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丨李银河的性研究，令无数人心惊肉跳

像她的学术榜样，暮年的法国大哲福柯一样，李银河的每一次讲座、每一种言论，都可能引发出新闻。她竭心尽力维护的与性、与幸福、与正当的权利、与抑制和反抑制相关的观念，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多半已是耳熟能详的常识了，但是，在我们须臾不得脱离和超越的现实中，她竭力为之争取权利、大声为之辩护、试图将其从罪孽与不伦的指控和混沌的仇恨中解救出来的行为，比如同性恋，多边恋，一夜情，一人与多人的性关系，等等，如此超前，如此前卫，有时，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

因此，依然是大多数实践者在昏暗的角落里进行的行为，依然是主流社会断然拒斥，至少接受起来无比困难、羞愧难当的行为。因此，除非保持缄默，她的常识一定会与大众的惯性的常识激烈相撞，相撞的双方，一定会伤痕累累。

需要厘清的是，这些最终引发出新闻的“肇事”的观念，并非李银河独家生造。1988年从匹兹堡大学毕业回国时，她已选择好了自己的学术道路——对经验和实证，她既有天生的好感，又有直觉上的兴趣。她近20年坚持下来的，也无非是收集、描述无数个体的，与性、爱、尺度和社会轨范相关的经验。

然后，她发现，和她的直觉所告知的一样，在我们这里，最容易遭受检查、最容易遭受抑制的，就是这些与性相关的事。在解释这些经验的过程中，她也决定，为这些本该属于却还不属于我们的性权利大声疾呼。

如果李银河是一位荷戟独行孤军奋战的书斋学者，恐怕早就被非理性的舆论吞没了，已经有过这样的先例——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张竞生先生，那个被斥为“神经病”的性教育的先驱和性快乐的倡导者。刘达临、潘绥铭、张北川，他们和李银河同属一个战壕，尽管他们都遇到了这样那样的挫折，但是，他们毕竟在一个和每个人(也就是恒河沙数的无数人)的快乐和权利相关、又与所谓的传统伦理相龃龉的最大的盲区里，开辟出了越来越多的空间。

与此同时，我们的社会也在发生巨大的进步，那个因为“先后勾引多名男子与其乱搞两性关系”而获刑的女性，在今天，已经无法依刑量罪了；而从前被社会所不容、令家人耻辱的同性恋人群，也已经获得了社会各界极大的宽容和理解。

性学家可能是最不道貌岸然、最接近诚实的一类人，李银河说，获取诚实的办法之一，是彻底地、诚实地问问自己和宽容别人。

近20年，李银河们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为我们描绘出了这个一向被伦理、被道貌岸然牵连得无比沉重的国度在世纪之交的一幅因冒进和守旧的张力而显得无比生动的性学图景。

和20多年前相比，中国人的婚姻、中国人的性、中国人在饮食男女上的观念，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中国人的爱也获得了极大的丰富。无论超前的性爱冒险家，还是恪守古老伦理的人，他们都用各取其尺度的性和爱，丈量出了这段历史的深刻变迁。

2006年8月23日，李银河在家中

外表有多规矩

内心就有多不羁

李银河女士看上去就不像是能与别人起争执的人。

她的长相、她的衣着、她的举止，也都是圆墩墩的，没棱没角的，没所谓的样子。

比如，当摄影师提出给她拍照：作为女士，她还是掸了掸衣襟——一件颜色图案剪裁全都模糊一团的布衫，喜盈盈地抿抿嘴，说，哈，赶巧儿，昨儿刚做了发型，今儿个还化妆了。她的这个“发型”，应该是指她那智慧的脑袋上油光光疑似假发的蘑菇云；她的这个“化妆”，可能是指涂了一个边缘很不整齐的鲜红的口红。

然后，一边厢，摄影师拉开架势，时而俯仰坐卧，时而调整反光板，时而转换背景；一边厢，这位因研究同性恋、多边恋、性倒错、酷儿……，被认为“思想前卫”的女知识分子，完全配合不出一个“酷”的形象来：她在沙发里坐得太实、她的笑太自然、她的目光太不焦虑，她看上去太随和、太朴素、太不狠、太不拽了，怎么看怎么是“先锋女权主义女知识分子”的反义词。

