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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花终将开放:中国式人事黑洞,会断送企业未来吗?

2017-04-09 诸子围炉 旧物记


“你再向前一步,我即刻同你开战。” ——《寒战》



当时转身惹寂寥

为一部电影,冯小刚和万达杠上了。

这背后,又牵涉到一个人事纠葛。

叶宁,前万达文化副总裁,一手做起万达院线与影视的功勋重臣,鞍前马后追随老板王健林13年。不料大概是因为王健林为了万达国际化,重用从微软、新闻集团空降来的高耀群,让他寒了心,2016年3月,叶宁一转身跳槽到了华谊兄弟公司的CEO。

健林同志就不爽了。

跟我多年打江山的人,年会上刚重点表扬你,怎么可以投奔敌营呢?你说你这叫弃暗投明,还是叛变革命呢?

于是看着勾引者华谊兄弟,万达就不顺眼了。

于是这部由华谊兄弟投拍、冯小刚执导、名叫《我不是潘金莲》的电影,就遭到了万达院线的冷落,被故意调低这部电影的排片。

于是就轮到冯小刚不爽了。

冯小刚和华谊兄弟的关系,地球人都知道。作为华谊兄弟公司的老股东,义气所激,利益所指,冯小刚迅速校准好老炮儿的炮口,一溜重炮就向万达院线打过去了。

硝烟中横飞着关系,是非,恩怨,情仇,利益,直到炸平为止。

这是什么热辣的新戏码吗?

不就是13年家臣叶副总裁出走嘛,当年天天在毛太祖身边举红宝书的林副总裁还夜奔蒙古温都尔汗呢,鸦片将军张学良还在西安摸黑偷袭顶头上司、结义大哥蒋委座呢。

太阳底下又有什么新鲜事?

犹记这个夏天,郭德纲师徒恩怨吐血的江湖鸡毛,与这些庙堂纷争不是同一款八卦吗?

说起来,本公号“李不太白”并非嗑瓜子的妇女主任,向来对是非了无兴趣。但长期读先秦诸子养成个毛病,喜欢冷眼直取本质,在纷扰的大气象下探寻问题的出口,直觉就告诉我,这些林林总总的事情是密切相连的。

它们背后,有一个东西在晃荡,有一个或隐或现的暗能量在支配着伟大人民的行为惯性。

它是中国式人事的黑洞。

它看不见摸不着,却无声无息地发挥着影响,左右着当代中国企业与个人的未来。

其实早在之前的两篇笔记中,就想借着师徒这个话题来思考它,可惜诸事缠身,始终不能腾出连续的大段时光,理清思绪,结果写了两次都是碎片,草草收场。但又深知它们关系非小,于是陆陆续续地思考,重写,也融入了此前部分内容。

要特别说明一下:为了谈清楚,这一次笔记篇幅会比较长,没耐心没兴趣的人,读到这里就忙别的去吧。

留下来的随我绕个弯路,说些别的故事。

这些故事看似闲散,却必不可少。

便从一个奇男子说起。


一剑霜寒十四州

人世间的奇男子有许多种。

其中一种,叫做练剑归来去读书。黄仁宇就是这样一个奇男子。

关于黄仁宇先生弃学抗战、加入驻印远征军、在缅甸负伤后又到美国读博士做教授的传奇经历,已在本公号“李不太白”《2016年这个夏天,不会是万历十五年》一篇中说过。不过,那些热烈的叙述,还不能完全表达他对未来中国的价值。

未来本不可知。但黄仁宇先生中西合璧的独特眼界、大开大合而又细察秋毫的思考方式,不能不说是一把闪着冷光的剑,散发着照亮未来的星辉。

这就是他独特的“大历史观”。

他说,很多年轻人,认为光绪皇帝既错,康有为也错,孙中山仍错,袁世凯更错,蒋介石错,毛泽东错,而今邓小平又错,这是采取局外人的眼光,而又以个人爱憎评论中国事物,作片面的武断……即使对中国现代史不满,我们也要看清,中国的革命如同一个长隧道,需要几百年才能看清。

