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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乡土生活代表着中国最广泛的社会特征。饱受性压抑的农村社会，也折射着一个曾经被繁琐的陈规习俗所网罗的传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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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夜是腊月或是正月。腊月或正月的夜里，他有了新的被褥。夜饭吃得既好且胀。早早地躺在床上，原想睡个暖觉，却是终究不行。由于想到了女人。被的温暖，褥的绵软，使他想到女人那又白又嫩的肌肤。不消说的，在这样的夜里，外面的风吹得落叶卷动，窗纸絮絮叨叨。能听见村口河水结冰的声音，噼里啪啦如冰裂一样白亮亮结冰时的响动。置身于这样的冬夜，能拥个女人躺在床上一宿，软褥温被，和更温软的女人，那该是何样的受用。他翻一下身子，拉亮了灯。屋子里的光色立马如初晨的阳光，刺眼得很哩。揉一下眼睛，看房顶的蜘蛛，记忆中原是单个儿一个，终日盘结在它自己织就的网心里；可眼下却成了两个，连在一起，正在交配。另外的一只，它打哪儿来？无声无息就成了一对。有句话叫，好事必双，双成好事。原来好事成双指的就是干那事儿，并不是指成双地喝酒，成对地要东西。好事成双，“双”是指二人，且必得男女。他盯着那对交配的蜘蛛，瞌睡愈发地没了，头脑里的动静如在乡村土道上旋转的轮儿。有一架马车，把他从东庄拉到西庄。西庄那儿阳光艳丽，温和得十二分可以。
女人们都在地头晒暖，晒着暖儿说些男女的事，说一看某某就是不行，说起来也算个男人，可风一吹就倒。你看人家某某，肩宽得和门板一样，说起话来，一个字一个字地砸女人的奶子。马蹄声得得地响着，在日光的温红里，如初绽的红色小花。远远地他看见那群像盛夏中午的阳光下晒暖的慵倦的猫咪一样慵倦的乡村女人，听见她们秋日河水般绵软的话语，摇曳着和空气一起荡过来，心都有些醉了。可当他的马车接近女人们时，她们却又像潮水一样往后退去。女人们永远和他保持着不可接近的距离，如同两山之间，但他从未恨过她们。
盯着房顶的蜘蛛，那架乡村的马车由近至远，终于穿过女人身边，马不歇蹄地远去及至消失，只留下红色的小花如女人的红唇在他眼前恍惚。村外有了孤独的狗吠，叫声在乡村的胡同如流动的清溪。他看见了动着身子的蜘蛛，把网儿掀得起起伏伏，他听到了蛛网起伏的声音，像极了冬夜星光落地的声响。人原来不如蜘蛛，他扭一下肩膀，拉灭了灯，把自己沉没在无边无际的黑暗里，悠长地叹了一口气儿，想人不仅不如蜘蛛，其实连畜生也不如的。狗、牛、马、羊、鸡，狼、豺、虎、豹，它们想做好事也就做了。
夜晚无休无止。他从床上爬了起来，穿上衣服，趿上鞋子，“哗”一声开了屋门，风和月光水一样泼下来，浇他一身精湿。他哆嗦一下，低头看了一下什么，系上扣子，朝院落外面走去。村街上有月光哗哗地流响，宛若从山那边传来隐隐的女人的歌声。他沿着歌声走去，脚下仿佛踩了女人红的裙摆。树在风中窃窃地絮叨。猫在房上静卧不语。月光中夜莺从头顶向村外飞去，影儿树叶一样飘落去了。他走着，整个村落没有一窗灯光。他从这条胡同走入那条胡同，游神一样摇在乡村的夜里。冷得很，河里真的有了冰凌，青白如一条落在地上不动的玉带。站在冰的边上，能听到冰下细微的水流。他用脚踏了一下冰层，听见咔嚓的脆响。踏着一块凸出冰面的石头，跳过河去。河对面有一座院落，孤零零如荒野的一个栅房。在月色中，能清晰地见到门框上死人后的白色联字，能看到那黑铁的门环。他立在那门的下边，说我怎么来了这儿。这样问着，人却久久地伫立不动，且还用手轻轻推了推院落的柳木大门。自不消说，门是紧紧闩着的。因为那门闩了，他心里咯噔一下，仿佛那门原是虚掩的，是因为他的到来才被闩上的。他无端地感受到一种失落，像石板压在他的心上。绕着房子走了一遭，回来又推了一下大门，看看那白联上的黑字，念了一遍，上联是：早丧夫妇守门冰清玉洁；下联是：生时好善死后山高水长；横额为：生死夫妇。
