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性、爱、婚：四十年经验与变迁
01
“性议题是学界的弃婴和媒体的宠儿”
我对性问题感兴趣，一方面是因为研究生时代就开始跟着潘绥铭老师一条道走到黑，另一方面是因为性的两重边缘性让我很感兴趣。
“性”具备一种日常而边缘的特点，说它日常，是因为大家每天都在经验它、谈论它，媒体也在报道它，法律和治理活动也在关注它，但有关性议题的研究在学界又极度缺乏。我曾说性议题是学界的弃婴和媒体的宠儿也不完全是开玩笑。
此外，性议题带着很强的道德色彩，跟zz紧密联系，很多zz斗争都在使用涉黄、生活作风等语汇，一定要把二奶、三奶扒出来。
性和经济的关系也很密切，比如和同志文化相关的粉色经济、性玩具产业等等。我们看到，性是一个和道德、政治、社会规范、商业、媒体、医学等领域都有关联的议题。
八十年代艾滋病刚进入人们视野的时候，我们国家的宣传也把它和西方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
至于是哪个西方，西方到底有哪些生活方式，人们是不关心的。但是在想象西方的时候，性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02
八十年代大陆的性变迁
我的分析框架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中国社会的性现状；二是该现状发生于其中的政治、社会、文化情境；最后是中文学术界的语境，这是我对话的主要对象。
我将中国大陆八十年代以来的性变迁划分为四个时间段。起点是建国以后至八十年代之前，这个时期是变迁发生的背景。
生活在大陆的朋友应该很容易理解，这一时期的服装、影像和语言都是去性化的。有一件和性有关的大事，就是新中国一举扫黄成功。北京和上海动用军队关停了很多妓院，并且对扫黄运动的描述都在使用阶级话语：妓女是受剥削的阶级姐妹，而老鸨是阶级敌人。妓女经过治疗和改造，最终走上学习、就业和结婚的生活道路。
当时扫黄能够成功，今天为什么不能？
03
“八十年代确实发生了一场性革命”
在上述背景下，八、九十年代发生的性变迁一直持续到二十一世纪初。
怎么定义性革命？第一，它形成了完全不同于前一时期的性文化；第二，这种变化在很短的时间里快速发生；第三，这种变化不是只出现在少数人身上，而是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八十年代确实发生了一场性革命。
我们来看八十年代的几个例子。
有个叫郎景和的医生写了一篇文章，叫《新婚性卫生》，当时的流行程度可以和今天的耽美文学媲美。1983年第一例公开报道的变性手术引起了广泛的讨论。1985年出版了两本畅销书：《性知识手册》和《性医学》，这两本书影响非常大，代表了性知识在科学主义和医学话语下的返潮。
1988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一次人体油画艺术展，同年上海成立了一个性学研究中心，创办了《性教育》杂志；1990年《人之初》创刊；1994年北京举办第一次性知识展览，同年中国性学会成立，一时吸纳了上万成员。
1989年潘老师翻译了《金赛的性学报告》。很有趣的一点是，八九十年代的性学书籍都使用美女照片作为封面，而且人们多是在地摊上花几块钱买到这些书的。这段时间还创生了很多中文的性词语，比如“做×爱”就是八十年代才出现的词。1993年李银河老师和王小波合写了《他们的世界》，在同性恋人群中影响力非常大。1994年张北川老师出版了《同性爱》，但影响不如李银河大。1997年《东宫西宫》面世，不过很快就被禁了。
回过头看1983年还有一件大事，就是严打。迟志强是一个当红演员，由于和若干女子在自愿情况下发生了性关系被判了四年。当时有人因为偷看女厕被判死刑，某女子因为与十多名男性发生性关系被枪毙，大家可能觉得无法相信。
把这些现象和当下做一个对比会很有意思，比如这几年上海的来来舞厅又开业了，但主要的消费人群已经变成了中老年男同性恋人群，再比如最近类似“不能让青年继续堕落”的声音又出现了，有的说少年娘则国娘，有的说大学生艾滋病传染率很高、大学生要洁身自好，不能堕落下去了。
