团伙提供了一个可以取代徽宗朝腐败政权的真正选择。这帮盗寇的引人注意之处在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是以历史上或传说中的知名人物为蓝本而塑造的，或是被假定为某个知名人物的后裔——柴进是后周世宗柴荣的后人（宋朝开国者后来在权力与声誉方面能够提升，与世宗脱不开关系），杨志是宋初著名的杨家将之后，呼延灼则发扬了宋代名将呼延赞优异的尚武传统。另有两位英雄的塑造模仿了关羽：一个是关胜，他的面貌、习性和勇武都酷似他的祖先；另一个是朱仝，他长得很像关羽，人亦称之为美髯公。
80后的回忆——水浒卡里的关胜和朱仝
我们能够很容易地想象这样的模仿是怎样产生的。为了找到有趣且有辨识度的人物以填满预定数目的英雄谱，说书人借用了许多历史上或小说中受人敬爱的英雄姓氏与特征，来增加自己所述的英雄故事系列的人气。
随着小说的推进，大规模战役日益增多，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这些翻版将军的出现。讲述梁山泊故事的说书人是在跟讲史领域说三国、隋唐和五代史的专家对手竞争高下的。那些讲史人虽然偏爱某一特定的英雄或王室，却不能为了使英雄不朽、王室不倒而公然地藐视历史。
即使没有罗贯中那样的改写故事的天才，由讲史人重述的三国故事也不可能把蜀国的军士理想化，以使他们战无不胜。诸葛亮虽是军事天才，但假如他手下的将军们皆是酒囊饭袋，他就无法轻易取胜；况且，在数度远征魏国而战事陷入僵局后，他也只能精疲力竭而逝。
相比之下，没有史实根据的梁山好汉故事也就没有这类限制与妨碍。为了满足一般听众对他们的偏爱，早期说书人和故事后来的继承者把他们描写成百战百胜的英雄。《水浒传》的后三分之一，尤其是出版商利用百回本的流行而增加的材料，大部分是令人难堪的伪史；而即使在小说的前三分之二，这种趋势也因故事的发展而愈发显著。
到了第八十二回，接受招安之际的宋江照说是最有希望继承宋室皇位的人，任何有志图王者都无法跟他较量。他打败了这个朝廷最出色的将军并迫使他们入伙。此外他还是朝中几位正直大臣的朋友，因此没有费多大力气，他便屡次挫败并最终彻底歼灭了童贯和高俅两大奸臣指挥下的官兵。宋江还曾俘虏梁山集团的头号敌人高俅，待之如座上宾，临释放时宋江还赠送贵重礼物给他，希望他能恳求皇帝为梁山好汉提供一次招安的机会。而说到招安，种种迹象表明，说书人早就认同宋江顺天应命、自建王朝的观念，这是在中国历史上不可能出现的荒谬情势。
电视剧中的宋江
这帮梁山好汉必须选择投降，因为说书人受限于这样一个事实：在所有影响宋室命运的因素里，这些好汉的确不大重要。所以，在罗贯中的版本（注：作者夏志清认为，假设这部小说最初版本的著作权一定要归于某个作者，那应当归于罗贯中。）中，这批英雄受招降后就离开了京城，率领军队去远征方腊；而在扩充后的各版本的讲述中他们在征方腊前，先被派遣去参与另外三次远征，以此延长他们在战场上的光荣记录，尽管他们在朝中的政治影响依然无足轻重。
当小说写及大批英雄在远征方腊的过程中相继战死，写实的基调就又回来了；一直讲到幸存的英雄仍忠心侍奉那个屈于阴谋与死亡的“赵官家”，整部小说便在一种近乎挽歌的氛围中成功地结束了。对于这样的处理，我们也许会怀疑，这些英雄经历那些冗长的战役却只换来最后一回中的感人场面是否真的值得。而《宣和遗事》对徽、钦二宗被俘之事的简单记录，已用简静从容的笔墨更有效地抓住了这种哀歌的调子。由于中国小说没有针对虚构作品的完全自觉的写实传统，同小说家相比，通俗史家便占据了全方位的优势。