读了门联，略站片刻，身上的热终退尽，觉到了季节之寒的袭扰，已经漫过整个身子。冷呵，大冷的天，你干什么你？还要不要做人的脸了？于是，也就回了家去。关了屋门，站在床前，想到这邪恶之念均源于新的被褥。把被褥抽了，睡在光光的席上，仅盖一个旧的被子。静心躺下，准备睡时，天却已经近晓。一夜也就如此过了。农民有许多不该有的压抑。这所有的压抑，自古至今，如历史的节拍一样伴奏着农民的平常生活。而性对于农民的折磨，则更普遍，更久远。
今天的性，在都市已经是生活中的家常菜了。青年人在一起，不谈性，似乎已没有更合适的话题。各种各样的电视台，一边抵抗着性对社会的骚扰，一边播放着根本上是由性结构而成的各种连续剧；而赖以生存的电视台制播的各种商品广告，事实上只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为男人服务的各种壮阳的滋补品；另一种是为女人服务的化妆品。男的壮阳，女的美容，说开去也就一个性字。有一种说法，在都市已流行十年有余。今天再说未免陈旧，即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最好的标准是看它对性的理解程度。这话无疑是拾西方人之牙慧。可若拿到当今广袤的中国农村去说，仍然要把农民的冷汗吓将出来——当然，那些富裕地区的农民，如广东沿海一带，听了这话，会觉得你格外无聊。爱做什么你做什么去，只要会挣钱又会花钱就行，把性放在嘴上去谈，实在是闲人的闲话了。而北方农民，八亿农民中的绝大多数，听了这话要么不懂，要么身上就起鸡皮疙瘩。农民是不谈性的，甘愿受性的折磨，也不去谈它。在不正规的场合，在最无聊的时候，在精神生活几乎一片空白时候说性，他们不用这个字眼，他们用男女关系。性和男女关系，同样是文明的说法，然却有本质的区别。性是带有科学的生理的本能，某些时候谈论它、研究它，则完全是为了科学，为了人类自身。而男女关系，这来自政府部门对“淫”的一种文明的说法，普遍被农民的口头接受以后，就完全排除了人的心理和生理的科学。男女关系在百分之百的意义上是淫乱和作风的败坏。农民从来没有想过把自己从性中解放出来。婚姻的自由，是他们精神解放的第一步。这一步抬脚抬了数千年，而在都市迈出这一步，是在“五四”以后，而大多数农民迈开这一步的时候，春天已经迟到至解放后的五十年代。这一点，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功不可没。但是，日本文学研究《小二黑结婚》，恰恰把我们批判的三仙姑这个农村女人在性上的自己解放自己作为了一个“新人”的典型，他们理解我们视为“破鞋”的乡妇三仙姑为赵树理着意塑造的最主要人物，以为中国农村对性已经有了很深的理解。这实实在在是天大的误会。由此也可看出，中国农民对性的隔膜和一些发达了的国家相比，委实还很厚很远，厚远得无边无际。然而，不谈性并不是说农民从生理上不如城市人对性更为需要。而实际上是由于许多地方，至今没有电视，没有报纸，没有现代人的文化生活。最愉快的文化活动是“听说书”，最现代的电器是只能接收一两个频道的收音机。这不是耸人听闻，你到我家乡——并不算落后的豫西走走就可知道这些。而再向西北远行，至黄土高坡一带，你会更深刻地体会到他们文化生活的单调，如一片蓝天，连一丝白云都没有的单调。这种数千年来没有多少改变的极度贫乏的文化生活，导致了农民对性的敬而远之，闭口不言，而实际上又比城市人更为极度地渴求。性——实质上是他们最可靠的唯一的精神娱乐活动。性成为唯一的精神活动之后，伴随着性应该有的感情已经退居其次。夫妻间，不谈什么感情，只谈依靠。男的依靠女的传宗接代，依靠女的操持家务，依靠女的奉养父母，依靠女的解决他在性上的渴求。女的依靠男的支撑门面，依靠男的下田劳作，依靠男的遇事主张，也依靠男的被动地解决一部分她对男女愉悦的需要。爱情是不要谈的，读过几本书、识了几个字的人谈爱情会成为笑话，而真正的农村的知识分子，比如那些高中毕业的学生，本来对爱情怀着美好的憧憬，可结了婚，生了孩子，再说爱情，他们自己都觉得酸溜溜的可笑。