李银河女士听上去也不像是有口才有兴致与人唇枪舌剑的人。

听她讲话，你简直就要怀疑，银河女士的“无可无不可”，很有可能不是外表的假象，很有可能是表里如一的“境界”。

一口又轻又飘的北京话，她甚至都不能算一个擅长口头表达的人；而且是不怎么热切于表达的人，她自己都说了，“反正我自己没说话的需求”。

当她说起她的研究，说起：有同性恋给她写信，赞她是“带给人间温暖与光明”的普罗米修斯；有六十多岁老夫妇给她写信，反复详细地描述他们和谐的性生活；有老色鬼给她写信，奉上自创手绘色情漫画配打油诗，讴歌男性生殖器；有老干部给她写信，骂她是陈世美的后台……

她说，这些都没什么可得意的，也没什么可生气的。哈哈哈。各人有各人的活法，还真丰富多彩啊。哈哈哈。还真有意思。

她说她的研究完全出于兴趣。这位以乐趣驱动工作，而搞出些动静来的、被认为有些出位的女士，似乎也没什么野心。作为一个“有影响的人”(1999年，李银河入选《亚洲周刊》“中国最具影响的50人”)，她竟然说：一个人(对社会进程)能有什么作用——我不是特乐观的——没什么太大作用。

　“无求”、“人到无求品自高”——这样总结自己如今境界的李银河，可还有一点凡心？但可以肯定的是：她远远不是一个一惊一咋的人，远远不是一个举轻若重的人。她的确很“自然”、很“自然而然”——在这一点上，相当出众。

那么，这一次，是怎么了？这样一个“不出彩的”李银河怎么成了新闻的焦点、争议的中心？怎么搞到后来好像急赤白脸的越辩越不清白似的？哪儿出了问题？可能就出在这个“自然”上呢。

如果仔细检查一下，这次“事件”中李银河的言行，基本上，我们中的很多人都会说：没问题，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首先，婚外情、同性恋、多边恋、虐恋、乱伦，这些事实从来都存在，这些话题也从来都存在。李银河，在媒体多次的暧昧的提问下多次表示自己是“更钟情于‘一对一’的异性恋者”李银河，在以上领域的实践上“无所作为”——起码她本人没有泄露过，而外人也从没有确凿地证实过——所以，也真不好把李银河比作普罗米修斯；至于话题，至于研究，李银河引介国外的一些新近现象和理论，是学者之本分，将之比作布鲁诺，也更近于一个善意的玩笑。

至于后来争论涉及的：言论自由、别人有权利做你不喜欢的事、启蒙、启蒙的陷阱、多元化，李银河的回应也可以说是有理有利有节——还是相当温和的。最激烈的表述，大概就算在博客里怜惜自己，“好心当成驴肝肺”。

那么，李银河题为“关于爱情”的七夕讲座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李银河一度遭遇热烈的网络讨伐，为什么李银河成了媒体“妖魔化”(李在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说自己正在被妖魔化)的对象？

在博客里，李银河本人仿佛有所觉悟，她说：

……那么多人的歇斯底里说明了什么？大多数人心中都有一个克服不掉的隐秘欲望，那就是性。它从青春期开始出现，一直阴魂不散，让无数人感到惊恐不安，手足无措。压抑是文明不得不付的代价。没有压抑人就无法相处。但是我坚信，一个比较合理的社会是一个压抑较少的社会；一个不合理的社会是一个压抑较多的社会。中国现在就属于压抑太多的社会，许多人的欲望受到压抑。中国人哪，我在为你们各种各样隐秘的欲望辩护啊。可是，这个辩护引起了一阵歇斯底里……

哦？是这样？

反正，已知的是：这位把“隐秘”公开的人，这位李银河女士，她的这个直率的习性，似乎由来已久。她那著名的聪明幽默善良深情浪漫的丈夫，已逝的王小波先生，在一篇题为《另一种文化》的文章里，这样记述过他的“老婆”，即，李银河博士——

我老婆原是学历史的“工农兵大学生”。大学三年级时，有一天，一位村里来的女同学在班里大声说道：我就不知道什么是太监！说完了这话，还作顾盼自雄之状。班上别的同学都跟着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就我老婆性子直，羞答答地说：啊呀，我可能是知道的，太监就是阉人嘛。人家又说：什么叫作阉人？她就说不出口，闹了个大红脸。当时她还是个女孩子，在大庭广众之下承认自己知道什么是太监、阉人，受了很大的刺激；好一阵子灰溜溜的，不敢见人也不敢说话……