他看到,两千年大陆农耕文明撞进时代时,蒋介石建立了一个上层组织外观,毛泽东创建了一个底层组织,还需要(邓小平)建立一个中层组织,以求三明治式社会结构之完整。

这等洞察,真是石破天惊。

很多人看历史,不过是一台乏味的复读机,或者蹲身在历史的水缸里喝水,要么做梦到历史的桃花树下数落叶,好一点的也只是担任历史电影大片的剪辑师。

黄仁宇看历史,却如同站在高高的山上俯视山脚下的万顷良田,又如弯身田间捡起几根麦穗仰望世事的白云苍狗。

他把历史延伸到了大视野下的现在、未来,又由之反溯到当初。

历史如烟,如流霞,如大江大河的奔腾不息。

世间却只有一个黄仁宇。

能在错综复杂的纷繁乱像之外,理出一个独立而令人震撼、叹服的头绪来,这样的身手,如同一位平常很少亮剑、出手就一招制敌的绝世剑客。

一剑霜寒十四州。

我喜欢这样的剑与剑客。

惟有这样又冷又酷的锋刃,可以刺穿历史的迷雾,斩断横亘于前的荆棘,在层峦叠嶂中独辟蹊径,看见未来。

这次,李不太白就仿照“大历史观”的方法,透过组织关系的幻象,追溯中国式企业人事的源头,探索人治大幕下的黎明微光。

人治,三千年大陆农耕经济趋利避害、自然选择的结果。

大明公司总裁张居正,将它发挥到了极致。

他的所有努力,也消失于人治。


功名如花人已去

张居正就任总裁时,老板万历帝才十岁。

万历他妈李皇后,将大明公司全权委托给了张居正,甚至包括教育万历的工作。张居正既是老板的老师,也是公司实际掌舵人。

大明公司需要这个掌舵人。

在张居正就任总裁前,大明公司已经申请了破产保护程序。

张居正冷眼旁观多年,对公司病根一清二楚。愤而请假在家的三年间,亲眼见到的民间饿殍遍野惨状,更深深刺痛了他内心。他怀着菩萨心肠,祭起霹雳手段,三线出击。

他大胆启用天才将领戚继光、李成梁去对抗外敌,任用凌云翼、殷正茂平叛内乱。

他推出酝酿数年之久的税制改革,以统一缴银替代弊病丛生的实物税与民役,大获成功。

他的KPI考核也十分霸道,大小官员年初制定计划,备份到内阁,年底对照,铁血奖惩。凌厉攻势下,工作效率唰唰唰就上去了。

他以无惧无畏的勇气,成熟的时局判断力,绝顶的治理才华,在大明阴郁的一生中留下了春天般的斑斓。大明公司终于摆脱破产危机,渐渐复苏,一派勃勃生机。

然而一封邮件,却改变了大局。

万历四年,1576年,大明14岁的老板朱翊钧收到了一封邮件,确切地说,是封举报信。

辽东分公司督查刘台,举报总裁张居正。

刘台罗列的七大罪状,也都是疾风骤雨改革中常有的事。件件没问题,却句句捅心窝。

张居正脸色变了。

这倒不是张总裁怕事,举报这种事在大明也是家常便饭。可是举报他的人,既非他上司,也非政敌或同僚。

竟是他多年栽培、一手提拔的学生。

许多人考不上大学,考上了也找不到好工作,工作了也没好机遇,有机遇也不一定轮得到,轮到了也未必有人支持。

刘台都有了,因为张居正的提携。

他把他面试为“进士”,在他进公司两年后,又提拔他为辽东分公司督查经理。

大哥就算你不感恩,也不用这么黑老师吧?

然而刘台不但黑得逆天,而且还黑出了一副很正义、很有理的表情来。

他这么胆大妄为,不是张居正对他不好,而是没有一直对他那么好。

刘台的辽东同事李成梁,打了大胜仗,刘台眼红,抢先写了喜报寄到总部邀功。这种事是很犯禁的,按大明公司制度,得降职惩罚。当然作为大明的CEO,张居正也可以低调处理。

张总裁大概是想教育一下弟子,就对刘台予以公开训斥、通报批评。

这下刘台不干了。

老师你怎能这样不给面子呢?他越想是越想不通,当天下午就创作发布了7000字长文《是时候了,也该做个了结了》,喔,不对,那是郭德纲家的事。

张总裁惊呆了。

大明两百年,互撕天天有,丑闻像天女散花一样多,可学生起诉老师这事,闻所未闻。

起诉什么不重要,真相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儒家礼制下,连你的学生都起诉你,你还有脸混下去吗?

这种丢脸大事件一旦出现,潜藏在暗处的政敌像鲨鱼闻到了血腥味、马蜂被捅了窝一样,立刻群起而攻之。

张总裁向14岁的朱老板提交了辞职报告。

刘台用私愤开启了一个恶劣的先例。

两年后,在师兄的榜样鼓舞下,又跳出两个小魔鬼。刘台的两个同班同学吴中行、赵用贤弹劾老师工作认真的太过分。

工作认真也有问题啊?有。

张居正亲爹病故了,按礼制,他应回家守孝三年。可是改革大业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老板又年轻,张总裁哪敢离开呢?

于是吴、赵两位好弟子就以纲常礼教的神圣名义,攻击他们的张老师。

多正义啊!圣徒们这款“道德”的爆品,销量从来都是皇冠级。没说出口的,是他们要借机抬举自己。

这是一笔永远不会输的买卖。

谁敢反对“孝道”呢?何况大明公司的传统,历来保护职业批评家。

历史没有纪录张总裁是否因此怀疑人生。可以肯定的是,这件事动摇了他的内心。

万历七年,即弹劾事件两年后,张总裁下令关闭了大明公司64处书院。

由此,引发了更大的反弹。

一个“倒张运动”的黑幕开启了。

一场旧势力反攻改革派的暴风雨来了。

万历十年,张总裁劳累过度去世。朱老板万历亲政不久,就主持了对他有着亦父亦师之恩的张居正的批判。大明公司彻底进入了全面清算“国贼”的斗争运动中。

张居正十年当政,功高权重,不免傲慢张扬,个人私德也实在不算高明,这些正好给攻击者落下口实,那就让暴风雨更猛烈些吧。

凡张总裁实行的,都废除。凡张总裁反对的,都支持。凡张总裁的朋友,都是敌人。凡张总裁的敌人,都是朋友。

挽救大明的改革春风,彻底变成了西北风。

大明公司,重新启动了等死模式。

38年后,一个懒癌重度患者——荒疏国事几十年的万历帝去世了。

又过24年,朱家最后一位大老板崇祯帝自挂脖子于北京煤山,大明公司倒闭。

张居正的一生心血,全部付之东流。

但却不是没有意义。


欲飞无翼黯然收

看起来,张居正失败得很冤。

他曾经成功得如此明媚。

大明公司也差一点从此走上星光大道,然而却注定跌入污水塘。

你以为会从此进入了星光熠熠的天堂,可上帝为你打开的门却是通向地狱。

身在其中的张居正不可能明白,失败,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而是你从出发起,就注定要失败。这种情形,就如同母鸡孵蛋,它立志要打破常规,孵化出一只凤凰来。