我已把这部小说里令人惋惜之处（诸如设计伪史、用难以置信的情节凸显战役等）提了出来，目的是更鲜明地表现出小说在虚构部分的成功。这部分主要表现在好汉们各自的故事中，这些故事不存在是否伪装成历史的问题。虽然一百零八个英雄都有名字，但在小说中真正重要的人物，依照出场顺序依次为鲁智深、林冲、杨志、宋江、武松、李逵、石秀和燕青等。其中属于小说家真正伟大的创作的当推鲁智深、武松、李逵，可能还包括林冲。
很显然，除了宋江和李逵，这些好汉最为精彩的经历都发生在他们加入梁山泊以前。上梁山之后，他们就逐渐失掉了个性，成为才能趋同的军事将领，几乎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战将“没羽箭”张清倒是被赋予了不少浪漫的成分，但也只能算是一般故事里的主角。
日本插画大师正子公也笔下的双枪将·董平
在被伪史的河流淹没之前，那些令人过目难忘的好汉主要生活在充斥着军官与衙吏、行商与坐贾、盗贼与娼妓、和尚与道士的江湖世界里，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比《三国演义》更多元生动的人类图卷。正是这样一个熙攘喧哗而又时常残忍激烈的社会环境，使得《水浒传》能够打造出有关真实人性的独特氛围。
在这个无休无止的冒险世界里，最具象征意味的首先是好汉们永远奔波其上的大道，其次就是他们暂时停留以享用酒肉的客店。
对于刚开始接触这部小说的读者而言，这些好汉似乎很容易变得狂躁，这跟书里的恶人并无分别。不过，好汉永远知道自己与恶人的区别，因为后者并不遵守英雄们的律条（heroic code）。依照他们的律条，好汉必须是值得尊敬的，尽管可敬的界定并不需要完全遵照传统儒家的观念。有几位英雄偏重孝顺，尤其是宋江、李逵和公孙胜；而忠君也向来是被肯定的，即便有两三个狂暴之人对此表示反对。
除此之外，在其他基本的人际关系中，这一律条可能又同儒家的教义相违。比如它不太在意夫妻关系，唯一的要求是妻子的忠贞（有对于她不贞的怀疑时就另当别论）。又如，它把友谊的理想状态提升到兄弟情义的高度，有时甚至过犹不及：因为这种理想不仅认可儒家典籍中常常提到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点，同时也鼓励侠义的行为，导致他们宁愿私下亲手执行正义也不肯将人送交官府依法究治。
虽然这英雄律条认同儒家的各种美德，但它既然坚持个人必须以友谊或道义为先，实际上就颠覆了伦理方面更为精细的考虑。因此，在小说里，我们绝少看到英雄们做选择时步入进退两难的道德困境。
日本浮世绘大师歌川国芳笔下的病关索·杨雄
例如，晁盖因抢夺梁中书赠给蔡京的生辰纲而行将被捕时，负责缉捕工作的押司宋江竟通风报信，让他逃走。虽说宋江因此将面临违抗命令、不忠不孝（他的父亲亦受牵连）等罪名的指控，他却毫不迟疑地私放晁盖，因为对他而言，友谊是处于首位的。又如，杨雄听信他那淫荡的妻子潘巧云的谗言，对好友石秀表示出暂时的不信任，但在石秀证明潘巧云的指控不实并拿出她同和尚私通的证据后，杨雄便以最残酷的方式杀死了她。杨雄的这一行为不仅惩罚了邪恶的妻子，同时也以一种歃血的仪式加强了他同石秀的兄弟情谊——他以此请求朋友原谅他一时的疑心。
因此，这种英雄的律条虽然强调朋友如手足的博爱精神，却因忽视了社会上礼法和人伦的区别，实际上鼓吹了与博爱主义相违的流氓道德。