没有证实王小波讲的这个故事有没有为了论题杜撰的成份，但这段子要说的意思、给出的诊断，对如今已不再是个“女孩子”，如今已有了些阅历、有了把年纪的李银河，似乎依旧恰当——

……另一种(文化)是各种暧昧的共识，以及各种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精妙气氛，一切尽在不言中——这种文化她没有，所以，她就不知道要说自己不知道什么是太监。……

那么，李银河女士，何以这样——诚实坦率纯真？何以这样——缺心眼儿、一根筋、楞头青？

我们揣测：那是因为她“天性浪漫”，因为她“爱美爱自由”，因为她“热爱生活”！很有可能，银河女士就是这样一位浩瀚的女性：她外表有多敦实，内心就有多轻灵；外表有多朴素，内心就有多华丽；外表有多规矩，内心就有多不羁！是的。在她的日志里、访谈里，我们不但了解到她对清晨小鸟的赞美，而且还会遇到很多“玫瑰色的憧憬”——当然就包括了，她被谴责的主要罪证，即憧憬一对一的夫妻关系之外的丰富多彩的人际关系……

“……在想透了生活的无意义之后，就要‘死马当活马医’了……循着快乐原则，让生命感到舒适和充实……更重要的是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一个艺术品，让自己的生命活在快乐之中，其他的一切都不必追求和计较……”

这颗笨拙的浪漫心，她在讲述自己心路历程的最后，发出如下简单而直接的宣言：

“生命是多么短暂。我想让自由和美丽把它充满。”

自由和美丽！追求自由追求美丽！听起来虽然遥远，但确实都是很不错的。

如果说，臧否一个人“过于浪漫率真”的天性没有意义；但不能说没有意思的是：对于一个世故的、一切都仿佛是既定的没有悬念的、“一切尽在不言中”的周遭，有人时不时跳出来“冒傻气”——仿佛阴霾闷热的水面，一只蜻蜓掠过，溅出些许水花。对这样有意思所以有意义的人和事，我们热诚关注。

李银河称不能让社会这么愚蠢

2006年7月21日，受江苏电视台“七夕东方情人节”文化论坛邀请，知名性学专家李银河在南京新街口做了一场“关于爱情”的讲座。

据《金陵晚报》报道：在这场讲座后的观众交流环节，李银河对于“多边恋”、“一夜情”、“乱伦”等敏感问题所持的态度，“前卫得令现场很多观众瞠目结舌。最后几位老人实在听不下去，激动地站起来和李银河唱起‘对台戏’，观众也有许多异议。”

题为《李银河憧憬“多边恋” 前卫性观念南京惹众怒》的这篇新闻，在新浪杂谈等几乎所有各大网站的论坛上，都引发了网友热评，其中不乏争吵和辱骂。

事后，李银河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我真有点怕了这帮没素质的人了，跟吃苍蝇感觉差不多。也许以后就不说什么话了，咱们自己聊聊天算了。反正我自己没有说话的需求。”

1980年，刚刚结婚的王小波与李银河在宿舍楼下

大多数人心中都有一个隐秘欲望，就是性啊

记者：你在多个场合说过，南京讲座的现场，并没有惹众怒。但这篇报道在网上被转载后，反对你的帖子还是居多。

 李银河：1个小时的讲座和1个小时的回答问题，整个气氛是很融洽的，根本没什么“惹众怒”。有个问题问我，你怎么看待同性恋，我说怎么看待左撇子就怎么看待同性恋，集体鼓掌，大家很赞同。讲座结束，让我签名的人挤得电梯门都关不上，这叫什么“惹众怒”？

谈到“多边恋”时，一位老太太站起来，说咱们要提高觉悟，要保守点。这位老太太精神有问题，过去她到社科院找过我多次。她年轻时因性问题被处理过，压抑得厉害，后来有点变态。她的个人情况我不好透露。有一次，在社科院，她走时莫名其妙回头冲我大喊一句：“告诉你，王小波他不爱你。”你说她是不是精神有问题？后来一位老大爷也跳起来，说你们小姑娘要尊敬爱情，不能太随便。全场对他起哄。完了后，这位老大爷特意跑到我这儿来，说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这个老大爷也有点不正常，他给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田青都送过信的，上面有结婚证、离婚证复印件，也是受过刺激。这就是小报记者说的“惹众怒”。要是写大家都赞同李银河，就没什么新鲜了，所以，只能写大家都反对。

