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为何轻信偶像，屈服于性欲和本能？
在“假靳东事件”发酵的当下，波伏娃的《第二性》又有了显著的现实意义。假冒伪劣的“假靳东”们让我们看见了中老年女性的孤独与爱欲——她们是被辜负与牺牲的一代人，始终被轻视与荒废。波伏娃提醒人们重新审视性别与所得社会资源的关系，重心不是埋怨，而是对女性重新发现自身的企望。
这些文字冷静、雄辩，又饱含温情。值得我们继续深思的，还有很多。
▲ 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年1月9日-1986年4月14日），法国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女权运动代表人物之一。1954年凭小说《名士风流》获龚古尔文学奖。哲学代表作《第二性》对社会有深远影响，影响至今。1986年去世后与萨特合葬在巴黎蒙帕纳斯公墓。
我们现在可以明白了，为什么从古希腊到当代，对女人的指控有那么多的共同特征。她的地位也同样一直在经历着表面变化，而这种地位决定了女人的所谓“特性”：她“沉迷于内在性”，她乖张，她世故和小心眼，她对事实或精确度缺乏判断力，她没有道德意识，她是可鄙的功利主义者，她虚伪、做作、贪图私利，等等。
所有这些都有真理的成分存在。
但是我们唯一必须提到的是，这里所说的各种行为，没有一种是雌性荷尔蒙或女性大脑的先天结构强加给女人的：它们是由她的处境如模子一般塑造出来的。我们将根据这一观点，努力对女人的处境做一番全面的考察。这会有某种程度的重复，但也会让我认识到处在她的经济、社会和历史的整体制约下的永恒女性气质。
有时“女性世界”被用来和男性世界相对照，但我们必须再次坚持，女人从未构成过一个封闭的、独立的社会；她们是人类群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群体受男性支配，她们在群体中处于从属地位。她们的联合只是基于她们相似这一单纯事实的机械团结，但她们缺乏那种成为每个统一共同体之基础的有机团结；在厄琉西斯神秘祭典时代和今天在俱乐部、沙龙、社会服务机构一样，她们总是被迫联合在一起，以建立一个相反的世界，但她始终在男性世界的框架内去建立。
由此产生了她们处境的矛盾性：她们在同一时间里既属于男性世界，又属于向其挑战的领域；她们被关在这个世界，又被另一个世界包围着，所以她们在任何地方都不得以安生。她们的温顺必须永远和拒绝相伴，她们的拒绝又必须永远和接受相伴。她们在这方面的态度和少女相似，但更难坚持，因为对于中老年女人，它不仅是一个通过象征梦想她的生活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在现实中把生活过到头的问题。
女人本人也承认，这个世界就其整体而言是男性的；塑造它、统治它、至今在支配它的仍是些男人。至于她，她并不认为对它负有责任；她是劣等的、依附的，这个可以理解；她没有上过暴力课，也从未作为主体昂首挺胸地站在群体其他成员的面前。她被封闭于她的肉体和她的家庭，所以她在这些有着人的面目的、树立目标并建立价值的诸神面前，认为自己是被动的。
在这个意义上，说她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是符合事实的。工人、黑奴和殖民地的土著人也曾被称为长不大的孩子——只要他们没有引起恐惧；这意味着他们要无可置疑地接受其他男人为他们制定的真理和法律。女人的命运是体面的服从。她甚至在思想中也没有把握自己周围的现实。它在她眼前是不透明的。