小鸡破壳后,慢慢能走,长出翅膀,长出凤冠,会跳,会低空飞,看起来很有希望成为一只凤凰。

但任凭母鸡如何费尽心机,深情期待,鸡窝里的蛋,终究还是不会长成凤凰的。

张居正,就是那只努力的母鸡。

张居正是不世出的卓越政治家,天纵其才。幼年是闻名荆州府的神童,7岁通六经大义,12岁中秀才,15岁中举,23岁再中进士,进入中央领导人序列。

其中有几年,还是主考官担心他少年得志,将来难堪大任,故意让他落榜磨练他意志的。要不然20岁前,张居正就进中央了。

这是什么情况呢?这是神话。

我们知道,许多人考一辈子都过不了“举人”这一关。范进中举后为什么疯了?因为真的难考啊。大名鼎鼎的海瑞同学,也不过35岁才勉强中举,这也是他一生最高学历。中举后的海瑞连考几次,就是考不上进士,最后没办法,乖乖去福建南平县教育局工作了。

还有晚清左宗棠,中举后也考不上进士。

张居正呢?长得帅不说,什么秀才、举人、进士,简直就像他家田里的白菜萝卜,随便拿,先是神童,后是少年班大学生,接着是最年轻的中央储备干部。

如此奇遇,几百年也见不着一个。

概而言之,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你就是她歌里传唱的Super Star。

张居正也没辜负上天给的才华。

他的改革措施直击问题核心,并且,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巨大成就。

本来大明公司创立200多年了,按历史规律,朝政已积重难返了,也该改朝换代了。但张居正几乎凭着一己之力让大明奇迹般重新焕发青春,好像个刚诞生的新王朝。

如果继任者“萧规曹随”,沿着张居正制定好路数继续前行,那么大明公司再延长一两百年的寿命也绝非痴人说梦。

可惜。绝顶聪明的张居正、坚韧无畏的张居正、抓住千载难逢机会的张居正、位高权重的张居正,还是——

失败了。

大明公司还是按照历史规律的剧本,残阳落幕如血,山河枯萎如荒草,曲终人散。

优秀如张居正者,都叹息着倒在了“中国式人事黑洞”的漫天迷雾里,又遑论其他庸人?

唯其如此,才更让人痛心。

因为世间再无张居正。

李不太白也相信,即便张居正磊落如日月,没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他还是会失败。

历史这把扫帚,不是哈利·波特骑的那一个。

它会收纳往事,却变不出魔法来。

本朝太祖有诗曰,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其实天哪里有什么情呢?《老子》里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苍穹之下,你生也好,灭也好,天都没意见。

有的只是人间自己的规律。

翻翻三千年的农耕社会,但凡改革者,几乎都没有好结果,从西汉的王莽、北宋的王安石,到大明的张居正、晚清的康有为。

太多的东方英雄人物与他的事业,不是倒在向前的漫漫征途上,而是祸起萧墙,突然亡于内部纷争的剧变中。

中国式人事黑洞为什么永无尽头?

难道真的像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说的那样,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性格里有什么酱缸文化、喜欢内耗吗?

柏杨的话也曾让我无言以对。

后来长期读先秦诸子,思考得多了,渐渐开了一点智慧,才知道——

柏杨的话,根本是老愤青的浅见。

这老先生受限于个人的视野眼界,一叶障目,只见树木摇曳、不见森林穆然,只见山头滑坡、不见群岭巍峨,只见表象不见实质。

一件事,一种现象,你用五十年的眼光看,那是破绽百出。

你用一百年看,也还是徒唤奈何。

如果你学黄仁宇先生,用“大历史观”的方法,站在高高的历史山上,用上两百年、五百年的视野远眺,那才能看出端倪来。

大江大河还是奔腾的那一条。

有人悲叹它“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有人却吟哦出“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这样恢弘的胸襟与眼界来。

南怀瑾先生说,我们眼前会吃点亏,但是终究不会吃亏的。

五千年文化灿若星辉,三万里山河风云壮阔,英雄人物层出不穷,这些因素发育出来的民族性格又怎么会是苟且的怪物呢?

何况作为整体的人性,从来不是眼花缭乱的火烧云,核心基本层面都一样,无非吃喝拉撒、七情六欲、生存发展、探索享受罢了。

既然如此,事情毛病又出在哪呢?