网上那么多人反对，确实让我意外。但仔细想想，反性、禁欲的观念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现在又处于社会大变动时期，人们反应激烈，也是正常。社会学有个示范理论，说社会变迁大时，人们失去规范，过去的价值观动摇了，新的又不敢接受，会有较多的非理性。所有这些反对意见，都可看作是中世纪、前现代的反性、禁欲势力的体现。

记者：大家印象中，李银河每次说的都差不多。提倡性解放，是你这些年最主要的观点吗？

 李银河：实际上，人们的行为已经发生在前面了，只不过，我说出来，为他们辩护而已。比如婚前性行为，这十几年增加了好几十个百分点。中国正在发生的这场性革命，是静悄悄的，它不像西方那样上街游行，容易识别，但人们的行为和观念的大变革的确已经发生了。

福柯经常举中国做例子，说古中国、古东方有性爱艺术，而古西方只有性爱科学。基督教是禁欲的，但古代东方没有这些。我们经常说，阴阳融合、云雨之欢，不认为这是有罪的。但是从宋明理学后就反性了，禁欲了，“文化大革命”到达巅峰，像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性的话语在公共领域消失了，大家谈性色变，非常地扭曲和压抑。最近二三十年，有了变化，人们开始讨论什么是我们的性权利了，这是很值得问我们自己的一个问题。

这次的讨论，那么多人的歇斯底里说明了什么？大多数人心中都有一个克服不掉的隐秘欲望，就是性啊。它从青春期开始出现，一直阴魂不散，让人惊恐不安、手足无措。我在为他们各种各样隐秘的欲望辩护啊。

记者：对于想了解你的读者，你会怎么简要介绍自己在性方面的主要看法？

 李银河：我最想传达的，就是性权利的观念，只要符合自愿、私密、成人之间这3个条件，是不可以被制裁、被剥夺的。但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有自愿在私密场所和另一个成年人(不管什么性别)性交的权利。我想让大家知道这些，想让无理由剥夺、无理由制裁这样耻辱的事情少一点而已，而在这之前，我们应该意识到这是耻辱的。

记者：你的意思是，在性方面，有些耻辱我们还浑然不觉？

 李银河：对。我在讲多边恋时，并没有带什么倾向性。比如爱情必须是排他的吗？多边恋就不是排他的。我只是介绍这个现象而已，并没有说大家都去搞多边恋。但首先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权利一夜情、多边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吃饭的权利，也有符合上述3个原则的性交的权利，这是不应该被干涉、被制裁的。举个例子，上世纪80年代，有4对中年知识分子定期换偶，败露后，为首的被枪毙，严重的无期徒刑，还有的15年徒刑。我有高法的案例集，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枪毙了好多人。聚众淫乱罪把所有3人以上的性行为全规定为非法，是过时了的。但当我建议把它取消时，又是一片反对之声。

记者：你怎么向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大妈，解释多边恋是可行的呢？

 李银河：以同性恋为例，可能更合适一点。我会这样说，如果你的儿子、孙子是同性恋，你会怎么办？你是希望他有个宽松、平等、尊重他的环境，和自己爱的人结婚，还是希望大家把他掐死、枪毙？现在还有7个国家的法律规定，同性恋是要被处死的，还有80个国家规定同性恋是非法的。咱们中国做得还不错，起码没说是非法的。

很多母亲发现儿子是同性恋后要自杀，父亲打来电话，说你帮我劝劝她吧。我认识一位老母亲，她的儿子为性聚会提供了场所，被判了1年，她在儿子服刑期间羞愤地去世了，难道说这是合理的吗？她的孩子没做什么真正的坏事，像世界上所有好玩的孩子一样，好玩了一次，几个人发生了自愿的性关系而已，就要受这样的惩罚？同样的道理，你希望你的儿子因为多边恋而被万众唾弃，被喊打喊杀吗？

记者：我们现在看到的绝大多数的老大妈，如你在南京讲座上的那位，她们大概都有过非常保守的青春期，她们要求后辈保守一点，尊重爱情，有什么错吗？

 李银河：不能说有什么错。但是我们在做社会调查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社会变动期，有一类人心理最不平衡，他们当媳妇时还受着压迫，做婆婆时却已经没了威风，两头没赶上的人最痛苦。现在好多人说我们一辈子都这么压抑过来了，现在也没什么性欲了，你们哪能这样啊，在你们的青春期，就知道这事，就能享受快乐，我们岂不是白白牺牲了，白白压抑了？从小压抑，特别痛苦，最后不能正常看待这类事物了。改变周围不可能时，就默认它是正常的秩序，最后欣然接受了。自己先被压抑了，再反过来压抑别人，在我们的社会，这样的循环压抑是普遍存在的。一个社会应该把压抑减到最低限度，越低越合理。