她缺乏使自己有可能支配事物的技术训练也是事实。就她而言，她直接面对的不是事物，而是生命；生命不可能靠工具来控制：人们只能服从它的神秘法则。在女人看来，世界并不像海德格尔规定的那样，是介于她的意志和目标之间的“工具集合体”；相反，它是进行顽固反抗的、不可征服的某物；它受制于天命，充满了神秘的反复无常。这种把母亲变成一个人的、如血红色草莓般的神秘，是一种任何数学方式都不能使其相等的、任何机器都不能使其加速或延缓的神秘；她感到了连最精巧的机器也不能将其分割或增殖的一种连续性力量；她在自己的身体里感到它受太阴节律的支配，随着岁月的流逝，先是成熟，后是腐败。厨房每天也使她学会了忍耐与被动；这里有炼金术；一个人必须服从火与水，必须等待糖的溶解，面的发酵，还要等待所洗的东西晾干，等待水果在架子上成熟。家务活动近似于技术操作，但它们太初级、太单调，以至不可能向女人证实机械的因果律；此外，连这里的事情也是反复无常的；有些东西等着洗，有些东西则不等着洗；有些污垢可以除掉，有些污垢则除不掉；有些东西自己坏了，而灰尘则像植物似的迅速生长。
由于女人的意识，崇拜土地魔力的农业文明意识才得以长久存在：她相信魔力。由于她的性爱是被动的，在她看来欲望不是意志也不具有攻击性，而是类似令魔棒下沉的一种吸引力；单是她的肉体之出现就可以让男性的性器官勃起，隐藏的液体为什么不应当让这淡褐色的小棒颤动？她觉得她被波浪、辐射物、神秘的流体包围着；她相信心灵感应、占星术、放射疗法、催眠术、见神论、灵动术、千里眼和信仰疗法；她的宗教充满了原始迷信：蜡烛，得到回答的祈祷；她相信圣徒是古代自然精神的化身：这个保护了游客，那个又保护了临产的女人，还有一个找到了丢失的东西；而且，当然什么怪事也不能让她感到吃惊。她采取的是恳求和祈祷的态度；为了取得某种结果，她将会去举行某些十分灵验的礼仪。
很容易发现为什么女人会墨守常规；时间没有给她带来任何新鲜的成分，它不是一种创造性的流动；由于她注定要重复，她认为未来只不过是过去的一种复制。如果一个人懂得这个词和这种程式，持续的时间就会把自身和生育力联系起来——但这本身要受月份和季节节律的支配；每次怀孕的周期，每次开花的周期，都精确地再现了以前的周期。在周期性现象的这种表演中，时间的唯一作用就是要造成缓缓的衰败：它使家具和衣服破旧，它也毁掉了人的面容；生育力逐渐被流逝的岁月所摧残。所以女人根本不相信这种旨在破坏的无情力量。
她不但对什么是能改变世界面貌的真正行动一无所知，而且迷失于世界中间，仿佛处在浩瀚而模糊的星云的中心。她对使用党性逻辑不熟悉。司汤达认为，如为需要所迫，她能够和男人一样熟练地掌握它。但这是一种她几乎没有机会运用的工具。三段论对做好蛋黄酱或哄好哭闹的孩子没有一点儿帮助；逻辑推理对她所要应付的现实是完全不适宜的。由于她在男人世界上一无所为，她的思想没有流入任何设计，和做白日梦差不多。她缺乏观察能力，对事实真相没有判断力；除了空话和痴想，她什么事都不能认真对待，这就是为什么甚至极其矛盾的主张也不会令她感到不安的原因；她可以毫不费力地解释天体的奥秘，虽然无论从哪方面来讲这都是她力所不能及的。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她满足于使用极其含混的概念，把政党、主张、地点、人物和事件搅成一锅粥；她的头脑里充满了奇怪的混乱。
但是，洞达事理毕竟不是她的事，因为她一直被教导要接受男性的权威。于是她放弃了独立的批评、调查和判断，把一切留给了那个优越的等级。她因而觉得男性世界仿佛是一种超越的现实，一种绝对。弗雷泽说：“男人造出众神，女人则崇拜众神。”男人不可能完全心悦诚服地跪在他们造出的偶像面前；但女人在遇到路边矗立的这些伟大塑像时，则会认为它们不是用手捏造出来的，于是顺从地低下了头。她们尤其喜欢让秩序和权利体现在领袖身上。
在每一座奥林匹斯山都有一个至高的神；神奇的男性本质必定浓缩在一个原型中，而父亲、丈夫、情人只不过是它的微弱反映。说她们对这个伟大图腾的崇拜含有性的性质，未免有点太刻薄了；但通过这种崇拜，她们将充分满足童年时对顺从地屈膝跪拜的梦想，这却是真的。
在法国，诸如布朗热（Boulanger）、贝当、戴高乐那样的元帅，一向受到女人的拥戴。人们还会记得，当年在共产党的《人道报》上，女记者们是以何等激动的笔调去赞美铁托和他那光彩夺目的军服的。这位元帅，这个独裁者——他目光犀利，下巴呈方形，是所有严肃而有正义感的人所要的圣父，是所有价值的绝对保障者。女人的无能和无知是她们尊重英雄、尊重男性世界法律的原因；她们接受这些英雄和法律，并不是通过合理的判断，而是凭借着信仰——而信仰之所以能够获得其狂热的力量，是由于它不是知识这一事实：它是盲目的、充满激情的、顽固的、愚蠢的；它的臆断是无条件的、反理性的、反历史的、不容许有任何否定的。