尽管他们夫妻是青梅竹马，是初中或高中的同班同学。农民宁可长期受性之压抑，而绝不向性发起冲锋，就像当年他们或他们的父辈也知道婚姻自由是好，却不去争取一样。现在，都市已经冲破了性的束缚，或正在冲破性的束缚。但农村走到这一步，绝不仅仅需要富起来的经济做单纯的基础。走到视男女关系为性这步田地，还需翻山越岭，还需走漫长的精神道路，时间作为桥梁，也不会像政府强制婚姻自由那样深入人心而使这一自由的步伐很快地抬起并落在实处。时间在这儿，显得格外的悠远而漫长。然而，在农村备受性的折磨和压抑的还不是男人，而是数量上占了半边天空的农村妇女。
她们也理解性是人之常需，但这种理解更偏重于对男人们的倾斜。许多农村妇女以为，男人之所以是男人，就是他们需要女人；女人之所以是女人，就是男人需要她们。她们有满足男人性需要的义务，男人有享受她们的权利。而她们在性生活中享受到了快活，那不是她们应该享受的天伦之乐，而是她的男人对她最大的恩赐。因此，在性上尝到欢乐的女人，更乐意侍奉她们的丈夫和公婆。当今四十岁往上的农村妇女，对于性的认识，仍然停留在数千年的传宗接代意识上。如果不是为了怀孕，在一个家庭的夜晚，无论如何，女人很难主动向男人提出性的需要。即便她有这方面的冲动，她也不会向男人直说。聪明的女人，会给男人一些暗示，和谐夫妇中的丈夫，也许会照顾一下女人的情绪，但一般有了孩子的家庭，丈夫都不予理睬，除非那时候丈夫也有这方面的需要。如果女人直言了性的需要或去主动挑逗丈夫，丈夫会拿一种审视“破鞋”或鄙视荡妇的眼光陌生地去望着自己的女人。这一目光，足以使这个女人在床上几年甚或一生不敢主动暴露自己对性的需求，仿佛只有被动的，才是道德的。但是，女人若为了怀孕，想生个孩子，或者有了男孩还想要女孩，有了女孩渴望要男孩，她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向丈夫提出性的生活，就不仅能得到丈夫的响应，而且还能得到丈夫的理解和温存。性对于乡村的男人，是一种生理满足，对于女人，则是生儿育女之途径。农村女人性生活的悲哀，不是农村男人在性生活上对她们需要的不解和漠视，而是她们自己对自己这种需求的不敢承认。她们从来不敢奢望、奢谈男欢女乐，甚至想想，也是一种奢想，也要遭到她自己脸红的批驳和内心的羞辱。“文革”前期广东农村，有这么一件事情。一对农村青年男女结婚一年之后，男的当兵去了。后来，男的提了干，当了连长，成了学毛著的积极分子。女的从广东来部队探亲，第一夜上床熄灯之后，女的等着男的去做那件事情，男的却用手在女的身上抚摸。开始女的忍着不动，后来男的抚摸久了，女的突然把被子一掀，跳下了床，穿上了衣服，厉声对她丈夫说，两年不见，你怎么就成了流氓，为了生孩子我坐火车、汽车来找你，料不到你变成了这个样，亏你还是连长，是积极分子。我入伍时这连长已是我的营长，营里的干部大多知道这件事，知道营长为他的老婆很苦恼，后来营长和当地一个城市女青年关系颇暧昧，被处理回家种田了。这是十年之前。那么近十年来，广袤农村的八亿农民，沐浴了开放之风，电视、报纸、书刊，终于走进了许多农村山区的各个角落。城市生活方式对农村的影响，正如西方和美国生活方式对中国城市的影响。而在农村，最受益的是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的作为、他们的言行、他们对土地的叛离，都迈出以往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想迈而未敢的步伐。但在性上的进步，以往是停脚不动，今天是原地踏步（原地踏步是走动准备）。无论如何说，脚是抬了起来，这预示了一般运动前的飞跃。对于女性青年，如湖南、四川、广东、广西等地的南方农村女青年，性上的觉醒，比北方早了十年、二十年。但这种觉醒，却是“一梦醒来非早晨”，睁开亮丽的眼睛，看到的不是性之曙光——生理的和科学的性。而仍然是男女之关系，是和金钱紧密相连的性的买卖。这种大批的逃离土地靠卖淫获取金钱的农村女青年，她们的人生、家庭和社会已经为其付出了沉重无比的代价。