已经没有欲望的，激烈反对，还比较理直气壮。很多人是还有欲望的，但特别激烈地反对满足人的各种各样的欲望，这个就比较虚伪，比较变态了吧。可能压抑太久了，扭曲了。

记者：把这些都说出来，但大家不理解，如你所说的，“好心当成驴肝肺”？

 李银河：确实心情郁闷啊。也挺矛盾，有时候想不说了，为什么一定要替他们出来说话呢？在大多数人眼里，他们就是坏人，是不齿人类的狗屎堆，铲除掉算了。科学研究表明，有3%到4%的人先天就不喜欢异性，但有些人就是很愤怒，为什么你要和我不一样？为什么我喜欢异性你偏偏喜欢同性？打死算了。结果会怎样？我可以什么也不说，在别人的苦难面前转过脸去，去享受自己自由而平静的生活。如果这就是有些人所希望的，我完全可以这样做。我就是看到别人的权利受侵害，会着急，我们这代人有些理想主义，不能让这个社会这么愚蠢，这么愚昧，这么野蛮。

如果我现在18岁、20岁，我可能就一夜情去了

记者：在自己的生活里，你能接受多边恋、一夜情或乱伦吗？　　

 李银河：多边恋、一夜情、乱伦都太闹腾了，我不喜欢，所以说我憧憬多边恋，完全是违反事实。薛涌在文章里说，既然你不喜欢多边恋，就多讲一夫一妻制好了。许多事我都不喜欢，自己做不到，比如说一夜情、同性恋、多边恋、换偶、参加性聚会等，但作为一个公民，他有支配自己的身体的权利，这是人的基本权利啊。我递交了同性婚姻提案，我就喜欢同性恋？难道我研究犯罪，我就喜欢犯罪吗？

记者：王小波如果多边恋，你能接受吗？

 李银河：也能接受吧。如果他有这个欲望，要去尝试一下别的女人，我也不会特别反对。但是他要是去爱别人，我可能就接受不了。我的线可能就划在这儿，就是是否就爱我一个。如果他还只爱我一个人，他想跟别人有肉体上的关系，这在我的容忍范围内。

记者：能否简单介绍一下你在现实生活里对性的看法？

 李银河：喜欢一对一，喜欢异性恋，不喜欢一夜情，不喜欢多边恋，不喜欢一对多。信奉爱情，信奉性和爱不要分开。我并不歧视把性和爱分开的人，有相当多的夫妻是把性和爱分开的。我喜欢和自己相爱的人结婚。如果不爱的话，我是不会去结婚的。

记者：很传统？

 李银河：我不认为自己传统。如果我爱的人希望建立一个不传统的人际关系，我也会义无返顾的。我喜欢爱。比如我爱的人希望同居而不结婚，这个就很不传统，如果现实生活中我有这样的必要的话，我不会犹豫的。我喜欢一对一的关系，但我不会听从传统的约束。

传统也有歧义。现在有人说，要提倡一夫一妻制的传统价值。可惜，中国的习俗和传统价值并不是一夫一妻制，而是父权制的、是一夫多妻(妾)的。一夫一妻制是西方基督教的习俗和传统，是中国从上世纪50年代起才引进的。我们要回到哪个传统上去？有些人际关系虽然不是传统的，但是既然人们有这个需求，把它创造出来，它就有它的功能，不应当排斥它们，固守所谓的传统习俗和价值。

记者：既支持多边恋，又坚持一对一，有人说，这是双重的道德优越。你在博客里，好像也急于表明，自己实际上喜欢的是一对一的异性关系。

 李银河：网上说我什么的都有，说我是淫乱大师，道德沦丧，哗众取宠，标榜自己，现在又说我是双重道德优越。该听谁的？如果我现在是18岁、20岁，我可能就一夜情去了，但我过了岁数，也不喜欢一夜情，把这两个看法并列在一起，就是双重道德优越？