这种顽固的崇敬感，随着环境的不同，可以呈现出两种形式中的这一种或那一种：女人所热情忠于的，或者可能是法律的内容，或者可能仅仅是它的空洞形式。如果她属于从既定秩序中得益的特权精英，她就会希望这一秩序是不可动摇的，并且会在坚持这一欲望时格外不妥协。男人知道他可以建立不同的制度，形成另一种伦理观念，制定新的法典；他意识到他有能力超越现存事物，他认为历史是一种生成过程（becoming）。连最保守的男人也知道某种演变是不可避免的，认识到他必须让自己的行动适应这种演变；但是女人没有参与历史，她无法理解历史的必然性；她疑虑重重，对未来拿不准，想让时间停止流动。如果她的父亲、兄弟和丈夫所树立的偶像被毁掉了，她不会设法移入新神，而是疯狂地保卫旧神。
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没有哪些南方人能比女人更维护奴隶制的了。在英国的布尔战争时期，在法国的公社时期，最为激昂好战的也是女人。她们企图用展示强烈的情感去弥补自己的惰性。随着胜利的赢得，她们会像鬣狗似的扑向溃败的敌军；如果失败，她们会断然拒绝作出任何调停的努力。她们的想法只不过是一种姿态，所以她们在支持最为过时的事业时满不在乎：她们在1914年可以成为正统王权的拥护者，在1953年可以成为沙皇的支持者。男人有时会笑着鼓励她们，因为看到他用较有分寸的词语表达的思想在她们那里引起了疯狂的反映，他觉得很好玩；但是他也可能会觉得，他的思想被搞成这般愚蠢顽固的模样，煞是令人恼火。
女人只有处在十分完整的文明和社会阶级中，才会表现出这种不屈不挠的态度。一般来说，她尊重法律仅仅由于那是法律，因为她的信仰是盲目的；即使法律发生了变化，也仍会保持它的吸引力。
在女人的心目中，强权即公理，因为她在男人那里所看到的公理，有赖于他们的权力。因此，当社会崩溃时，女人最先拜倒在征服者的脚下。总之，她们接受现存事物。听天由命是她们的显著特征之一。庞贝城的废墟被发掘出来时，人们注意到，那些烧焦的男人遗体保持着反抗的姿势，蔑视着诸神或在试图逃跑，而那些女人的遗体却给曲成一团，脸朝着地，一副屈服的样子。女人觉得她们无力反抗事物，无法反抗火山、警察、保护人、男人。她们说，“女人生来就是受罪的；这就是生活——能有什么办法！”
这种听天由命的态度，使女人产生了常被人羡慕的忍耐。
她们比男人更能忍受肉体上的痛苦；当环境需要时，她们能够鼓起勇气禁欲；尽管缺乏男性的有攻击性的鲁莽，许多女人仍以她们在被动反抗中表现出的顽强镇静而闻名。她们在面临危机、贫困和不幸时，表现得比她们的丈夫更积极；她们尊重时间的持续性，它是仓促所不能克服的——所以她们在做事时不限定自己的时间。当她们把沉着坚韧用于一项事业时，有时会取得惊人的成功。“莫要低估女人的力量”。听天由命在宽厚女人的身上表现为克制：她容忍一切，从不谴责任何人，因为她认为人或物都只能是现在这个样子。自尊的女人可以把听天由命变成一种美德，德-夏里埃夫人就是如此。但它也引出一种无益的谨慎；女人总是想去保持、适应和安排，而不是去破坏和重建；她们宁肯妥协和调整，也不愿意去革命。
在19世纪，女人是争取工人解放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例如弗洛拉-特里斯坦，例如路易斯-米切尔，有多少胆小的主妇在乞求着她们的丈夫别去冒险啊！她们不仅害怕罢工、失业和贫困，她们还担心反抗也许是错的。可想而知，如果她们非得受苦，那么她们宁愿去受已熟悉的苦，也不愿意去冒险，因为呆在家里尚可得到点微薄福利，在马路上要得到这些却不那么容易。
女人的命运同脆弱东西的命运有着密切的联系；她们失去了这些东西就等于失去了一切。