李不太白阅读思考后看见——

在大陆农耕文明运行的人治模式下,一台机器运行得久了,有一个危险的bug。

昔与今的张居正们,没有杀毒软件。

却并非人的问题。


天地为笼人作鸟

农耕文明,三千年中华帝国的根基。

它的运行方式与海洋文明不同。

海洋文明里捞生活的人们,四海漂泊,跟陌生人贸易,彼此没有信赖基础,靠什么交易呢?靠契约。所以渐渐地,“契约关系”就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纽带。

长久以来,大陆农耕文明所孕育的,却是适应自身的另一种文化——中国式人情关系。

它像一个飞梭的针线,东连西连,就把大量不确定的、陌生的、存在变数的社会关系,慢慢地变为可控的、有内在联系的一张大网。

网中关系千丝万缕,多头牵连,渐渐形成固定习俗,像一双无形的手织就一个坚硬襁褓,保护着陆地上男耕女织的脆弱子民。

农耕文明,为什么要人情关系网保护呢?

这是因为从耕种到收获,往往要耗时一年,其中任何一个时候被中断、破坏或被迫离开,都意味着失去最终的果实。一年白忙活还是小事,失去粮食要饿死人的。

所以稳定,就成了农耕的第一生产要素。

但是,洪水爆发、河流改道、干旱、蝗灾等天灾,外族入侵、盗匪抢掠等人祸,都有可能破坏农耕的稳定。

怎样才能保障稳定呢?

首先是一家人相依为命、共同耕种收获。其次是一族人相互帮衬。再次是一乡人保家守土。

家人,族人,乡人,渐渐形成了牢固的命运共同体,人情关系就在其中诞生了。

这种同心圆式的人情关系,也最低限度地保障了农耕对“天灾人祸”的抵抗力。

另一方面,农耕经济下的中央帝国统治需要,也促进了人情关系社会结构的形成。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历朝历代的帝国统治者,都对可能导致“陌生关系”的迁徙十分警惕。未经允许,没有通行证私自出行的农民,就有可能被抓起来受法律制裁。

他们有个统一的称呼:流民。

流民有什么不好啊?人流动,物流通,人力资源合理配置,快递小哥满街跑,多幸福啊。

那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事。

在农耕社会的统治者看来,流民不务正业,不安分守己,是巨大的社会隐患。事实上,历朝历代,造反与叛乱大都发源于流民。汉末黄巾军,起于流民;唐末黄巢起义,起于流民;明末李自成造反,还是起于流民。

流民如此危险,就成了统治者的大忌。宋代政治家张师亮曾写到,“禁迁徙,止流民”。元明清三代,都统统严禁农民私自迁徙。

帝国推崇的是安土重迁、身土不二。在古老人情社会里安分守己,被星罗棋布的关系约束,不越礼,不逾节,才是本分。

禁陌了生人,剩下就都是熟人了。

朝廷对迁徙、出行的严格限制,导致大部分人一辈子都可能走不出方圆几十里。在如此小的范围内,基本上所有人都可以通过各种盘根错节的关系联系在一起。

这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人情关系。

不要说一个乡里,就是周围七八个乡,一打听,基本都能联系上个子丑寅卯的,全都是知根知底的。

比如两个人路上起了冲突,打了起来,最后一理论,发现你的大舅妈的表姐夫的三哥,是他二姑夫的六姨妹的堂弟,原来大家都是亲戚啊,于是就有话好好说,和解了。

这就叫什么呢?不打不相识。

我们也特别喜欢攀关系。比如到外地问路,见到年纪大的就喊大妈、阿姨、大姐、大叔、大哥,年纪轻的就喊小妹、小兄弟,一个uncle,我们就有诸如叔叔、伯父、姑父、舅父、表叔、堂表叔、表姑父等十八种叫法。

都是人情关系细致的延伸。

就这样,人情关系网通过一层层的长触角,把农耕经济中所有的冲突、利益,都在内部消化完毕。

本来挺难办好的事,因为“走了关系”,就可能办成。本来很好办的事情,因为没有关系,可能就变得很难办。

所以一个人在社会关系网里属于哪个网眼,是很重要的,它意味着保护与靠山。一个人没有社会人情关系,在农耕社会里是很难立足的,那对个体来说真是很恐怖的事情。

这样的话,人情关系就不但是重要了,简直是人安身立命的基本要求。人情往来与维护,也就成了生活中的大事。

一个人想做什么事情,不想做什么事,都得按照人情习俗来。

有些事你不得不做,有些事你万不可做。

到得后来,维持人情关系已经不再仅仅只是实际生存利益的选择了。

它渐渐演变成为一种品行上的东西。

“你懂礼数吗?”人们在心里问道。一个人如果不懂礼数,会被社会视为不会做人的表现。

那样的话,他的前途就很可疑了。

与之相应地,人情关系社会的长期发展,渐渐就催生出了一套保障这种关系的配套文化,并形成了内容繁复的、精神约束力十分强大的一个习俗控制系统,无处不在,无远弗届。

统治者将它上升为至高无上的国家行为,推行到整个帝国,并得到了民间社会的有力呼应。

它大一统于汉武帝时的董仲舒,登峰造极于北宋的朱熹,将整个社会从上至下、层次分明地粘合成一个巨大的整体。

它保障了辽阔大陆农耕经济形态的有效运行,是三千年大陆农耕文明的智慧结晶。

也是不断窒息农耕社会的囚笼。

它形大如天地,位尊如神明,无人能敌。

直到今天,它的暗能量还无处不在。

它叫——伦理道德。


借道孔丘修成桥

很多人以为,伦理道德是孔子的发明。

但孔子本意是什么呢?他把已经衰落的、回不去的周朝贵族生活形态,经过一番归纳整理,提出了礼、仁的政治理想,实际上是幻想能回到周朝,重温远去的旧梦。

他说一要克己,二要复礼。

可是周礼,还能复吗?