多数人群的非理性力量是很残暴、很强大的，就连我为这些少数人群的权利说句公道话都要挨骂，可见这些人的权利是多么脆弱、多么缺乏保护。这难道不是目前中国可悲的现实吗？

记者：多数人在现实中的选择，还是婚姻，还是一夫一妻，也有调查表明，多数人的幸福感还是来自婚姻，你的言行是对他们坚持的伦理准则的伤害吗？

 李银河：秦晖有句话：文化无好坏，制度有优劣。一对一、一对多、白头偕老、不断更换性伴，这些都是文化，没有优劣。不能说异性恋是一等，同性恋是二等，虐恋是三等，所有的性行为都是平等的。但保护所有差异的制度是优的，只保护多数、不保护少数的制度是劣的。我赞同什么，和我选择什么是两回事，你有选择的权利，但你完全可以不选。我赞同一夜情，但没有去搞一夜情，这不是虚伪。

记者：你对一夜情、多边恋、乱伦的描述是否太玫瑰色了？可能误导公众。

 李银河：我在很多场合都强调过它们的弊端，比如加大性疾病传播的几率等，绝没有人为赋予它们情调、玫瑰色，这是对一个社会工作者的基本要求。这大概也是薛涌对我的主要批评。

记者：王小波之后，你遇到了比他更优秀的男人了吗？

 李银河：这个问题我先回避，等我60岁后，我会写回忆录。

记者：你可能经常被问到，假如你是同性恋，你会公开自己的身份吗？

 李银河：如果是，我想我应该会公开的。一个中国的同性恋，要不要公开身份，是要根据周边环境、家庭等因素来决定的。对我来说，没有纯心理方面的障碍。

记者：你会担心网上一些关于你是女同性恋的传言，损害你的形象吗？

 李银河：陈丹青说过，他还真希望自己是个同性恋，这样他便对艺术有更多的感悟。其实，我真希望自己是个同性恋，我希望自己能体验更多的东西，可惜我不是，是很遗憾的事。就像猫是猫，总归不是狗，没有谁好谁坏。我没有这方面的顾虑。

记者：有人认为，公开地谈论同性恋，会让一个中间状态的人更彻底地变成同性恋；长时间做同性恋研究的，更可能是个同性恋。

 李银河：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是无知的。因为到现在为止，所有的统计都表明，一个社会并不因为它对同性恋比较宽容，同性恋者就增多，也不因为它对同性恋者特别苛刻，同性恋者就减少，而只是说，如果环境宽松，他们更容易进入公众视野，如果环境苛刻，就转入地下。

我的博客不是公共厕所

记者：我们注意到，南京讲座后，你把博客上的留言功能关了。

 李银河：至少在我的博客里，我有这个想法，这些非理性的人是不应该有话语权的。本来这些低级、下流、混蛋的话是出不了声的。我不能给它们提供舞台，这是我自己的田地，不能让他们随地大小便，我这儿不是公共厕所。我自己也不看留言。过去我是觉得无所谓的，但现在这些东西越来越肮脏、恐怖了，已经是语言的暴力了。

记者：有孤军作战的感觉吗？

 李银河：我也奇怪，为什么没有人出来说明呢？当我发表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时，我在想，潘绥铭的观点肯定跟我一样，但是他为什么不说话了呢？当然，他说不了话，有其他的原因。

小报对信息的处理方式也相当让人头痛。挺正式、重大的、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观点和命题，被处理成低俗、下流的黄色信息，好像这些看法多为大家所不堪，实际上不是，我是深受其害，这次南京讲座就是个例子。有一次，潘绥铭在一个讲座上发表对性工作者调查的报告，第二天报纸上的标题是，潘绥铭号召我们向“鸡”学习。

记者：不是正如你希望的，像福柯那样，每说一句话，都是新闻事件吗？

李银河：我的工作就是搞研究、出书，并没有责任向公众普及这些观念。我在考虑，以后出去做报告，只从头到尾念稿，不留任何回答问题的时间，不给别人断章取义的时间。我不会说假话，但一说真话，就有人跳出来，照本宣科算了。有些人太没教养，太经不起刺激了。这也不奇怪，性的历史有多长，反性的历史就有多长。有人还说，我们要不要把李银河烧死在广场，把我比喻成布鲁诺，这是对我最高的褒奖，呵呵。