况且，尽管有“四海皆兄弟”的训谕，友谊也并非很容易就能获得的。另有不成文的律条，暗示了好汉们能够凭借某些明显的行为互相辨识。比如，一个英雄通常喜欢各种武艺，如果他并不精通武艺或善用兵器，他就要掌握某种诡计、技巧或法术，以使自己成为好汉团体中有用的一份子。但因为几乎所有的恶棍也都习武，好汉与他们的分别就在于具有乐善好施的特质，也就是说，好汉应与圈内诸位兄弟相处融洽，随时准备出手保护并不相识的同道中人。
电视剧中的孙二娘
“菜园子”张青和他的太太孙二娘经营着一家黑店，表面上正常营业，实际经常做些杀人越货的勾当。但由于他们绝不伤害诸如罪犯、和尚、娼妓等底层民众，他们有资格成为好汉团体中的一员。在另一个极端的例子中，皇族后裔柴进，即便武艺平平，单凭在自家庄上庇护罪犯、招待各路英雄的壮举，他的声名也能得到远扬。宋江虽然并非出身于富有的贵族，但也因为急公好义、慷慨好施而扬名天下，哪怕在陌生的地方陷入危难，只要他透露自己的身份，好汉圈中的兄弟们都会报以敬意、施以援手。
下层社会的人如果显得一毛不拔，便不配成为这个团体的一份子。鲁智深在云游江湖的时候也颇以慷慨为怀而自傲，虽然他难得自己付饭钱，却瞧不起几个次要英雄的吝啬表现——这几个英雄最后也上了梁山，但所扮演的只不过是充数的角色，无关紧要。
对于英雄好汉而言，另一个或许更为重要的考验是色欲的诱惑。梁山好汉大多不曾结婚；至于那些已婚的英雄，他们的婚姻生活也很少被提及，除非他们的妻子造成了什么麻烦。杨雄和卢俊义因为勤于练武而使妻子独守空帷。而宋江出于慈悲之心，买了个名叫阎婆惜的女孩。即便两人始终保持着距离，鲁莽的李逵仍觉得宋江跟阎婆惜的关系是他生命中难以被原谅的污点之一，正如他去京师秘密会晤名妓李师师一样。
对于专心练武的人而言，禁欲可能首先是有益于健康的，不过，在梁山故事形成之时，禁欲已成为英雄律条中最重要的一项了。既然大部分英雄都没有足够的财富供他们慷慨施舍，而且他们杀人、盗窃、放火的行为并不会招致同伴们的反对，那么，节制性欲就成为衡量他们的精神力量的唯一标准。梁山好汉中仅有的一个经常被同伴们公开责难和嘲笑的好色之徒是“矮脚虎”王英，他后来与女将扈三娘结为夫妻（像扈三娘这样一身英气的女性凭自家本事成为“好汉”，便不再被男性当作敌视的对象了）。
电视剧中的扈三娘与王英
为了同英雄好汉有所区别，诸如田虎、王庆、方腊这类作恶的反叛领袖，以及很多次要的负面角色，都被描写成了纵欲淫邪之人。而武松、鲁智深每每看见跟年轻女人厮混的和尚道士时，就愤怒得想动杀机；李逵则一见美女就生厌恶之心。有一次，李逵跟宋江在一家酒楼吃饭，一个卖唱的小姑娘殷勤地出现在他们面前，勃然大怒的李逵“两个指头去那姑娘额头上一点”，她便跌昏了过去。
在大多数社会中，禁欲通常和反对暴饮暴食并行。但在《水浒传》中，这些英雄以耽于酒肉之乐来补偿性爱的禁忌。最强壮的英雄虽能抗拒女色之诱惑同时却也是最能吃善饮的人，比如武松、鲁智深和李逵。对于熟读《巨人传》和《汤姆·琼斯》这类滑稽经典名著（这两部小说皆以淫荡好色反对虚伪的文明）的西方读者而言，描写粗人尽情地享受酒肉之欢（即使是在性欲禁忌的语境中）堪称中国小说最可爱的特色之一。
在最精彩的一些章回中，这部小说的确提供了许多充满生命力的喜剧场面，跟大量只有狂暴意味却无趣的行为描绘形成对照。小说中最出色的滑稽场面和鲁智深有关。他以前是位军官，现在是五台山上的僧人。他力大无穷、食量惊人，如今在佛家严格的清规戒律下吃素度日，自然不免要寻机偷偷下山，以求大快朵颐一场。第二次下山时，他先到一家铁匠铺打造自己设计的禅杖和戒刀，紧接着就去找酒喝。路过几家酒铺，店家都不敢卖酒给他，最后他找到一家态度和善的酒店，尽情享用酒肉，醉后怒打泥塑金刚，并奉送狗肉来折磨和尚，仿佛自己就是粗鲁喜剧中元气充沛的化身。即便是现身于明显过分夸张的喜剧《巨人传》之中的修士约翰，也不曾如此痛快淋漓地肯定了人的真性情。