世上没有同一条河流,周朝已是往事,留下的残垣断壁哪还能重建?好比今天,我们又怎么可能恢复明清时的前朝旧习呢。

多么不现实的春秋大梦。

等到350年后,董仲舒忽然又把孔子旧梦搬出来,删减提炼加工,迭代升级。董仲舒是要恢复周礼吗?他完全没那个兴趣。

他几乎像个目标清楚的生意人,把伦理道德当作一个好使的软件,又拉来阴阳五行的东西,将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融为一炉,炼成一套帝权天授的系统,贩卖给汉武帝,帮他运转好这台叫“中央帝国”的超级机器。

就这样,礼与仁被加工成了国家意志,成了一个管理工具。孔子的理想也被修修剪剪,包装成了说给投资人听的情怀故事。

本来像散文诗一样的儒家理想,开始有了层层的世俗体系,又经过各个朝代一次次的迭代升级,逐渐演变成了主导人心的“天理”。

想象一下,如果伦理道德是一场全国运动会,操场上会是一番什么情景呢?那一定是人声鼎沸,彩旗飘飘。

每面旗帜上都会写个大字,分别是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悌,节,恕。齐刷刷的好大一个阵容。可实际上,连孔子、董仲舒本人都做不到这些。

宋儒朱熹说,存天理啊,灭人欲。人欲可以灭掉吗?人欲要是能灭,老鼠都成佛了。

然而尽管明知人人做不到,旗帜还是要竖在那的,需要时就拿起来挥舞一下。

挥舞时也理直气壮。每个熟读儒家文章的人,都显得特别自信,仿佛既有孔老夫子和朝廷在帮他站岗,天下大道就都在自己这一边。他好像忽然间拥有了天赋神权,可以任意斥责他人不合伦理纲常的“卑陋”言行。

这就是为什么大明一个七品的言官,就敢闪着警灯、扬着喇叭追打内阁首辅的原因。

不是他牛逼,是他竖着的旗帜太彪悍。

伦理道德成了大杀器,至高无上的权威。

法律、制度,都得匍伏在它脚下。

比如“于情于理”,情就被放在理之前,情比理大。又如“罪不容恕,情有可原”,法律上都该判刑了,因为伦理道德的缘故就免了。

明面上叫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执行时也可以酌情网开一面,或者杀鸡儆猴,干掉一个吓吓得了,其它同犯者可以既往不咎。

明面上叫铁面无私,执行时也可以叫入乡随俗,不要跟广大群众过不去。

对同一件事、同一个人的处理,其实是没有原则的。处罚重一点还是轻一点,甚至不处罚;提拔的快一点还是慢一点,或者不提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情好恶, 或者基于世俗人情的考量与判断。

人情关系永不死,信伦理道德者得永生。

一旦伦理道德说不行,行也不行。

就算皇帝老子,也得在它面前俯首称臣。

比如大明公司老板万历,要改立太子,一群人说不行,不合伦理啊。双方斗争十多年,最后还是没办成。为此万历数十年不上朝,就在那跟大臣们呕气,耗干了大明气运。

伦理道德说行,不行也得行。

大明公司优秀的哲学家李贽,就伦理道德的低气压下,愤而剃度出家了。

李贽是多年小官,吃不饱穿不暖,七个孩子夭折六个。可他回到家乡泉州,正值倭寇入侵,城里缺粮,他这种“大人物”要负担起三十几个族人的吃饭问题。本已在沉闷社会中找不到精神出路的李贽,这一下更加窘迫,也彻底断了对世俗的最后一点留恋。

这还不算最惨的。和李贽同时代的著名散文家归有光,要担负起吃喝的族人有多少呢?说起来挺吓人的:一百多人。

就算开公司,一百多人也是不小负担啊。

奇怪吗?这一点都不奇怪。

你路子最广,伦理道德所在,你敢不为族人谋出路,舆论的吐沫就会淹死你。

因为每个人都是伦理道德的粉丝,热爱着它,歌颂着它,支持着它。

可是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大家拥护伦理道德,真是觉悟有多亮、品格有多高吗?

不太可能。主要还是因为这种以忠、孝、义为核心的东西,对自己有利。

朝廷为什么要数千年如一日,大张旗鼓地表彰忠臣呢?因为“忠”有利于朝廷统治啊。

江湖为什么摆上关二爷牌位,崇尚义气呢?因为“义”可以保障自己生存利益啊。

民间为什么爱赞美孝子、歌颂孝道故事呢?因为一个讲“孝”道的社会可以让每个人老有所养、晚年享有尊严啊。

东方社会一向是耻于讲利益,却特别喜欢攀交情、谈忠心、讲义气。

因为利益都掩藏在伦理道德里。

以讲伦理道德的方式代替实际利益谈判,是中国人最高明的创造,排在四大发明之前。

到了明朝,这种行为方式终于达到了极致。这是因为大明文化上的学习、效仿的对象并不是蒙古人建立的元,而是宋。

宋儒朱熹的偏激理论,于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在大明得到了最为充分的社会实践。

人人戴着伦理道德的帽子,以谈利益为耻。

那么问题就来了——

如果一个忠诚的人、一个讲义气的人,忽然在某一件事上对你不利、甚至危害到了你的利益了呢?