记者：你有启蒙知识分子身上那种惯有的自负吗？

 李银河：有一次在上海，复旦大学和耶鲁大学举办一个同性恋主题研讨会，会上有一个澳大利亚的大法官，是全世界数得着的大法官，他是个公开的同性恋者，他一口一个“my hero(我的英雄)”。他说，当他还是个少年时，因为自己的性取向而非常苦闷，是金赛博士的报告，给了他生活的勇气。他说你现在在中国做的事，就是金赛博士过去在美国做的事。我就特别感动。

浮士德精神似乎是中国人特别缺少的：我要探究窥测事物的核心，我想得到关于整个存在的知识。中国的精神常常是不求甚解，甚至是“难得糊涂”，我对这些嗤之以鼻，这大概就是自负吧。

记者：性是你必然要选择的课题吗？在性里面，你发现了中国社会的什么秘密？

 李银河：最早在美国看到金赛博士的报告时，心里就有隐隐的冲动。那时我已经30多岁了。我只是想描述现状，解释原因而已，没有其他的意图，没有想要和谁去战斗，要改变谁。可性研究必然的副产品，是改变错误的观念，挑战社会。金赛博士就是这样的，1948年出版《人类男性性行为》，1953年出版《人类女性性行为》，美国风气为之大开。

我属于50年代出生、60年代进入青春期、70年代谈婚论嫁的一代人。这30年，性在中国是一个怪物。在所有公开的场合，它从不在场；可是在各种隐秘的地方，它无所不在。用王小波的话来说，当时的社会有阳的一面，还有阴的一面。人们在阳的一面是一副面孔，在阴的一面是另一副面孔；在阳的场合说一种话，在阴的场合说另一种话。而性这个话题绝对属于阴的世界。

在那30年间，由于性处于社会的阴面，整个社会的性观念相当扭曲、变态。门内饮酒，门外劝水；满口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要不就是天真、纯洁、羞涩到幼稚的程度。这就是当时人们在性问题上的典型表现。这种反常的现象怎能不引起我的好奇心呢？说白了，我就是想搞清楚：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在性的问题上会如此的扭曲、如此的变态、如此的压抑？

记者：性的调查、研究对您的个人生活会有什么影响？

 李银河：最新的统计资料，26%的中国女性不知道快感，远远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10%)。80%的女人不知道阴蒂，不知道这个获取快感的最重要器官，这太蒙昧了。不应该太压抑自己，这是我这么多年研究最直观的感受。我不刻意压抑我所有的欲望，只要不违反那3个原则，有欲望，我都会去满足。

记者：有人认为，不直接冒犯主流价值观，可能为你和你的同道赢得更大的话语空间。

 李银河：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对这个也不是很在乎。我并不是搞运动，不是想发起一场性革命，成为精神领袖。我希望自己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能帮助大家看清楚，什么是我们正当的性权利，而对性权利的遮遮掩掩，使多少基本的生活常识被遮蔽了，而我们还浑然不觉。现在中国难道不需要启蒙了？在性问题上，中国刚刚走出中世纪，刚刚进入现代的门槛，就这个领域来说，启蒙绝不是陷阱，而正是我们的社会所急需的，也是我辈知识分子的使命。

（刘天时 尼克 陈海 姜晓明）

李银河的性学研究，让不少人心惊肉跳

李银河的启蒙意义

作者：王石川

看了上期杂志关于李银河的封面报道，我认同李银河的观点，“在性问题上，中国刚刚走出中世纪，刚刚进入现代的门槛”，就这个领域来说，启蒙绝不是陷阱，而正是我们的社会所急需的，也是我辈知识分子的使命。

对作为启蒙者的李银河来说，她的种种言行，哪一个不是为弱势群体鼓与呼？哪一个不是为了开启民智、使多数人受益？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和物，所看到的人和物又怎能不扭曲变形？那些疯狂叫骂李银河的人，有几个能够回归常识，又有几个能够慎独深思？启蒙者的遭遇是相似的，世俗者的明枪暗箭毫不留情地射向启蒙者，他们却忘了，假以时日，受益的正是这些谩骂者和嘲讽者。

群体心理学之父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写道：“群体累加在一起的只有愚蠢而不是天生的智慧。”面对无数非难和辱骂，李银河没有退却，仍然奋袂而起，因为她有坚定的信念——不能让社会这么愚蠢。

诚然，启蒙之路是寂寞的，也是欢愉的。学者邓正来说：“知识分子能够使人们把问题看得更清楚，能够把遮蔽的问题揭示出来，能够对现在某些倾向的舆论提供不同的声音。”我认为李银河正是一位有着启蒙理想的知识分子。

 原载《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