花和尚·鲁智深
迄今为止，我根据英雄的律条，指出梁山好汉具有的特性：充满手足之情和同道之谊，富有尚武精神，慷慨侠义，以及坚决抵制色欲与尽情享用酒肉的习性。熟悉教科书上对《水浒传》的介绍的读者也许会期待看到有关梁山好汉反抗政府的立场和革命志向的分析。然而，尽管有少数的激进人物表现出了这种倾向，反政府的态度却不是一个英雄所必需的特质。
屡次打败官军之后，梁山好汉们坚持接受政府的招安，接着就为国家讨伐反政府的叛将（在后世许多模仿《水浒传》的小说里，梁山好汉始终积极为政府效力，甚至从未有过反叛政府的阶段）。许多大名鼎鼎的梁山好汉原是军官，他们虽然不完全符合英雄的律条，但由于负有剿灭梁山叛乱的使命，他们最初的志向也跟《三国演义》中的人物一样，是想通过效忠政府来获得名誉，光耀门楣。而一些平民出身的英雄，特别是阮氏兄弟，道出了在政府压制下的人民的不满情绪，他们的言语和歌词也因此常被批评家断章取义，引以为小说主题的表达。但一般说来，这些英雄虽然反对作恶多端的官吏和不公不义的人，却并没有那种激发革命热情的抽象的愤恨。
一般人都把“逼上梁山”这个俗语解释为受到官吏残害的英雄被迫到梁山泊去寻找他们最后的安身立命之所，然而，除了林冲遭受高俅长期迫害这一典型之例，几乎再无其他英雄能符合这一描述。大多数次要的头领是自愿入伙的，有的仰慕宋江的名望，有的贪图梁山泊所能提供的安全环境。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纵非鸡鸣狗盗之徒，也是底层社会的贫民，对于最初致使他们沦落底层的不幸或不公之事，小说有时简单带过，但从未正面强调。军官、低级官吏、上层市民等这类被逼上梁山的主体人物，几乎都是极不情愿地屈服于梁山团体的势力，他们根本不是政府迫害之下的牺牲者。
林冲
因此，就反政府这一主题而言，我们必须把个体的英雄和作为一个集体的梁山英雄加以区分，这一做法极其重要。单个好汉遵守的是英雄律条，而梁山集团所遵循的不过是一种流氓道德，这对英雄律条而言实在是一种讽刺。
单个传奇中的英雄，像鲁智深、林冲、武松，甚至包括宋江，都是有荣誉感的人。他们如果受到不公的迫害，就以勇气与尊严对抗不公，以此确立自身的男子气概。但就在王进、史进、鲁智深和林冲等人的冒险事迹之后，我们读到一段重要的情节，其中特别歌颂了瞒骗与欺诈。
在这个故事里，组成梁山集团核心的七条好汉凭借一个次要头领的帮助，巧妙地劫夺了一名官吏献给蔡京的生辰纲。诚然，蔡京是朝中四大奸臣之一，这些贵重物品也代表着通过非法手段剥夺而来的人民的财产，但重要的是，小说此前数回所写的英雄绝不屑于加入这样的阴谋，因为他们耻于向贪欲低头。但吴用、晁盖、阮氏兄弟，以及别的同谋者却觉得成为抢夺这批礼物的盗寇并无不是之处。进一步说，他们的行动并不需要个体的勇气和力量，这只是“智多星”吴用导演的一次审慎的集体行动，而且行动一举成功，堪称完美。
智取生辰纲
在实现复仇和追逐荣耀的过程中，个体的好汉绝不顾及自身的安危，但那七条好汉在智取生辰纲、占据梁山泊之后，最关心的就是团体的安危。在一百〇八将实现大聚义之前，这个人数与力量不断扩充的盗寇集团面临着一个非常实际的重要任务——保存并增强团体的力量，尽管他们夸口说这是铲奸除恶，替天行道。因此，作为梁山集团的历史叙述，七十回本《水浒传》的叙事重心落在了招募英雄和对外侵略这两类事件上。