还赞不赞美、崇尚不崇尚、表彰不表彰他呢?

这是件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情。

当农耕经济发展出用伦理道德替代利益的高明路数后,却并没有另外开辟出一条为解决利益冲突、意见相左的小径。

明明是利益,却没办法谈判,大家都遮着。

孟子曰,大丈夫贫贱不能移,君子哪能谈利益呢?大家都是胸怀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怎么能染上铜臭呢?

士农工商,最鄙陋的商人才谈利益呢。有道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嘛。

谈利益的都是小人吗?这种论断就是耍流氓了。你不说,还堵死了对方的嘴。

但利益不会因为他是孙子就走人,你是道德爷爷就跟你姓。利益没有情感,也没有辈分,它要么让步,要么交易,要么战争。

利益冲突之下,深陷伦理道德漩涡里的人们,既不可能签署和平协议,也不可能“双方协商不成、则到甲方所在地法院仲裁”。

道德的约束摆在那里,利益的冲突又是实在的,怎么办是好呢?

这就为中国式人事留下了黑洞。

也只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

从道德里来,还回到道德里去。

根本没有其他选项可以打勾。

它的巨大阴影,足以吞没所有的人治光芒。你是九五之尊的帝王也好,你是沉沦下僚的小吏也罢,全都逃不过一劫。


他非白玉鬼神愁

现在,张居正就影响到了他人利益。

倒不是他的改革,触动了多少既得利益者。他是个划时代的聪明人,自然也很懂得怎么去实现心中的抱负。

但太聪明的人有个不好的一点,就是老以为自己是对的,而别人是错的。

所以聪明人大多是自我中心主义者,不懂得考虑别人感受。这正是关系社会的大忌。

有人写诗拍他马屁找工作,张居正说你这花拳秀脚不堪大用,一边凉快去吧。

他也不把皇帝放眼里,说好的辅政却做成了摄政,也就是代替皇帝执掌行政大权。打工能把老板都打成待业青年,你有才。

他大权独揽,业绩光彩夺目,这叫排队等着跟你轮岗的政客心里怎么想啊?

于是总攻时间一到,烟花弹雨就下了。

都是对人不对事,先攻击他的道德品行。

这也不算是什么新鲜事,都是套路。

就连王安石那样操守无可指责的君子,都被监察副部长人身攻击,说他大奸似忠、大佞似信,什么“外示朴野,中藏巧诈”,何况张居正还是行事招摇、私德并不咋样的人呢?

超级牛人张居正,三百年大明绝无仅有的伟大政治家,立马变成超级渣。

所有小黑屋里的丑事,都被放了出来。

比如张居正经常要求万历帝俭朴,他自己呢?在京城修建豪宅不说,回一次家探亲,也要不惜花费巨资定做了超级大轿,要32个人抬,里面有客厅,卧室,厨房,浮夸得没个边,就这样还一路招摇,对地方大员孝敬他的金银、田契、字画也不拒收。

比如张居正讲究。喜欢华服,打死也不穿有折痕的衣服;美食控,平时一餐百菜,摆满桌还嘀咕说不知道吃啥好。

美食控也算了,他还是美女控,养了不少歌姬美妾。据王世贞同志的小报告记载, 张居正死于纵欲过度,五六十岁的人了,还大量服用春药,流连于如花美眷之间。

他还多少利用手中权力,协助三个儿子高中进士,其中还一个榜眼,一个状元。

他手伸得是够长,护短也有一套。他提拔的殷正茂平私吞了大量钱财。但张居正说,正茂同志好歹能平叛啊,特么的之前将军钱财没少贪,可见了叛军拔脚就跑啊。此外,他对亲友及仆人违法乱纪也没见约束过。

很快,英雄张居正就变成了烂仔。

品行这么污的人,能干出什么好事呢?

于是他所有的改革都是祸国殃民、蒙蔽圣听,都是为了大权独揽、乾纲独断、徇私舞弊。

此贼不破,天下不宁。此法不除,大明危矣。

等到张居正的“变法”都被废光光,是是非非都早已灰飞湮灭了,大明也奄奄一息了,才想起来给张居正平反。

可惜这个时候,流民来了,李自成来了,努尔哈赤来了。大明却来不及了。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受到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那谁歌里唱的《至少还有你》。大明还有谁呢?还有大清。

帅哥张居正最后一丝的改革痕迹都早已经烟消云散了,你还抱个屁啊?

其实不要说是区区一个天纵其才的张居正,就是整个中央帝国摆在这个超级黑洞面前,也都会坠入万劫不复之境。

李不太白一再提及黄仁宇先生所著的《万历十五年》,就因为这本书用最平凡的叙事,最深刻的揭示了“伦理道德”这个系统发展至登峰造极时,是如何活活闷死一个帝国的。

天才首辅张居正失败了。稳重的大学士申时行失败了。廉洁明星海瑞失败了。哲学家李贽失败了。天才将军戚继光失败了。开始想有所作为的万历皇帝失败了。

一个张口伦理、闭口道德的社会失败了。

一个被“存天理、灭人欲”绝对化了的儒教乌托邦式的理想,失败了。

一个社会实践的失败总纪录。

因为在这样的社会,凡是优秀的都不得善终。

一个公司不能容下最优秀的人才,无非是被淘汰。但如果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不能容下最优秀的人才呢?那实在是太可怕了。

一帮不干事的水军部队,可以搞晕、搞垮了一帮干事的、想干事的社会精英的。

也就是一张巨网笼罩着神州大地,使你除了心灰意冷、和光同尘之外,什么都进退不得。

实际上,在大明公司伦理道德这张光芒夺目的网上,大家都是一个个扑腾的飞蛾。

人人心里打磨着利益的暗箭,却偏偏耍着伦理道德的明枪。

伦理道德到了明代,已彻底走入了死胡同。

时至今日,近400年过去了。

我们的社会走出伦理道德的暗影了吗?