性行为和性关系的变化趋势可以用数据说明。八十年代引起社会热议的问题主要有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有关爱情的大讨论等等。但在今天，很多人可能会说婚前性行为难道还算个事儿吗？不过婚外性行为还比较严重。
八十年代情侣（摄影：刘香成）
下面我们来看一点数据，我喜欢从很多年累积的数据里发现变化和趋势。
九十年代初我们开始做大学生调查，1999年开始做全国18到61岁人群的随机抽样调查，每隔五年调查一次。先来看全国人均的多伴侣情况，2000年到2015年的四次调查显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人们终生累积有过多个伴侣和上一年有过多个伴侣的比例都在上升，男性的终生多伴侣比例从20%增长到近60%，女性是从10%增长到30%。在已婚或有固定伴侣的情况下有过外遇的比例也在上升，男性的比例从12%左右上升到35%，女性是从5%上升到15%左右。
这些数据能说明两点，一是中国人的性观念和性行为确实更加开放了，一是人们越来越敢于在调查中表露这些事情，这两股力量共同造成数据的上升趋势。
八十年代情侣（摄影：刘香成）
04
中国的性革命扎根于中国社会变迁的逻辑
性、爱、婚三者的关系在过去三十多年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一夜情挑战的不止是婚姻，还有“爱性一致”的观念。我们看数据就能发现，对感情质量和性爱质量满意的人数比例在上升，而对婚姻满意的比例在下降。那么婚姻到底是什么，人们到底为什么结婚，婚姻对不同的人有何意义？这些问题值得思考。
再看大学生的性现状。有过性经历的大学生占比一直在上升，但也没有超过30%。反过来想想，超过70%的大学生并没有过性活动。媒体经常报道大学生乱套了，我们可以用数字说话，在有过性经历、已经同居、曾与多人性交三个指标上，大学生的比例远低于同龄的非大学生，百分比差两三倍。大学生比非大学生乖得多，所以大学生不能轻易被贴上高危的标签。
再如虚拟技术的发展会给性活动带来哪些变化，都值得观察。性别比例失调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女男人口比都到1:1.22了，很多人口学学者就会简单推论说性别比例失调会造成很多光棍，光棍不是去找小姐就是搞男男关系，但实际上问题不会这么简单。
05
“艾滋病时代”的性研究
和性有关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艾滋病。2000年以后很多防治艾滋病的国际项目开始进入中国，中国也出现了一些高危人群的标签，如卖血、静脉注射、女性性工作者、性病门诊患者、长途卡车司机等等。2005年以后MSM人群（男男性接触者）也被贴上高危标签，最近在校大学生也被贴上标签。
06
我们对性的讨论，
触碰到更多真问题了吗？
下面我们再看看2010年以后风起云涌的性与多元性别。
一是2010年以后扫黄力度加剧，1981年禁止卖淫嫖娼的法规面世后，我们又扫了三十多年黄，但2010年这次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从上往下扫，从五星级开扫、全国范围内持续扫，而以前都是从站街女扫起，各地分头去扫。
比较有趣的一点是很多人以前不知道什么是莞式服务，结果扫黄报道一出，大家都去查东莞三十六式有哪些。
禁止反而起到生产的作用，我们发现大家不会因为扫黄就不做这一行了，而是做得更隐蔽、更巧妙了。
与此同时，反性力量也在崛起。一个例子就是在西安性博会上，反性大妈抢过主持人的话筒大骂参与者道德败坏。以前还有研究性的学者被人泼粪的。大妈们认为从事性产业和性研究的人败坏了社会道德，尤其是教坏了孩子们。
在这些纷繁的性现象之下，我想问的是我们对性的了解是多了还是少了？我们对性的讨论触碰到更多真问题了吗？我们的性话语是不是更加政治化了？作为一个在地的学者，对于性这样一个国际联动紧密的话题能够提出哪些本土思考？在性这一富有多重性和复杂性的领域，我们如何体会和论述中国经验、中国问题？这些问题不是我在今天的分享中可以回答的，姑且留给大家一起思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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