为了招募英雄，梁山集团不惜使用最残酷的手段。第一个受害者是军官秦明。秦明具备万夫莫开之勇，对梁山集团非常有用，因此宋江设计陷害他，终令政府公开宣判秦明为反贼，连带其举家老小皆被处斩。被俘后的秦明受到了宋江的礼遇，这个性格急躁的军官听罢道歉，也只好向残酷的现实低头：
这段文字读来有一种奇特的感觉，因为撰写梁山故事的人做出了一次调和个体荣誉与群体使命的拙劣尝试。我们想知道，武松或鲁智深在这样的情况下会有怎样的反应。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宋江竟立即为秦明找了一个新夫人，以补偿他的失妻丧子之痛。
霹雳火·秦明
另一个遭受这种残酷手段的人是朱仝。他是宋江从前在衙署内的同僚，对梁山集团向来态度友善。如今他因为曾协助一个罪犯入伙而被刺配沧州牢城，但朱仝自己宁愿忍受流放的耻辱也不愿落草为寇，损坏名声。他在沧州充役时因为殷勤周到，深得知府欢心，知府常教他负责看护四岁的儿子。但是梁山泊的头目们非得迫使他入伙。于是，李逵和另外两个人（雷横和吴用）被派去沧州，他们此行的唯一目的就是设法让朱仝犯下滔天大罪，以便迫使他入伙。李逵到沧州后便绑架了由朱仝负责照管的知府的儿子，用斧子劈开他的脑袋，并把尸体丢在附近的一个树林里。李逵虽说以滥杀无辜出名，但这次他只不过是遵照梁山首领的命令行事，正如他后来在盛怒的朱仝面前为自己辩护时所坦白的——“教你咬我鸟！晁宋二位哥哥将令，干我屁事！”朱仝对于沧州知府儿子死亡的愤恨，远远超过了秦明因家破人亡而感到的怒火，但在压力之下，他也只得屈服。
梁山人马一边收编天下英雄，一边不断大动干戈对外侵略。他们经常需要攻打城池，有时为营救被捕的兄弟，有时是为抢夺必需的粮草供给，但他们对于祝家庄和曾头市的系统性摧毁，只能说显露出了他们施虐与贪婪的一面。
这两个村子也是配有军备而且尚武好战的田庄，与孔氏兄弟等梁山好汉入伙之前活动的村庄并无多大不同。村中居民具有独立精神，自发练武修备，也是为了不受政府的压迫，从这点上看，他们与梁山好汉并没有多大区别。
连环画中的“三打祝家庄”和“攻打曾头市”
然而，梁山集团痛恨他们的敌对独立行径，双方常常为了微不足道的事情反目成仇。因此，对这两个村庄而言，遭到梁山集团的彻底毁灭实属必然。当曾头市的庄主因为两个儿子在抵抗梁山人马时被杀而悲痛万分、下书求和时，梁山集团听信军师吴用的献计，趁机引诱对方进入圈套，结果其一门老小悉遭杀戮。曾头市的教头史文恭只身逃走，但不久又被捕获，梁山好汉便将他剖腹剜心，以报他一箭射死晁盖之仇。虽然史文恭射杀晁盖是为了执行任务而非出于私仇，但他仍旧无法避免这种凌迟式的残酷报复。
说书人当年传诵这些故事于市井，唯以取悦听众为要务，未必能够弄清个人英雄事迹与集体暴虐行为的分别。但这些故事迄今犹流传不衰，的确显示出中国民众对痛苦残忍的麻木不仁。
但正因为书中对暴虐的歌颂主要是不自觉的，现代读者倒可以把七十回通行本看作一则充满吊诡的政治寓言（众好汉最终全部聚齐一堂，他们仅仅变成政府的有效工具，彻底失去了自身的团体属性）：官府的不公不义激发了个体的英雄主义，但好汉们一旦成群结党，却又足以斫伤这种英雄主义，而滋生出比腐败官府更邪恶的恐怖统治。从这个角度理解，七十回本《水浒传》是流氓道德战胜个人英雄主义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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