当小金用7000字战斗檄文跟郭德纲老师决裂、而不能坐下来聊聊合伙合同时,当追随健林同志13年的叶宁眼见老板握着空降兵的手走在国际舞台上、于是转身投奔华谊兄弟时,当吃瓜群众搬着小凳子围观万科股份之争中王的桃色故事时,我们知道——

要走出农耕文明的bug,路还长着呢。

是的,我们不再羞谈利益,不再以道德仲裁一切。但同时几乎是出于本能,我们还是习惯运用伦理道德的能量,试图建立一个面对工业经济、甚至互联网经济下的人事关系。

可是现状是什么呢?是工业经济的发展精神,却并不追求人情关系网,也不在意“存天理, 灭人欲”、忠孝义的那些伦理道德。

而是严格规则下的生产效率。

是精确的利益、利润计算。

显然,伦理道德将面临更激烈的冲突。

那些人中龙凤们,对此应深有体会。


攀龙附凤非我有

在我们父辈一级的创业实践中,有两个人可谓是泰山北斗级的教父。

一个如高山巍峨不语,不怒自威。

一个如冬夜寒星,冷辉自洒,照亮大地。

他们经历过共和国的艰难时世,挨过饿,吃过苦,走过“文革”,热爱过主席。一点都不用怀疑,他们对国家前途怀有深沉情感,身上有着明显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

他们的爱国,估计超过了计较个人得失。

他们把创业当作了报效祖国的途径。

我们甚至能听出他们话语背后的壮怀激烈。

好像是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好像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好像是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好像是沙场秋点兵。

但是挨着他们的青年,却未必这么想。

我听说,有一部分90后,他们的梦想是35岁前发完横财,然后周游列国,吃喝等死。

这可能是玩笑。但显然父辈、儿辈、孙辈这一代代人,是不同生态下生长出的不同生物。萧条异代不同时。

冯小刚的《老炮儿》输出的是什么价值观呢?无非是失落的义气。

可是忠孝义治天下,年轻人却没有这想法。工业文明也不太爱谈这些。

所以,当企业界两位父辈的泰山北斗——早年间的柳传志、任正非,愿意用伦理道德上的深情交换,实现具体利益上的双赢时,他们都迎来了失望。

他们施恩于人,栽培追随者,希望他们因此感恩戴德,对企业忠心不二。他们不断提升对方薪资待遇、给足空间,希望籍此赢得人心。

但是那时的人事故事,并不美好。

柳传志当年相中了一个刚毕业的青年俊杰。他破格将联想公司营销重任委托给这个青年,并期待着培养他成为集团的接班人。

不久后,他把接班人送进了监狱。

柳传志悲凉地发现,这个叫孙宏斌的年轻人,好像并不想只做人家的弟子。他似乎更喜欢另起炉灶。

他的营销部,成了叫板柳传志的独立王国。

当然他后来出狱后,请师父吃了饭,认了错,拿到50万元创业资金,一路历经坎坷,许多年后,终于起了个很大很大的炉灶。

2016年9月18日,孙宏斌的融创地产斥资138亿元,收购了联想旗下的地产业务。

这似乎是一场美丽的误会。一个有着勃勃野心的青年人,误入了一个长者的世界,被期待着以忠义双全、产业报国。

他们最后貌似大团圆的结局,更像是传说。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运气收获到的。

特别是当他的师父是军人出身时。

比如早年的任正非。

任正非当年赏识的这个年轻人,也是天才。这个湖南的少年,15岁就成为了理工大学少年班的一员。到26岁时,任正非已将他委任为华为的常务副总裁。

少年心事当拿云,世界是你们的嘛。于是30岁时,他横下一条心,从华为分钱带人出走,成为任正非的直接竞争对手。

六年后,任老先生将之收拾回炉,摆任闲职。

此后他又离开华为,加入百度,再离开创业,一路波折,运气差到家。

2016年3月15日,身为公司CEO的他,涉嫌内幕交易,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

这个叫李一男的男一号,写下的故事实在太跌宕起伏了。

一个收购于9.18,一个受审于3.15,都是特别的日子。他们不同的仅仅在于,一个事变成功了,一个却身陷囹圄。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今天又有多少第一代的创业者,仍然为接班人的问题,在月下独自徘徊?

又有多少带头大哥,无奈之下,习惯用信息不对称的旧办法去摆平背后的恩怨情仇?

又有多少互联网巨头公司的二哥三哥五哥们,有意无意地布下暗黑的收割联盟,忽然一夜之间,带领人马夜奔,与昨日的故主划下楚河汉界,两军对垒?

这算是揭竿起义呢,还是血腥江湖?

三千年农耕文明所呈现出的巨大惯性,并不是三十年市场可以消化的。

工业经济追求的是利润,是付出回报,是企业利益最大化。身在其中的人,不可能不想着自己个人价值最大化。

昨日忠孝义的传统修辞,又怎么能填写得了工业经济下利益的表格?