她们对性的意识，事实上并不比性的蒙昧进步太多。这是金钱对性的解冻而非对性的解放或解脱，她们为性而微笑中的苍凉和失落，这个社会人所共知，究竟这是一种社会悲哀的必然还是社会进步的必然，且不去不休的论争，而造成的事实结果，仍然是——性的折磨。而那些没有脱离土地却把性和金钱铐在一起的农村青年女人，在沐浴了近二十年开放之风以后，对性的意识，又觉醒到了哪步田地？事实上和她们母亲相比，最大的进步就是敢在村头巷尾以性说笑了。说笑性的目的，不是为了直接解冻自己在性生活中的被动、蒙昧，而是为了弥补自己性生活中的空虚和淡淡的觉醒的悲哀。在农村家庭，一面是夫妻间并不比城市夫妻少了多少的性的夜生活，另一面是商店和药店从来不摆卖也无需摆卖避孕的药品和工具。由此可见，年轻的乡村女人，对性的朦胧，仍然和她们的土地一样地老天荒。唯一变化了的，是实行计划生育之后，她们不能像母亲一样因性而孕，因孕而生了。于是，流产手术在同样人口中，不比城市少了多少。差别是城市流产的女性多是未婚，而农村流产的女人更多的是已婚。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注意。今天，城市女性对她们的称谓已经非常在意，夫妻了的女人在公众场合喜欢丈夫或人们称她为“爱人”，而不喜欢被称为老婆。“爱人”一词中包含性生活的成分，有很大的感情比例，而老婆的称谓使人感到，既缺情感，又缺文化，粗野而不文明。而农村女人，仍然喜欢称她们为媳妇。她们感到媳妇一词有很强的任劳任怨的成分，包括性生活上任劳任怨的付出和自我掩盖了的性的折磨。这一夜是腊月或是正月。腊月或正月的夜里，她深感了女人的寂寞，如一团死水样淹没了她。天冷得很，外面的风吹得落叶卷动，窗纸絮絮叨叨。河水结冰的声音，噼里啪啦地传来。她家就在这河边，踏着冰面凸出的石头，走过小河，沿着乡道走不多远，那儿才是正经的村子。她家的房舍、院落，在村庄以外，在小河的这边，孤零零如同她的命运，嫁过来苦苦地在日子中刚刚熬出一个温馨，男人也就死去了，留给她的，是这空寂的院落，空寂的日月。若不出嫁也就好了，并不知道男人女人的许多事情，在山梁上收割播种，打柴劳作，和那些未出阁的姐姐妹妹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日子明净如水，洁白如雪。胆战心惊地嫁了男人，许多的失落，以为要伴她终生，可始料不及的是，那些失落都在男人的怀里得到了补偿。原来，嬉笑谩骂中的事情，果真的是那样美好，缩在男人的怀里，受着男人的欺负，就是他有时不顾及她在他受活之时，她是何种景况、何种模样，她在他快活中得到了何样的落寞，如今回味起来，也一样使她全身禁不住有一阵阵颤栗的冲动。况且，他和别的男人不太一样，他顾及她的快活。他高兴过了，他问她你怎么样？她不答他。她不作答，他便知道她还在等着他有所作为。于是，他努力地有所作为。她今年二十几岁，或三十几岁，在田头和村口一堆女人的说笑中，她听见她们的男人从来不管她们，男人们从来不管她们的喜乐，他们想了，他们就爬了上来，他们不想，他们就睡了过去。比起来还是自家男人好些，身壮、力大，还顾及了自己。可是，男人死了，她再也不能被男人拥着躺在床上。男人再也不会一从田里回来，忽然想了，把她从灶房拉将出来，无论她怎么说锅还在火上，饭就要煳了，他还是要不解她的围布就把她按在床上……都过去了，留下了她自个儿。她当然要改嫁的，她才二十岁，三十岁，顶大也才四十岁。她之所以今天还没有改嫁，是因为他才埋过不久，坟上刚刚长了一季野草，或者，是因为她有了孩子，孩子是改嫁的累赘，再或，她想改嫁时候，她男人的几个哥弟，都如狼似虎地拿眼睛瞪她。总之，她还没有改嫁，这一夜她独自守着一个空空荡荡的院落，空空荡荡的房舍。整个一个冬天，她都空空落落，渴望这个院里发生一点儿事情，渴望有一个男人突然闯了进来。可没有男人闯来，连男人的影子也没有。大门上的对联，上联是“早丧夫妇守门冰清玉洁”，下联是“生时好善死后山高水长”。横批为“生死夫妇”。