只有自由的主体才能够表明自己是超越时间延续性的，从而才能够制止一切衰败；这种最高依靠从未允许女人有过。她不相信解放的真正原因在于她从未检验过的自由力量；她觉得世界仿佛在受一种模糊命运的支配，反对这种命运是狂妄的。她本人没有设计那些要她去追求的危险道路，所以很自然地，她不会热情地投入。若是能让未来向她开放，她就不会再去死守着过去。一旦号召妇女投入具体行动，一旦她们在设计的目标中看到自己的利益，她们就会和男人一样大胆英勇。
女人受到指责的许多缺点，如平庸、懒惰、轻浮和奴性，只不过表明了她们的视野闭塞这一事实。据说女人是淫荡的，沉迷于内在性之中；但首先是她一直被封闭在这里面。后宫女奴对玫瑰蜜饯和香水浴池并没有表现出病态的热情：她们不得不去消磨时间。当女人被窒息于沉闷的闺房（妓院或中产阶级家庭）时，她必然会遁入安宁之中；此外，如果她急切地追求性快感，那么这往往是因为她被剥夺了性快感。由于性生活得不到满足，由于注定要受到男性的粗暴对待，由于“被指责为男性化的丑八怪”．她便在奶油色的果汁、烈性酒和天鹅绒当中，以及在水、阳光。女朋友和年轻情人的抚摸当中求得安慰。如果男人觉得她是个“肉欲”十分强烈的人，那是因为她的处境使她极其注重她的动物本性。她的肉体要求并不比男性强烈，只不过她把抓到的一星半点加以放大而已。性快感和撕裂的痛苦一样，是令人晕厥的即时凯旋；在瞬间的暴力当中，未来和世界都被否定了；在肉欲的火焰之外一无所有；在这飘飘欲仙的短暂时刻，女人不再感到自己是残缺不全的、受挫的。但是，她看重这些内在的胜利，仍然只是因为内在性是她的命运。
她的轻浮和她的“肮脏的物质第一主义”有着同样的原因；她因为没有接近大事的任何机会而认为小事是重要的，而且对她来说，充斥于她日常生活的琐事，往往属于最严肃的实际事情。她把她的魅力、她的机遇，归功于她的打扮、她的美丽。她常显得懒惰、无精打采；但对她有用的忙碌同纳粹的时间流逝一样空洞。
如果她唠唠叨叨、粗制滥造，那是为了排遣她无所事事的时光：既然不可能行动，她就用讲话替代。实际上，当女人从事一项一个人值得一干的事业时，她完全可以像男人那样表明自己是主动的、讲究效率的、沉默寡言的——以及禁欲的。
她被指责为有奴性；据说她随时准备拜倒在主人的脚下，吻他那只打过她的手。一般来说，她确实缺乏真正的自尊。“忠告失恋者”专栏给予受骗妻子和被遣弃情人的劝告，充满了卑鄙屈服的精神。女人在高傲的争吵中把自己弄得精疲力尽，到头来只是捡起了男性故意扔给她的面包屑。但是，一个把男人既当做生活的唯一手段又当做生活的唯一理由的女人，离开了男性的支持又能做什么呢？她必然会受尽各种羞辱；奴隶不可能有人的尊严感；一个奴隶只要在放弃尊严时不是体无完肤就算可以了。
最后，如果说女人是世俗的、平庸的、基本上是功利主义的，那是因为她被迫把自己的生存奉献给做饭和洗尿布——她无法取得一种崇高感！承担单调重复的生活，处在无知觉的实在性之中，这是她的义务。自然女人要重复，要永无创新地重新开始，要觉得时间仿佛是漫无目的地转来转去。她忙忙碌碌却永远没有做成什么，所以她认同于她既有的物。这种对物的依附性是男人让她保持的那种依附性的结果，它也解释了她的吝啬和贪婪。她的生活没有目的：她的心全用于生育或料理诸如食物、衣服和住所等只不过是一种手段的物上面。这些物是动物生活与自由生存之间的次要中介。和次要手段唯一有关的价值是实用性；主妇就是生活在这种实用性的层面上，她没有奢望自己并不仅仅是一个对家人有用的人。
但是，任何生存者都不可能满足于次要角色，因为那样手段会立刻变成目的（例如这种情况我们在政治家当中就可以看到），并且手段的价值会成为绝对价值。于是实用性就超乎真、美和自由之上，统治着主妇的天堂；她正是从这种前景出发展望整个世界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她才采纳了亚里士多德的中庸至上，亦即平庸的道德观。人们怎么可以期望她表现得大胆、热情、无私和崇高呢？这些品质只有在自由人奋勇地穿过开放的未来、远远地超越了一切既定现实时才可以出现。女人被关在厨房或闺房里，人们却对她的视野之狭窄表示惊讶。
她的双翼已被剪掉，人们却在叹息她不会飞翔。让未来向她开放吧，那样她将不会再被迫徘徊于现在。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