契约精神又不可能在一天建成。合同上的商业规则要变成人心的条约,也需要冬去春来一样的变化时间。

在工业经济下,组织成员与领导之间的人事关系,既有对道德威权的服从,也有实际利益的交换。而当实际利益远远高于服从时,交换者就会选择中止交换。

形势比人强,这基本是必然的。

何况今日之中国,在辽阔大地里,在星罗棋布的高楼大厦森林里,同时并存着农耕、工业、互联网三种经济形态,又相互杂糅融合。

这种形势导致的,必然是更复杂的人事关系。

其实呢,同时也是更加简单的。


却看自由花满头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终极假设。

假如不考虑是非对错,正常的离职不算,特殊的例子也不算,那么,一个人,为什么要背叛出他工作的企业呢?

大概有只有两种情况:

第一,价值观或经营观不同,不能兼容。

他说应该往右,你说未来在左。我说基于兴趣的岛群经济将成为新常态,你说互联网就是要打破孤岛,共联共享。他主张重资产,掌握核心技术,你要轻资产小步快跑…

马和牛之间隔着风,跑不到一块去。

那没办法,只有分道扬镳。

第二,现有企业环境,阻碍了自己获得更大利益,或者利益(包括实际利益、心理利益)分配不平衡。

我跟你多年,一起做大了公司,你却重用外人,拿土豆不当粮食。心情低落,愤而出走。

还有自己觉得某块市场有前途,或掌握了某种资源,或者掌握某种技术,不愿意拿出来在公司共享,于是自己出去自己搞。

农耕经济下,这两种情况都没出路。

农耕经济只有一种价值观,你只能像鱼在湖中一样,被水包围。然后利益的冲突,就只有拿道德说事。

在工业经济下呢,也不大好办。

企业分家的痛苦,不是当事人或没亲眼见过,不可能理解。财产怎么分?技术怎么分?客户怎么分?团队怎么分?难分。难解。

最后搞不好就走上了同甘共苦、同床异梦、同归于尽三部曲。

这种颇富戏剧张力的事情,如果要开一个忆苦思甜大会的话,那估计会有十万个老板上台痛哭流涕。太特么的伤心了。

可是就算是伤心到太平洋,那也是你自找的。又没人拿枪逼着你做老板。

好一点就是和平离开,在新领域另打江山。这个多少还能保持一些恩情,还能把酒言欢,或者相逢一笑泯恩仇。

但这些在未来,都统统不是问题。

在未来,甚至现在,在连接与共享的经济形态下,诞生的是新的人事关系文明。

首先价值观不一样的,根本就玩不到一块去。

你爱绣花,就和绣花的组成兴趣小组经营;你爱舞剑,就和舞剑的玩出个公司。兴趣就是公司的基因,公司就是兴趣的组合。

而我可以确保,任何一个大公司,出于对未来不可知突变的危机感,也会提供各种各样的、名目繁多的兴趣小组。

他现在没做,不代表未来不做。他现在满不在乎,不代表未来就没有恐惧。

这里也没有什么传统公司、新兴公司之分。颠覆一家矿泉水公司的,可能是一家火箭配件公司。拿下一个服饰巨头公司的,可能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鬼。改变一个行业的,可能是另外一个行业的某个意外发现。

这就叫新一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其次也不会再有任何组织,可以阻碍你去实现自身价值与利益。

因为未来,不会再有雇员的概念。

你所能从属的只有自己的内心,所能忠于的只有自己的梦想,所能实现的只有独立个体的价值。没有人会再愿意做别人的跟班,每一颗种子都是为了长成一个独一无二的生命。

你不再隶属于某一个组织,不再依附于某一个权威,甚至不再某个具体的地方办公。

有且只有一种情况,才是人心甘情愿效力的:公司的理想与自己的理想重叠,或者有较大的交集,可以在公司大理想下实现自己的小理想,温暖自己的“小确幸”,可以在组织大价值下实现个人的小价值。

即组织之于个人的作用。

同时也即个人之于组织的作用。

自由的花,终将在明天盛开。

虽然今天的企业人事关系,黑洞仍然存在。

但请不要再抱残守缺,不要再用主任、恩人、老板、东家、权威的旧思想拥抱今天的阳光、明天的朝霞。

不要再用一种看待家臣、雇员、学员的旧眼光,打量着新一代的青年。

不要再用君君臣臣、忠义礼孝的昨日惯性,面对新世界的竞争。

比物的现代更为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

如果你以为这是奇谈怪论,那你将失去未来。

当然人情关系仍旧有益,伦理道德仍有光辉,却一定是在明确利益规则、价值共识之下。

劳动人民在解放自己的过程中,一不小心,就顺便解放了中国式人事的黑洞。

未来可能不如你想,但你已在路上。

希望你永远是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主人。


最后,本公号“李不太白”总结下观点,纪念那些逝去的历史、那不折不挠的英雄张居正——尽管他有这样那样的毛病。


一过千年

李不太白


当时转身惹寂寥,

一剑霜寒十四州。

功名如花人已去,

欲飞无翼黯然收。

天地为笼人作鸟,

借道孔丘修成桥。

攀龙附凤非我有,

他非白玉鬼神愁。

山雾茫茫归何处,

却看自由花满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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