她从那对联下进进出出，从来没想过要妇守道，死后山高水长，也没想过一定要相好一个男人两相愉悦，她只感到空落和寂寞，日子如一潭死水。冬夜漫长如一条走不尽的峡谷。吃过夜饭时候，她闩了大门，在屋里剥了一篮玉米。篮满了，她感到肚饿，她想炒些玉米。进灶房，生火，挖半碗玉米倒进锅里，又往锅里放了油盐，然在玉米有了炸响时候，锅灶的火却灭了。她有一棍子没一棍子地伸进锅灶捅火，捅火的棍子从灶口伸进里边，捅捅动动，使她想到女人原来无休无止地围着锅灶转动，是因为蹲下的女人也正像一台蹲在地上的锅台。望着为伸进柴禾和捅火棍儿而设的锅台的火口，望着不断进出挑动的捅火棍儿，望着火口里噼啪作响的红旺旺的烈火，使她一下子想到了男人和女人的做事，原来竟和这烧火是一模样儿景况，一模样儿做法。她盯住锅下的红火不再动了。她任烧火棍儿燃在锅下，臆想着那件事情，入迷一阵，浑身一阵激动的哆嗦，竟有了一瞬间和男人在自己身上一样的冲动快活。然而，那快活来也不知从何而来，去又不知向何去了。短暂的快活之后，她脸上一阵热烫，留下的是更深远、更厚重的黑沉沉的寂寞。她惊讶自己在烧火时候会有这么邪恶的想念，惊讶自己如何就变得和无人不骂的破鞋差不多少的不要了脸面的女人。怔怔地坐在火前，她用手在自己脸上拧了一下，如母亲拧一个不知羞耻的女儿一样拧得自己疼得差一丁点儿没有号叫出来。然后，舀一碗水朝锅灶里的火上一浇，走出了灶房来。已经夜深，村里有狗吠的声音。月光如水，地上冰清玉洁。站在院子中间，望望满天的星月，她看了看闩死的大门，又用一根木棍顶了，才走至鸡窝，堵了鸡窝的门；走至猪窝，给猪窝里扔了半捆稻草，看着猪把那稻草扒在身下，当褥子铺了，才回到了上房。不消说，上房的屋门也是要紧紧闩的。铺床，扯被，脱衣，和往日夜里无二地躺下睡了。躺下时她想她决计不再有什么杂邪之念，然身上的被子太重，总使她感到或者诱她想到有一个人压在她的身上，进而使那被她用水浇灭了的红旺旺的火又一次在她身上烈腾腾地燃烧起来。于是，她用指甲在她身上的各处狠狠地掐了一阵，掐灭了那复燃的女人的暗火，把身上的厚被揭到一边，只盖一条窄小的薄被，虽冷，却是睡过了这峡谷似的一夜漫长。农民在性上受到的自我压抑和折磨，从人们擅长说的人性上去说，怕最是不人性不人道了。但最直接的责任，还是归于他们自身，归于他们的道德准则，而不是法律的和社会的。今天已经不再存在禁欲主义。都市的进两步退一步的放欲主义，异常适合中国的国情。只进不退，会导致一个无可收场的结局，会出现广场上做爱的风景，会使中国的政治、经济都淹没在性中。而只退不进或进一退一的原地踏步，又会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出现长跑后的喘息。毕竟，性是精神解放的重要尺度之一，对性所形成的社会意识的科学程度，是社会进步程度的砝码。进两步退一步，是当前无可奈何中放欲的最好方式。而重要的问题是，这一点对更多农民，还远远的不能这样。冬天或是秋天，春天或者夏天，某一地区有了灾情，政府部门动员富起来的百姓，向灾区捐钱捐物。太阳早早地从山梁的缝间挤将出来，村人们都还沉沉地睡着，只有从乡政府来的收钱收物的干部。把桌子摆在日光下面，桌上摆了登记造册的簿子。以为，号召落实下来，人们会如何的踊跃，结果只有两个人，如政府所期而至。她跨过河来，捐了一床新的被子。政府的干部接过被子看看，说新的呀，捐了？她说捐了，我要这被子盖了睡不着觉，太厚，压人。他从家里出来，捐了一铺新褥，说这褥子太软，睡光席惯了，铺了褥子反不能睡了，折磨人哩。就都捐了。回时，他们碰到一块儿，彼此站着看了一眼。他说：“你起得早呀。”她说：“地里还有些活儿。”他说：“有啥活儿要我干了你尽管地说。”她说：“我啥都能干。以后你不要再说替我干活儿的话，好像我们有啥似的。”他怔怔站着：“话也不能说呀？”她冷他一眼：“你单身，我一人，有什么话儿可说。”话毕，她莫名地怏怏走了，他莫名地站在村口。从胡同那头，走来了起床的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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